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磊杰:“中国充满火药味的民族主义是内宣的产物”?

来源:《中国评论》2022年4月号

2022-04-29 07:57

魏磊杰

魏磊杰作者

厦门大学法学院副教授

【文/魏磊杰】

2021年,是中国共产党建党百年。在官方的主导下,《觉醒年代》《山海情》《理想照耀中国》《功勋》等多部主旋律影视剧作品陆续在中国内地播出,收获各年龄层的好评。当然,要说其中最受瞩目的一部作品,或许非电影《长津湖》莫属。

作为一部备受关注的战争片,《长津湖》在内地的口碑和票房可谓双丰收。这部以“抗美援朝”为主题的电影从2021年9月30日上映,到2022年1月16日正式下线,陆续打破票房、放映场次、观众人次等二十多项中国电影史纪录,观影人数逾1.19亿人次,创造了57.7亿元的票房神话,位居2021年度全球票房排行榜首位。

中国网民对《长津湖》的评价,虽说褒贬不一,却大抵是前者多过后者,且在年轻族群中尤其风靡,在各大社交媒体上,充溢着对于纪念老兵、感怀烈士、重视“立国之战”等议题的关注。

就《长津湖》能够火遍中国,一些西方媒体往往将其置于中共“大内宣”的框架内进行解读,认为中共意图利用大规模文宣来调动民众的民族主义情绪,以应对国际舞台上美国咄咄逼人的遏制态势。中美交恶当然是解读这一现象不可忽视的一个重要变量,然单向度地从这个视角切入来看待中国的民族主义未免失之偏狭。

事实上,民族主义这一舶自西方的意识形态从晚近传入中国以来,其生成、转化与起伏便始终都处于国际因素与国内因素相互激荡的场域中,并往往呈现为域外敌对者、域内政治主导者以及普通中国民众三方主体之间的复杂互动关系。本文便从这三个基本维度切入,通过对《长津湖》火爆成因的阐释,以期对新的历史时代中国民族主义思潮进行更全面、更客观、更深彻的呈现。

《长津湖》海报

诚如大多数影评或时评所提到的那样,《长津湖》能够火遍中国,自然离开不当下中美关系僵持,抗美援朝题材作品受到观众青睐这个时代大背景。很多观众走进影院,不仅是冲着影片的宏大制作和明星演技,也是出于敬仰先辈不畏艰险流血牺牲的爱国情怀。

然而此种浓重的国家情怀在建国七十多年的历程中却是几经沉浮,在二十一世纪第二个十年方才峰回路转,重返主流价值观行列,进而相当生动地诠释了“中美关系晴雨表”这一角色定位。

朝鲜战争在中共百年历史以及70多年建国历史中都可谓分水岭式的重要事件。在1953年战争结束后,中国就曾经制作过《上甘岭》(1956)、《长空比翼》(1958)、《友谊》(1959)等多部电影,也塑造过邱少云、黄继光等抗美援朝英雄人物,他们因被誉为“最可爱的人”而家喻户晓。

进入上世纪60年代又有《铁道卫士》(1960)、《烽火列车》(1960)、《奇袭》(1960)、《英雄坦克手》(1962)、《英雄儿女》(1964)以及《打击侵略者》(1965)等,至70年代和80年代早期还曾拍摄过《奇袭白虎团》(1972)、《激战无名川》(1975)、《碧海红波》(1975)、《飞虎》(1978)、《战地之星》(1983)等,皆为讴歌中国军民不畏强敌、保家护国的奋战事迹。

然而,从1980年代中期开始,随着中美关系进入蜜月期,特别是冷战结束之后,为国内的改革开放营造稳定平和的周边环境计,基于不主动将印度视作战略对手、缓和中越关系、促进中韩交往等国际政治考量,中国逐渐不倾向在影视作品中呈现立国后的对外战争。再加上改革开放后出现“告别革命”的强劲呼声,充斥浓重“河殇”情结的学术界、知识界对抗美援朝的评价普遍低落,致使这一主题沉寂多年。

