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带一路”战略构想及400亿美元规模“丝路基金”的相续出台，是中国经营大周边历史进程中的一大创举，也是中国在对外战略与全球经济“顶层设计”上更加成熟的产物，其重要性和必要性怎么强调都不为过。

今年9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斯里兰卡总统拉贾帕克萨陪同下，考察中斯重要合作项目——科伦坡港南集装箱码头。新华社记者 鞠鹏摄

与此同时，全球“风险社会”的大背景，以及中国企业“走出去”过程中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都时时在昭示我们：以专业化、国际通行方式进行“丝路基金”项目的风险防控，对于基金尽早形成稳健良性的资金运作模式，平稳推进“一带一路”战略布局，至为关键。

综合各方面因素，需要重点防控好下列八个方面的风险：

一是宏大叙事和政治正确挂帅带来的项目一哄而上的风险。“丝路基金”和“一带一路”因其承载国家使命的战略意涵，加之高层重视，在当下中国实际上具有了某种政治正确的意味。只讲政治正确而不讲经济上的可持续性，中国曾经为此吃过不少苦头。

三年困难时期及“文革”期间超越国力进行的援阿（阿尔巴尼亚）及部分援非项目，都是不考虑经济可持续性的典型。

在当前浓烈的宏大叙事和政治正确氛围下，尤其必须体认到：“丝路基金”和“一带一路”有政府背景，但不是对外援助和援外工程，而是本质上追求可持续性、经济性运行的国际金融和国际经济合作政策工具。

在“丝路基金”运用和“一带一路”建设上，必须在政治正确与经济理性之间寻求平衡，防止过剩的战略考虑影响到“丝路基金”稳健运行，避免由于片面强调政治外交意涵而使“丝路基金”陷入到“领导重视、加大投入、特事特办、算政治帐”的窠臼中去，坚持“丝路基金”项目算政治帐和算经济帐的统一，国家政治外交收益和基金可持续性的统一。

二是国别政治风险。中国大周边地区众多国家都处在复杂的政治经济社会转型之中，未来形势潜存很大的不确定性和风险。而对政治风险和社会变化不敏感，过于依赖同当政者的关系，使得许多中国“走出去”企业，在政经局势突变后遭受巨大损失。

2011年缅甸政局突变后，中国公司巨资投入的密松水电站项目（一期投入为36亿美元）即被无限期搁置。实际上，在该项目开建的2009年，缅甸政局已在酝酿重大变化。该项目前景至今仍不明朗，已使中方企业遭受巨大资金和机会成本损失。

“在政局酝酿重大变化的国家搞敏感的大项目要慎之又慎”，这是中国企业可以从密松项目挫折中得到的一个沉痛教训。一个国家的重大政局变化并非无迹可寻。

持续深化对大周边转型国家政治经济发展的认识，加强对项目所在国政治经济形势长期立体的研判，根据政治风险情况确立“丝路基金”具体项目的融资模式和项目建成后的运行模式，将十分有助于规避和分散项目潜在政治风险。

三是地缘政治动荡的风险。由于大国博弈等因素造成的地缘政治动荡，往往造成企业的连带经济损失。2003年美国入侵伊拉克，使得众多在伊拉克经营的跨国企业（包括中资企业）遭受巨大损失即是一例。2013年，中国海外直接投资达902亿美元，列美、日之后而居世界第三。

这一形势下，如何应对地缘政治风险，就成为中国企业推进国际化和全球化生存的一个看家本领。

从趋势看，未来几年全球重大地缘政治风险主要集中在中东、南亚、东欧、东北亚四个地区。伊斯兰国（IS）等极端组织及叙利亚局势将如何影响中东局势走向，美军撤出后阿富汗及其周边局势如何演变，俄罗斯和美欧围绕乌克兰问题的进一步角力如何展开，以及朝鲜半岛局势的不确定性，是“一带一路”建设中地缘政治风险的主要来源。

四是恐怖主义的风险。恐怖主义是长期重大的全球安全挑战，亦是中国企业“走出去”必须严加防范的重大风险。

2004年中铁公司援建阿富汗公路建设项目，遭遇恐怖分子袭击并造成11名中国工人罹难，2007年中原油田在埃塞俄比亚欧加登地区项目，遭受武装恐怖分子袭击并造成9名中国员工罹难等，都表明中国“走出去”企业已成为形形色色的恐怖主义势力的重要对象。而众多中国能源资源企业、基础设施企业在发展中国家的偏、远、穷、危地区运营的特点，更使中国企业面临的恐怖主义威胁高出其他国家的跨国企业。

必须认识到，中国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必然会触动国际上和当地一些利益集团的奶酪，可能引发各种各样的重大安全风险，包括恐怖袭击风险。

恐怖主义本身的特性，使大周边国家政府和人民整体上对华保持友好的氛围，但并不能减弱形形色色的恐怖势力对中国企业构成的潜在威胁。为此，要加强中外政府间的反恐合作，强化企业全员的恐怖主义防范意识，按国际通行作法抓好项目的日常风险防范工作，做好应急预案，最大程度上减少参与“丝路基金”和“一带一路”项目的中国企业所面临的恐怖主义袭击风险。

五是国际合作伙伴选择不当带来的风险。中国“走出去”企业的经营实践表明，合作伙伴选择是国际化经营中最需要慎重其事但又最困难的决策之一。

最近中国企业竞标墨西哥高铁项目的波折，一个重要原因是中方企业的墨方合作伙伴遭到指控，并引发墨国内政治风波。而2004年TCL公司并购法国汤姆逊公司失败，重要原因是并购对象汤姆逊公司所拥有CRT（阴极射线管）技术已经落后于时代、双方企业文化难以形成协同效应等原因所致。

