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时候，我们会把很多问题变成“蛋与墙”的问题。

这是日本文学家村上春树2009年获得耶路撒冷文学奖后、赴以色列受领奖项时发表的演讲主题。

“假如这里有坚固的高墙和撞墙破碎的鸡蛋，我总是站在鸡蛋一边。”

“是的，无论高墙多么正确、鸡蛋多么错误，我也还是站在鸡蛋一边。正确不正确是由别人决定的，或是由时间和历史决定的。假如小说家站在高墙一边写作，不管出于何种理由，这个作家又有多大价值呢？”

不知为何，在看到以下新闻、写下这篇文章时，想到了这句话。

源起这条新闻：“河北沧州一中12名高中生因在校内使用或携带手机陆续被劝退”，事情一经报道，沸沸扬扬，引发热议。

大家的兴趣点显然是“学生用手机要被劝退吗？”，支持学生，还是支持学校。

据@新浪河南发起的投票显示，1万名参加投票的网友中，69.6%选择“支持学生，应该有自由”；仅9%的网民表示支持学校。这次投票吸引了两万人次参与，有超过八成网友表示支持学生。多项网络调查显示，舆论对沧州一中的批评声要大于支持声。

比如，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研究员孙云晓认为，劝退的规定显然“过头”了，校规制定时不能由学校行政部门单方面制定，必须广泛听取教师、学生、学生家长的意见，经过民主决策程序审议通过，学生是有参与权的。并从未成年人保护法的角度来看，劝退从某种程度侵犯了学生的受教育权。

再比如，21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熊丙奇认为，沧州一中的校规已明显超出《河北省普通高中学生学籍管理办法实施细则（试行）》。而且“沧州一中对学生进行劝退处分，没有组成独立的调查委员会、举行听证会等程序，而是学校单方将学生劝退。”

该细则第37条规定，对违反中学生守则和校规校纪或犯有错误的学生，应耐心批评教育，帮助他们改正错误，不要轻易处分；不应以停课、劝退等形式剥夺学生学习权利。第38条则规定，给予勒令退学、开除学籍处分的，除经校务会议讨论通过、校长批准等程序外，还须报上级教育主管部门批准。

也有律师认为，学校这种行为于法无据，被劝退学生可以向有关部门提出行政诉讼。

沧州一中的劝退是“不教而诛”吗？

是的，几乎所有的媒体都在转发那只被收缴的过时手机和那份处分通知书，上面写着自2月29日学校宣布手机违纪处理新规后，一些学生仍在校内携带或使用手机，故予以劝退。当地教育局也表示被劝退学生暂未返校，已介入调查。

资料图

但是，沧州一中在一封致《南方周末》的公开信中声明，报道所采信的内容有失全面，只是采取了几位当事学生家长的说法，并对事件做了说明。而且也解释了所谓的“劝退”是什么意思。

第一，该校经过新校址搬迁后，从原来的走读变为全封闭管理，造成了很多学生和家长的不适应。而该校学生人数达6000多。

第二，禁止携带手机进校的规定早在搬迁之前就已经提出，但是走读制之下很难严格管理。

第三，实行寄宿制后，为了保证学生与家里的联系，学校既设置了磁卡公用电话，也与联通公司合作使用定制手机——限时使用、不能上网，学生可自主选择是否使用，并禁止学生自带手机进校。但校方发现联通并未按照合约方式执行，所以再次禁止学生使用定制手机。校内增设磁卡电话。

第四，此次处理12名学生并非是“不教而诛”的突然之举，而是在多次告知、教育无效的情况下，为维护大多数学生利益而做出的无奈之举。

第五，学校维持对12名违纪学生的处理决定。校方有责任做出符合学校实际的管理规定，对学生的处理决定符合绝大多数学生和家长利益诉求；严肃执行校规，体现了学校为大多数学生负责的担当。教育不是万能的，惩戒本身也是一种教育。而家长的片面之词误导了新闻工作者和媒体，以达到助其孩子逃避处分之目的，这是可以理解的，但是不恰当，校方会继续做好对个别家长的劝解工作。

同时，沧州一中副校长回应，这个劝退是学校内部管理的一些规定，不同于学籍管理中的处分决定，不取消学生学籍，仍保留学生学籍。实际操作是让学生转入另外一个学校，换一个新的学习环境。

沧州教育局基础教育科科长表示，确保落实其中八名高三学生的高考相关报名手续等工作，让他们在沧州一中顺利参加高考。其余四名高一、高二学生，则保证他们转入一个合适的学校学习，下学期的转学考试中，他们可以再回来参加考试，合格以后可以回沧州一中上学。