就此,有两个典型事例可堪说明。作家魏巍以中国人民志愿军为中心的报告文学《谁是最可爱的人》,曾多年被列入中学语文教科书,然而此文在2001年突然被删除,并在后续长达20年的时间内不再是中学生课本中的内容。编委会成员就此给出的理由是:其一,该文对于战争场面的记述,过于残忍和血腥,人与人之间杀戮的残酷性甚至超越了战争的残酷,这样血肉模糊的残忍战斗对青少年的心理健康会造成影响;其二,或许最为要害的是,他说道:“思来想去还是和现在的形势总体不合。”

另一事例大体异曲同工,可做等量齐观式的观察。1996年中央电视台开始组织拍摄名为《抗美援朝》的电影。这部电影可谓鸿篇巨制,整个拍摄历时三年之久,从17个国家的演员中精挑细选;为了高度还原重要场景,甚至动员部队10万次,耗资3000多万,这在当时已是中国影视业史上一笔很大的投资。虽然导演、编剧、演员每一方都倾注了无限的心血和努力,但时至今日,我们仍未看到《抗美援朝》这部影片的身影,以至于剧中主角大多都已过世,这部影片还是在尘封当中。

那么,究竟是什么使得这部电影的上映之路如此坎坷?当时,这部影片计划在抗美援朝战争爆发50周年(2000年)之际播出,然先因需要为“入世”营造祥和的国际氛围,后又因美国在2001年9月11日遭受系列恐怖袭击,为了照顾到美国民众的情绪和痛苦,我国暂缓了这部影片的上映。

即便到了“泛粉红”青年初兴的2015年,在今天已经无人不知、无人不晓的经典爱国动漫《那年那兔那些事儿》,涉及“抗美援朝”剧集的播出仍旧遭遇重重阻力,该主题遭人举报“破坏中韩关系”,直到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政治工作部文工团电视艺术中心加入后,制作团队才有了前行的底气。

然而,无论对于官方还是民众而言,对于他们最后觉悟之完成或许作用最大者莫过于特朗普的上台。特朗普成为美国总统后,将中国视为世界头号竞争对手,发起延续至今的中美贸易战;美国朝野两党更是在此基础上达成所谓的“华盛顿新共识”的政治默契——无论谁上台执政都会阻遏中国的崛起。

美国的此种对华战略转折,让中国意识到,再想像过去那样,单靠韬光养晦、委曲求全,以换取良好的外部发展环境,已经变得愈发困难;诚所谓“萧瑟秋风今又是,换了人间”,中国的实力已经大到想藏都藏不住的地步,这种情况下,东西方关系,尤其是中美关系的根本性改变,似乎已经不可避免。

在此等外力促就的观念觉悟下,《三八线》(2016)、《战火熔炉》(2020)、《跨过鸭绿江》(2020)、《金刚川》(2020)、《长津湖》(2021)、《浴血无名川》(2021)、《长津湖之水门桥》(2022)以及《狙击手》(2022)等作品如雨后春笋般纷纷问世,并大放异彩。有鉴于此,中国的影评人曾经笑称应该颁给特朗普一个中国电影特别贡献奖。虽然这只是一个玩笑,但公允地说,在中美两国关系没有这么紧张的时候是不太可能如此大批量地拍出此类影视作品的。

然而,与其单向度将影视作品对民族主义情绪的促动看作是应对中美抗争的工具,毋宁说此种作为更多的是为了纯化主流的价值观与提升以国家向心力为内核的国民精神。一般认为,国家权力有四种来源,分别为政治、经济、军事和意识形态。也可以认为,这是一个政权所以能够存在和维续的基本组成,虽未必需要齐头并进面面俱到,但倘若要使政权健康、稳定、持续的发展,则一定不能有所偏废,做选择性的重视或轻忽。

