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王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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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的讲座，我先从五四时期讲起。之所以要讲五四时期的历史，是因为新文化运动对于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对中共早期党员们都有很深刻的影响。

陈独秀1915年开办了《新青年》刊物，开启了新文化运动。他希望以此来改造中国的文化，推进中华民族走向现代文明。新文化运动的反封建主题以反儒家社会性别制度以及男权专制体制为主要内容，成为五四女权的思想政治资源。

1919年五四运动发生后，很多青年学生都阅读了新文化刊物。这些活跃的学生群体中的女学生们，积极发起和参与了女权运动。她们追求恋爱自由（反对包办婚姻）、离婚自由、男女社交公开、男女同校、职业向女性开放，以及追求独立人格等等，这些议题成为五四女权运动的主要议题。

中国的现代性离开了女权运动是无法想象的，如果没有了女权运动，中国一半的人会是什么状况呢？缠足、文盲、男女不能同校、男女授受不亲……会跟今天的中东国家差不多。

中国共产党成立后，积极参与五四运动中的一部分女权运动者们，被中国共产党男女平等的政治纲领吸引了，她们都参加了中国革命。在五四女权领袖中，最著名的是邓颖超。她15岁就是天津女权运动同盟会的领袖人物，1925年就参加了中国共产党。

为什么要强调五四女权和中国革命的关系呢？因为不仅李大钊、陈独秀等人和新文化有关，包括毛泽东等人，都受到新文化非常深刻的影响。可以说中国共产党早期的成员，都是在新文化运动中孕育起来的。五四运动使中国共产党有了一批学生积极分子，包括女性知识分子。后来在革命运动中，又吸收了很多农村妇女、女工以及社会各界的妇女。

为什么有这么多的妇女参加革命呢？我采访过1926年参加革命的黄定慧老太太，她告诉我说，当时参加革命的妇女十有八九是因为逃婚，或者是因为受到了婆家的虐待。这些由社会性别所造成的压迫，使她们投奔了共产党。当时的共产党，就像一个受家暴妇女的避难所一样。现在中国城市很多的青年女性，也有被父母逼婚逼得要命的，要是我现在建一个这样的避难所，那么大家都会逃过去了。

黄定慧

邓颖超这样的女权主义领袖们，虽然年纪很轻，但是她们的目标非常清晰，她们参加革命，主要是因为中国共产党的男女平等的纲领。她们参加了革命以后，就把五四女权的议题都带进了中国共产党内。

中国革命不光继承了五四女权的这些议题，而且还有所发展，但也有些做法后来产生负面效应。比如，在马克思主义政党看来，如果不主张推翻私有制，而是在现行的资本主义制度下倡导妇女的平等权利，那么就是资产阶级女权主义。只有参加共产党，在共产党领导下以推翻私有制为目标的妇女运动，才叫做无产阶级妇女解放运动。

这种从欧洲马克思主义政党学来的区分是一种政治运作，日后中共党内的一些男权领导往往会用“资产阶级女权主义”这顶帽子，扣在执着地坚持争取妇女权益的女干部头上，并把“女权主义”这个词污名化了。

这些五四女权主义者参加了共产党后，她们的关注对象就和五四时期不一样了。在大革命时期，北伐军从广州打到武汉，一路上经过了很多农村地区。党内的女权主义者就做了很多妇女的动员工作，尤其是女工和女农民的动员组织工作。这就跟五四时期学生关注的女权议题不同，五四时期学生聚焦在大城市里面与学生、知识分子群体自身相关的议题，关注婚姻自由、恋爱自由、男女同校等问题。

但是在和工农结合之后，她们就关注起了不是本阶级的妇女议题了，有意识地转向了与工农妇女切身利益相关的问题。这是参加了中国共产党的女权主义者，对五四女权的一个发展。

接下来我就介绍一些具体的人物。

陈波儿是广东汕头庵埠镇的富商家庭出身，在上海艺术大学毕业后成为了左翼的演员。在国共分裂以后，中国共产党幸存下来的那部分人，要么上了井冈山，要么转到地下了，留在城市里的都是地下工作者。这些地下工作者一般都是职业人员，都是靠自己的工作养活自己来干革命，很少有拿组织津贴的。

