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到底是为了什么？读书人的使命是什么？

11月25日，在“天下文明何以可能”三人谈暨谢茂松教授新书发布会上，上海财经大学人文学院院长王献华，以自己的思考和实际行动，回答了这几个问题。

在他看来，西方文明自我塑造的优越感，曾让一批中国学者失去了对自身文化的信心，然而如果我们读懂中国都要靠别人，是可忍孰不可忍？中国学者的使命，正在于发掘中华文化的深厚底蕴，并且贯通古今，引发新解。学问要落实到经世致用，是要为人民服务的。时代在变，中国学者肩负的责任愈发重大，应当勇敢地站出来，承担起这份使命。

本文根据现场发言整理，经演讲者审定授权观察者网发布。

王献华：

我和谢茂松老师大体上是同龄人，都属于70后。我们这一代人成长的时代是比较茫然的。过去50年里，我们经历了一个从中古迈向未来的完整过程。在文化和人生观、世界观方面，我们年轻时确实感到迷茫。我个人也有类似的感受，从茂松老师的讲述中，也找到了一种共情，就是我们不得不在人生的某个阶段，特别是在年轻的时候，重新寻找自己在宇宙、天地间的位置。而在这个寻找的过程中，我们也不得不面对一个挑战，因为我们同时会发现，寻找自己首先需要寻找的是世界。

这其中涉及各种各样复杂的因素，不同的人对此也会有不同的应对。这也解释了为什么我和茂松老师虽然在北京有过一段深入的交流，但转眼间十几年过去，期间并没有太多直接联系，现在却有一种殊途同归的感觉。这种殊途同归体现在哪里呢？我认为，我们可能都具备一种人们所说的“建筑师人格”，就是在在认识自己和世界时，我们追求一种完整的格式塔，不能有漏洞，不能有倾斜。不同的是，茂松老师会正面直视这些问题。

有人可能会觉得他的话语太主流了，但我的理解有所不同。我一直认为，主流话语其实是最难把握的。主流话语之所以难，是因为它直接呼应政策和治国方略。对于学者而言，在大学里讲主流话语，不仅需要博学多才，还要真正洞察世界，站在时代的高度，才能真正明白主流话语到底怎么讲。在这一点上，茂松老师其实更进一步，他不仅能站在这个高度，还能从过去、现在、未来，结合历史与文明，进行体系化的阐述。这是一项极为艰难的工作，即体系化的构建，把学问与时代潮流紧密相连。

谢茂松著，《天下文明何以可能——中国共产党与中国文明传统》，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这是一项极为艰辛的工作，我对此也一直有所关注，也有不少我们共同的朋友在这一领域耕耘。这次我对茂松说，你的新书发布会一定要我来策划，因为在我看来，茂松的理论建构无论从高度、厚度还是深度，都是我见过最为扎实的，毫不夸张地说，没有之一。在理解中华文明对于人类的意义和价值时，我们究竟承担着怎样的责任？将面临何种挑战？又该做些什么？茂松的见解高屋建瓴、举重若轻，他的文风我也很喜欢。

茂松老师提到一句话，我也很认同。20年前，如果我们说“学者有义务为人民群众阐释国家道路”这样的话，可能会遭人嘲笑。然而，读书不正是为了这件事吗？否则，所谓“为人民服务”又体现在何处？你说你极高明，但在这个世界中，每天三餐饭，你究竟为社会、为百姓做了哪些具体工作来换取这三餐呢？回想我们年轻时候，人们的价值观是很不一样的，所以听到茂松老师的观点，我感触很深，这是我要说的第一点。

第二点，这也与大局相关。我相信在未来的中国当代学术史、思想史上，今天的新书发布会这一笔虽小却不可或缺。因为茂松老师的这本书经得起时间的考验，与时间做朋友，我们会发现越来越多的同道中人，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将看到并理解这本书的重要性，体会到他在书中所倾注的心血。

