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瑞君:只有在“生育友好型”社会,才能让年轻人“想生”又“敢生”

来源:观察者网

2023-03-11 09:13

吴瑞君

吴瑞君作者

全国政协委员、华东师范大学校长助理

人口问题已成为当今中国社会备受关注的议题。针对如何优化现阶段生育政策,应对我国人口老龄化和少子化的趋势的问题,已有多地出台省级或市级的鼓励生育措施。本届两会,全国政协委员、华东师范大学校长助理吴瑞君教授提交了《关于完善婚嫁生育养育教育一体化生育支持政策体系的提案》,就相关问题观察者网采访了吴瑞君教授。

作为人口学领域的专家,吴瑞君教授认为,现阶段生育政策引导重点应放在解决“想生不敢生”家庭的顾虑上,为其减负赋能,提振生育水平,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以下为采访全文。

【采访/刘惠 整理/杨珈媛】

观察者网:您今年的提案是“完善婚嫁生育养育教育一体化生育支持政策体系”,人口和生育问题是当前社会关注的热点,您提案中也提到目前“生育支持政策碎片化的问题”,能否对读者详细介绍一下您的提案内容?

吴瑞君:人口负增长的问题引起了大家广泛关注。当前,我国主要是生育主导型的人口负增长,因此我想着眼于低生育水平这一现状来讨论怎样提升我国不同年龄段的育龄妇女以及不同类型育龄家庭的生育水平。

党中央解决我国生育问题的原则就是将婚嫁、生育、养育、教育一体化,然而当前我国关于生育的支持政策体系在建设和推进过程中仍存在一些问题,我对此也提出一些思考和建议。

“生育支持政策碎片化”既有顶层设计问题,也有操作层面的问题,这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党中央要求婚嫁、生育、养育、教育一体化,建立生育支持政策体系,降低生育、养育、教育的成本。但是,从各地实施的情况来看,目前支持政策体系偏重于生育这个环节,没有把婚嫁、教育、养育与生育综合考虑;

第二,生育是一个连续行为,有了第一个孩子才能生第二个。但现在,各地生育激励政策的重点却放在第二孩或是第三孩,对一孩几乎没有什么激励政策;

第三,育龄妇女和家庭,他们不愿生或不敢生的原因很多,不只是经济压力的问题,还有就业问题,生育的机会成本、养育照料、住房紧张等问题,但我们的生育支持政策还是将重点放在物质激励和托育服务等方面,不能满足多元化需求。

从这三个方面可以看出,我国现有的生育支持政策体系是比较碎片化的。

2023年3月3日,吉林,丰满区实验幼儿园。(视觉中国)

观察者网:您提出,“在人口负增长背景下,要把提升二孩生育率作为现阶段的重要目标,重点解决想生而不敢生的问题,为什么您选择“二孩生育率”作为一个抓手?

吴瑞君:我主要还是从现实出发,有两方面考量:

基于较低生育意愿的考量。根据2023年国家卫健委在除新疆、西藏以外的全国29个省市地区,对20-44岁育龄妇女的生育意愿调查,结果显示育龄妇女平均打算生育子女数只有1.64个。如果我们分年龄段来看,90后与00后是目前生育群体的主力,他们打算生育的子女数比平均子女数还要更低——大概1.5个左右。从调查数据来看,一孩的生育意愿并不高,一孩家庭不愿意生二孩的比重也很高,生育三孩的意愿就更低了。

第二,基于实际低生育水平的考量。2019年,我国的总和生育率是1.52,到了2022年,这个数据变成了1.07。1.52其实已经是一个比较低的生育水平了,但是总和生育率还在持续下降。而且,一孩生育率从2019年的0.7降到2022年的0.5,二孩生育率从2019年的0.7降到2022年的0.39。

从这些基本的数据来看,我们要提振生育水平需要一个长期的过程。如果能把二孩生育率提上去,二孩的生育体验变好了,可能会有更多的家庭愿意生育三孩。从这个角度来看,我认为比较现实有效的目标是——先把二孩的生育率提升,将来再慢慢扩大三孩的生育意愿,渐进地提升三孩的生育率。

观察者网:您提到年轻人“不敢生”的原因可能是由于养育和教育方面的压力。大家最关心的问题是房子和教育,对于这两方面您有哪些建议?政府可以有哪些措施减轻年轻人的生育压力?