尽管是在国统区，但因为当时上海有租界，各个租界里面还有不少的空间，可以搞出版，可以演戏，当然国民党也会来审查，但是还是有很多空隙。一群左翼艺术家就在沈端先的领导下，成立了一个电影工作小组。他们打进了上海的电影工业，进入到私人的电影公司里面去，拍了一系列的左翼电影。

30年代的左翼电影非常棒，今天我们来看的话，都会觉得影片里表现的社会场景似曾相识，因为很多议题今天我们仍然在讨论。当时这批左翼的电影工作者，对中国的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和社会的方方面面都有很多批判。他们都普遍有新文化运动的背景，因而对于妇女的状况，妇女所受到的各种各样的压迫、剥削和摧残，都有很多的描述，尤其是在夏衍（沈端先的笔名）的笔下。

陈波儿就是在这个大背景下，加入了左翼的话剧团，她演的第一个著名的街头剧是《放下你的鞭子》。随后她又参与了电影拍摄，《桃李劫》是她的成名作。1938年陈波儿秘密参加地下党，投奔到延安去了。党组织给她的任务，就是让她带领妇女儿童考察团到抗日根据地，考察根据地妇女儿童的状况。她做了大量的采访和考察，随后回到延安，搞了很多很有创意的戏剧。

《桃李劫》中的陈波儿与袁牧之

在抗日战争胜利后，周恩来1946年派陈波儿从延安到长春，到当时的东北电影制片厂工作。东北电影制片厂是在接收“满映”的基础上改建起来的，这是日本在亚洲建的一个设备最齐全、 最豪华的电影厂。东北电影制片厂后来改名为长春电影制片厂，对中国社会主义电影模式的创立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东北电影制片厂是社会主义中国的第一个国营电影制片厂。

陈波儿参与编剧导演的第一部女英雄片是《中华女儿》，讲的是东北抗日联军中的女战士。她们创作的时候素材并不多，但是陈波儿作为一个女权主义者，非常明确地要把中国妇女在抗日战争中的牺牲和贡献记载下来。

陈波儿拍了一系列以女英雄为主的影片，创立了社会主义中国的女英雄这样一种电影范式。我1985年到美国后，发现好莱坞电影一直都是一种英雄救美的模式，总是把女性性化。好莱坞直到2000年后才有了第一部女英雄电影，而我们在社会主义时期就已经有很多女英雄影片了。

《中华女儿》放映的时候，观众们都非常感动，从当时大量的影评、观众的观后记都可以看出来。当时很多女革命者刚刚从抗日战场、解放战争战场回来，看了后都感觉非常的欣慰，因为参加革命的妇女的贡献、牺牲被电影记载了。这部电影是1948年完成的，作为献礼片献给了1949年由全国妇联承担的第一个国际妇女大会——亚洲妇女大会，这个大会是国际民主妇联委托中国妇联办的。影片在大会上得到了好评，送到国际影展上也得了奖。

《中华女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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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共产党夺取了全国政权之后，党内的女权主义者也在国家的政体中掌握了一定的权力。

中国共产党一般是根据文化程度和党龄来分配工作的。20年代参加革命的那批人，基本都在中央层面，比如邓颖超、蔡畅等；30年代参加革命和抗战的，很多也在中央层面，比如陈波儿、袁牧之夫妻两个主管中国的社会主义电影的创作；解放战争时期参加革命的党员，有文化的可能在省一级，没有什么文化的可能就在村子里面做事。

1949年女党员总共有53万，人数应该也不算少，但是有文化的不是很多。不过只要是有文化的女党员，一般都会安排相应的职位，所以体制内的女共产党员参政也不少。

在当时，党内女权主义者的首要任务是反对“封建主义”。中国共产党的革命目标是推翻三座大山：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在党内女权主义的运作下，“封建主义”充满着社会性别含义。我们今天用的性别歧视、大男子主义、男权主义等词，当时就都可以用封建残余、封建思想、封建主义代替。

