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王旭清】

2018年的回乡记《异乡人》，讲述了我的外婆润花从成都嫁来关中后发生的许多故事。在那次的叙事中，润花与关中磨合五十多年，仍然无法摆脱文化矛盾带给她的疑惑和痛苦。

我在结尾处说：“润花在关中过了大半辈子，却从来没有真正进入关中人的世界。她一直努力争取被关中社会认可，却总是不能如愿。这不是最残酷的，真正残酷的是关中她进不来，成都她也回不去，她成了这世上的异乡人。即使遇到了上帝，上帝也并没有拯救她，她依然要真实地活在夹缝中，活在疑问里。这就是润花——既不是关中人、也不是成都人、既不是城里人、也不是农村人，她是个异乡人。”

时隔四年，润花87岁了，她的故事发生了变化。四年前，没有了丈夫和儿子的润花即便心比天高战天斗地，还是会在面对不接纳她的关中时伤心惊惶、疑虑不安。而四年后，润花的愁容没有了，疑问也化无了，那些困扰她五十多年的东西，就这么突然烟消云散了。润花再没有向我求证她的幸福，而是常常喜不自胜，拉着我反复诉说她的幸福与满足。

我忽然发觉，润花不再是我之前所认识到的那个异乡人了。尽管她的身上仍然集合着各种矛盾，但矛盾没有再撕扯她，而是开始被某种福报超度，以至于将她托向了心安的彼岸。

润花的梦

年根上，润花急着喊孙子回家，让他快些去接先人。因为她又做梦了。

“我梦见你伯（润花丈夫的大哥），拄着个拐杖，把地板敲得咚咚响，说怎么没有给他供饭，还没有鸡蛋。梦见你爷（润花丈夫），领着个大肚子的女人回来，说要和我离婚。我不肯，他一把把我推开，我就掉到旁边的水沟里，废了好大劲才爬出来。”

说来奇怪，逢年过节，润花总会梦到“先人”。一梦到，她便要叫孙子或者大女儿去坟上，或者把先人请回家，或者给先人烧纸上香。今年也不例外。对润花来说，先人好像变成了某种象征，即使她白天过得再怎么潇洒自在，“先人”还是会潜伏在梦中，次次将她推入水中。润花信了上帝，不能去坟上，也不能按关中的规矩供奉先人。每每孙子或者大女儿替她安抚了先人，她才能睡个囫囵觉。

今年恰好我在家，便要与两位表哥同去“请先人”。我从没请过先人，一是女子本不能去请，二是条件也不允许。好在现在规矩没那么严，我才得了机会。出发前，润花特意拿了把笤帚让我带着，说是打扫老屋门前院后时不用借旁人的。我听了觉得好笑，不就是个笤帚，何至于此？但润花执意要我带着，我也就带着上了车。

在老屋贴春联时，我与大表哥说笑。说姥姥非让我带个笤帚来，说是不用借别人的。大表哥听了没理会我，只是说上次他同舅妈来打扫屋子，想找邻家借笤帚，结果竟没有一家愿意借他。“这村里的人就是这”。我这才发觉自己的可笑。

之后我们去请先人，快到坟上时，二表哥对我说：“等会儿你别下车。”我应声答应。他可能以为我没听明白，又补充说，女子不能去的。是的，女子不能去，更何况我还是外孙女。其实，自从外公去世，我就再没有去过他坟头。算来竟然已有十七八年。我看着两个哥哥带着香烛下车，身影消失在冬日黄土塬上的树林子里，竟一时红了眼睛。

回家的路上，二表哥捏着点燃的香坐在后面。太阳出来了。香火的气息很快弥散开来。窗外擦身而过几个去接先人的年轻男子。也不知是感觉先人化身烟雾与我们同在还是怎么，三人一路都没有什么话。我忽然想起四五岁时，外公总是牵着我去寻两个哥哥，舅舅曾骑摩托带我下过相似的坡。一转眼，我们仨也已经是30左右的人了。

