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伍麦叶的熏笼精】

卡西姆·苏莱曼尼将军遭暗杀——或者说定点清除，斩首，whatever——，作为百无一用的书生，我自然不会天真到进行道德谴责。不过，几天下来，我倒形成了一种意见，那就是搞政治的人还是要有点文化，读读书，包括多多少少了解一些对手的文化。

因为想学波斯语，对西亚感兴趣，这几年形成了去伊朗媒体网页闲逛的习惯，不知不觉就熟悉了苏莱曼尼少将的形象，包括他手上的那颗大红玉髓戒指。所以兀然得知苏将军遇害的消息，尤其是看到断手上戒指犹在的照片，我的心被撞了一下，有那么片刻沉甸甸的。

苏莱曼尼手上的戒指是他的标志之一，被轰炸身亡后网络上有一张戴着这枚戒指的断手照片广为传播

但是接下来，我慢慢感受到这个事件的严重后果，那就是对伊朗人和什叶派来说，苏将军的死并不是一个孤立事件，而是激发起了他们的历史记忆，激发起了他们受伤和受难的心结。

1月8日法尔斯通讯社官方网页上登了一篇长文，指责西方社交网络封禁相关苏将军的发言和图片，举出的一张被禁图片，视觉效果相当强烈：死去的苏将军双眼紧闭，毫无生气，带着血污，被一个伟岸的形象紧紧搂抱住。那形象戴着武士头盔，但身上没有盔甲，也没有武器，仅仅一袭染血的传统白布袍。看不到这位古代武士的脸，但他姿态悲怆。

这张收回作品被西方社交网络以“违反社区规定，宣扬暴力危险”而删除

连我这个不过是稍微留心那边文化的人都马上意会到，这个形象是阿里。

很多人可能对阿里只有最简单的概念：先知穆罕默德（以下简称“穆圣”）的堂弟、穆圣女儿法蒂玛的丈夫，四大正统哈里发之一。但是实际上，四大哈里发的事迹在后世不断得到丰富，经过各种文学艺术形式的润色，在民间故事中都是活灵活现的形象，而且各有特色。阿里的形象是完美和高洁，并且充满悲剧性。而特别让人将之与苏将军之死发生联想的事情是，阿里是被刺杀的。

在伊斯兰教初创的过程中，阿里是重要人物之一，而且勇猛善战，但是缺乏政客的凶悍和狡诈。于是在穆圣去世以后，他际遇坎坷：先是遭遇套路，没能成为继任领导人，据说后来为了维护新生社团的团结放弃竞争，以此终结分裂的危险。随后，他一直采取合作和忍耐的态度，直到被选任为第四任哈里发，即使如此，也仍然对政敌宽大为上。

阿里最失策的行为之一，就是在与穆阿维叶（伍麦叶王朝的开国者）之间决战时，本来自己这方已经占了上风，结果对方狡诈地使出了绝招，用枪挑起《古兰经》，要求“依经裁决”，而阿里为了遵从教义，居然同意了，从此彻底陷入被动。公元661年，在与穆阿维叶展开决战的前夕，他在库法被刺身亡。

如果从政治的角度来衡量，阿里做事不够决绝，所谓“缺乏狼性”。但在后世，这些特点却成了一笔精神遗产，什叶派发展起来之后，将阿里视为理想的楷模，照亮正道的光芒。一方面，什叶派教义将他的意义越提越高，另一面，各种形式的文艺创作则将他塑造成一个至美的形象，一个高尚而完美的骑士，“他已成为穆斯林高贵和豪侠的典型人物，成为阿拉伯传说里的苏莱曼（所罗门），有数不清的诗歌、格言、训诲和轶事，环绕着他的大名而结实累累”，“整个伊斯兰教世界，都认为阿里是英明的，是英勇的”（希提《阿拉伯通史》上册166-167页）。