正如茂松老师所言，书中部分内容是过去十几年逐步积累而成。我在完成博士论文之后，再也没有写过书，这也反映出我们某种程度上的共性吧。我们意识到，有些事情其实并不值得我们去做，不值得我们为之蝇营狗苟。在这个世界上，我们有更重要的任务要去完成，我们的骄傲究竟应落在哪里？如果我们认为需要更加认真地付出一些努力，如果我们认为我们对某些事情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这才是我们应当去做的事情。

然而，当我们做出这种决定时，我想茂松也会有同样的感受吧，有时在夜深人静之时，你会觉得人间不值得。今天吃饭时还提到我的一个好朋友，也是我们的同龄人，几年前他在49岁时默默无闻地去世了。论学术能力，他堪称一时之选，北大的本科生，但最终他是作为一名老讲师离世的。

茂松老师在书中说，我们传统的学问被称为经世之学，但近代以来，我们的学术架构实际上已经被打败，甚至被淹没。现在这种细分到了什么程度呢？经济学院研究经济史的与历史系研究经济史的互不来往。经济学界嘲笑历史系出身的经济史研究者不科学，历史学界则认为经济学界搞经济史的连文献都读不懂。这种学术割裂，我认为需要深刻反思，因为似乎大家都忘记了，学问是要落实到经世致用的，是要为人民服务的。

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

为什么我们说中华文明应该有点文明自信？过去200年中，欧洲人不断向中国人展现他们的优越性，就是因为这200年他们有钱，他们强大，所以他们就高级。我是学习世界史出身的，就像有些人说的那样，读个书认个字，相互之间谈谈考据，探讨下“回”字有几种写法，在大学谋得一席之地，足够惬意。然而，我发现在这个大时代里，有价值的事情，似乎没有人做，甚至你关心一下都会有人笑。对我而言，这些事情才是意义非凡的事情。在做这些事情时，或许会进入一个空旷的空间，感到害怕和惶恐，但如果忽然发现有人从另一个方向走来，就没有那么害怕和惶恐了。

今天与茂松老师的交流，对我来说是一种极大的愉悦。我非常开心，也非常荣幸在我的同龄人中，有人以精深的经学思路进入，为我从事史学提供了可以切磋、学习、领悟的机会。这样一个人，这样一本书，这样一种相关性，让我深感荣幸。过去十几年，我努力寻找一个史学思路，探寻其本体论架构、方法论原则和叙事策略，想重写十万年的人类历史，并在其中自然呈现中华文明的主体性。我感到现在有了一个可以相与切磋的机会，而且我们的进路正好具有完美的互补性，而且可以请教的同仁正好是一位多年好友。

以我在我的书中也准备讨论的中国革命问题来说，我可能会引入红军长征的故事，将其从党史、革命史、军事史中抽离，真正放回文明史的语境中。为什么我们说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华文明连续性的体现，而不是断裂性的体现？为什么在中国革命中必须看到中华文明的连续性？这一点茂松老师和我的观点完全一致，但角度不同。

正如茂松老师所讲的“子张之问”，很多人只看到“黄炎培之问”，却无法理解“子张之问”的深刻含义。我认为这一点非常精彩，通过“子张之问”的方式，一开始就揭示了连续性的问题。我在讲述长征时，会让这种连续性自然呈现，而且是立体化的呈现。

在此之前，我曾讲过左宗棠，讲过三星堆，这些都是近年来为了理解中国和理解世界所做的努力。我们作为中国学者，在理解世界的同时，也要深刻理解中国。如果理解中国都得靠别人，是可忍孰不可忍？因此，我们需要自己认真读书，才不容易被他们误导。

在这个意义上，我感到非常荣幸，能够与茂松老师形成一种互补。经史之学，以经引领史，以史验证经，这是我们中国的传统。有时候，我们并没有刻意去追求这种互补，但十几年前当我刚回国时，就对茂松老师讲的船山学印象非常深刻，虽然当时并没有刻意追随，但十几年后，我们发现确实是殊途同归，思考的问题是相通的。在这个大时代，真正有意义的事情需要不怕艰辛、不怕寂寞地去努力，这也是我们共同的荣幸。

本文系观察者网独家稿件，文章内容纯属作者个人观点，不代表平台观点，未经授权，不得转载，否则将追究法律责任。关注观察者网微信guanchacn，每日阅读趣味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