中共建政至今,政治、经济和军事已有稳定基础,间或产生的波动和冲击也多不触及根本,均在可控范围之内。而意识形态领域仍然面临严峻挑战。

一方面,去历史化、去中共化的历史虚无主义是意识形态隐患的显著体现。过去十几年一些所谓的网络大V往往打着“学术自由”“还原真相”的幌子,更多地将批判的矛头明里暗里指向中国的革命与战争史,围绕抗日战争的中流砥柱究竟是“国军”还是“共军”、抗美援朝究竟有无正面意义以及最为根本的如何评价毛泽东的是非功过等问题的争论几乎从未停止,一些根本性的史观在争论中被庸俗化和虚无化,去历史化甚至攻击、污蔑、丑化革命烈士的言行甚嚣尘上,严重影响了民众对中共的政治判断和意识形态认知,直接冲击了中共执政的合法性。

“基础不牢地动山摇”,这事关中共的生死存亡。在这种政治大气候下,如果说中国在2018年通过《英雄烈士保护法》意在从事后防范的角度捍卫烈士名誉、打击“否定历史”的行为,那么,大力支持和推动以《长津湖》为代表的主旋律影视作品的创制则更多的是从事先宣扬角度“积极”回击此等历史虚无主义,在意识形态的无烟战场上借助于更为具象化与正面化的呈现,以期更大限度地赢得中国民众特别是年轻一代的内在认同。

整体研判,正面呈现百年的历史,让正史成为全党全社会的共识,建构历史的合法性,无疑会成为中共接下来意识形态重整的核心工程。道理很简单,作为一个信奉“历史唯物主义”的政党,如果中共不能敏锐洞察自身的历史演变,不能精准把握中国历史的发展规律,不能深刻理解世界历史的演进逻辑,那么中共就不可能从一百年前的小党发展壮大,崛起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的世界第一大执政党。从小小红船到巍巍巨轮,中国共产党的百年长卷镌刻着奋斗的辉煌,也启示着未来的方向。

另一方面,社会中弥散的极端功利主义、拜金主义与历史虚无主义相互借力,对国民精神产生了不可忽视的毒化和腐蚀。在二十一世纪的前后十年间,意识形态管控的相对宽松,加上承平日久,造就了文娱、传媒、艺术、出版等行业的繁荣,但同样不可否认的是,在资本力量的影响甚至操纵下,也造就了这些领域相当程度的去政治化、历史虚无化以及赤裸裸的娱乐化;当局倡导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因缺乏有效外化渠道与制度抓手,而被一些执事者潜在地视为一种高处不胜寒的口号而被有意或无意地虚置,追求即时兑现的极端功利主义与追求小确幸生活状态的佛系观念并行不悖,大行其道。

以“小鲜肉”甚至“伪娘”形象呈现的流量明星成为了被热捧的对象,工业时代的阳刚之美渐趋为商业时代的阴柔之气取代,“英雄”“英烈”近乎已然沦为与这个“小时代”节拍渐行渐远的不合时宜的名词。当然,这或许还只是露出海面的冰山一角,更大的危机在于,物质财富崛起的同时,中国社会也在快速并且和平地演变成为一个崇尚金钱的社会。

较之金钱,道德体系才是一个社会或文明的主体。中国的问题并不在于财富的增加,不在于道德的衰落,而在于金钱成为了道德最重要的衡量器,或者金钱本身被视为了“道德”。而真正的大国崛起,并不单纯在于物质财富的富足,而更多地也在于一种“文明”的崛起。

或许正是意识到此种潜在的文明危机,重振国民精神也成为了中共意识形态重整的一个重要目标,以《长津湖》为代表的一系列主旋律影视作品的批量问世,恰好处于此等重整目标的战略延长线上。诚所谓“预以天下虽安,忘战必危”,古今中外,通过不同形式呈现并颂扬本国军人在保家护国战争中的英勇与壮烈,乃是激励国人重振爱国主义精神,有效提升国家凝聚力与向心力的不二法门。

《功勋·能文能武李延年》片段

以《长津湖》为代表的一系列主旋律影视作品的批量问世,在相当程度上达到了拨乱反正的“重塑”效果。特别是堪称史诗级大片的《长津湖》,整部影片较为真实地还原了抗美援朝战争,战争场面宏伟震撼,人物刻画有血有肉,形象饱满富有层次感,令观众为之动容;而香港电影人的加盟(三位导演中有两位来自香港)将他们的好莱坞风格和娱乐技巧融入其中则更有助于让此种主旋律影片变得更有趣味、更少说教,最大程度调动观众的感官刺激。