另外，还有一个情况让阿里更加容易深入人心。按照教义，绝对不可以在任何艺术形式中呈现穆圣的面容，但对阿里可没有这个规定。因此，阿里是“看得见的”，是以五官生动的模样投射到信仰者的心田里。我和闺友们一起到伊朗游玩，在设拉子，去相关的旅行社办公室小坐，转头看到房门上挂着一幅画，一位穿戴传统巾袍的英俊青年的肖像。我忍不住好奇，问接待我们的姑娘：“画像中是谁？”那位设拉子姑娘回答：“阿里。”

现代伊斯兰画像中的阿里形象

这样一个美好的形象，一生受屈，始终忍耐，最终被刺杀身亡，显然充满悲剧性的魅力，很容易引发心理共鸣。偏偏苏莱曼尼将军有着标准的优秀军人形象，他遇害之后，很多中国网友第一次看到他的样子，都对其“颜值”发生好感，如我一位好友总结，“看面相还有气质就是个严肃威武俊朗的武官”、“眼神很硬汉”。这样一位征战多年的军人，在当地赫赫有名的勇将，没有战死沙场，却遭遇埋伏、亡于袭击，遇害现场又那样暴力、那样惨烈，我国网友可能难免感叹“自古名将如美人，不许人间见白头”，在他的同胞那里，可就不是叹息了，而是回忆，回忆起历史中种种的悲剧时刻，尤其是“高贵骑士”当初的遇害，抚今忆昔，悲愤交加。

实际上，事发之后，伊拉克卡尔巴拉的人们为苏将军举行了抬棺游行，看到这则消息，我就开始意识到事情闹大了。须知，卡尔巴拉的意义可不一般。公元680年，穆阿维叶去世，把哈里发之位传给他的儿子叶齐德，但伊拉克的阿里派决心拥戴阿里的次子侯赛因，再三恳求他前往库法一同举事反对“暴君的儿子”，于是侯赛因带着约二百位追随者以及家人启程，在距离库法不远的卡尔巴拉被叶齐德派来的军队围困住。尽管双方实力悬殊，侯赛因仍然带着手下鏖战多天，最终在断水三日的情况下几乎全体战死，法蒂玛和阿里这一脉的穆圣重孙也大多于此遇害。

在记载中，侯赛因全身是伤地战斗到了最后一刻，既壮烈又苦难。后世的什叶派认为，侯赛因启程之前已然预见到这一注定的结局，但依然慷慨赴义，是通过自我牺牲来涤荡尘世，是殉道。因此，卡尔巴拉变成了什叶派的圣城，每年都要举行一次对侯赛因的追悼活动，吸引着全世界包括伊朗的什叶派信徒前来参与，就在不久前，“卡尔巴拉朝圣”刚刚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圣城”卡尔巴拉

侯赛因的殉难让什叶派拥有一种特别的苦难体验，外人很难想象得到。贝·布托在回忆录《东方的女儿》中谈过，她的母亲出身于伊朗富商家庭，信仰什叶派，所以，在回历正月，为悼念侯赛因在卡尔巴拉的殉难，她会穿上一身黑袍，跟着母亲与其他妇女一起参加什叶派的宗教仪式。所见所闻让她印象深刻：“我的眼睛片刻不离讲演者，她声情并茂地再现着侯赛因伊玛目和一小队跟随者遭遇不幸的悲剧时刻。”“‘听，襁褓里的婴儿哭着喊着要水喝呢！’讲演者唤起了人们的同情，‘想象一下母亲听到孩子哭声的心情吧！瞧，那个英俊的男子跳上马找水去了，他终于来在河边，跳下马，弯下身。看！看！敌人来了，正用利剑砍刺他们……’讲演者逼真的讲演感人肺腑，妇女们听了之后都悲痛欲绝，猛烈地捶打自己的胸脯，我也常常泪流满面。”这样的悲痛，这样坚持来回复刻那一场苦难，年复一年，一代又一代。

