【文/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王若愚】

英国《观察家报》15日援引英国国防部说法称，由于新冠疫情以及与中国关系恶化，英国政府已禁止英军方人员训练香港警队，但英国国防部尚未对此予以公开证实。

16日，香港警方在回应内地媒体就此事的询问时表示，鉴于目前疫情形势，香港警队已经主动决定暂缓派员到内地及海外接受训练课程，以待日后再行检视相关安排。

2016年12月，英国现役军人到港培训香港警察，为回归来首次。（资料图）

禁止英军训练港警，是全国人大常委会制定出台《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维护国家安全法》（以下简称《香港国安法》）后，英国采取的系列应对制裁措施的最新动作，目的在于向大陆和香港方面施压，企图令中国停止施行《香港国安法》，以维护英方与香港反对派的密切互动、干涉香港事务。

但中方补足香港维护国家安全短板的决心意志坚定不移，英方的持续加压行为，反而会促使香港政商各界认清现实，转变立场态度，推动内地-香港融合。

正如香港警察队员佐级协会前主席陈祖光所说：“训练课程的暂停，只会进一步减低英国对香港警队的影响力。对国家和香港而言，是一件好事。”

回归后港警仍未完全“去殖”

即使香港回归至今已有23年，英国依旧没能放弃“在香港延续殖民影响的幻想”，时常试图在不同领域干涉香港事务和中国内政。除了因修例风波进一步为大家所知悉的司法领域、教育领域、移民领域，在香港警察方面，其实英国也依然留有影响。

香港警队成立于1844年。在港英统治时期，作为三军司令的港督，可以统筹使用英军和警队，双方在打击偷渡行为、镇压民众暴动、维持社会秩序方面进行紧密合作，军方人员也作为社会名流参加地方的各类社交活动。

长期以来，驻港英军一直担负着对警队的培训，以及社会活动的支援任务。发生于1956年的九龙及荃湾骚乱，香港警察未能控制事态，直到驻港英军派出3个步兵营方能平乱。1967年5月，香港再次发生大规模暴动，当局出动大批英军和防暴队镇压，为时数月才将暴动平息。因在平乱中牺牲较大，香港警队被英国女王加上“皇家”头衔，并开始陆续组建机动部队等警种，提高平暴能力。

香港回归前，驻港英军逐步撤离，其担负的边境巡逻和堵截非法入境等职责移交给警队，为此警队连续数年扩充编制。

回归后，非紧急情况不动用驻港解放军成为中央和香港的共识，驻港英军的很多职能被香港警队所执行，使之兼具了内地警察与武警的双重角色。

2019年上映的电影《我和我的祖国》，其中一个片段《回归》，讲的是香港回归祖国前后发生的故事。电影中有这么一个场景，当零点的钟声敲响后，巡逻的警察们取下“皇家警察”的帽徽，换上“特区警队”的新帽徽。这其实也带来了一个深刻的问题：如果不进行一番脱胎换骨的改造，仅仅是换一个帽徽，就能真正地“回归”吗？

至少从香港警队来说，在回归23年的时间内，英国人留下的烙印还是比较深的。

最直接的就是文化方面的影响，包括英国步操，以及仪仗活动。

在现代纪律部队中，队列动作不再具有作战功能，而成为强化纪律、促进团结、展示形象的一种手段。香港警队一直使用的是英式步操（即队列动作），我们在新闻或者香港影视剧中经常可以看到，其典型特征根包括手臂甩得又高又直，踏步比较轻巧，在立定和转体的时候，要很用力地跺脚，以及在敬礼的时候，手掌有一个明显的外翻动作。

香港警察的英式军事步操，甩臂高度非常高（图/东方IC）

回归以后，为了保持英式步操水准不下滑，香港警队经常派遣操练及枪械训练督察到英军仪仗学院接受训练，然后回港培训其他人员。

后来，考虑到这种做法效率不够高，香港警队于2016年12月，邀请4名英军现役军人到港，对50名香港警察和7名其他纪律部队的学员进行培训，内容包括仪仗仪式、步操、风笛、鼓队以及棍操、剑操等。英国教官还向培训出色的港方学员颁发奖项。

由于这是回归以来，香港警方首次邀请英军上门指导，受到了有识之士的批评，被认为是无事生非。

香港警察乐队充满着英国文化元素（图/港媒）

笔者曾参加过特首官邸开放、升国旗仪式等活动，香港警察乐队的表现真是让人大跌眼镜。只见他们上身穿白色制服，下身穿苏格兰裙，吹着风笛，让人……一言难尽。

其次，香港警队基本沿用港英时期的警队组织架构，但唯独撤销了颇为神秘的政治部。

香港警队的组织架构，带有明显的英国印记。比如职衔对应，一定的职务编制对应的警衔；根据辖区面积、人口、治安形势的不同，设有数量不等的分局、警区、警署等派出机构。

香港警队政治部的历史可追溯至1934年，由英国军事情报局五处直接指挥，同时获得军情六处的支持。他们主要负责在香港进行秘密情报侦察、查办间谍等行为，可以采取一切手段，对共产党和国民党政治人员、情报人员、香港本地激进分子及香港左派组织进行监控。

