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王若愚】

9月29日上午7时，香港特区政府与驻香港部队举办中区军用码头移交仪式。特首林郑月娥在致辞时表示，这是历史性的一刻，充分彰显了中央和香港特区在“一国两制”下的关系，具有重要的宪制意义。

特首林郑月娥与驻香港部队司令员陈道祥交换《中区军用码头移交备忘录》。（图片/特区政府新闻处）

这个位于香港岛北岸，只有短短150米的码头，从1994年中英两国政府就香港军事用地未来用途的安排互换照会，至1998年开始规划、2002年拨出经费，再到2013年码头建成，最后到2020年移交驻军，足足走过26个年头。

围绕这一码头展开的一系列政治角力、舆论较量、法律争执，充分说明了香港问题的复杂性。而以《香港国安法》实施和中区军用码头移交为标志，揭示出中央政府在解决香港政局中复杂棘手问题的新思路新举措。

中区军用码头问题的由来

中区军用码头问题的由来，包括驻港英军在香港的军事活动、中英两国的军事谈判、香港填海等经济社会发展状态、“港独”思潮抬头等复杂历史背景。

1841年1月英国占领香港后，在香港岛北岸设置了大量的军事设施，今天的香港公园内就有不少军营遗迹，像茶具博物馆就是当时的三军司令官邸。第二次鸦片战争后，英国割占九龙半岛，在枪会山、九龙东等地设置军营。1898年，英国向清政府租借新界，军事设施也随之北移。

总体上看，驻港英军军事布防以香港岛北岸为核心，具有重北轻南的鲜明特征，即主要防范中国政府从北方陆路进攻香港，但香港岛南岸除赤柱军营外防守较为空虚。

驻港英军的军事指挥中枢一直设置在香港岛北岸，但随着香港经济发展，香港岛北岸填海造陆运动持续了一百多年，军营也随之不断搬迁。驻港英军的海军原本在金钟一带修建有船坞，但在港英政府的要求下，于1959年11月关闭船坞，填海后兴建了夏悫道立交桥，使得中环至湾仔的交通大为顺畅。

作为补偿，港英政府在添马舰海军港池边建设了新的军事基地，内有驻港英军的司令部大楼——“韦尔斯亲王大厦”，即今日的解放军驻香港部队大厦。那时的大楼就在港池边，港池内可以停泊驱逐舰、护卫舰，港池外可以靠泊轻型航母。

正在兴建中的韦尔斯亲王大厦，可以看到其侧面的港池停泊有军舰，出了大楼就可抵达海边。（资料图）

随着中环地区的进一步发展，港英政府提出了中区湾仔填海计划，添马舰海军港池也在填海的范围之内。为此，20世纪90年代，驻港英军的海军基地迁往对面的昂船洲岛。填海后的添马舰港池，后来兴建了特首办公室、特区政府总部、立法会大楼等建筑。

经过多年填海，“倒酒瓶”形状的驻港部队大楼，距离海边已有不短的距离。（图/特区政府新闻网）

1994年中英两国政府就香港军事用地未来用途的安排互换照会，约定驻港英军将14处军事用地无偿移交解放军，25处军事用地无偿移交香港政府，并为解放军补偿5处因经济社会发展而被占用的军事建筑物及固定设施。

其中，在昂船洲岛南岸重建原位于添马舰的海军基地，在枪会山军营重建原位于京士柏的军事医院，在石岗重建原位于彩虹军营的军需仓库、在赤鱲角机场重建原位于启德机场的联合军事运输中心这4个项目都早已完成，并在1997年主权交接仪式后，移交给了解放军驻香港部队使用。

5处重建项目中，唯独中区军用码头未能及时移交。这是因为当时中区湾仔填海工程正在进行中，无法预见最终的建设规模，军营选址让位于经济发展，反映中央充分照顾香港的发展需要。中英双方约定：“香港英国政府将在中区湾仔填海计划内的最终永久性岸线靠近韦尔斯亲王军营处预留150米长岸线，以供1997年后建军用码头使用”。

按照协议要求，特区政府于1998年起按当时情况在香港中区分区计划大纲图内标示了军用码头的位置，后于2002年向立法会申请并获批拨款兴建有关工程。

建设规模包括新建一个长150米的海军码头，并在港岸修建办公室设施、消防泵房和电力供应设施等4座建筑物，以保障军舰靠泊的需要。在4座建筑物的上面，设置了一条斜形的框架进行连接。码头陆上占地面积约0.3公顷，占中环海滨公园总面积的3%。同时，在海上分别设置了内围限制区域和外围限制区域。

这个码头在2013年就完成了建设，但闲置多年，始终未能移交驻军使用。而且由于反对派的密集炒作，一度连“中区军用码头”都成了敏感词汇，特区政府官员唯恐避之不及。经笔者梳理，反对派炒作的理由借口主要有以下几条：

一是质疑军用码头的防务功能和军事价值。

他们认为，在距离码头只有区区数百米的对岸，已经修建了昂船洲海军基地，驻军没有必要为其防务职责在核心商业区多设置一个军用码头，兴建军用码头只是具备象征性意义。一旦军事上有需要，昂船洲的军舰出发，不用几分钟就能抵达中环。中区军用码头现址应继续由香港特区政府管理，以供市民享用。