所以做历史研究，对中国革命过程中的词语要有一种敏感性，这些词语的含义、什么时候产生、在什么历史背景中产生、词义在什么情况下发生了变化、什么时候谁在用这些词、谁让这些词发生了变化、背后的政治运作是怎么回事、这些词语在什么样的背景下被抛弃，都是非常复杂、非常有趣的历史过程。

宋庆龄、邓颖超、蔡畅都是20世纪中国左翼的妇女运动的领袖。但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她们也没有进入政府部门任职，当然她们是完全有资格的，她们在党内都是非常受尊重的人物。

邓颖超和蔡畅建立了全国妇联，全身心投入全国妇联的工作，蔡畅是主席，邓颖超是副主席。

蔡畅、邓颖超、宋庆龄

社会主义国家女权主义者做了哪些事？一个就是组织建设。她们建立了全国妇联，在6级行政机构中都建立了妇女组织：全国妇联、省妇联、市妇联、区妇联、县妇联、街道妇联。这一步是非常重要的。妇联组织的6级结构，每一级都和政府是平行的，这个组织架构不是党中央让做的，是女人自己创立的，是邓颖超等妇联干部从地方上自己推起来的，推得非常艰辛。它的每一级由全国妇联领导，但是全国妇联不能任命下属各级妇联领导，而是由同级中共组织部任命的。

另外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就是出台了《婚姻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部法律就是1950年的《婚姻法》，它由邓颖超领导、全国妇联的女权主义者组成的婚姻法起草委员会所起草，成员包括帅孟奇、康克清、杨之华、李培之、罗琼和王汝琪等人，都是在民国时代活跃的女权主义活动家。她们把五四的理念、议题都放进了《婚姻法》里面，这是一部非常激进的女权主义法律。这部法律以反封建婚姻习俗为主题，明确“禁止重婚、纳妾”，重点保障了占绝大部分中国女性人口的农村妇女的权益，让长期处于买卖和包办婚姻下的农村妇女获得了拒绝包办和离婚的权利。

党内女权主义者追求实现社会性别、阶级、少数民族的平等，还要推进妇女参加有偿劳动。这参照的是恩格斯的理论，即妇女只有参加了社会生产劳动才能获得彻底的解放。根据恩格斯19世纪的观察，在资产阶级的小家庭中，妻子是不从事生产劳动的，她是丈夫的私有财产，作为别人的附庸不可能获得解放。只有在社会主义公有制条件下，妇女从小家庭中解放出来参加公有制中的社会生产劳动，获得了报酬和经济的独立，才能够彻底的解放。

这些党内的妇女工作者，从1949年以后就大力推进妇女就业。她们要让妇女进入以前男性占领的各种各样的职业领域。

邓颖超60年代初在中央宣传工作会议上就说，“妇女一切都可以做”。这就不是以男性为标准，而是强调妇女所有的事情都可以做，推动妇女进入各种各样的传统的男性领域。在她们的努力下，50年代就出现了女拖拉机手、女汽车司机、女火车司机和女飞行员。

孔庆芬：全世界第一位远洋轮船的女性船长

另外，她们做了大量的工作来解决产妇和婴幼儿的健康问题，到农村做了很多培训。所以中国在社会主义时期，新生儿死亡率很快降低，这个成就主要是妇联系统跟卫生系统，也就是以妇女为主的部门来推的。妇产科、妇婴保健都是与民国时期以来女权主义者在医疗领域中的努力分不开的。

杨崇瑞民国时期就开始推妇婴保健了，邓颖超1949年以后把她从国外拉回来后，她就一直在推妇婴保健培训。农村如何用新的接生法来减少农村妇女生孩子时候的感染，以此来降低产妇和婴儿的死亡率，这些都是女人干的事，非常有成就。

扫盲也是一个大工程。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90%的中国妇女是文盲，所以女权主义者首先要做的事就是扫盲，她们办了很多免费的扫盲班，各个地方都去办，办到村子里，办到工厂里，这些都是女人在做的事情。