伊朗文化专家穆宏燕先生为名著《萨巫颂》写的评论实在值得一读，尤其在今天，非常有助我们理解伊朗人民面对苏莱曼尼遇害事件会生发的心态：

伊朗独特的民族性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伊朗性，即雅利安性；二是伊斯兰教什叶派性；三是伊斯兰教苏非性。

小说对伊朗性最为深刻的揭示是“萨巫颂”本身。“萨巫颂”一词由伊朗上古时期的民族英雄萨巫什的名字变形而来。萨巫什是伊朗国王卡乌斯之子，因年轻貌美，受到父王之妃苏达贝的百般挑逗，但萨巫什不为所动，严词拒绝……“萨巫什的鲜血”作为一个专有名词，既是伊朗盛产的一种分泌血脂的龙血树的名字（这是以人及物），也被称为“血中郁金香”（伊朗传统细密画描绘萨巫什跃火时，常在一旁画一丛血中郁金香），更是伊朗民族国恨家仇的代名词，积淀于伊朗传统文化中……

这里值得注意的是，“萨巫颂”这个词本身所蕴涵的极为强烈的“被迫害”色彩，因为萨巫什作为伊朗民族英雄的代表，不是战死，而是被害而亡，小说男主人公优素福的命运与之如出一辙。在漫长的历史积淀中，“被迫害”逐渐成为伊朗民族的一种集体潜意识。

在盟军进入伊朗的背景下，西敏·达内希瓦尔以“萨巫颂”这样一个充满“被迫害”色彩、携带伊朗国恨家仇、极具伊朗民族性内涵的词语作为小说名字，并将其内涵作为贯穿小说的思想主旨，其深意不言而喻。从中，我们可以窥见伊朗在国际大政局中卓然不群与孤傲的由缘。

伊朗人在接受伊斯兰教的同时，也将伊斯兰教伊朗化……侯赛因在明知寡不敌众的情况下，为信仰与正义而慷慨赴难的牺牲精神成为什叶派信仰的精神支柱。这使得什叶派“受迫害者的地位”和“牺牲精神”，与“萨巫什的鲜血”所蕴涵的“被迫害”色彩密切融合，在伊朗民族的集体潜意识中不断被强化，一旦遇到外界的强压，这种潜意识就呈现为强大的反弹力量。（《国际政局中的伊朗--——从<萨巫颂>看伊朗独特的民族性》）

看过穆先生这些分析，大概任谁都能马上领会到，对伊朗人来说，苏将军这次在巴格达机场外突遭美军无人机袭击身亡，映照着所有上述古老往事的影子。我的一位好友，《萨巫颂》这部小说的爱好者，看到新闻之后便私信我：“在伊朗那里，大概苏莱曼尼又是一个萨巫什，又是一个阿里，以及被害的阿里的儿子。”

《萨巫颂》的名字来源于伊朗史诗中一位叫萨巫什的勇士

我的感受一样，一看到卡尔巴拉的抬棺游行，就能联想到侯赛因的殉难；看到阿里拥抱苏将军的图画，也能想到阿里被刺——我和我朋友这样的局外人都能如此敏感，更何况伊朗人，以及世界各地的什叶派呢！

美国人通过对苏将军的精准打击，如此精准地打击到伊朗人每一条联向痛苦心结的神经，打击到什叶派联向精神支柱的神经，可真是些机智boys。不管是特朗普，还是拿特朗普当傀儡的幕后军方人物，大概都一点不知道萨巫什、阿里和卡尔巴拉，也从来没想过他们需要知道。

所以，要我说，美国人在杀害苏莱曼尼这件事上犯下的唯一错误，就是太没文化。

他们大概更不知道，随着过去半个多世纪美国对伊朗的持续干涉和打压，已经让伊朗人把穆先生所说的那种被迫害情结与对美国人的敌视熔铸在了一起。我们的导游非常笃定地告诉我：“李小龙是中情局害死的。”我都懵了：“是吗？中情局害死李小龙干嘛？”“因为美国害怕他在民众当中的影响力，害怕他的强大和威武不屈！”就我的印象，凡是伊朗人有好感的优秀人物而又遭遇暴亡的，好像都会被他们理解成是美国人暗害的。这次苏莱曼尼遇难，在伊朗人来说，无非是凿实了他们的这种认识。