不过，大众舆论可不会就此“领情”，对学校的批评一波又一波，偶尔有几位沧州一中毕业学生为母校的煽情声明也早就淹没其中。

批评声大多凭借曾经的、或现有的经历，大呼劝退太“粗暴”、学生自由呢、素质教育呢、学校法理呢、教育是靠疏导不靠堵，这是扼杀花朵、孩子犯错怎么了、谁没犯个错、要允许孩子犯错，这样的培养出来的学生只是一部考试机器，诸如此类。

而当“学生”、“学校”、“自由”、“管制”……这些词一旦出现的时候，“选边站”的答案一定是显而易见的。

所以文章一开始提出 “蛋与墙”的问题。这些言论，先天预设了学生就是弱势群体，学校是与之对立的管理层，享有绝对优势。而很多人又会预设应试教育管理与素质教育管理的绝对对立。

如果是这样的前提，这样的网络投票是不是有点 “断章取义”。因为这样的方式最容易激起广大参与者内心的共同经验，而且这个价值判断又是如此简单，非黑即白。

何况“教育”一词简直称得上是当下社会的“敏感词”，既可以挑起地域矛盾，也可以掀起“阶级大战”，“中产阶级”更是在其中纠葛最深的那部分人。

但是，这实在让我很难在这件事情上说出村上春树的那句“宣言”，我甚至会认为虽然站在蛋这一边符合了绝大部分的政治正确，但是也会因此而失去很多事情本身的内容与意义。

这里的区别是是否合理使用手机！

其实，这件事情本身就是两个层面：一，学生带手机进校，学校该不该管？二，如果学校要管，那该怎么管？

每个人都有这样的生活经验，现在社会中手机成为了最不可或缺的一件物品，尤其在大城市中，学生族带手机上学已是稀松平常之事，而且一般的“老年机”也无法满足他们的需求，大部分都是智能手机。如果没见过，可以在下午四点到五点去中学门口蹲点。

曾经和上海某中学的一位教师聊起，几乎每个学生都会带手机上学，其中手机不是智能机的比率微乎其微，可能是个位数。虽然学校也有提出明确规定，平时在教室内不允许使用手机，但是违反规定的学生比比皆是。绝大部分学生根本不可能做到严格管理自己使用手机的时间。他们会在下课、午休、甚至上课时，随时掏出手机来使用。如果有胆小的不敢在教室使用，也可以在洗手间、楼梯间、操场……总之学校任何一处不引人注意的地方使用。不然大家以为网络上那些老师上课的“囧图”是哪里来的？！

而且智能手机在完成作业“互帮互助”上非常方便，拍个照片，上传聊天群。这位老师说曾经碰到过多次全年级的作业错误答案非常一致，这给教学带来了非常大的困扰，不仅是抄袭问题，老师也很难判断学生的掌握情况。另一个就是作弊，虽然现在各类考试都严厉禁止学生随身携带手机，但是仍无法保证全部严格执行。有老师也会在学生的周记中读到，班级同学考试作弊没被发现，导致分数、排名非常不公平。

我曾问这位老师，那如果抓到作弊的呢？他苦笑地说，能怎么样？贴个处分通知，年级通报。反而老师要时刻关注学生的情绪，千万不能发生过激的事情。

讲这段话并非视手机为洪水猛兽。注意，这里的区别是合理使用手机。

从学校的角度来说，这是为了保证正常教学秩序的展开。如果有人说那万一学生需要使用手机上网查阅资料这些合理要求呢，那就有点显得“外宾”了。

学校、老师从来不反对网络、不拒绝电子产品，他们只是出于管理者的角度，反对不合理地使用。

相反他们鼓励学生通过合理利用互联网来帮助完成部分学业，但绝大部分时候都不需要当下在学校完成。而且教师一般都会根据学生实际情况来布置这些要求，有时考虑到住校学生的不方便也不会每天都有这样的课外作业。

几乎所有学校在限制学生使用手机的理由与沧州一中在公开信中提出的相同：利用手机登录不良网站，个别学生用手机偷拍他人隐私或下载色情图片、视频；用手机在考试中群体作弊；乱拉电线为手机充电，造成安全隐患；晚休后用手机上网、聊天、听音乐等，严重影响自己和他人的休息；而且会有很多家长向校方反映，强烈要求校园禁止携带和使用手机、mp3、ipad等。学校作为管理者，可能更多考虑地是如何平衡全体学生的利益。