可怜人还是福命人

说回润花。我之前认为，润花嫁到关中后的主要矛盾来自于没有为老杨生下儿子。老杨和小杨走后，润花的处境变得更加艰难。作为女人，她没有给老杨家生下儿子，这是没有立命之本。作为老妇人，她没有丈夫撑腰儿子养老，这是没有安身之处。可是身为川妹儿，又念过几年书，润花骨子里就不信这套安身立命的礼法规矩。没生下儿子，那又怎样？失了儿子丈夫，日子就过不成了？

就这样，社会的预期和润花的实际反应之间构成了强烈的反差。在所有人都将润花当做一个“可怜人”的时候，润花偏偏不觉得自己可怜。她不哭不怨不自怜，也接不住别人怜她的话茬，反倒是在这些好意的、居高临下的“怜”中尝出了瞧不起和不被接纳的滋味。这种“误读”让润花变得反叛，也因此信了上帝，拼命追求平等与独立。

在《异乡人》的故事里，强烈的文化碰撞让润花一直挣扎在夹缝中。事实上，关中的规矩，社会的预期，不会因为润花的不适应、不配合而改变丝毫。润花也不会因为自己的特立独行，就轻易获得社会的豁免，拿到进入“先人”世界的特殊门票。除了“可怜人”，这个社会并没有给她留下其他的位置。她若不认，就只能做一个煎心的异乡人。上帝救不了她。

所以，那时候的润花每每梦到先人，总是心神不宁，惶惶不可终日。尽管清醒的意识一遍遍告诉她儿子不能算是命根子，但潜意识却总是将先人召唤出来，在梦里责问她为什么没生儿子，次次都要让她变成弃妇。梦境将润花与现实世界之间的张力放大，强行要她去面对那些她并不认可却反复伤害她以至于令她憎恶的社会身份。

出乎意料的是，今年再次梦到先人，润花竟不闹心了。同我们讲起梦境时，她不仅丝毫没有惊惶和不安，沉重和忧心，还自顾自笑了起来。短短四年，润花这是怎么了？

一开始，我以为润花是服老了。随着身体机能不断下降，起身走路、做饭洗衣、与人沟通等等这些再小不过的事，都变得非常吃力。我以为润花是终于不得不学会低头、不逞强和不计较了。可没多久我就发现，改变更多的并不是润花，而是润花所处的环境。

自从上次做完手术，润花一直独自生活在城中老爷子留下的房子里。时间一长，大院街坊又都熟络起来，过去的老姐妹常去看她，左邻右舍的老太太也总是会顺路去家里坐一坐。润花的屋子就这样成了老太太们的闲话集散地。正是在这个特殊的交往空间中，润花重建了自己的意义系统，修改了自己对环境的感知和认识。

事实上，在与老姐妹们的闲话中，润花发现自己从一个“可怜人”，变成了一个“福命人”。虽然她失了丈夫儿子，可这些好像不再那么重要。重要的是，在旁人眼里，她有三个孝顺女儿和出息的孙子外孙，还能自在独立地生活，着实令人羡慕。过去被可怜的人，变成了现在被羡慕的人。过去的命不好、克夫克子，变成了现在的享福命、要啥有啥。这是润花没想到的，也是她盼了一辈子的。她惊喜的发现，自己终于不必再自欺、躲避、斗争和怀疑了，她的确是幸福的。

所以，润花的改变其实来自于环境的悄然变化。城市中半生不熟的邻里关系、润花独立的居住空间、急剧变迁的关中社会、老太太们密集的闲话，这些因素综合在一起发生了奇妙的化学反应。

正因为润花在城里独居，才会有那么多老太太频繁登门，毫不遮掩地说道家长里短。也正是因为大家本就半生不熟，对方日子过得究竟是好是坏是惨是顺，其实不那么容易往心上放。哪怕是说话不注意，也没必要往心里去。更重要的是，关中近年来急剧的社会变迁直接改变了养老秩序，冲击了捆绑在“儿子”之上的一系列传统伦理。在过去，有儿子的妇人才能安身立命，才有养老保障。但现在，有儿子的老妇人反而过得有些凄惨——出力还不讨好，指望不上还受气。在这种形势下，如果哪个老人没有女儿，反而会惹得大家唏嘘可怜。也正是在这种形势下，润花成了人人羡慕的福命人——女儿多，又能独自生活，还可以无所顾忌的说话，好不自在！