精英人士固然可以对我施展教导，仔细分析阿里被刺、侯赛因殉难、美军清除苏莱曼尼，三件事性质完全不同，没有可比性。但是，要知道，大众在对社会事物和政治事务进行判断的时候，靠的不是逻辑推理，靠的是联想。

当年索菲亚·甘地赢得印度大选的时候，曾有一位印度人无奈地对外国媒体说：“印度人不关心历史，只爱听故事。”其实这不仅是印度人的特点，也是全世界普罗大众的特点，人民需要故事，人民根据故事来完成思考，形成判断。只要故事的人物、情节、场景甚至情感、情绪相似，大众就会认识到二者之间的关联，然后做出反应。

至少从海湾战争以来，美国人似乎秉持“唯武器论”，以为光靠武器的绝对优势就能碾压他人，好莱坞的弱智大片也宣扬这一套。但是很有意思，有一部好莱坞弱智大片（我已经忘了片名）里，创作者表现出意外的幽默和睿智，片中的主角、美国英雄，一直困惑一件事：他从上西点起，就一直读不懂《孙子兵法》，并且直到片子结尾也和这部兵书不挨边。《孙子兵法》在西方智者中地位很高，原因之一就是把军事行动当做政治来考虑和实施，并且强调军事行为对敌方在心理和意识上的影响，把这种影响视为战果的一部分。

法国学者保罗·维利里奥在其名著《战争与电影——知觉的后勤学》中就推崇《孙子兵法》，依他的观点，自从有部落战争起——大概相当于我们的黄帝战蚩尤？——战争就带有表演的成分，要对敌方形成催眠。实际上，从《左传》到诸子百家，中国早熟的政治理论早就完全明白了这个道理，表达成“战胜于朝廷”、“人心向背”、“民意”一类说法。于兵阵中取上将首级，从来不能彻底决定输赢。

美国在2020年开年的这一把操作，彻底炸了伊朗和什叶派的“民心”。民众自发悲悼，而政治家则调动历史资源，唤醒集体记忆。苏莱曼尼被称为“舍希德”——殉难者，1月7日，历史上第一次，“圣城”库姆的贾姆卡兰清真寺的穹顶上升起一面红旗，旗上写着：“那些想为侯赛因的鲜血报仇的人。”据说红旗意味着不公正的流血，也意味着复仇。

象征着“复仇”的红色旗帜

而在将军故乡克尔曼举办的悼念活动上，他最小的女儿泽纳布也呼唤人们把这次事件与历史相连：“今天，我，泽纳布·哈吉卡西姆（这是将军亡故后的尊称）告诉你们，卡尔巴拉的故事在我们这个时代再度发生。”

说起来也是巧，这个事件里一切因素都那么全。什叶派极其尊重圣女法蒂玛，在纪念卡尔巴拉悲剧的游行中，有一种金属旗会被人们高高擎举，这种金属旗上经常出现“法蒂玛之手”的图案，一只手掌，五个手指象征着先知家族：穆圣，法蒂玛，阿里，侯赛因和哈桑（法蒂玛的长子）。

偏偏苏将军有两个年轻女儿！在1月6日德黑兰的纪念大会上，泽纳布·苏莱曼尼作为将军最小的孩子，向着几百万在场群众发言：

昨天，伊拉克政府通过了让美军撤离的计划。那些在西亚的美军士兵们，他们在叙利亚、伊拉克、黎巴嫩、阿富汗、也门和巴勒斯坦的战事中见证美国的劣行，他们的家庭将在等待儿子死讯的生活中度过。