这些深受触动的民众,特别是成长在和平年代的中国年轻人,观影之后出于各种不同目的,通过微信、微博、B站等社交媒体进行二次宣传,从而造就了更大强度的扩散效应。借助此种扩散,“长津湖”“九兵团”“冰雕连”等以往专门战史才会记载或只有少数知识分子才能知晓的名词,瞬间进入到中国普通民众的思维和话语中,潜移默化地完成了一次难得的全民精神启蒙。

“哪有什么岁月静好,不过是有英雄在负重前行。”

“要记住,我们现在的生活是先辈英雄们用命换来的,这个世界没有和平的年代,我们只是生在了一个和平又强大的国家。”

“为什么要去当兵、去缉毒、当警察、去维和呢?他们不怕吗?他们家里人又该怎么办?‘我很怕死,但知道有人能因此活下去,我突然就不怕了。’”

“曾经一代人吃了两代人的苦,换来了我们如今的生活,致敬所有我们美好生活的创造者与守护者。”

诸如此类发自肺腑的留言或评论,在社交媒体上动辄获得成千上万次的点赞量,足以说明此番启蒙的现实效果。

《长津湖》在中国内地长达近百天的公映,让“长津湖战役”成为网络上的热门话题。也有人提出这样的诘问:战争片究竟应该歌颂战争还是反对战争?渲染集体英雄主义的目的究竟是为了战争还是为了和平?

此等用“反战”来碰瓷《长津湖》的诘问,本质上与一些西方媒体在审视这部影片在中国票房爆棚现象之时抱持的立场异曲同工。在这些媒体看来,此为愈加强健的中国民族主义情绪的一次宣泄与爆发,这种战狼化、民粹化的狭隘民族主义会激化既有的中美对抗,不利于世界和平。

康奈尔大学研究中国民族主义的政治学副教授白洁曦(Jessica Chen Weiss)2020年9月接受《纽约时报》访问时曾点评:“从长远来看,北京的超民族主义声名可能会破坏中国共产党对世界领导权的竞逐;毕竟,这种姿态让太多国家感到担忧。”

虽然西方政治评论家总是如此措辞——中国政府如何如何挖掘利用中国的这种“充满火药味的民族主义”(pugilistic nationalism)去反对西方,抑或称威权主义政府会如何如何迎合并推助此等民族主义。然而,他们看不到的是,唤醒和培育这种爱国/民族主义的其实主要不是中国政府,而更多的是内外因素的相互碰撞使然:外部以美国为首的西方政客无底线的遏制逼迫与内部中国新一代年轻人因时势变迁而发生的思想位移与抗争。

一方面,中国民众特别是年轻人的民族主义情绪主要是被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糟糕的、严重缺乏尊重的态度所激发出来的。

根据美国布鲁金斯学会约翰·桑顿中国中心主任李成最新发表的成果表明,就中国年轻人对美国的态度,2018年之前对中国公众的多次民调显示,虽然爱恨交织或矛盾心态并不少见,但中国民众对美国的看法普遍非常正面。同时根据他对过去10年回沪“海归”们所做的调查也显示,大多数人对美国都有好感:2009年的比例为90%,2014年为92%;而且与在其他国家和地区留学的人相比,从美国留学回来的人对美国的好感度最高。

然而,中国年轻人的世界观,包括他们对美国的态度,近年来已经发生了深刻的变化。根据李成的分析,中国年轻人近些年的这一波以反美为基本表征的民族主义情绪,也许是对华盛顿鹰派决策者下列敌对行为的反应:(1)声称北京正将大量在美国高校就读的中国学生“武器化”;(2)针对中国科学家和美国华裔科学家,美国司法部(首次)启动针对特定国家和种族群体的计划——“中国行动计划”,并使用了“学术间谍”(academic espionage)这种有争议的字眼;(3)使用“Chinese virus”和“Kung Flu”等词语,引发恐华和反亚裔的仇恨犯罪;(4)限制中共党员及其家属(约3亿人)赴美;(4)侮辱中国的文化遗产。例如在2020年12月的一条推特中,共和党参议员玛莎·布莱克伯恩(Marsha Blackburn)称“中国有5000年的欺诈和盗窃史,有些事是永远也改变不了的”。

