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访/观察者网 武守哲】

观察者网：王老师，您好！我们知道您是研究古希腊哲学的专家、诸多西方古典名著的翻译者，近年来又打造了教育部精品慕课“西方哲学精神探源”，取得了良好的教学效果和社会效益。很高兴有机会采访您。您是否觉得近年来国内的古希腊哲学研究有从冷门变成显学的趋势？

王晓朝：您说的没错。古希腊哲学一直是我的主要研究领域。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在一些学术前辈的引领下，长期在这个领域耕耘，取得了较多的研究成果。我在学术研究中奉行翻译与研究并重的方针，迄今为止，出版了十余部研究专著，译完了《柏拉图全集》、《西塞罗全集》、《斐洛全集》。2015年，我在长期研究的基础上打造了一门教育部精品慕课（MOOC）,每个学年在清华大学有一千六百本科生修我的课，每一轮教学在社会上也有成千上万的学习者，部分内容还被“学习强国”选用。

我认同你的判断，古希腊哲学研究近年来有从冷门变成显学的趋势。但若把这个学科发展问题放在较长的时段内考察，可以看得更加清楚。

古希腊哲学是整个西方哲学的源头和初始阶段。在长达1000多年的历史中，希腊哲学经历了多个阶段的变迁，在此期间哲人辈出、学派更迭，遗留下来的典籍卷帙浩繁。早在中国明朝末年，在当时“西学东渐”的大潮下，希腊哲学就已开始传入中国。中国明朝杰出的天主教徒李之藻与其他人合作，翻译了古希腊大哲学家亚里士多德的两篇论文。这是有据可查的最早被译成中文的西方哲学著作。

时光进入20世纪20年代，在中国的“新文化运动”期间，许多学者开始译介希腊哲学家的著作。我的硕士导师严群先生是把古希腊哲学传到中国来的先行者。他先是去美国哈佛大学、耶鲁大学留学，回国以后在燕京大学当教授。严群先生（1907-1985）发表有多种研究希腊哲学的专著和译著，而他一生的学术理想是“尽译柏拉图”。陈康先生（1902－1992）是享誉国际的著名哲学家。他早年去德国留学，撰写与发表了多部研究专著。他在中国抗日战争期间的艰苦环境下对柏拉图的重要对话《巴曼尼德斯篇》作了翻译和诠释的工作。他在该书序言中提出“研究希腊哲学要做到让西方学者以不懂中文为恨”的地步。他的话激励后辈中国学者勇攀世界学术高峰！

从新中国建立到文革结束，由于诸多的政治原因，中国学术不能正常地发展。直到1978年改革开放之后，作为中国现代学术开创者的这批老学者虽然年纪已经老迈，但仍旧焕发了学术青春。当时全国从事古希腊哲学研究的学者屈指可数。从1982年开始，汪子嵩、范明生、陈村富、姚介厚诸位先生花费了28年时间，完成了四卷本《希腊哲学史》这一浩大的学术工程。该书由此成为中国学术界研究古希腊哲学的标志性成果。

　《希腊哲学史》1-4卷，总计6518页，是汪子嵩先生负责主持撰写、三代学人共同奋斗28个年头完成的

从改革开放至今，是中国学术发展的黄金时期。中国的古希腊哲学研究者在改革开放的大背景下，努力耕耘，取得了较大的进步。据我个人估计，我们全国现在有了一百多人的研究队伍在从事古希腊哲学的研究，我们已经将百分之九十左右的古希腊罗马哲学原典译成了中文，一些最重要的哲学原典还有了好几个译本。我们深信，随着改革开放的进一步深入，我们这些人文科学的研究者会有越来越多的用武之地。因为哲学研究不是单纯的发掘资料，还涉及到理论诠释和创造。

观察者网：王老师，您对希腊文化有很深的研究，能不能给我们讲一下中希文化交流的重要性？

王晓朝：认识和理解希腊文化是我们展开中希文化交流的前提。从全球范围看，公元前5世纪前后是人类社会发展的“轴心时代”。在这一时期，原先各自独立发展的希腊、中国、印度等地都出现了伟大的思想领袖，在希腊有苏格拉底、柏拉图，在中国有老子、孔子，在印度有释迦牟尼。他们都对人类关切的根本问题提出了独到的见解，为其所属的文化传统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方向。他们是思想家，也是哲学家，他们的思维方式给后人打下了深刻的烙印。

