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凌晨，伊朗著名导演阿巴斯·基亚罗斯塔米(Abbas Kiarostami)因病在巴黎去世，享年76岁。自今年三月份被诊断出肠胃癌后，阿巴斯频繁来到法国接受治疗，然而一系列手术并没有挽回他的生命。

阿巴斯1940年出生于德黑兰，1987年制作的《何处是我朋友的家》首次引起世界影坛关注，1997年其导演的《樱桃的滋味》获得了第50届戛纳电影节金棕榈奖。阿巴斯原计划将于明年在中国开拍《杭州之恋》。

阿巴斯是国际公认的电影大师。黑泽明看过阿巴斯导演的《何处是我朋友的家》后说：“我真希望这是我导演的电影。语言无法描述我对基亚罗斯塔米作品的感受。”戈达尔看过《樱桃的滋味》后说：“电影始于格里菲斯，止于基亚罗斯塔米！”

对于大师，最好的纪念莫过于重温他的电影。

《哪儿是我朋友的家》（1987）

《哪儿是我朋友的家》是阿巴斯第一部引起世界性关注的作品。他讲述的是一个孩子还练习簿的故事：拉扎因为没有把作业抄在练习簿上，受到教师的责骂，老师扬言，如果明天再出现这样的情况，就赶他出校。拉扎的同桌阿默回家后，发现自己错拿了拉扎的练习簿，他决定还给拉扎，但又不知道拉扎的家，他趁母亲不备跑出家门，四处寻找拉扎的家……

这部片子唤起人们两方面的情感。一方面是对真情的赞叹，拉扎的哭泣、阿默的无助、奔跑与茫然，都反映出了孩子们之间的美好感情，为了不让一个小伙伴被老师出学校，阿默已经竭尽全力；另一方面，它反映出了成人世界的自以为是，成人动辄以自己的方式剥夺孩子思考和表达的权利。

阿默在大人严格的“规矩”下，开始了执著的寻找朋友家的路，他不断的奔跑，想尽各种笨拙的办法来来回回在自己家和朋友家的社区之间穿梭，那条W形迂回的坡路，在电影画面中不断呈现阿默执着的身影，而山路的曲折也正象征了成人世界的复杂。

《特写》（1990）

《特写》是一部虚实结合的杰作，它既不是纪录片，也不是剧情片，而是挑衅地向这两者提出了挑战，令影片处于一种进退两难的状态，影片涉及到了身份、阶级差异等重要的主题，在当时的伊朗来说，十分大胆。影片于1990年上映之后，引起了巨大的反响。此前，阿巴斯的电影一般都参加一些二三流的电影节，但《特写》问世之后（获蒙特利尔电影节影评人奖最佳电影、伊斯坦堡电影节费比西影评人奖），敲开了戛纳等一流电影节的大门，为他此后的《樱桃的滋味》（1997）赢得金棕榈大奖打下基础。阿巴斯现在已经成为伊朗最具国际知名度的导演，而他的《特写》也被伊朗的《国际电影》杂志评为“史上最佳伊朗电影”。

1989年的秋天，伊朗杂志《Sorush》刊登了一则不同寻常的罪案：一个穷人因为冒充著名导演莫森·马克马尔巴夫向住在德黑兰北部的一个名叫阿汗卡Ahankhah的中产家庭行骗而被捕。这个穷人名叫侯赛因·萨巴奇安，虽然他收了阿汉卡一家给他的一些钱，但似乎他行骗的主要原因并不是因为钱。萨巴奇安与阿汉卡一家分享了对电影的热爱，并撒谎说他准备让阿汉卡家的小儿子担任自己下一部电影的男主角，他甚至查看了每个房间以便取景，并与二儿子进行了彩排。

就在他与阿汉卡一家聚会的时候，阿汉卡家的小女儿拿着报纸来向萨巴奇安表示祝贺，因为马克马尔巴夫的作品《有福人的婚事》在意大利的里米尼电影节（费里尼的故乡）获了奖，但萨巴奇安对此毫不知情。这引起了阿汉卡一家的怀疑，通知了警方。《Sorush》的记者海珊·法拉曼德报道了萨巴奇安被捕情况。