随着香港主权移交临近，为不使间谍部门的秘密、手法和经验为特区政府所用，政治部辖下的情报部逐步解散，所有机密资料均运到英国军情局。1997年1月，香港发布《截取通讯条例》，规定政府需法官手令批准，方可监听目标。

香港回归后，因缺乏经验、人手和法律制度的限制，在警队内未设立相应的情报部门。直到今年《香港国安法》通过之后，香港警队才设立了国家安全处，补上了短板。

第三，香港警队主要使用英国、美国等国家的武器装备，堪称“万国牌”。

以飞虎队（香港警察机动部队特别任务连）为例，他们是按照英军特种空勤团的编制组建的。飞虎队的装备和武器，也是按照英军标准采购的，是西方国家比较主流的军用直升飞机、枪械、护具等。除了编制上属于警队以外，飞虎队的其他特征，和西方军队的特战分队，并没有太大的差别。

TVB和香港警察合作拍摄《机动部队2019》

综上，回归23年来，香港警队依然保持着较为浓郁的英国血统，英国政府及军方依然可以施加影响力。

这既是因为英国政府和警方希望通过这种情感纽带维系对香港的影响，同时也因为香港警队内部缺少反思、推动转轨的力量，让那些合理的与无理的、先进的与落后的制度体制一再延续下去，让去殖民化止步不前。

制裁措施将倒逼香港体制转型

英美一再“加辣”的制裁措施，会让香港人逐渐明白，在中美战略博弈愈发激烈、对抗烈度持续提升的情况下，香港政府机构、包括警队很难再像以往那样以相对独立的“第三方”的身份超然物外，而是或主动、或被动地搭上“中华号”巨轮。

下一步，各类制裁还会持续升级，而这也将推动包括警队在内的政府组织与社会机构，加强与在地的情感连接，影响带动港人“人心回归”的时代征程。

一是面对制裁施压，政府高官和警队高层纷纷正面发声。

8月7日，美国财政部宣布对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林郑月娥等11名中国内地及香港官员实施制裁。面对美国施压，“上榜”的特区政府官员纷纷表示，毫不在意，毫无畏惧。

其中，林郑月娥回应，“我们正在履行维护国家安全的崇高责任，不仅保护着750万香港市民的生命与利益，也保护着14亿内地居民的生命与利益，我们不会被吓倒。”香港警务处处长邓炳强表示，“外国对我的制裁，对我来说毫无意义，我会继续专心做好维护国家及香港安全的工作。”

邓炳强（图/香港电台网站）

香港政府高层这种立场鲜明的表态，此前是不多见的。过往香港和内地经济交往多，但是政治交往少，求得更多的是“井水不犯河水”，大家能相安无事。现在的香港高官，开始更多地从政治高度观察和思考问题，政治表态更为坚决，愿意与国家、民族站在一起，共同承担风险。这也标志着香港官员政治上逐渐走向坚定成熟。

二是香港警队可以从内地和其他国家进口警用设备。

自《香港国安法》颁布后，一些美西方国家纷纷宣布停止向香港出口军用设备，以及水炮车、催泪烟、防暴枪等大规模人群管理设备。美西方将此作为对香港警察的警告和制裁，因为他们认为警察在维持社会秩序上滥用权力。

但其实这些警用设备并没有排他性，香港无法从欧美进口，还可以到中国内地以及未对香港实施制裁的其他国家进行采购。毕竟，内地不会以贸易为筹码进行要挟，也不会切断供应链，而是全身心地支持港警尽快恢复秩序、捍卫繁荣稳定。

三是香港警队将加强与内地公安的警务合作。

《香港国安法》实施后，英国、澳大利亚、加拿大、新西兰、法国等国家相继暂停与香港的引渡条约或者暂停审批进程，使得香港进行国际警务合作的空间大大收缩，与西方国家合力控制暴力犯罪活动将会更加艰难。

国安法制定后，公安部党委召开党委扩大会议，会上强调“全力指导支持香港警队止暴制乱、恢复秩序，全力防范、制止和惩治极少数人危害国家安全的违法犯罪行为和活动，切实保障香港居民合法权益，坚决维护国家安全和香港长治久安”。这也就意味着内地公安与香港警队的警务合作，尤其是在维护国家安全方面的合作将得到强化。

笔者认为，在中美激烈对抗的时代背景下，在一部分香港反对派立法会议员有可能拒绝延任一年的情况下，特区政府可以借机恢复香港与内地、澳门建立引渡条例的立法进程，让三地联合起来打击犯罪。这有利于深化三地的刑事合作，也将放大《香港国安法》的综合效益。同时，这样做也有利于扭转香港特区政府一遇阻力就放弃政策法规出台的颓势，让政府更为强势、更加坚强有力。

四是从文化上逐步摆脱英国的影响。

包括在香港纪律部队推广中式队列，警方可到驻港部队受训，也可到内地接受培训，省去千里迢迢请英国教官的麻烦；更改英式警察礼服，使用中国风格浓郁的服装；更新勋章授予体系，逐步纳入国家荣誉体系，等等。

笔者相信，制裁之下的香港警队，将会逐步改变，从“向西看”转为“向北看”。

（参考资料：新民晚报《英军停止训练香港警队？求之不得！》、环球时报《香港警队回应“英国禁止培训港警”：鉴于疫情已主动暂缓派员培训》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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