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翁诗杰】

在地缘政治大国博弈的叠加冲击下，中国涉外的国际公共产品，从“一带一路倡议”到“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落实推进，预料今后面对的挑战势必加剧，尤其是美国当前在多个领域倍感中国竞争乃至反超的压力之际，变本加厉在国际间拉帮结派，意图进一步孤立封堵中国的举动，已是昭然若揭。

这种零和的冷战思维是意料中事，但现阶段美方要大小国家选边站队，或在经济与高科技领域对华打压升级，虽是挖空心思，可如意算盘却不见得打得响。

前者，同属国际社会的大小国家，处于中美两大强国的夹缝中，图的是左右逢源，而犯不着要选边站队。所谓以“意识形态”来区分归类，这种口号标签充其量只是个方便的借口，对美国的盟友，即便是铁杆附庸，并无多大实质的好处。相反的，其所冒的经济损失风险可能更大，根本得不偿失。

后者的高科技层面打压，从过往的经验看来，也一再证明它只会激发中方的自主研发，却丝毫遏制不了中方科技赶超美国的态势。

“中交马东铁路”在马来西亚关丹举行开工仪式

冷战思维遗毒是痛点

衡量中国当前应对新变局的战略布局，未雨绸缪的超前部署是正确且迫切的。中方亟需关注的是境外各国对自己的信任与观感，而这不能单纯以相关国家执政当局的对华态度为准绳。毕竟这些国家的民意基础离不开当地的媒体、社会团体、意见领袖等。在多党制的社会，如果只局限于政府或执政党层次的对接互动，那无疑是自我设限，没有全面掌握目标国社会的人文生态。

在这种情况下，再好的战略规划，假若不能辅以接地气的战术布局，进而令目标国的朝野民间对中国元素普遍存有好感，在当前海外反华势力日益猖獗，有心人见缝插针的情况下，迥然相反的局面可能会出现——中国元素的存在很容易会成为当地政治舆论战的争议焦点。过往的经验一再昭示:中国在一些国家或地区的投入，与其在当地媒体和民间的观感反馈，并不成比例。其中它所蕴含的“信任赤字”，更是中方不可掉以轻心的反馈。

其实，这种对华表示怀疑（疑华）乃至敌视（仇华）的情绪和观感，不时会反映在东南亚媒体的舆论，或大学智库针对大国的信任度所作的抽样民调。其中，以去年(2021年）2月24日东盟研究中心（ASEAN Studies Centre, ISEAS - Yusof Ishak Institute ）麾下的政治暨防务事务首席研究员（Lead Researcher for Political & Security Affairs ）Hoang Thi Ha发表的东盟民间对中美信任度的观感调查分析，尤值得关注。

尽管我们不能以偏概全，1032位受访者不足于代表整个东盟，可这份分析报告的若干数据，或多或少反映出东盟民间一方面认可中国的经济影响力的迅速膨胀；可另一方面却对华心存疑虑，同时对美国寄以幻想，以为美国重返亚太，在区域防务上能够起着保护东南亚与制衡中国的作用。换言之，骨子里还是担心中国会走上“国强必霸”、军事扩张的道路。这种心结不会因为中国再三保证和平崛起，不称霸、不侵略而消除。

这种深层的“疑华”心态，追根究底可说是冷战时期意识形态的延续。近廿多年来，尽管美国的重心转向反恐与中东，可东盟地区，尤其是环南海诸国，对美国的防务担当，还是存有幻想和寄望的。奥巴马后期的“亚太再平衡”与特朗普的“印太战略”，都曾经先后重燃一些东盟领导人与智库对美国重返亚太的希望。

国际传播的表述视角

2022年是中国与东盟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开局之年。中国与东盟的双边关系已登上了一个新的台阶。平心而论，中国与东盟的相互合作，不缺动能，自然也不愁没有抓手。中国的硬实力已是公认的事实，无需宣扬。当务之急反倒是中方需要赢取东盟民间对华的信任。

站在东盟人民的立场，他们期盼的是更充实的“获得感”，喜闻乐见的是“东盟视角的故事”。中方与其着重从本身的视角对外阐述“中国故事”，不如改变从东盟的角度来传扬双边合作的好人好事，其效果或许更能事半功倍、深入人心。这问题的症结在于:中方国际传播的表述方式能否契合地社会的主观需求？