二是认为码头将带来内地执法问题。

有人提出，将中区军用码头移交予驻军，将成为广深港高铁西九龙站“一地两检”安排的翻版，从而让内地政府在香港境内行使权力。有人质疑，军用码头设置在公共区域，一旦市民不小心“误入”，就可能遭受驻军安排的警卫人员的管控，令广大市民增加被拘捕的危险。

中区军用码头海图纸。图中红框为军用码头海上内层、外层禁区。（图/香港保安局）

三是提出码头割裂了中环休闲带的整体氛围，是与民争利。

有反对派炒作，码头所在的中环海滨公园是供市民享用休闲的地方，设置一个军用码头与周遭环境格格不入，而且有人担心倘若派驻码头的驻军人员配备长枪，会令市民感到恐惧。市民原本想着轻松地在海滨游玩散心，现在却遇到这样的烦心事，移交码头给予市民割让土地的印象。

四是指责特区政府擅自扩大协议内容。

有的提出，当年中英两国协议只订明建造长150米的码头，供军用舰艇使用，因此不应该在码头范围内设置电力供应等附属设施，也不应该划设海上禁区。还有的认为，这是当年中英两国的协议，特区政府根本不是缔约方，有什么资格和义务来移交码头？

五是炒作码头禁区影响航运安全。

有些反对派提出，中环海滨地区设置了多座码头，船只来回交通频密。军用码头将来会航行军舰，并设置海上禁区，可能影响本地船只的安全及运作，尤其是在附近航行的渔船及九号和十号公众码头的游艇受影响最大。

昂船洲海军基地海图纸，图中方形港池是舰艇停泊区。（图/香港保安局）

反对派的持续炒作，煽动了民众的恐慌心理，不少人对军用码头的建设和移交驻军使用表示担忧、反对。2013年，一些反对派持续炒作反对中区军用码头建设方案，成立“中环海滨关注组”等组织进行策动。当年12月26日下午，几名“港独”分子打着反对建码头的旗号擅闯中环军营。2014年2月，香港城市规划委员会通过决议，同意兴建军用码头的方案。

2019年4月，一名“香港市民”就特首会同行政会议于2019年1月22日作出核准经修订中区分区计划大纲草图的决定，以及城市规划委员会于2014年2月14日作出不修订上述经修订分区计划大纲草图的决定，申请司法复核许可。这人还申请法院发出临时强制令，限制政府在司法复核待决期间，转让或以其他方式处置码头。

从港英时期中环地区遍布军事设施和港池，到回归后香港反对派密集炒作一个仅长150米的军用码头，充分说明反对派为了反对而反对、一贯“反中乱港”的立场和图谋，驻军作为国家主权的象征，其军事活动和军事设施更是成为了反对派集中火力攻击的目标。

特区政府终于完成重建军事设施的历史责任

在交接仪式上，林郑月娥颇为感慨地说：“中区军用码头，是特区须为驻军重建并供使用的最后一项军事设施。特区政府今天把军用码头移交后，就全面履行了我们有关的责任。”

为了履行这个责任，特区政府也是使出了浑身解数。面对反对派的种种质疑，他们利用各种场合进行宣传解释，同时开展相关立法工作，为码头移交创造条件。

2019年5月8日，特区政府围绕中区军用码头的附属法规，一口气向香港立法会提交了修订5份法规的请求，分别是《2019年受保护地方(修订)令》、《2019年受保护地方(保安)(特派守卫)(修订)令》、《2019年军事设施禁区(修订)令》、《2019年船舶及港口管制(修订)规例》、《2019年商船(本地船只)(一般)(修订)规例》。为了审议这5份法规，立法会内务委员会专门设立小组，由27名议员组成，黄定光议员担任委员会主席。

黄定光议员履历（图/香港立法会官网）

在法规审议过程中，反对派继续提出了很多质疑乃至反对的论点，特区政府逐一进行答复，耐心做好说服工作。

比如，有议员提出提供“1997年7月1日后，有多少人因为《受保护地方（保安）条例（第260章）》被定罪的数字”，保安局一本正经地回答：“我们没有储备这方面的资料”。

有的询问：“为什么法规的中英文字句不一样，英文文本中缺少‘符合以下所有说明’的对应词句？”保安局再次回函表示“有关条文的中英文文本是按照相应的语文规则草拟，以达致最自然流畅的表述。尽管有关条文的两个文本的句法组成部分和结构略有不同，但其意思完全一致。政府当局没有计划修改英文文本。”

为更好赢得市民的支持，根据特区政府建议，驻军同意在不影响防务工作的条件下，酌情考虑开放军用码头，让公众进入军用码头的非禁区范围，体现驻军对香港市民的关爱。

军用码头的设计与周边的海滨公园及维港景观互相配合，而驻军进一步采纳特区政府建议，除面向维港的一面外，军用码头其余三面采用活动围栏，可以打开供市民通行。不开放时，行人也可在军用码头南面的步行路继续使用海滨公园，并保持海滨长廊的通达性。