教育过程是“春风化雨”？“时有阵雨”？“狂风暴雨”？

至于第二个问题，该以何种方式来管。

学校教育真的能事事都“春风化雨”吗？现实往往是无奈的。

这位老师说，在他踏上这个职业时，一直想着要做一位“亦师亦友”的好老师。然而，这个想法在职前培训时，就被老前辈们制止了。新手入门不太适合这种“高阶玩法”。慢慢“升级打怪”去吧。

先从树立“权威”做起，说一不二的规矩、“碾压学生”的知识储备、能屈能伸的情商、最好再有一两样拿得出手的才艺……

教育讲座总说“教育是一门艺术”。处理每一件教学中遇到的突发事故，都需要教师圆融地处理，既检验反应能力，又要拼情智双商；毕竟教师这个职业很特殊的地方是，每天都要面对这些鲜活的个体，每个人都不一样，而教师还要在处理的过程中达到教育目的。

实战中，这句话就像是一句“正确的废话”。“艺术”这件事需要的是天时、地利、人和，它有时是可遇而不可求的时机，有时会需要一个恰当的氛围，而绝大多数也是对老师、学生双方的情智考验。

更何况在这起新闻中校方可能面对的是数千个相似的事件。

很多舆论从法理上来批判劝退的处分毫无根据，侵犯了学生的受教育权。这一点好像也实在令人无法反驳，但是总觉得缺点什么。以前有一位教育前辈说，教育以学生为本、以学生为中心，从学生的需求出发，可是这并不意味着教育是一个服务业，教师不该仅仅是一个服务者的形象。教师与学生之间应该有一个基本的“秩序”，这是职业的“先天性”。现在人们通常只记得了圣人孔子说要“因材施教”等各种教育理论，但大家似乎也忘记了孔子与学生之间的某种“规矩”和“秩序”。这不是指学校、老师以威权去压迫学生、也不是封建大家长制作风，而是教育者有这样的责任和义务来管理成千上万的学生，而这个责任和义务是不容出错的，何况如果真的出错了，全社会会放过吗？

而且校方在声明中表示，学校是在屡次管理无效的情况下才采取了劝退的手段。在这次新规实施前，学校以多种形式通知家长与学生。

当然，在这件事情上要为学校推脱责任是很难的，也没这个意思为学校开脱。因为这很难不让人认为，这种处理方式是“杀鸡儆猴”，既然新规实施了，总得有“第一个吃螃蟹的人”。但学校面对的无奈事实是新规之下学生并没有因此而减少携带或使用手机。学校要面对的是6000人，他们很难给了部分人特许后向其他人解释原因。

你确定批判的是“墙”吗？

或许更值得大部分的网友做的是，作为旁观者去找找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过头”的规定。

这背后是学校、老师、学生、家中之间的纠结与博弈，但他们都是无奈的。这些人有着共同的目标，培养学生。但问题恰恰并非如此简单，几乎所有人都怕出事担责。

每所学校都会努力拼“业绩”，但每所学校最担心的也是学生安全，这有时甚至是超越成绩的。一旦学生发生意外事故，尤其校内，对学校的打击非常巨大。这不仅影响学校名声、招生，更重要的是对学校各项评比是“致命一击”，比如文明单位、安全示范校之类的，这些荣誉称号对学校的收入也是其中一项影响因素；如果出现重要事故、或影响恶劣事故，大概校长引咎辞职、涉事班主任停职也都是有可能的。

所以很多情况下，学校出于自身考虑，也怕承担责任，总是希望息事宁人，有时会主动答应对方开出的条件。

而这个息事宁人的过程中，有一部分老师会因此牵连，尤其是班主任，通常会承担过多看似职责之外的事情。曾经听一位有过班主任的经历老师说，班上有一位学生在学校内摔断腿，原因是下雨天学校室内大厅地面没有采取保护措施。事发后，学校第一时间找班主任谈话，要求班主任主动与家长联系、并赔礼道歉，学生无法在校上课期间内，要求班主任每天登门问候学生情况。而在他看来，学校这样做的目的是希望家长不要来学校“闹事”或要求高额赔偿，更不能将事情闹到“教育局”，否则学校肯定会在教育局留下“污点”。

由此可以发现，责任的边界是非常模糊的，学校需要保证绝对安全，但是这个责任空间会越来越逼仄，导致为了确保万无一失，学校会采取一些极端的手段，比如前段时间听说有些小学不允许学生课间走出教室，生怕学生出现安全事故，以至于有家长称要“救救孩子”。

殊不知学校、老师头上也戴着一个紧箍咒。比如，参加过高考监考的老师曾说，监考工作中很重要的一项是检查核对学生的准考证号是否填写正确，这让很多老师不解，填写准考证号究竟是谁应该做的事情。很多老师都说不是不愿意帮学生检查核对，出于同理心他们愿意做这件事，但事实是这个要求似乎变成了一种责任转移。