时代的变化静悄悄

其实润花从来不傻，她知道关中人是怎么想的，在她看来无非是“重男轻女”“男尊女卑”“女人要有女人样子”。但她融不进去，学不来，也根本不认同。这几乎成为她五十年来全部痛苦的来源。即便上帝在润花清醒时勉强维持了生活秩序，但午夜梦回，她还是会被先人惊出一身冷汗。

因为现实是，就算润花能用上帝给自己洗脑，也可以借口推脱掉所有世俗的责任和礼节，甚至一头扎入教友圈子，可是她该如何面对梦里忽现的先人？该如何处理生活中无处不在的冷眼、可怜和欺负？又该如何劝自己相信耶和华爱她？

挣扎在矛盾中，骨折前的润花到哪里都不得安生。今天要回四川寻亲，明天要去广州找小女儿，后天又怕自己殁在外面灵魂不得安宁，说农村老家才是天堂，结果回了农村老家又很快把邻居和门子里的人得罪光，万般无奈进城生活又受不了单位职工的傲慢，看不惯职工家属的依附，也解不开大女儿给她留下的心结。

这般不得安生，恰恰是因为润花找不到可以让她安生的地方。在关中，她只能是个可怜人，不管回村还是进城，都是这个待遇，但她不认。可是成都她回不去，女儿那里又“寄人篱下”“伤自尊”，教会毕竟也不是家，她因此只能做一个四处折腾的异乡人。

临近九旬，润花在旁人眼里从可怜人变成了福命人。之前可怜，是因为润花既没有给老杨家续上香火，又竟然老来丧偶失子，不仅没有进入“先人”伦理的资格，连最后的生活保障也没了。但现在润花有福，因祸得福。虽然无法获得先人庇佑，也没有儿子能靠，但现如今的世道，先人哪里真能庇佑？又有几个儿子靠得住？

这一变，润花彻底得了解脱，她可以不是可怜人，也不必勉强自己做个异乡人，而是能名正言顺当个福命人。关中这片土地终于接纳她了。这份姗姗来迟的接纳，让润花的言行神采大不像从前。

最先变的是润花面对先人意象时的反应。尽管梦中的先人仍然在提醒润花没有尽侍奉，没有延续香火，但润花再也没有因此而坐卧不宁。因为梦只是一个梦，不会再被醒来后的现实验证和强化。而现实的松绑，让润花终于有了透气的机会。那些嫁到关中之后才强加在她身上的“先人”礼法，终于可以只被她当成一种不得不应付一下的风俗。现在的润花，是一个被人羡慕的享福老太太。梦到先人，不会再像过去那样让她文化适应失败的痛苦加倍，而是轻飘飘的，轻的可以让她当做笑话说给旁人听。

跟着变的是润花的处世姿态。她不再终日将平等、独立、自由这些词挂在嘴上，反倒是开始絮叨“神就是爱，爱就是神”。这个微妙的变化，是作为福命人的润花在内心深处完成意义翻转的象征。

从前的润花要平等、独立、自由，是因为她厌恶这个社会给予她的可怜人身份，却又没有其他出口。在城里，她感受到的是傲慢。在农村，她所遇到的是欺负。在女儿那里，她找不到被养着的理由。只有这些从上帝和教会那里习得的时髦概念，才能支撑她坚持不低头。也只有在这套概念里，她的一切行动才是自洽的，她的意义世界才不会崩塌。

现在的润花不必如此苦苦支撑了。她有了退休金，在城里人面前一样说得起话。她有三个女儿尽孝，在农村人眼里简直是上辈子积了德。地位的改变让润花摆脱了弱者的心态，她不再与环境针锋相对。那些有关看不起和欺负她的人与事，终于不再刺痛她的自尊，惹得她暴跳如雷破口大骂。毕竟如今再对她不友好，定是出于嫉妒。