相反的，“共商、共建、共享”的好人好事，如果出自当地智库、媒体等民间事业群的竞相弘扬，相信其受众会更容易接受。简言之，在东南亚社会，愈是不沾官方色彩的论述愈有市场。在这方面，强调民间参与的“二轨外交”（Track 2 Diplomacy）恰好可扮演重要的角色。毕竟，东南亚乃至世界大部份地区的智库、媒体大多是以“非官方”背景为主，因此中方与之对接、交往的方式，必须有异于一般的政府行为模式。

泰版《甄嬛传》海报

“民心相通”的攻坚战

在智库、媒体与民间团体的对接与互动方面，中外社会制度的迥异是必须直面的问题。海外多种朝野势力的并立与博弈，构筑了当地不同群体对同一事物的多元立场和观点。因此“一带一路”“五通”指数中的“民心相通”数据，不能光以双向旅客互访人次为依据。中外双边的互信水平，也不取决于官员互动互访的频仍。中国对其东南亚近邻的认识，必须与时俱进、深广度兼具，才能规避认知上仍然存在的误区。这离不开实质性融入当地社会所得的反馈。

在这战术布局上，大学青年可作为“开路使者”，以服务义工的身分派驻海外，并融入当地家庭与社区。这可借镜当年冷战后，美国的“和平志愿团”（Peace Corps Volunteers）广布东南亚，深耕民间，普获佳评的经验。用人方面，中国多家大专院校都设有东南亚的多国语系，自不愁无人可遣。何况这种外派的经验，对学生本身即是一种难得的历练。

与此同时，常期驻外的中资企业，如果运用得当，也不难成为中方向在地社会释放善意的理想载体。驻外的央企、国企等所须履行的“企业社会责任”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应视为体现中方公共外交的利器，而不是刻板的例行公事。

经验中的三大忌讳

在宏观层面，总结观察与经验，中方与东盟近邻的互动有“三大忌讳”:

首先既不能只停留在曾经的“侨务”层面，以“华侨华人”为争取对象，而忽略了当地的主流社会或多数族裔。就以马来西亚为例，“一带一路”的宣传,始终局限于华裔社会。非华人社群，尤其是马来穆斯林社群（约占全马来西亚人口的七成），对“一带一路”知之甚少。可他们对中资企业大举承包当地的基建与房建项目，标语全是汉字，却有明显出自民粹的反感，及对所谓“经济入侵”的疑虑。此外，对以讹传讹的新疆维吾尔族备受“种族灭绝”的传言，他们的宗教民粹更是容易成为国际反华势力煽惑的切入点。

其次是不宜把目标国社会的某一阶层，尤其是掌控社会资源的高大上阶层，锁定为互动联系的对象，而忽略了当地社会多种族、多宗教、多阶层的多元性。近年来，随着涉外经贸往来的蓬勃，中方侨办侨联官员同当地华人华侨社区的对接互动，或有朝向商贸阶层倾斜的倾向。如果其聚焦离不开少数的富贾名流的华裔社团领导，或只局限于若干新侨（改革开放后移居国外的大陆公民）的标竿人物，这对整体争取在地人和、嬴取民心、扩大影响的统战效益是起不了应有的作用的。

第三，经验已一再昭示，中方不宜把友好的资源和筹码，全数押注在当权的执政党身上。毕竟在当地多党政治的体制下，政党轮替的可能性是存在的。

结语

眼前的这盘攸关软实力博弈的大棋，中方近年来战略的布局反映出其本身的高瞻远瞩、格局与气度，可落地战术的操作，却仍离不开善用创意点子的智慧。面对当前外部反华势力在海外的“负面传播”操作，中方须以灵活、具创意且接地气的传播战术应对，已是不争的事实。在这方面，大湾区的港澳特区，因其社会制度与东南亚大部分国家相对接近，故此，在掌握受众的心理与习惯上，有其一定的优势，值得善用当地的传播创意人才。

值此后疫情时代的新变局，中国的当务之急在于拓展其国际话语权，并灵活调整其国际传播战略，以期让国际社会正确的认识中国。唯有这样，中国才能在其综合国力、国际影响力与全球信任观感之间，取得成正比例的增长。这中国方案只要是坐言起行、普惠天下，自然会广得人和，进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催生全球治理的新秩序吹响号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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