她还表达了对哈梅内伊的支持，并说，上述这些西亚国家中的任何一位前线领袖都足以摧毁特朗普及其政体。这哪里是在倾诉对亡父的怀念，分明是当局借助一位遭遇失亲之痛的年轻女儿发布战斗号令，动员对象根本不限于伊朗，而是在激励全体什叶派、乃至西亚各国的一切反美武装。

这位动作坚决、言语铿锵的女士说特朗普是“无知的象征”，并告诫他：“你不要以为我父亲的牺牲就是结束。”此话倒是不假。

然而插一句非常跑题儿的闲话，这位女儿在谈及她父亲“殉难”的意义是，竟然用了这样一句比喻：“我的父亲就像一只玻璃香水瓶，当被砸碎的时候，把缭绕的美好芳香散向全世界。”而且这里所用的玻璃瓶是شیشه,也就是“半江瑟瑟半江红”中的“瑟瑟”一词！

顺便还要再扯一句，事件发生后，伊朗媒体在运用苏将军的形象争取民心上相当成功，关于他的照片大致有三类：一是刚毅坚强的军人形象，二是身着便装、面带微笑的和善形象，三是虔诚、单纯的皈依形象。最典型的一张，是他正偎依在哈梅内伊的肩头，接受哈梅内伊的亲吻祝福，看不到他的脸，只能看到他一只秀气的手。对于今天的广大女性来说，没什么比胡子花白、沧桑挺拔的“老男人”表现出脆弱、表现出孩童一样的依赖感更动人的了！

事发后，我这个吃瓜群众看着伊朗人及其盟友又是悲悼，又是誓师，已经够心惊了，还雪上加霜地听到这样一个消息：伊拉克总理揭露，本来是他邀请苏莱曼尼一行前来，由伊拉克居间，完成沙特向伊朗的一次传话。我第一反应是坚决不信，在将信将疑之后，则是无语到噎住。如果真是这样的话，那么美国触犯了阿拉伯人一个古老信条：绝对不能伤害找到你门上的异乡人，不能伤害你邀请的客人！

阿拉伯人有这样的规矩，倒也不见得是因为他们一定比其他人更淳朴，而是由具体的社会形态和经济形态催生的。要知道，阿拉伯人最初在沙漠中生活，此后也仍有很多人的人生与沙漠相连。沙漠中，无论是游牧还是旅行都是非常危险的，因此招待和保护来到你帐篷里的陌生人，就变得至为重要，这实际上是人们的互助形式。

另外，西亚——或说中东——地处欧亚非中间，自古以来商业贸易就是地区繁荣的重要支柱，在过去，无论海上还是陆上，商队都非常艰辛，充满风险，因此，为了保证商队肯带着货物持续前来，也不能伤害陌生的异乡人。说句夸张的话，你可以带上同伴去半路抢劫杀人，劫掠一支商队，但如果一支陌生的商队摸到你的家要求投宿，那么这时候你绝对不能起坏心，相反要全力尽主人的义务。

于是，阿拉伯人特别重视待客之道，相应的发展出很多具体风俗。比如，一个人、一个家族、一个部落如果收留了前来投奔的人，那么如果那个人的仇家找上来，也绝对不能把这个人交出去。再比如，历史上曾有这样的习惯，任何人到了你家门前，只要你拿出水给他喝了，哪怕他只喝了一口，那就意味着你已经承担起了主人的角色，接下来就要接待他，保护他。如果实在不想接待他、不想承担对他的主人义务怎么办呢？方法就是拒绝给他水喝。

可是，按照伊拉克总理的说法，苏将军是应伊拉克的邀请而来，当时出了巴格达机场，到了伊拉克作为主人的地盘，这时候，美国人忽然窜出来把他杀死了！可以想象阿拉伯世界闻讯之后气成什么样。用一次无人机攻击，杀死一位少将，不仅激怒了什叶派的波斯人，还惹火了以逊尼派为主的阿拉伯人，如此一石多鸟，美国老男孩们太能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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