伊朗导演阿巴斯·基亚罗斯塔米此时正在筹备一部新片，在开拍前三天，他看到了这个报道并被深深吸引，决定放弃原来的制作转而把这个事件拍成一部电影。阿巴斯对犯罪者的动机最为好奇，他与阿汉卡一家取得了联系，并通知了马克马尔巴夫本人。与此同时，他得到了和蔼可亲的法官的帮助，获得了拍摄庭审的许可，在法庭上，阿巴斯设置了两台16毫米摄影机，一台拍摄萨巴奇安的特写，一台拍摄法庭的现场情况。

萨巴奇安在法庭上交代了他是与阿汉卡夫人在公共汽车上认识的，他当时谎称自己是马克马尔巴夫，是出于对这位深刻理解穷人之苦的导演的敬意，他自己其实是马克马尔巴夫最大的影迷。由于阿汉卡夫人信以为真，并说起自己的孩子也热爱电影，因此双方才有了接下来的接触。萨巴奇安也没有料到他们会再见面，于是这个谎言只能继续下去，并越来越大。

由于萨巴奇安失业和离异，因此他渴望自己能有饱饭吃，所以他不自觉地接受了阿汉卡一家的邀请，与他们常常一起吃饭，他也确实接受过一些钱，但并非离谱（记者法拉曼德从警察局叫出租车到阿汉卡家的车费是350元，而萨巴奇安索取的金钱总额是1950元）。

萨巴奇安在法庭上找来了自己的母亲为自己的生活情况比如离异等作证，虽然阿巴斯仅是记录这一庭审的旁观者，但他大胆甚至违背了纪录片原则对萨巴奇安频频发问，逼迫他说出真实原因，并直言：你究竟是假扮演员还假扮导演（此前萨巴奇安接受了阿巴斯想要根据他的经历拍摄电影的想法，并要求阿巴斯拍出“他灵魂的煎熬、经历过的痛苦”）？

萨巴奇安向法庭忏悔并发誓不会再犯，阿汉卡一家看他身世可怜，也原谅了他，撤销了起诉。萨巴奇安被释放后，阿巴斯说服了他、阿汉卡一家、记者法拉曼德，让他们对欺骗、抓捕段落进行了情景再现式的搬演，每个人演回自己当时的情景，最后，导演马克马尔巴夫也扮演了自己，在片尾接萨巴奇安出了监狱，用自己的摩托车载着他、买了一盆鲜花去阿汉卡家道歉，这就是阿巴斯1990年的电影《特写》。

影片最后一场戏值得玩味，马克马尔巴夫用摩托车载着萨巴奇安去阿汉卡一家时，音轨似乎出现了问题，对白都遗失了。阿巴斯在这场戏之前就通过画外音说出了马克马尔巴夫的录音机坏了，这看似解释了音轨遗失的问题，但其实这不是真的。阿巴斯在后期亲自剪掉了部分音轨，造成了对白断断续续的情况，为的就是模糊记录与虚构的界限，第一次观看此片的观众，看到这段的时候，必定会上当。除此之外，阿巴斯也不希望两人的相逢段落看上去比较通俗剧化，而希望用减少对白的方式来减低观众的情绪。

《生生长流》（1991）

1990年伊朗西北部发生大地震，影片《哪里是我朋友家》的拍摄地点柯盖尔就在这个地区，导演带着儿子驱车前往那里寻找影片中的演员。父子俩沿路接触到的一个个劫后余生的村民没有人们想象中的悲哀神态，而是积极投身到震后的重建工作，更加珍视生命。尤其是那对在地震后第二天就举行婚礼的年轻夫妇，更能让人感受到经历过劫难的村民们的强大生命力。最后他们没有见到扮演两位小主人公的演员，但有人说刚刚看见他们。

观众应该还记得《何处是我朋友的家》中那个可爱的演员小男孩，1990年，灾难降临在他居住的地方，大地震几乎毁灭了当地一切。小演员生死未卜下落不明，阿巴斯在地震后，坐着汽车重返故地，寻找孩子。在路上，导演见到了许多触目惊心的景象，废墟、悲痛的人们、死亡……然而，令导演觉得惊奇的是，人们并没有沉溺于悲痛无法自拔，而是在灾难之后重整心情重建家园。死亡使生者更加珍惜生命，以更加充足的勇气活下去，希望并没有失去，片中比较高潮处，是一对男女在地震后举行婚礼。小演员最终没有找到，给片子积极向上的基调抹上了淡淡的感伤色彩。

