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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程琳:清北硕博扎堆街道办,中西部基层干部“酸”了

2020-08-25 07:57:04

【文/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魏程琳】

最近,清北硕博生2018年到杭州余杭区街道部门高薪任职的消息,引起网络舆论关注,其中高材生“大材小用”和“街道干部高薪”更是引起网友、学人热议。

多数网友认为清华、北大的硕士博士到街道政府工作,是教育投入产出不成比例的表现,不少专家学者也顺着这一话题指出,“过度教育”导致“高学低就”。

笔者长期关注基层干部队伍建设,在我看来,这一现象既不能说明“过度教育”也不能说明“高学低就”,而是展现了区域经济基础差异在上层建筑(基层政府干部队伍建设)上的差距。

至今,中国只有四分之一的劳动力读过高中,而大多数农村地区的大部分初中生无缘高中教育。我国本科生、研究生招生数量虽有所扩张,但每年的博士招生数和毕业生数都较为有限,总体上受高等教育的人数比例仍有待提高。由此可见,“过度教育”现象尚不构成中国教育的主要问题。

显然,清北硕博生到余杭区街道任职也并非“高学低就”:

第一,清北硕博生是作为余杭区党政机关储备干部引入的,清北毕业生身份为其带来较高的平台和较好的起点,能力突出者更容易获得升迁机会;

第二,余杭区给予的工资待遇具有诱惑力,其中博士生按照中层正职执行,年薪总额38万元,硕士生按照中层副职执行,年薪总额35万元左右,入职者还有生活安家补贴、购房补贴等等优惠条件。这样的待遇对于硕博生的教育回报不可谓不高,否则就不会出现2018年余杭区组织部计划招聘4人,报名人数竟达107人报录比达1:27的现象。

网传公示名单

高薪任职投影下的区域差异

既然清北硕博生赴街道任职的现象既不能说明“过度教育”也不能说明“高分低就”,那其背后到底隐藏了哪些信息呢?在我把“清北硕博赴街道任职”的信息转给我在中西部县乡政府部门任职的朋友、同学时,他们的反应让我意识到中国的区域经济差异已经深深烙印到地方政府组织体系建设上。

与珠三角、长三角地区政府所拥有的充沛财政不同,中西部地区政府仍然是“吃饭财政”,有的西部县政府甚至无法保证及时发放工作人员工资。

笔者电话访谈了在河南、山东、甘肃、山西等地县乡(区街)政府部门任职的干部,发现不同省份、不同市县间干部工资略有差异,其中正(副)科级干部的工资收入在4000到6000元之间(包括车补、通信补贴且扣除五险一金),普通职员的工资在3000元/月左右。

而笔者所调研过的苏州市,一个村党委书记的年薪都在20万元以上(相当于乡镇副科级),杭州市的副主任科员年薪在30万元左右,东西部干部薪酬待遇的差异,直接影响了其组织人才队伍建设——东部地区更能吸引高素质、高技能人才进入基层政府,政府干部队伍来源更加多元,政府运作更强调规则制度而非熟人关系,政府的开放程度、服务水平相应更高,这进一步提升了地区营商环境、促进了地区经济发展。

相比之下,中西部地区政府人员构成、行政部门运作都更加地方化,薪酬和晋升机会的双重弱激励,成为影响基层政府高效运作、改革创新的关键。

据笔者调研观察所知,中西部地区多数高校毕业生(以一本以上为主)不会首选回县乡发展,而是留在省会城市或其他城市发展。考录并进入县乡公务员(或行政事业编制)系统的青年,以本省二三本和大专生为主,他们在人才就业市场上竞争力不够强,而其社会关系又集中在本县市,如果家庭社会资本较好,回县城发展与他们而言是最有利的。

但尽管不断有青年人填补到基层政府部门,但县乡政府干部老龄化、“提前老龄化”的现象仍较为普遍,一方面,乡镇工作人员年龄总体偏大,而少量被派往乡镇工作的选调生又总被县市部门以各种理由借调走,“选调生甚至从来没有去乡镇上过班”;另一方面,相当一部分乡镇中年工作者自觉升迁无望,便提前进入“老龄化”状态,在工作上以“退后”为主。