接下来，我集中讲一下社会主义女权主义的文化生产。《中国妇女》是在延安的时候创刊，因为战争原因停刊了，1949年全国妇联成立的时候，决议要复刊《中国妇女》。

复刊以后的第一任主编，就是30年代创办《妇女生活》的地下党沈兹九。第二任的主编是董边，她1938年到延安入党。还有1952年开始做美术编辑的石玉梅，中央美院毕业，分配到《中国妇女》杂志专门做美术编辑，负责封面和封底。

左：1950年《新中国妇女》第十五期封面；右：1950年《新中国妇女》第九期封面

西北妇联的宣传部部长李屺阳，非常有想法。她对《中国妇女》提意见，说这个通俗妇女刊物中的扫盲读书课本太偏重城市了，虽然党的方针是以工人阶级为领导力量，但中国的现实是农村人口占绝大部分，她认为妇女杂志应该面向农村。

李屺阳决定建立通讯员队伍，尽可能多地给《中国妇女》供稿，反映农村妇女和西北少数民族妇女的生活状况。因为西北的农村妇女不识字，李屺阳还出了面向她们的《西北妇女画报》，农村妇女用一个鸡蛋就可以换一张彩色的画报，看图片就可以理解故事情节。她是陕西榆林望族出身，但对农村妇女非常有感情，一直在陕北农村做农村妇女工作。

《中国妇女》杂志编辑部非常诚恳地接受了李屺阳的批评建议，立即对杂志内容做了调整。李屺阳后来就被调到全国妇联宣传部。所以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初期，真的看到一种非常健康、非常民主、意气风发的氛围。在中国共产党的女共产党人中，真的能看到一种极令人感动的精神风貌，全身心地投入到争取工农妇女利益的工作中去。

总的来讲，社会主义国家女权主义者们不仅坚持五四新文化运动中带有社会性别含义的“反封建”议题，也以对消除阶级等级的深刻关注发展了女权主义。

到了1964年以后，“铁姑娘”就成为社会主义革命中传播最广的主流形象。因为大寨1963年受了灾，书记陈永贵就带着村民们去修梯田、修窑洞，一开始都是男性干的活儿。后来14-19岁的女孩自己组织了一个队，叫突击队，也参与进来了。

陈永贵说你们这些妮子真了不得，都是铁打的，寒冬腊月和男的一起没日没夜地干。后来突击队就很自豪地说自己是“铁姑娘”，这是一群农村年轻女孩自己命名的一个集体。后来，大寨成为全国的农业的一面旗帜，“铁姑娘”也在全国闻名了。许多领导人都去大寨参观过，铁姑娘就成了所有妇女的榜样。所以这是阶级和社会性别的双重翻身，最底层的农村劳动妇女成为全国人民都要学习的表率。

《人民画报》上的郭凤莲

美国的社会性别史学者Gail Hershatter（贺萧）有一部写中国农村合作社历史的专著《记忆的性别：农村妇女和中国集体化历史》，也写到农村妇女劳动，她说农业劳动以女性为主的状况，其实在1958年就开始了，那时搞人民公社需要妇女劳动力，就已经动员了农村妇女。

在历史上妇女参加体力劳动也是一个很普遍的情况，在很多受到战争肆虐的地区，男人都去打仗了，谁提供粮食？就是农村妇女。在有战乱的地方，体力活都是女人干。不打仗的时候，家里没男劳力的时候也是要靠女人。女人干和男人一样的体力活，甚至可能干的更多，因为女人要在田里干体力活，回家还要养猪养鸡养鸭、纺纱织布，缝衣做鞋，历来如此。

中国从1958年以后，妇女参加劳动开始由国家来动员。国家动员是基于两个层面的原因，一个是国家需要调动妇女劳动力参加集体化的农业生产，另一个是妇联系统希望妇女能够走出家庭、挣工分，因为集体化后如果没有工分不挣钱，就没有经济地位，这一直是妇联非常关注的问题。