不仅如此，地位的反转让润花忍不住要炫耀。向每一个登门的老太太细数家底，展示女儿们的孝心和孙子外孙们的成绩，是每天都要上演的保留节目。筹谋着天气转暖后回农村老屋，也不过是为了让那些过去待她不好的人都看看，看看她现在的生活有多好。哪怕是我这个难得回去一趟的外孙女，都已经成了老太太们再熟悉不过的八卦对象，竟然连红线都牵了三四条。

原来，润花已经不是那个爱折腾的老太太了，她不再总想着离开关中，而是开始计划怎么在关中安享晚年。她不再被关中刺痛，反倒是被吹捧得有点得意忘形。

这些悄然发生的变化，让润花对自己的生活重新展开了思考。如果说，过去上帝是润花可以拿来与先人文化相对抗的信仰，而教会是能让她逃避现实的港湾。那么现在的上帝和教会，则是令她安然又超然于现实的一种特殊光环。借此，润花得以将自己与所有的不美好、不友善区分开，与和关中传统相关的一切责任和礼法剥离开，心安理得的享受着一种“文化特权”。

在润花只能是可怜人的时候，上帝虽将她从世俗责任中摘了出来，并在精神上给了她安慰，可是她说服得了自己却改变不了别人。她凭什么就可以不完成人生任务，不承担伦理责任？又凭什么能享受女儿们的照顾而不觉得是在拖累儿女呢？就因为她信上帝？回答不了这些问题的润花无处可逃。

而当润花成了福命人之后，没有人再计较她是不是用上帝做借口来卸掉身上的责任，也没人会认为女儿养老是件荒唐事，甚至连没心没肺口无遮拦的说话都成了福气，是性格好不自苦不操心的象征。润花因此终于可以给自己的行动一些合理的理由：

没生下儿子只是一件憾事，不供奉先人是因为她已经是神的儿女。说自己想说的话，唱自己想唱的歌，高高兴兴地过每一天，是因为她作为神的儿女，要将爱与快乐奉献给人间。而接受女儿们的照料，则是上帝的安排，是神爱她的显灵。她因此感谢上帝，却从不会感谢女儿。同时也正是因为有上帝，她才不会因过去而对女儿们感到亏欠，才能心安理得的接受她们对她单向的付出。

更神奇的是，润花开始回答终极问题了。

她说：“人来这世上，就是来了心愿的。”

我问：“你有啥心愿？”

她手舞足蹈地说：“我的心愿就是自己能把自己顾住，看着你们都好，你妈、你姨妈小姨，你哥，你们都好。这就行了么。都好，我就幸福。”

回想四年前那场对话，当时的润花是犹疑的，她甚至问我“你觉得我幸福不”。而现在的润花对自己的幸福是如此的确定。原来，润花从来就没有变过。她对生活的理解本来就很简单：自己能独立自主养活自己，儿女们过得好，就行了。

她是这样想的，也是这样做的。至于有没有儿子，以后能靠谁这些想法，她一直都不是很理解。而对那些有儿子却不干活，只是依附男人的妇人，她一直就看不惯。可是在关中的前五十多年，她才是个怪人。没有丈夫和儿子靠着的女人，“真可怜”；热衷交际又爱外出做营生的女人，“哪有个女人样子”。这种混乱和矛盾伴随了她大半辈子，她也与关中这片土地斗争了大半辈子。如今，终于回归本然。

在福报庇佑下的润花安生了，她没有进入那个传统的关中，也不可能再有机会进入。相反，在巨变的关中社会里，她成了老妇人群体中的先进典型，成了放得下想得开逍遥自在的榜样。在某种意义上，变迁的关中成全了润花这个过去的可怜人，结束了她作为异乡人的生命体验，同时也正在生产着另外一些可怜人，粉碎着他们关于先人与后人，男人与女人的朴素认知。时代的变化就是这么的静悄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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