希腊人和中国人早在轴心时代就可能已经开始了接触。古希腊历史学家希罗多德（Herodotus）于公元前5世纪中叶到黑海北岸游历，在那里听说有一位伟大的前辈亚里斯特亚斯（Aristeas）早在一个多世纪以前就试图抵达中国。这位传说中的伟大旅行家的起点是顿河口岸，终点是阿尔泰山。他很有可能是第一个试图抵达中国，认识中国的西方人。

希腊哲学早在中国明末清初时期就已传入中国，但要到中国社会经历了维新变法和辛亥革命以后才被中国人比较全面地认识。这些社会变革推动着中国社会从传统向现代的转型，也推动着中国学术从传统向现代转型。

习近平主席最近指出，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但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时代潮流没有变。我们看到，在当前的国际形势之下，加强中希文化交流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我在1998年提出一种文化理论，称之为“文化互动转型论”。这种理论有两个关键环节：一是文化间的互动，另一是文化的转型。这种理论强调两种文化相互之间的影响是双向的，文化交流和碰撞的结果不是一种文化取代另一种文化，而是文化的转型与更新。我的这种文化理论是批判“文明冲突论”的有效工具。希腊与中国同为文明古国。希腊文化是西方文化的典范，中国文化是东方文化的代表。这两种古代文明发展到20世纪中叶，都面临着复兴本民族文化的重大任务。在这个意义上，希腊与中国可以互为镜鉴，都可以从对方的文化传统中吸取有益的精神思想养料，促进本民族文化的转型与更新。中希文化交流的思想意义就在于此。

《几何原本》内利玛窦(左)和徐光启(右)的插图

观察者网：王老师，除了对希腊文化与哲学进行研究以外，您跟希腊学术界有过实际交流吗？

王晓朝：噢，除了参加一些国际学术会议、交流思想和研究进展外，我和希腊学者有过一些实际的合作。2015年3月，希腊著名学者斯塔伊克斯（Konstantinos Sp. Staikos）到访北京。我当时还在清华工作，有幸与他相识并促膝长谈。斯塔伊克斯先生的学术成就主要是历史学的，著有六卷本的《西方图书馆史》（The History of the Library in Western Civilization,vol I-VI, Athens, Oak Knoll Press, 2004-2014）。

但他也是一位哲学家。与我见面时把他的新作《书籍与理念：柏拉图的图书馆与学园》（Books and Ideas: The Library of Plato and the Academy,Athens, Oak Knoll Press, 2013）送给了我。而我则以我的近作《跨文化视野下的希腊形上学反思》（北京：人民出版社，2014年）回赠。

柏拉图（公元前427年-347年）是古希腊大思想家、大哲学家、大文学家、大教育家。柏拉图思想对西方哲学与文化理念的发展起着重大作用，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他创办的学园（Platonic Academy）是西方学院式教育的鼻祖。西方现代哲学家怀特海（A.N. Whitehead）说：“欧洲哲学传统的最稳定的一般特征，是由对柏拉图的一系列注释组成的。”英国学者伯奈特（J. Burnet）说：“柏拉图曾经是我们文化中的一切最好的和最重要的东西的源泉。”把柏拉图在西方思想史和文化史上的地位比作我们中华文化传统中的孔子丝毫也不过分。

斯塔伊克斯先生的这本力作以独特的视角研究柏拉图的对话和学园，重构柏拉图和学园的图书馆。众所周知，柏拉图的著作大都采用对话的形式，然而由于时代的局限，柏拉图的对话没有标明这些著作在创作过程中参考了哪些书籍。为了能够揭示作为对话写作基础的那些古代书籍和文献，斯塔伊克斯先生通过研究柏拉图著作本身以及古希腊留存至今的古代文献，还原了柏拉图时代雅典的社会氛围、柏拉图对话的历史场景、整个地中海世界的书籍市场和流通，对于我们理解和把握柏拉图的著作与思想十分有益。

斯塔伊克斯先生在这本力作中讨论了柏拉图学园和图书馆的历史、柏拉图著作的公开出版、柏拉图对话的内部流通、学园和图书馆的建筑设计理念、柏拉图学园的赞助人、柏拉图学园遗址的考古发现，等等重要问题。斯塔伊克斯先生这本著作是对国际学术界“柏拉图学”研究的一项重要贡献！