从70年代末开始，随着社会经济的整体转型，整个的社会性别话语发生了极大的扭转。精英知识分子开始批判社会主义妇女解放，他们把“铁姑娘”这个符号在当时所负载的多重含义，以及具体的铁姑娘们的杰出贡献和赋权历史抹去了。

铁姑娘从劳动妇女双重解放的象征，急剧地转变为“社会主义妇女解放把女人男性化”的象征，成为“极左”政策的象征。妇女对社会主义集体劳动的参与，也被简单地定义为父权国家对女性身体的征用或利用。

打着要反对“极左”的名义，知识精英们开始强调女人要做女人，要有女人味，要做贤妻良母。在他们看来，要是让男人做家务，那么国家就没有阳刚气了。社会学家郑也夫发表在《社会学研究》中的论文《男女平等的社会学思考》中说：

“正是因为这一解放运动是以扶持弱者、抑制强者为手段的，它把男子赶进了家务，把女子推向了社会，它使强者不敢相信自己的力量，弱者误以为自己不弱，从而破坏了社会的基本分工，瓦解了社会的起码的效率。在日本社会中，一个女子成年后到社会上工作，结婚生育后又返回家中，待孩子成人后她才再进入社会工作。也就是说，在日本‘一个男人、半个女人’就完成了社会生产的现代化，同时又拥有一个整洁、舒适的家庭。而在中国，夫妻双双下班回家，面对的是一个肮脏凌乱，失去了分工与秩序的家……这一解放运动将男子打回家庭，成为‘主妇’，将女子赶向社会，成为‘强人’，从而最终失去了男子的气概与女子的温情，沦落到一种‘中性’或曰‘无性’的状况中。”

从这段话语里，我们就能充分认识到当时男性知识精英的性别视角。那么，今天的妇女真的不干体力活了吗？相反，干得更多了。进入21世纪之后，农业劳动的女性化依然延续着。

随着大批男性劳动力进入城市，农村中老年妇女成为中国农业的主力。而今天我们看不到任何城市精英去担忧从事繁重体力劳动的农村妇女的“男性化”问题。所以我们就能知道，80年代对“女性男性化”的批判是一种话语运作，是城市精英男性批判否定社会主义男女平等实践、重建他们阶级和性别等级特权的话语运作。

改革开放之后，《中国妇女》杂志依然是全国妇联的一份刊物，她们的编辑部也还是属于全国妇联领导的。但是她们出的杂志跟其它商业性的杂志没什么两样，都是以西方白人模特为模型来推销资本主义的消费主义文化。

左：2007年《中国妇女》六月上半月封面；右：2007年《中国妇女》二月上半月的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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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女权主义者，顾名思义是在体制内推进的女权主义者。她们在男权掌控的国家机器内部来推进妇女权益，要对男权文化的社会机制来梳理批判，难度很高，阻力、风险非常大，随时会被扣“资产阶级女权”的帽子。

在这种高风险的环境下，社会主义国家女权主义者必须要有一套策略才能够比较好地运作。邓颖超就教大家，要做无名英雄，要借助党的中心工作，发动妇女来做党的中心工作，从中争取所需要的为妇女谋利的资源。

我在书中讲了两个概念，一个是隐埋政治：要以推进党的中心工作的名义去推进妇女权益；千万不能争名夺利，要在下头埋头苦干，苦活脏活累活都是她们干，但干出来的成绩要贴在男性领导的脸上，这样才能和他们搞好关系。

另一个是抹杀遮蔽政治，就是党内女权主义者干了很多事儿，但没人知道是她们干的。正因为社会主义国家女权主义者都是在幕后运作，所以没有多少人能认识到，1949年以后中国妇女在各方面的进步和权益的获得，都是这些女权主义者争来的。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妇女解放，婚姻自由、降低新生婴儿死亡率、扫盲运动、妇女参与社会有酬劳动等等成就的取得，都是党内女性在推进的，例外非常少。因此我们对中国的妇女解放运动历程要有社会性别的想象。