吴瑞君:目前生育意愿低的群体主要分三类:一是不想生,在上海等特大城市,这一比例在持续上升;二是因为某种原因不能生,这个群体占到育龄妇女总量的10%左右;三是想生不敢生,这部分占比最大,而造成“想生不敢生”的原因很多,根据我们的调查,经济压力太大,养不起是最主要原因之一。

住房的问题在大城市比较突出,如果一个家庭要生育更多的孩子,就需要更大的空间,房价太高,买不起房子也是阻碍“想生不敢生”群体的一个突出问题。

如果想要提升这部分“想生不敢生”群体的生育意愿,我们需要思考如何在住房问题上给予这些家庭一定支持。我在提案里也写了,我们现有的生育支持政策体系缺乏家庭视角,而生育本身是家庭行为,是夫妻双方共同的责任。如果家庭对生养孩子这个问题有了意愿,但是却没有建立基于家庭的政策支持体系,那么即使有生育意愿恐怕也难以转变成生育行为。

基于此,我提出了以下几个方面的建议:第一,借鉴西方低生育率国家激励生育的经验,我们也可以给予育龄家庭一定的生育补贴,这样或许能够提升“想生不敢生”家庭的生育意愿。希望能系统设计针对一孩、二孩和三孩梯度的生育补贴。

第二,现在国家已经通过个人所得税里的教育专项扣除来减轻育儿家庭的负担,但是力度仍不够,建议政府研究提高个人所得税教育专项扣除的返还强度,在一定程度上缓解家庭的经济压力,降低育儿家庭养育的成本。

第三,对于住房问题,我的建议是从这两方面给予支持:

首先,我国有一部分中低收入家庭需要申请政府的廉租房、公租房、经济适用房,我们未来可以在保障性住房的政策设计中,可以给生育2~3个的多孩家庭适当的优先照顾。

对于有住房改善需求的家庭,买房的首付比例可以适当的降低,贷款利率也可以给予一定的优惠。还有,在引才政策设计时,对生育两个或者三个孩子的家庭在人才房申请时给予适当照顾。

关于教育方面,我们通过调查发现,子女教育成本较高也是想生不敢生的主要问题之一。现在的家庭都比较重视子女的教育投资,与此同时,优质教育资源却并不均衡。大家都想进好的学校,这就造成了教育内卷,进而使得教育成本水涨船高。

我们如果想要解决教育这一方面的问题,要从这两方面来着力:

一方面,全国人口已经转为负增长,未来学龄人口规模会逐年下降,我们应该抓住这个机会,进一步加大对教育的投入,推动优质教育资源均衡化,让更多的孩子都能享受到优质的教育资源。

另一方面,前几年深圳等城市已经开始试点幼儿园免费教育,或许其他有条件的地方也可以推广幼儿园、甚至高中的免费教育,以降低家长对子女的教育负担。

观察者网:在减少女性生育的机会成本、促进女性平等就业方面,我国目前存在哪些亟待解决的问题?从家庭内部和企业、社会角度,该从哪些方面入手,构建生育友好型环境?

吴瑞君:从女性的视角来看,现存的主要问题大概有三个:

一是女性就业难。我们的二十大报告提出要充分就业,但是现在整体的就业形势还是比较困难。在这样的情况下,由于女性可能要承担的生育任务,这使得女性在劳动力市场上更是处于弱势地位。

二是工作压力大,尤其在部分行业,“996”现象比较普遍,这就导致一些青年女性没有时间生孩子,也没有时间带孩子,这也是一种长期过劳的现象,由此可能也会引发一些女性生育能力的下降。从趋势看,育龄妇女的生育率在下降,不孕的比例在上升。这当然有多种原因,既工作时间较长的原因,也与工作压力和焦虑加大有关。

三是我们目前生育保险的覆盖面还不高。因为我们的养老保险与医疗保险是捆绑在一起的,只有参加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者,才能享受生育保险。那么,生育保险其实就没有覆盖到所有的就业群体,另外有一些女性可能因为某种原因暂时不就业或灵活就业,这部分人就无法享受生育保险。

据不完全统计,我们现有的生育保险的覆盖面大概只有50%左右,也就是说将近一半的育龄女性一旦生育是不能享受生育保险的,这也是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

那么,怎么来解决现有的问题呢?

首先,生育是家庭行为,在家庭内部,丈夫也要共同承担起育儿的责任,家里的老人,即夫妻双方的父母,也应尽可能地给予隔代照料,尽可能地给予支持和协助。

第二,政府除了要根据实际延长生育假外,还可以尝试实施夫妻共享的育儿假,建议可以强制男性休假不少于育儿假的1/3,以减轻女性育儿负担,提高女性尤其是职业女性的生育意愿和最终生育水平。

我们在调查的过程中发现,部分女性在生第一个孩子的时候,从怀孕到生育的过程,个体感受非常不好,比方说孕期和生产要承受很多痛苦,她们更希望男性配偶能给予更多的照顾和体贴,如果男性也能够享受到育儿假,共同参与育儿,这样或许能够促进女性的生育意愿,这也有助于孩子的成长。

从企业的层面来讲,在招聘员工时不应该歧视女性,这当然也需要政府的外力推动。我也提了一些建议,比如,对于女性职工数量较多的企业,在超过一定比例后,政府可以考虑给予一定的税收减免,甚至女性职工生育的成本可以由政府和企业共同负担,这样也有助于企业减少在招聘过程中对女性的歧视。

第三,我们一直在讲要加快建设生育友好型社会,去年17个部门联合出台了一个关于建设家庭友好型工作场所的政策,这也是鼓励企业在能力范围里能够营造一个生育友好的环境。

当然,目前在这方面已经有一些具体的举措,建议实施生育友好型的企业认证制度,比方说,通过设置相关的指标进行评估,通过认证的企业可以在年检、项目引进、贷款、税收等方面给予一定的优惠,推动营造生育友好的就业环境。

从社会角度来说,更多的公共场所应该配置一些方便怀孕或是生育女性的设施,这样也有助于营造一个良好的氛围,推动更多的女性提升生育意愿,感受到生育是一种社会责任。当生育友好型的社会形成了,那么就能慢慢地推动形成一种愿意生育的文化氛围。

江苏无锡:街道组织妇女巧手烘培做蛋糕 共迎三八妇女节。(视觉中国)

观察者网:您在提案中提到,“要弘扬中华传统优秀生育文化,提高生育的内生动力和使命感”,生育的内生动力应该如何理解?