中国企业海外经营的成功案例已有不少，联想并购IBM个人电脑部门，吉利并购沃尔沃的成功，很大程度上正是得益于合作伙伴选择的正确。

预计中外企业联合体将是“丝路基金”项目的最主要企业组织形式。如何使中方公司找到合适的国际合作伙伴，如何从鱼目混珠的候选合作者名单中发现能够责任共当、利益共享、风险共担的真正有实力的合作伙伴，实在是摆在“丝路基金”基金项目遴选中的一大课题。中外政府部门之间、商会和行业协会之间的深入交流和协作，以及专业咨询公司的参与，将十分有助于解决此一问题。

六是经济民族主义所造成的经营风险。进入21世纪以来，以“维护经济安全”、“提升产业结构”为标榜的“经济民族主义”在许多国家蔚成风气，成为众多国际能源资源企业面临的重大经营风险。

2006年玻利维亚新政府的能源国有化政策，2011年蒙古国家安全委员会否决中国神华集团竞标塔本•陶勒盖煤矿（全球最大的未开发煤矿），以及2014年初印度尼西亚禁止原矿产品出口，均对包括中国企业在内的众多国际企业产生很大冲击。

经济周期的波动、能源资源产业的巨大利益以及重大资源及基础设施项目的敏感性，使得经济民族主义思潮在国家内部的政治经济运行中长期有市场。

但从中近期趋势看，受全球经济增长疲弱和资源熊市影响，经济民族主义出现阶段性降温，这客观上有利于中国未来几年推进“一带一路”建设。从长远考虑，理解经济民族主义的深刻复杂根源，防止中国企业成为经济民族主义锋予所指，对规避“丝路基金”运用和“一带一路”建设中的重大风险是一项重大战略课题。

七是当地工会的风险。无论是在发达国家还是在发展中国家，如何同当地工会打交道，是至今仍在困扰许多“走出去”中国企业的一大难题。

上世纪90年代初首钢公司投资的秘鲁铁矿石项目，在处理当地工会问题上曾一波三折，已成为这一领域从失败到成功的经典案例。上汽集团投资韩国双龙汽车项目以失败告终，有双方在知识产权方面分歧的因素，但更重要的原因则是中方难以应对韩国工会对合资企业正常运行提出的种种挑战。

近年来许多国家的政治变动，强化劳工权益保护，以及劳动者本身权利意识提升，使得即使在一些友好国家里，中国企业都需要面对当地工会提出的种种棘手问题。

“丝路基金”和“一带一路”项目的战略性和人文精神内涵，要求我们将妥善管理同当地工会的关系，视为中国和周边地区不仅是“道路联通”而且也“民心相通”的具体实践。“丝路基金”项目的平稳运作，要求相关中国企业充分认识中外双方工会管理体制差异，认真履行企业社会责任，以平等、共赢、法治精神处理好与当地工会的关系。

八是不熟悉当地市场需求及国际项目运营经验缺乏造成的风险。鉴于基础设施发展是“丝路基金”使用和“一带一路”建设的最重要方向，中国有必要汲取在非洲等国家投资基础设施建设的经验教训。 基础设施过于超前发展造成资金和其他经济资源浪费，日本泡沫经济时期，和目前我国一些地区基础设施建设中引发争议的问题。

尤其要看到，2013年以来，新兴经济体整体上经济增速放缓和国际商品市场转牛为熊，“中等收入陷阱”挑战加剧，使众多周边国家未来一段时期困难加剧，经济社会不确定性增加。因此，中国需要准确把握相关国家经济社会发展趋势，区分其短期应急性需要和长期基础性刚性需求，深入调研不同国家的市场需求特点，做好“丝路基金”项目可行性审查，掌握好项目审批的节奏和投入方向，避免“公路建好了没有车跑”、“港口建好了没有船来”的尴尬和浪费。

于此同时，走出去的中国企业，还要不断完善企业的内部治理机制，学习国际惯例，做好财务预算管理。中国企业在这方面的重大教训不少，资金损失之巨在国际直接投资实践中罕有其匹，令人痛惜。

中信秦富合作投资的中澳磁铁矿项目原预计投资33亿美元，而实际投入需求达89亿美元。中铁公司在沙特承建的轻轨项目2010年完工时，帐面净亏损达41亿元人民币，索赔工作至今仍未结束。中海外牵头在波兰承建的高速公路项目（50公里），报价远低于波兰政府预算，以至于项目资金缺口严重，公司亏损巨大。

出现上述情况，浅层次原因是中国企业不熟悉国际项目运作模式、缺乏国际项目运营经验，但深层次原因则在于国有大企业法人治理结构不完善、“软预算约束”盛行。

“丝路基金”运用上，则一定要减少和避免类似重大财务失误，关键是加快完善相关中国企业的内部治理机制，努力根据国际惯例推进相关项目的财务预算管理，从机制上杜绝重大财务风险。

400亿丝路基金怎么才能财尽其用？作为一项长期的国际经营活动，既要算政治账又要算经济账，无论从政治外交层面，还是参建企业自身经营能力建设方面，都要高度重视风险的防范与管理，亦应是“丝路基金”项目审批管理、“一带一路”项目建设中的应有之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