邓颖超“文革”后回到全国妇联，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推妇女运动史的写作，要求全国各地征集妇女运动史料，推动大家来写回忆录、写妇女运动史。因为她要把女革命者们、妇女解放运动的推动者们包括党外女权主义者所做的事情记载下来。

原《中国妇女》主编董边在退休后，不顾自己年老多病，全力以赴地为妇女干部们编撰了多种回忆录。这一代国家女权主义者清晰地看到，她们为了妇女解放而做的种种努力已经在被历史遮蔽了，编写妇女运动史和妇女工作干部回忆录是她们临终前的最后一搏。全国妇女出版社出了很多中国妇女运动史的史料，好几个地方妇联也出了地方妇女运动的史料。

总而言之，回顾中国的社会主义女权主义运动，一个概括性的经验教训就是，社会主义的经济革命必须与女权主义革命同时进行，不然由男权主宰的任何革命，只能导致不平等制度的再生产和不平等权力关系的继续巩固。

提问环节（节选）

提问1：请问在社会主义女权运动时期，在社会劳动领域之外，在家庭尤其是家务劳动和社会领域之中，男女是否实现了平等，是否存在女性的第二轮班现象？

答：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还是要把城乡分开。农村妇女的生活是很艰辛的，集体化以后，她又要到田里去干活，又要做鞋、做衣服、养鸡、喂猪、割草做猪食，等等所谓家庭副业，非常辛苦。城市里的话，要看你在什么样的单位。

辛劳的农村妇女，图自《山海情》

如果你的单位是全民所有制的企业，你的单位会有宿舍，会给你分房，工厂还有厂办的食堂、托儿所。在你休完56天的带薪产假后，厂里还有哺乳室，在上班的时候就可以去哺乳室给宝宝喂奶，孩子大了还可以去托儿所。这都是单位免费的福利。但如果你的单位是集体所有制的，那么福利就会差一些。集体所有制的单位多数没有托儿所，但是有时候街道的政府会办一些，所以你也可以把孩子送到托儿所去。

这些提供给女工的单位福利，都是社会主义的男女平等机制，但后来都在国企改革的过程中被砍掉了。1980年以后的经济改革，主要强调经济效率，开始以利润为中心。一些厂长、经理拿权力换资本，逐渐把国企私有化了。要获得更多利润，剔除女工就可以大大减少与女工相关的福利和产假支出，所以就出现了以女工为主的下岗潮。

当时中国妇女的就业率在全世界是最高的，全体职工中有38%是女职工，但是下岗人群中女职工比例占到了62%。所以在这样的“社会转型”期间，社会性别这种不平等的机制就在起作用。大批的女职工下岗后，一下子什么都没了，命运是非常悲惨的。很多东北国有企业的下岗女工，后来去做了性工作者来养家糊口供养孩子上学，这些都是“经济改革”中工人群体的惨痛的经历。

提问2：您认为今天的女权运动困难在哪里？未来我们的发展方向是什么？

答：“封建主义”这座大山，中国革命没有成功地推倒它。所以推翻“封建主义”里男权主义这座大山的任务，依然摆在我们面前。那面对这座大山，你能怎么去撼动它？哪怕你能用小锤子砸下一块石头下来，也是一种贡献。

我作为一个学者，就用我的学识来告诉大家中国女权主义者的历史，我的工作就是为中国女权做一份家谱，让我们后人知道前面有那么多了不起的先辈们，做了那么多了不起的事情，改造了中国的文化。可以这么说，整个100多年中国所谓现代化的进步，就是女人的进步。

从人的心灵结构来说，100多年前有几个中国的女人是像我们这些受过高等教育的中国妇女这样的一种生活状态、行为方式和思维方式？极少极少。所以这种变化哪里来的？就是因为我们的前辈在一步步推进了，所以我的两本英文著作都在叙述这个历史过程。

第一本书是讲五四女权那一代人，她们怎么推进的？才让我们有可能有了今天的这种生活方式。第二本就是讲社会主义国家女权主义者们是怎么推进的。在社会主义时期的城市，男女平等政策是不管男女，大家一律有工作、有工资，而且同工同酬。在全面所有制企业里，同一批学生分配进去，不分男女，同届毕业生就是一样的工资。