《橄榄树下的情人》（1994）

《橄榄树下的情人》的故事非常简单，一个电影摄制组需演员拍片，而这部片子就是《生生不息》。然后其中有一个男演员却对那个女演员早就倾心已久，他不去一切地追求她。而她却始终一言不发。就是这样一个简单的故事，一个在地震后的村庄发生的普通故事，甚至连演员都确实是当地人。整部片子没有用任何花哨的镜头变换、特技运用，阿巴斯似乎就是简简单单的用摄像机纪录了这个故事。

阿巴斯的爱情却像一颗青涩的柿子，你不知道它在什么时候成熟，它怎样成熟。如同《橄榄树下的情人》中的那个长镜头，那种漫长与细致，让人坐立不安。当恋人像两个黑色的斑点在橄榄树丛中，越飘越远，最终走向重合的时候，一种禁不住站起来、跑过去的冲动会萦绕着你，牵动着你。

在这样一部表现真挚、赞美真挚的影片中，阿巴斯却使用了“颠覆”的方式，这不能不说出人意料，匪夷所思。

这部影片反映出来的颠覆有两种，一种是情感层面上的。在阿巴斯的构思当中，《橄榄树下的情人》是作为《生生长流》的后续出现，而它的整个故事却又缔结于《生生长流》。

在《生生长流》中，年轻人荷辛和他的新婚妻子是两个灾难的承受者。一场大地震夺走了亲人的生命，但他们就在这样一个悲伤的时刻，选择了结婚。似乎他们要幸福去抵挡他们遭受的不幸。

荷辛说，如果他们在亲人们刚刚死去就选择结婚，他们就只有捱过漫长的守孝期才能结婚。他觉得，他们等不了。

当这个带着辛酸的乐观主义的故事，被放到《橄榄树下的情人》中讲述时，我们发现，这种乐观是虚构的。荷辛和古丽在《生生长流》中，不过是两个演员，荷辛一直想追求古丽，但一直没有机会，正是影片的开拍，才使他获得了这个机会，他借机接近了古丽，向古丽表达了自己的爱。

原来，面对灾难的乐观是虚构的，是他们追求爱的一个过程，或者说是契机。

阿巴斯的这种虚构使我们不得不重新去审视人面对痛苦时的态度，在痛苦面前，人的态度是恒定的吗？它只能有一种形态，还是会有多种可能性？

另一种颠覆应该说是一种时空的颠覆，带有纪录片风格的《生生长流》似乎给我们一种真实的感觉，但《橄榄树下的情人》显然又是在阐述另一种真实，究竟原来的真实是真实，还是现在真实才是真实？时间好像一下了变成了一个圆圈，让我们看不到哪里是起点，哪里是终点。

《让风带着我起飞》（2000）

《让风带着我起飞》依然是儿童题材，并且将以小见大发挥到了某种极致。影片获得曼谷电影节最佳影片金象奖、2000年威尼斯国际电影节评委大奖。

电影的内容十分简单：老师给库肯奇布鲁下了最后的通牒，如果再不把打破的玻璃装上，就不准他再来学校。导演围绕这一块玻璃，拍出了77分钟的电影。也许这正是伊朗电影的魅力，巨大的张力往往是通过柔弱的身躯和细微的情节来达成的。

这块玻璃，比《金刚》中的大猩猩更显分量；把玻璃带回教室的那段山路，远比好莱坞模式中的凶猛追杀更让人提心吊胆。千辛万苦地把玻璃安全带到教室，但学校空无一人，孩子永远也追不上那个进出无常的校务员，只能独自把比自己的身体面积还大的玻璃安上，导演最后让风把玻璃吹碎，孩子的希望遽然破裂。我们正准备遗憾、叹息、黯然伤神，觉得一切即将结束时，一个更大的高潮蓦然来临——在离玻璃店关门还有三十分钟时，他飞奔而出，独自一人疾跑在辽阔的田野。漫天的晚霞给傍晚的山冈镀上了一层凄迷的色彩，孩子与骑着摩托的辍学同学相遇，两人一起向玻璃店驶去。

悸动。面对柔弱的孩子迸发出如铁的坚决，我们只有没有任何托词的悸动！使他们如此坚决的原因十分简单，那就是要读书，即使只能用来写自己的名字、作账、听新闻时事。为此，《风中飘絮》里的孩子情愿小心翼翼地托着硕大的玻璃，全身湿透两次，跋涉一个下午。

阿巴斯·基阿罗斯塔米堪称当今世界影坛少有的大师，他善于从平凡的事件中揭示人类最深的情感。这样的评价可说是恰如其分的。斯人已逝，但作品将会长留世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