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土耳其来说，这注定是一个不太平静的夜晚。人们可能还没有从两周之前发生的阿塔图尔克机场恐怖袭击的阴影中走出，又一场突如其来的事件在惊魂未定的民众眼前上演。7月15日晚，部分土耳其武装部队突然在伊斯坦布尔和安卡拉发动历史上的第5次军事政变。清晨时分，亲政府的武装力量在民众的合力下平息了军事政变。

不得不说，失败的政变在土耳其政治发展历程中十分“罕见”的现象。作为坚定的凯末尔世俗主义捍卫者的军方，其高层态度不明朗，而埃尔多安政府官员表示，参与政变的只是“一小撮”军官和士兵，并非整个军方。更为吊诡的是，即使在埃尔多安不在土耳其国内坐镇的情况下，政府方面依然能够有效地调度亲政府的军队同政变武装进行对抗。匆忙从度假海滨回到伊斯坦布尔的埃尔多安立马把矛头指向了法图拉·居兰。

埃尔多安（资料图）

尽管目前还没有确实证据，但根据土耳其警方的消息，政变发动者具有“居兰运动”（Gülan Movement）的背景。埃尔多安政府也称此次政变受到旅居美国的“居兰运动”领导人遥控指挥。

埃尔多安与法图拉·居兰的矛盾早已不是秘密。然而，在上世纪90年代土耳其民主化进程大步向前的阶段，埃尔多安所领导的正义与发展党（以及其前身繁荣党）与“居兰运动”曾经是推动土耳其民主化进程最为积极活跃的两股力量。这两个伊斯兰宗教势力对于建立土耳其民主政治的努力，挑战了长期以来占据主流话语的西方民主化论述。按照西方的民主化理论，伊斯兰教组织作为一种保守的宗教势力，是民主化的障碍。可是在实践中，这两股势力对于政治民主和公民自由权利的渴求远高于作为世俗道路捍卫者的军方（世俗化并不与民主化等同）。

埃尔多安创始并领导的正义与发展党（简称正发党）是一个在政治上温和的伊斯兰主义政党，其前身是因为违反土耳其世俗主义而被取缔的福利党。埃尔多安公开宣称其领导的政党是亲西方的、践行世俗化的政党。在政党理念方面，正发党诉求建立民主政治，主张自由主义经济，希望将伊斯兰教义作为个人的道德准则。正发党长期关注教育、社会公正和中下层民众的民生，所以受到广大土耳其民众的支持。随着土耳其民主化的推进，正发党得以通过合法的身份参与到开放的政治竞争中。

“居兰运动”作为另一支伊斯兰势力，是现代土耳其历史上最具影响力的伊斯兰教运动。领导人法图拉·居兰是当代著名的宗教学者、思想家和教育家。居兰来自土耳其东部村庄的宗教学者家庭，自幼学习伊斯兰教知识。青年时期深受赛义德·努尔西（现代土耳其著名的伊斯兰复兴运动思想家）的影响，在此基础上形成了一套关于科学、民主、教育的思想。“居兰运动”是一个松散的组织。自上世纪60年代以来迅速发展，影响力遍及世界各地，成为了一个全球性的伊斯兰运动。居兰也主张民主政治，并且认为伊斯兰教中某些教义与现代民主理念一脉相承。另外，居兰并不主张按照伊斯兰教法进行统治，而把伊斯兰教塑造个人精神生活和道德情操的功能视为辅助世俗法律运行的重要保障。在信仰问题上居兰认为科学与伊斯兰教可以相辅相成，应避免落入某一极端，因此宗教教育和现代教育都是不可或缺的。总之，居兰的观点体现了他所领导的运动是现代伊斯兰主义的运动。

正发党和“居兰运动”在很多方面都具有共同的思想观念，埃尔多安和法图拉·居兰走到一起，还得益于20世纪80年代以来土耳其经济自由化改革所带来的社会分野。

肇始于1980年代的自由经济改革，为广大信仰伊斯兰教的底层民众、中小商业者提供和脱贫致富的契机。然而这毕竟是一场由国家主导的改革，很大一部分改革的成果被旧的国家精英和特权阶层所攫取。尽管民生福利有所改善，但是土耳其国内的贫富差距在不断拉大。处于弱势地位的民众亟需通过政治上的变革来改变不公的经济分配后果。在这样的情况下，具有伊斯兰背景的正发党（及其前身）利用不断扩大的政治空间为其选民争取利益。“居兰运动”也通过面向社会提供各种公共服务，改善中下层民众的福利。