社会主义女权主义在各个方面的推进确实卓有成效，使得一大批受过教育的中国妇女走进了各个社会场所、职业领域。我在中国接受的大学教育，一分钱都没花过，都是国家支付的。一大批妇女能够接受教育，就是社会主义国家女权主义推动的效果。

我可以举我自己的例子。我妈妈是1910年出生的，是个缠足文盲妇女。但我跟她就是完全不同的人生，所以我很感激这100多年里女权先辈所做的艰苦卓绝的努力。她们推倒了种种的性别藩篱，推进了男女平等的各种机制的建设。然后像我这样的人才有可能接受了高等教育。前人种了大树，我们后人才能乘凉。

但是在今天，社会主义时期很多的平等机制已经都被颠覆掉了。女性在教育、就业等方方面面受到了歧视。现在主流文化还推崇青年女性去做贤妻良母。几千年中国女人就是做贤妻良母、相夫教子，做男性的生育工具。历史就是这样的，你往前推进了，但是保守的势力就要把你往后推，这是一个拉锯战。

在这种情况下，作为一个历史学者，我有责任要让青年人知道，历史上我们的先辈们做了怎样艰苦卓绝的斗争，才使得今天我们作为后人能够达到这样的一种高度和生存状态。我们需要思考自己应该做什么，如何把前辈开拓的事业往前推进，也为后人种几棵树。

提问3：我们作为男性研究者，如果想要研究女权的话，我们该如何突破个人视角的局限性？

答：20世纪初的时候，很多男性知识分子为了彰显自己的现代性身份，他们在报刊上发表呼吁妇女解放的文章，在课堂上讲授男女平等、妇女解放，底下的一些女学生眼睛里都冒出了仰慕目光，觉得这样的男性很前卫，真是难能可贵。但是谁知道他一回到家，就去打老婆去了。中国这种知识男性太多了，口是心非，言行不一。

在欧洲最先提出的woman question是讨论社会性别的议题，到了中国后被翻译成了“妇女问题”。在中国厌女文化中，男性文人就理解为妇女是问题。他们说中国那么落后，积贫积弱，被强权的列强打败了。为什么呀？因为我们半身不遂啊，因为这一半的女人太差了，太落后了，所以我们要改造女人。我们可以看到，一个妇女解放的问题，到了男性知识分子的嘴里就曲解成了改造妇女运动。中国的这样一种男权文化根深蒂固，到现在还是这样。

在这样一种大的文化背景中，我经常说21世纪的女权运动是应该由女性来领导的。20世纪初的时候，男人作为女权的先锋，解决不了性别的等级关系问题。21世纪的女权运动应该由女性来领导，当然要欢迎男性参加。

如果说今天这个社会真的半身不遂了，那么需要改造的是男性，而不是女性。我觉得今天必须要有一个男性的改造运动，但这是一种自觉的运动。女权主义者不掌握任何政治权力，像我这种人不过就是一个学者而已，不可能来强迫你去改造。所以中国社会要往前走，要推翻这座大山，只有觉悟了的男性自己起来改造自己，改造这个男权社会建构起来的主体性——subjectivity。

你对怎么做一个男人、什么是一个男人，是怎么认识的？我们能不能倡导一种健康的男子气概、男性特质。这些大量的工作都需要男性来做，你要有逻辑思考能力，要有反省能力，审视自己被男权文化浸润而产生的种种人格缺陷，审视性别特权对自己心灵的腐蚀。

我对国内的男性知识分子还是有不少接触的。我经常看到国际学术研讨会上他们一开口讲到性别议题就会出错，底下国外学者会笑。他也不知道别人在笑他什么，人家是觉得他太不着调，他反而觉得自己很幽默。