美国对华政策当中一个延续百年的观点是:重要的,是要影响中国的年轻人,因为他们最终将影响国家的发展。这种观点认为,在维持世界和平方面,基于教育的战略比枪炮和战舰更加有效。然而,在李成看来,当下华盛顿的政策制定者明显违反了此等行之有效的长远政策,并进而失去美国影响中国未来的影响力。“从战略上讲,如果疏远了中国的年轻人,美国还能指望对中国未来的演变有什么影响力呢?”

在美国的中国学生和学者无疑是理论上最为“亲美”的一个精英群体,然华盛顿鹰派的强硬政策和言论无疑对这个群体的思想立场转变发挥了釜底抽薪式的“助攻”效用。其实,在贸易战初期,包括打击中兴通讯之时,尚有中国的精英阶层真诚地认为美国只是依循规则行事,对中国的主张有其自身的逻辑道理,中国企业需引以为戒努力提升自身的“合规”制度建设。

然待美国2018年悍然拘捕孟晚舟,以图迫使华为就范,在2019年香港问题上大做文章,在2020年疫情时又极力在全球黑化中国,对中国可谓不遗余力的攻击与逼迫——从南海问题、港台问题、留学生问题,到制裁中国赴美上市企业,到Tiktok和微信,再到污蔑新疆种族灭绝并鼓动抵制北京冬奥会,美国业已将打击面扩大到了更大范围的整个中国社会。

今天,在对华政策领域,美国似乎正经历着“外交法西斯主义”的崛起,即把所有的问题都甩锅给中国。在双边关系上,美国归罪于中国;在和盟友的关系上,美国也归罪于中国。即使是在内部政策上,例如基础设施建设,美国也匪夷所思地归罪于中国,拿中国说事。尽管“以中国为敌”解决不了美国的内部问题,但法西斯主义的特点就是为内部问题找到一个“替罪羊”,把内部矛盾外部化。

不少美国政客可能真心地认为自己是自由的化身,打击的仅仅是中国政府,同时“身系”中国民众,能够获得中国人民的支持与认可。然而,面对这一系列毫无底线不断加码的政治压制,越来越多的中国人开始意识到,这绝对不是在对抗中国政府,而是在对抗和打击整个中国。“在美国非常的不公正待遇下,国人会纷纷与自己的政府联系在一起,并对美国的傲慢、敌意、无礼和进攻行为感到反感甚至仇视。美国政府做法的唯一结果,就是使越来越多的中国人(包括亲美派)站到本国政府的一边,站到美国政府政治的对立面”。

中美安克雷奇会晤中,面对美方的无端指责,中方代表团进行了有力驳斥。

另一方面,中国青年的爱国主义热情是真实的,它并不总是政府宣传的肆意夸大与有意引导。中国的年轻人已经大大不同于在“崇洋媚外时代”长大、对于一纸美国签证无限渴望的60后和70后。美国智库卡特中心联同意见调查机构RIWI,早前以网上问卷形式访问了3391名中国内地网民,了解他们对中国国际形象的看法。结果显示,46%受访者认为中国在国际间的形象“非常好”,32%受访者认为“好”,即总计78%认为国际对中国持正面印象。比较不同年龄层,较多年轻受访者认为中国国际形象正面;当中16-24岁受访者中,更有接近84%。

相反,年长受访者中认为中国国际形象负面的比例较其他年龄组别高。与以往一代代中国青年相比,今天的90后、00后有着鲜明的时代特征:他们没有经历过中国混乱与落后的过去,没有天生的自卑感或狭隘的报复心来面对世界;他们从小生活在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从出生就赶上了科技迅猛发展、信息海量流通的移动网络时代,这样的客观环境塑造了这个世代已经不再可能对西方无底线的“盲目崇拜”,更不会轻易沦为所谓被洗脑的民族主义者,而是具有自身相当程度的判断力和主体性:在倾向选择更客观、更有建设性地评价中国的政治体制与政治文明之同时,他们同样真诚地期待仍旧强势的西方在文明互动中能给予这个正在崛起的国家应有的尊重。