“居兰运动”的追随者者与正发党的支持者有着高度的重合，两股势力的密切合作有着坚实的群众基础。特别是在正发党上台后，正发党和“居兰运动”在三个方面表现得步调一致：加入欧盟、文官政府对军队的监督以及边缘群体的权益。其实，上述三点环环相扣。首先，土耳其要想加入欧盟就必须满足“哥本哈根标准”（欧盟针对任何想加入欧盟的国家设定的三项标准），所以必须推进全面的民主化进程。这客观上要求军方保持政治中立，减少对政治的影响。而另一方面，政治民主化将进一步打开政治空间，为广大穆斯林提供更广阔的政治参与机会。

在坚决捍卫凯末尔世俗化主义的军方看来，建国之父所确立的路线将会受到来自宗教势力的挑战，军方试图利用极右翼的准军事组织Ergenekon对宗教势力进行打压。“居兰运动”与正发党与Ergenekon对抗，从而进一步塑造了他们是土耳其民主和广泛自由的斗士形象。这一事件对于军方来说是一次重大的打击。

在双方合作的过程当中，矛盾也由此产生，不断累积。与埃尔多安领导的正发党相比，“居兰运动”非政治化的色彩更浓。所谓“非政治化”是指“居兰运动”更多的是通过社会活动、社会服务和大众教育来扩大影响力，而非参与竞争获得国家政治生活的入场券来发挥作用。因此，“居兰运动”对于社会的渗透能力比正发党获取特定选民支持的能力要强。其涉足的教育事业和公共服务培养了一大批人才进入到各级政府、司法、教育、媒体、公有和私有经济部门。

对于执政的埃尔多安来说无疑是一个威胁，“居兰运动”的蓬勃发展挤压了埃尔多安政治经济空间，双方的矛盾就此不断累积，颇有一山不容二虎的意味。2013年的政府官员腐败案标志着埃尔多安和法图拉·居兰正式的分道扬镳，埃尔多安借助政权打压“居兰运动”并将其定义为恐怖组织。

埃尔多安指控同样具有伊斯兰背景的法图拉·居兰是政变的幕后主使，一定意义上来说是对军方的表态。

在土耳其国内，埃尔多安和正发党饱受质疑。很多世俗精英和政治反对派都视埃尔多安为保守的、独裁的统治者，将要用伊斯兰主义削弱土耳其的世俗化。埃尔多安在政变爆发后回到国内，立即着手了两件事：要让政变这付出巨大的代价；宣称政变背后主使是法图拉·居兰。就目前所能获得的信息，到底谁才是幕后主使、亦或如阴谋论所言这确是一场“自导自演”，还不得而知。但是，政治手腕娴熟的埃尔多安牢牢地抓住了这个契机，正如他在巨幅阿塔图尔克像前所做的那样。他指控同样具有伊斯兰背景，并且在土耳其国内最具影响力的现代伊斯兰主义者法图拉·居兰是这次政变幕后的主谋。把自己描绘成一个坚持奉行世俗主义、坚定包围政治民主、坚决维护政治稳定的卫道士。无疑有助于减少其在国内各方对他的不信任。

一定意义上来说，埃尔多安的这一动作是对军方的表态。2010年以来，土耳其政府通过修改宪法和人士调整，埃尔多安对军队的控制力有所上升。但是，这并未改变土耳其军方作为凯末尔世俗主义遗产继承者的角色。特别是在目前军方高层态度尚未明朗的情况下，向军方表示遵循世俗化道路显得尤为必要。

截至目前，已有2800名涉事军人被捕，2700多位法官被政府当局解除了职务。这是不是预示着未来土耳其政府和军方又将面临一次重大的洗牌。在当下中东政治动荡、库尔德分离主义、难民潮和对伊斯兰国的军事行动陷入瓶颈的局面下，或许埃尔多安会借助这一场风波实现自己更大的政治抱负。对土耳其来说是福是祸，孰知其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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