我在国内经常被邀请去讲课，有一次到广西的一个高校，请我的老师就让学校领导什么的来陪我吃饭。那天陪我吃饭的是他们学校校一级的领导。这个领导40来岁，也出过国做过访问学者。他就问：“哎呀，王教授你是做什么研究的啊？”我说我做社会性别研究。他问什么是社会性别啊？我简略地说，就是用各种学术的方法来研究社会中的男男女女，他们之间的社会关系、文化建构。他就是：“噢噢，我懂了，这个很重要。”

他说我一直有这样一个看法，我觉得这个社会要解决好男女之间的矛盾呢，那就要让妻子回家，然后让妻子把工资拿回来，交给她的丈夫来管。

然后，我就惊呆了！所以呢，我觉得当务之急，就是要进行一场男性的、自觉的自我改造运动。我希望在青年一代中有许多清醒地拒绝认同霸权性男性特质的男性出现，和女权主义者携起手来，共同致力于中国社会文化的改造工作，在改造客观世界的同时改造自己的主观世界。

电影《李双双》中的劳动妇女

提问4：80年代后，那些在新中国取得的女性自觉意识的进步和主体性生成受到了压制，开始大量强调文化意识形态身份等关联女性气质的差异的问题。那么这些问题与世界范围内的新自由主义，以及世界范围内的全球化的展开有什么样的一个关联呢？

答：在整个80年代的社会转型中，我们抛弃了社会主义的平等理念。这个转型的过程是非常混乱的，各种各样的意识形态都来了。出现了一个什么状况呢？一个多世纪以来，各种各样的意识形态、各种各样话语，都“compressed”（压缩）在同一个时间段里了。

本来在各个时间段发生的各种互相抵触的、矛盾的意识形态，现在全压缩在同一个时间段里，所以就发生了很多杂乱不堪的东西。我把这种现象叫做“compressed temporalities”，即一种压缩的时间和空间。

在革命时期被压制的传统的儒家文化回归了，强调男女有别、男主外女主内，女性要相夫教子、做贤妻良母。这是儒家的文化。而如果按照儒家的文化，那么女人不能露大腿、不能露胳膊、不能露脖子，但是现在又不是这种情况。因为资本主义的消费文化也进来了，女性被这种消费文化所物化和性化了。这两种互相矛盾的意识形态出现在同一种时间和空间里，共同形成了对妇女的压迫。

与此同时，社会达尔文主义也在八九十年代进来了。在抛弃掉平等公正的社会主义理念后，中国知识分子在打着拥抱现代化的名义之下，事实上拥抱了社会达尔文主义，要拉大阶级差别，淘汰“弱者”。包括劳动人民自己也开始这么认识了，他们感觉自己穷就是因为没本事，人家有本事所以人家有钱。

中国共产党在革命初期努力用马克思主义理论，去提高工人、农民对不平等社会制度的觉悟，努力构建出来的革命话语和历史，全部给洗掉了。

社会达尔文主义是19世纪资本主义上升时期的一种意识形态，是一种非常反动的思潮。它把自然界适者生存的进化论套到了人类社会，认为人类也是分为高等和低等，低等人活该被淘汰，信奉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在西方工人运动和社会主义运动的推动下，这种腐朽的思潮在西方事实上已经被批判、解构和埋葬了。人家已经往前走了，但我们却反过来要拥抱这种被人家抛弃的腐朽思潮。

更可耻的是什么呢？连马克思主义都被歪曲了。马克思主义不是强调社会历史发展是有阶段的嘛，所以80年代一些知识分子就说我们没有充分发展资本主义，没有经过资本主义原始积累阶段，所以我们要补一段资本主义原始积累的课，资本原始积累就是很残酷的。于是这种思潮就把对工人和农民的压迫和剥夺合法化了。

在女权方面也是这样。我1985年到美国上《美国妇女史》课程的时候，当时老师说我们现在非常不平等，美国妇女的收入是男性的60%。当时我就感觉，你们好落后。当时中国的统计，我们女性和男性的收入比是80对100。现在倒过来了。所以我们像是在走一条逆行的道路，与国际社会追求平等公正的主流价值和实践背道而驰的路。

（本文经演讲者审定，对讲座内容有删节和增补。感谢微信公众号“小镇读书会”授权观察者网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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