实际上,进入二十一世纪第二个十年,伴随中国国力的逐渐增强,许多新生代中国青年不仅开始对美国“白人至上”与“美国优先”的内外政策感到愤怒,而且对西方最根本的社会和政治理念愈发失去兴趣。

美国《外交政策》杂志敏锐地捕捉到了中国当代年轻人的思想位移,其网站2021年3月在题为《中国的年轻人正在对西方失去信心》的文章中指出,自从一个多世纪前清朝灭亡以来,中国的年轻人一再催促他们国家的领导人向西方学习经验,但如今“许多年轻的中国公民不仅对美国的外交政策感到愤怒,他们还对西方最基本的社会和政治理念展现出越来越多的蔑视……西方国家在遏制新冠疫情方面的失败证明,自由民主制不如中国一党执政的贤能官僚制”。

此种信心亦促使了在面对西方国家的打压与杯葛时,民众向心力与爱国情怀的爆发,并集中投射为一些年轻人不再被克制、谦虚和隐忍的传统价值观所束缚,而是更积极地去反击和驳斥往往采行“双标”立场的西方。2020年,以“战狼画手”自称的“80后”画家乌合麒麟,以其具有强大冲击力和讽刺西方国家的时政画一战成名。他对“战狼式”的立场毫不避讳,在一条公开的微博中,他这样写道:“既然有人称我做战狼画手,我一定帮你们撕咬出一些空间,让更多的爱国青年无惧光明正大地表达自己看法。”

结语

众多中国自由主义者对于当下日渐抬升的民族主义情绪普遍抱持批判态度,他们大多认为,目前中国民族主义的主要特征是排外、仇外、反霸,都是建立在一些假想敌身上,却不是着重对正面价值观的自我建设,乃至经常自我定位为处于普世价值的对立面(或根本否定有普世价值的存在),这样只会导致中国日后与国际社会出现正面冲突,而且与维护自由、平等、民主和人权等普世价值背道而驰。

有些学者更是将批判的矛头指向他们所谓的“狭隘民族主义”的主要承载者——中国的千禧一代。这些人认为,中国00后一代从小生活在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这样的客观环境塑造了这个世代“居高临下看世界”的优越感。这使得他们对客观世界的观察和判断,会以“愿望思维”看待国际事务,认为中国可以容易地实现其外交政策目标;多数的他们用中外两分法认识世界,认为“好的价值观都是中国的,坏的都是外国的”,把“西方”视为邪恶的代名词,却不知道和平、道德、公平、正义是普世文明。

然诚如上文所分析的那样,此种思维不仅略显陈腐,更有以偏概全之嫌,与当下一些西媒对中国民族主义情绪的偏狭指摘近乎如出一辙:既没有认识到此等情绪的高涨导源于美国没有底线的压制与逼迫,没有意识到后冷战以来全世界对美国的感受正日益从昨日世界的解放者变成了今日世界的霸凌者;更没有体悟到中国的千禧一代在身处国际政治大变局中自身的观念觉悟与思想位移,面对一贯自诩代表“普世”价值的西方,他们早已一改多数父辈们的盲目“俯视”而自信地迈入了客观“平视”的崭新历史时代。

虽然难以预料中美之间的博弈未来会持续多久,更难以评估中国政府会如何根据国家利益需要与国际环境变化来动员或调控这种民族主义,但有一点却是可以确定的是,曾经沧海难为水,中美关系实难再回到八九十年代那种蜜月状态,而对西方逐渐祛魅和自信的中国新生代年轻人的不断涌现,必将会对21世纪的中美关系甚至中国的未来产生深远的影响。

【本文摘编自《中国评论》2022年4月号,原标题为《从<长津湖>的爆红重新审视当下中国的民族主义》。】

责任编辑:吴立群
长津湖 中国 民族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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