2015年10月，王晓朝教授访问雅典，得到希腊总统（右二）的接见

古希腊哲学是希腊民族的传统学问。希腊人以拥有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这样的哲学家而感到自豪。然而，由于历史的原因，近现代研究古希腊哲学最有代表性的西方学者不是希腊人，研究古希腊哲学的重镇不在希腊，而在英美。因是之故，我读了斯塔伊克斯的这本著作以后，精神为之一振。这正是现代希腊学者为复兴希腊民族文化和哲学所作出的极大的努力。于是我翻译了斯塔伊克斯先生的这本书，并在人民出版社出版。2015年10月我去雅典访问的时候，有幸得到帕夫洛普洛斯总统的接见。我也把这本译著作为礼物赠送给总统先生。

王晓朝教授翻译的《西塞罗全集·演说辞卷》

今年11月12日，我接到斯塔伊克斯先生的邮件。他说：“亲爱的王先生：我很高兴地告诉你，在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访问雅典期间，希腊总统把中文版的《书籍与理念》作为礼物赠送给了主席先生，我们用手工技艺把这本书重新作了装潢，用了羊皮纸作封面，书名烫了金字。”希腊媒体也对这件事作了详细报道。看到自己所做的学术工作能起到增进两国人民之间相互理解与互信的作用，我心里当然是很高兴的。

拉斐尔的传世名画《雅典学院》

观察者网：我们注意到，希腊和中国两国的领导人和政治家在今年频繁互访，强调要进一步增强两国之间的人文交流。您认为中希高层领导人的互访有什么重要意义？中国学术界应当如何推进中希之间的人文交流？

王晓朝：中国与希腊建交47年来，两国人民之间保持着密切的来往。今年通过两国领导人的互访，中希关系进入蜜月期。帕夫洛普洛斯总统于今年5月12日赴华出席亚洲文明对话大会并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米佐塔基斯总理11月初来华出席第二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2019年11月10日至14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应邀对希腊进行国事访问。王毅外长指出，相似的理念，相通的文化，使得每一次中希之间的交流都能产生“酒逢知己千杯少”的共鸣。两国领导人倾心相谈，达成许多新的重要共识，一致同意要拉紧务实合作和文明交流纽带，将中希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提升到新的高度。

在全球化的大背景下，中国与希腊这两个有着悠久历史的伟大民族在新时代实现了全面互通，展现出中希两个伟大古老文明的和合之美。古老、灿烂、伟大的文明将两国人民的心紧紧联系在一起。中希两国人民对自身丰厚的文化根脉倍感自豪，对优秀传统文化的当代价值倍加珍惜。中国和希腊积淀千年的智慧孕育了两国顺应历史潮流的政策主张。双方发挥各自文化底蕴优势，共同打造不同文明以及各国人民和谐共处之道。

中希友好不仅是两个国家之间的合作，更是两大文明的对话。中国和希腊都坚决反对所谓“文明冲突论”，认为真正的文明之间不会发生冲突、制造隔阂，而会交流互鉴、和谐共存。无论是中国的历史文化传统，还是当今中国开放、进步、发展的事实，中国都有力回击了“文明冲突论”和“国强必霸论”。如果世界各国都秉持这样的理念，人类前进的道路将越走越宽广。

人文基础学科研究是人文交流的前提。我认为，要促进中希两国之间的人文交流，中国学术界当前有三方面的工作可做：第一，加强理论研究，阐明创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中国实施“一带一路”战略的伟大目标；第二，进一步提升中希文明互鉴的高度，使中希文化交流成为全球文明互鉴的卓越典范；第三，推进数字人文，实现中国学术对西方学术的会通与超胜。总之，中国学术界要通过深入广泛的人文交流，推动不同文明和国家包容互鉴，让古老文明的智慧照鉴未来，为促进世界和平繁荣、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作出应有的贡献。

【王晓朝，中山大学哲学系（珠海）讲座教授，中国宗教学会副会长。曾任清华大学哲学系教授，清华大学道德与宗教研究院副院长，浙江大学哲学系教授。已出版和发表著译《希腊宗教概论》、《基督教与帝国文化》、《神秘与理性的交融》、《罗马帝国文化转型论》、《教父学研究》、《传统道德向现代道德的转型》、《希腊哲学简史》、《跨文化视野下的希腊形上学反思》、《柏拉图全集》、《西塞罗全集》、《上帝之城》等30余种，论文230余篇。在研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古希腊哲学术语数据库建设”（15ZDB025。】

观察者网：感谢您抽出时间接受我们的采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