图/谷歌地图

经过艰苦努力，2019年6月，立法会完成了对有关军用码头5份附属性法规的审议。至6月29日，5份法规全部生效，军用码头在香港法律层面得到了较为充分的法律保护。其中，码头陆上范围的4座建筑物除了成为“受保护地方“外，也被指定为“禁区“。在军用码头之外，全港只有4座军营同时具备这两条保护。

法规的出台，扫除了移交的最后阻碍，但依然过了一年多时间才移交驻军，这其中既有一些矛盾问题的后续处理需要消耗精力，也是受到了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9月29日，码头正式移交驻军，才把5项重建军事设施任务画上了一个并不算太圆满的句号。

军用码头移交具有重要意义

笔者感到，随着《香港国安法》的颁布实施，中央在治港问题上展现出新理念新气象，也取得了新发展新进步。站在这样的维度来考察，军用码头移交的意义和价值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彰显坚持原则、绝不退让的立场。

香港回归至今，特别是自2003年以来，特区政府推出的好些政策，从“23条立法”到“设立国民教育科”，从“政改方案被否决”到“修订逃犯条例”，只要社会上质疑的声音多，特别是发动大规模游行和暴力示威破坏等活动后，往往被迫取消、无疾而终。

在这次林郑月娥的讲话中，专门有一段是关于军用码头的性质。她讲道：

“特区政府过去在不同场合已多次向公众说明军用码头的背景及其军事用地的本质，相信市民会理解军用码头不论何时都是用作防务目的的军事设施，其所在地是军事用地，无论开放与否，其法律地位不会改变。军用码头移交后由驻军管理，将来军用码头的具体开放安排属驻军管理军事设施的防务工作，特区政府尊重驻军的决定，并会在有需要时作出配合。”

这一段绵里藏针的话语，反击的是目前依然存在于香港社会、反对移交军用码头的论调。

这表明，今后在遇到一些复杂矛盾问题时，中央和特区政府的立场将会更加强硬，坚守原则、寸步不让，真正以斗争求团结、以进步打败退步。如当前香港反对派和境外反华势力围绕“12港人”问题进行密集炒作抹黑，要求大陆放人、特区政府“捞人”，但在内地必然会依法惩处，绝不可能妥协退让、法外开恩。

二是更好宣示国家主权。

驻香港部队是国家主权的象征，军事和外交问题为国家事务，在香港回归前是中英两国政府谈判的内容，并非香港管辖的地区事务。军用码头移交，解决了中英军事用地谈判的后续问题，实现了19处军事用地全部移交驻香港部队，为驻军代表国家履行防务职责提供了更加便利的条件。

自香港回归以来，驻香港部队依法履行防务，展示了良好形象。（图/周汉青）

自回归以来，驻军为香港执行防务任务时，一向严格遵守《基本法》、《驻军法》及相关法律，已获得香港市民的信任和认同。但相对来说，因驻军实行严格管理，与市民交流接触机会较少。中环海滨公园人流密集，往来市民多，人们有更多的机会感受军舰的威武、哨兵的风采，增加与驻军的交流接触，这些都有利于扩大驻军在香港的军事影响。

三是充分发挥军用码头的军事价值作用。

当前香港形势并不太平，在目前疫情稍微得到控制的情况下，反对派依然在国庆节举行了零星的抗议活动；戴耀廷被香港大学开除后，近期再推所谓“香港法治重生计划”众筹和“拉撒路计划”，图谋策划“占中2.0版”，等等。可以预见，香港暴力活动近期会有恢复的迹象，未来也有可能爆发大规模暴力示威。

军用码头位处商业中心区，距离驻香港部队大厦的直线距离很近，并靠近行政长官办公室、政府总部及立法会综合大楼，属重要战略位置，对驻军的防务作用不可忽视。一旦香港发生重大突发情况，港岛与九龙的海底隧道被人为阻断，开辟从昂船洲至中环的海上通道将很便捷，且人员装备的运输效率较直升机空运等其他手段要更高。

2019年11月14日，香港红磡海底隧道因暴徒破坏而封闭，近两周后才恢复通车。（图/中新社）

四是较好发挥争取人心作用。

军事用地被划分为军事禁区和受保护地区，一般不对市民开放。驻军同意在码头并非用作军事用途时，向公众开放码头作为海滨的一部分，其实是向香港市民表达善意。军用码头移交后，驻军可适时举办开放交流活动，予民便利。

但同时，笔者也感到，作为一个开放水域，军用码头在安全管控上，较之拥有封闭式港池的昂船洲更加困难，同时来往昂船洲与军用码头的军舰将横穿维多利亚港，也存在一定的安全风险。

军用码头未来是仅作为上下人、货的运输码头，还是作为军舰长期靠泊的军港，其功能定位需要进一步厘清。此外，还应当防范别有用心的人，从陆上、海上擅闯军事禁区、进行炒作滋事的可能性，确保军用码头的安全顺利。

（参考资料：香港立法会有关中区军用码头的文件、“有情饮水饱”公众号关于驻香港部队军营的介绍文章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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