如果对教育行业有所了解的话，就会知道老师、班主任绝不是这么好当，寒假、暑假并不是什么值得羡慕的福利，尤其是班主任。这个职务在学校的工作不仅仅是教学，还要管理全班学生大大小小各项事务，大到学生成绩、小到教室的一张纸屑都要亲力亲为。除了学生之外，班主任还要负责家长与学校、家长与学生之间的沟通，可能你会随时随地接到家长的电话，电话内容可能是关心成绩的，可能是抱怨学生不听话的，也许是提出无法满足的个人要求的，或者只是自家家务事的。在学校与家长的沟通中，班主任是一个夹心层，他们需要直接面对、落实学校政策，当家长质疑某些政策合理与否时，班主任往往是最早遭到质询的，既要处理这些质询、也要安抚学生、家长情绪，生怕出半点岔子。事后可能还要面对来自校方的批评：为什么你的班级会出现这样的事情？

因为职业的特殊性，没有办法规定每个老师、每位班主任工作的绝对领域，这导致老师的职责边界无法划分。在这个博弈中老师也需要自我保护。然而，在现实中似乎鲜少有人为老师来谈保护他们的权益。另一方面，学校有时出于一些自私的目的也会在家长面前“出卖”老师。

这让人想起了最近看到的一条新闻，今年2月，东京地方法院判定一名女性教师自杀为“公务灾害”。判决断定，在应对家长与职场的支援不足等，便是迫使该女教师选择自杀的原因。这名女教师2006年时自杀，起初地方公务员灾害补偿基金（本部位于东京）做出判定，患有抑郁症的自杀行为并不属于公务灾害。女教师的父母提起诉讼，要求撤销处分。

在她留下的邮件中写道，“每天都想哭……我努力拼命地想当教师，可不是为了变成这样的心情……真是可怪”。“每天都要接电话直到晚上，或是因为联络簿上一些十分细小的事情被投诉……”对于未能及时回复联络簿上家长的诉求，不得不在电话中进行长时间的解释。关于上课时的分组，也有家长不论晚间或假日，反复地拨打女老师手机提出自身要求。当她通过电话向某名学生家长反映，有消息指出“（小孩子）偷窃”后，遭到家长的激烈抗议，并令其“拿出事实”。最后，发展成校长出面道歉的事态。（据朝日新闻中文网）

这样的事情在中国也有，只是很多时候教师的身心压力被外界普遍认为的“福利”所掩盖了。

还有一个重要的角色是家长。家长往往很矛盾，他们既希望相信老师，相信学校可以培养好自己的小孩，但同时又时刻以自己小孩的利益至上，他们内心深处会认为自己的小孩是对的、是可以达到他们所认为的某些层次，他们会为小孩创造一个绝对保护的环境，在小孩犯错时有时会想办法为小孩逃避很多惩罚。基于这些原因，家长对老师的信任是有限的，这个有限的前提条件是自己的小孩没有麻烦或是制造麻烦。

在这几方力量牵扯、博弈之下，有很多事情并非表面上如此简单。会发生这样的事情，背后的推动因素很多。

这件事情中，可能也有很多人忍不住联想衡水中学这些高中教学应试典型，纷纷抨击忽视学生的自由、扼杀学生的创新思想……这样的批评实在太容易了，但要知道这不是个案，相似的教育形式在一些二线、三线地区或是不发达内陆地区很常见（甚至在一线大城市也有）。

我们站在圈外的公众总是很难保持“公允”的态度。为什么？对他们来说，这是让自己在人生第一次重大选拔中胜出——在享有的教育资源绝对不平等的情况之下。也许有人会问这些人真的在高考中胜出了又怎样，能保证他们以后继续上升吗？是的，没错，有很多调查说明很多来自底层的学生在大学毕业后仍拼不过很多人。但，这是他们的第一块敲门砖。我们有时似乎可以对这些学校、学生抱有更宽容的心态，宽容不代表认同这种方式，这不是站队，是理解。

在这件事情上，其实我们无法找到墙，因为谁也不是，当我们误以为将其中一些比较强势的蛋认为是墙而加以攻击的时候，或许是搞错了方向。也许有人会问，我们能抨击什么？抨击那堵高墙是体制、是高考制度吗？但，首先这不是本文讨论的范围，其次，要知道对绝大部分学生，尤其来自二线、三线乃至不发达内陆的人而言，这个制度仍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仍是最优选择，这是让他们向外流动的重要方式。

所以，这还是“蛋与墙”的对立问题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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