“制造流动”的基层政府

武汉大学吕德文研究员发现,县乡对“实职”与“虚职”、“大镇”与“小镇”、“大部门”与“小部门”、“关键岗位”与“普通岗位”间进行差异化设置,为基层干部晋升创造了隐性层级,增加晋升流动的机会。从行政层级看,一个普通科员到乡镇长通常需要经历副主任科员(副股级)、主任科员(股级)、副科级和科级。

然而,有的普通科员可能终其一生都不能到达科级职位,这是因为:第一,并非每次提拔的机会都能降临到他身上;第二,基层政府有意拉长了人事流动链条,副科级干部(副镇长)要升到镇长的位置可能要经历远郊镇副镇长、城郊镇副镇长和党委副书记等职位的磨练。

县乡政府制造的晋升流动机会,无疑对多数干部具有激励作用,因为流动就意味着晋升的希望。显然,对乡镇政府40、50岁的工作人员而言,如果他们此时还未达到主任科员或副科级职位,职业生涯基本到头了。失去了奋斗动力他们,通常在工作上态度消极,在岗位上“不求上进”。“三七定律”即30%的人干70%的工作成为基层政部门府的常态。

基层一线干部实际工作是非常辛苦的,图为贵州省深度贫困县沿河土家族自治县驻沙子街道井坝村脱贫攻坚指挥长崔林权,因心源性猝死在驻村驻地去世,年仅48岁

留在基层,建设中西部

既然如此,为何还有人愿意留在县乡基层政府部门呢?笔者了解下来,主要理由无外乎两点:

第一,在县域社会,县乡政府干部分享了政府权威,具有较高的社会地位,这为其社会行动带来便利,尤其是能够为家人亲友提供帮助和庇护,社会激励与回馈较足;

第二,在县域社会,县乡政府干部成为地域政治社会关系网络上的重要节点,他们在“桥接”关系网络时往往能够从中获得体制性和非体制性收益,一定程度上弥补了薪酬和晋升上的不足。

总之,以县域为单位的政治社会交往中,县乡政府工作人员处于地域社会关系网的中上层,其工资收入亦能基本满足生活所需,但其非体制性收益却能保持其在经济政治社会上的优势地位。这也是为什么有的县乡中层干部不愿意跨区平调,因为这不但不能增加其政治收益,反而会弱化其在本县的影响力。

传统中国“皇权不下县”主要是受财政实力约束。中央政府通常会向县级政府派一名县官(流官),基层治理任务主要依靠本地吏员、乡绅完成,有学者将之称为“简约治理”。然而,这一为中央节约财政开支的简约治理却增加了民众的经济负担,瞿同祖在《清代地方政府》详细描绘了地方官吏向民众索取银钱的“陋规”。

现代国家普遍会严厉打击基层官员的贪污腐败行为,以巩固政权的社会基础。然而,政府的软财政实力对行政人员薪酬待遇改善形成结构性约束。前些年,有的地方政府甚至鼓励、默许非领导职务的基层公职人员自主创业、兼业,以弥补地方财政之不足。

今天,尽管中央明令禁止公务员兼营其他业务,然而,仍有一些县乡工作者以家人名义开厂设店,以妻、子、兄、弟名义入股企业,亦有从土地开发、工程项目发包等中谋取私利的情形。从社会学角度看,如上体制资源向社会和市场资源的转化和兑现,是地域公职人员处于“礼物漂流”顶端的体现,亦是地域社会关系对政府部门运作影响较大的体现。这一关系化运作模式为降低行政成本、完成政府紧急工作和中心工作提供了保障,然而,其差序格局性本身又会带来社会不公平,亦会带来反制度建设、反民主参与的内生动力。

在清北硕博高薪赴东部基层工作的投影下,我们看到了中西部基层政府干部队伍建设的困境。如何突破制度性约束,在薪酬待遇、平台建设、发展机遇等方面形成明显优势,吸引并留住人才到中西部基层工作,打造强有力的基层政府干部队伍,是未来推动区域经济社会发展平衡的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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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程琳

魏程琳

同济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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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观察者网 | 责任编辑:小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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