吴瑞君:无论是“不想生”也好,“想生不敢生”也好,可能都是出于成本和效用的考虑,从经济学的角度来讲,把孩子作为一种耐用消费品,会考虑生育孩子要付出多大的成本,孩子未来会带来哪些收益,再决定是否生育或再生育。

从成本的角度,怀孕生育孩子的物质成本越来越高,家庭越来越注重孩子的教育投资,加上由于房价大幅度上升,生育更多的孩子居住成本也大大增加,生养孩子影响女性的职业发展和收入,这个属于机会成本。关于生育孩子的效用,我们如果按照生育经济学相关理论,主要是三个方面:

第一,作为家庭未来的劳动力,可以给家庭带来收入;

第二,孩子可以给父母带来成就感和精神上的快乐,这也是生育子女的文化价值。

第三,我们从前一直说养儿防老,在过去养老保险制度不健全的时候,尤其在农村地区,绝大部分的家庭都需要子女来养老。

但是,随着社会进步,我们已经进入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阶段,养儿防老或者以孩子作为劳动力的效用在不断弱化。在成本不断增加,效益又不断下降的情况下,生育的内驱力自然就不足了。

观察者网:现在年轻人普遍反对催婚催育,他们刚好与我们传统的生育文化和家庭观念是相悖的,您觉得媒体和舆论对这一方面应该如何引导,如何弘扬我们的生育文化?

吴瑞君:这个问题提得特别好。我们在调查研究的时候也发现,适龄婚育人口出现了几个明显的特征:一是晚婚晚育的比例越来越高,二是不婚不育的比例数量也在增加。

根据我们的分析,原因主要如下:现在的年轻人接受教育的时间普遍延长,在上海之类的大城市,很多人都接受了本科教育,甚至更高水平的教育,等到接受完全部的教育,他们的年龄可能就已经偏高了,而且很多人都有“先立业后成家”的观念。

还有一种情况是找不到合适的对象,于是情愿单身。还有一种情况,找到了合适的对象,也谈了很久,但是因为男方经济条件不是太好,暂时买不起房子,在没有婚房的情况下暂时就先不考虑结婚。这些都是造成年轻人不愿意被催婚催育的原因。

所以,我们应该以不同问题为导向来解决问题。首先如果不愿意结婚是因为找不到合适的对象,政府应该有所为,如加大公益性婚介机构建设为适龄青年创造更多交往机会;另外,一些年轻人觉得即使不生孩子或者不结婚,现在也可以过得很舒服,但如果想一想,将来进入老年以后,养老问题由谁来承担?会不会因为事先没有做好充分长远的谋划,没有生育孩子,到了年老的时候可能会感觉到孤独,甚至出现一些心理问题,他们会不会后悔?

所以,我认为可以通过将婚育文化与孝道文化进行结合,倡导家庭养老,重塑我们新时代的社会主义婚姻文化观念,引导科学认识子女的家庭效用。

我们应该加大宣传,比如年老后无人照料可能会出现的一些问题,这都需要给年轻人介绍清楚,我们需要做好这方面的宣传报道。当然,如果宣传到位了,年轻人是否选择生育则是个体选择。

此外,我觉得应该强调,生育是一种社会责任,要引导年轻人承担社会责任。当然,我也已经反复强调,生育是个人以及家庭的自主选择,每个人都有选择的权利,但是当社会进入到严重老龄化的状况,将来必然会出现很多问题。

之前我有看到一些网友的观点,比方说,对于生育多孩的家庭,可以在退休年龄或者老年福利制度进行区分,不仅帮助他们解决一定的生育压力,将来他们步入老年后,也能获得更多的福利。当然,这些都需要长远谋划统筹推进。

西藏孕产妇住院分娩率提高至98.04% 拉萨一医院产科护士为孕妇做胎心监测。(视觉中国)

观察者网:有观点认为互联网+、人工智能的快速发展替代了大量的工作岗位,这样一来似乎没必要再刺激生育、增加劳动力。甚至有人认为中国人口稳定在6-8亿左右可能会比较好,您如何看待这类观点?人工智能等科技的发展,是否会降低人们生育的意愿和必要性?

吴瑞君:首先,我觉得用人工智能来替代大量的劳动力岗位,至少在现阶段还是不可行的,如果机器代替我们的劳动力,会产生一定的外部性,可能会造成两个问题:

第一,就业问题。如果大量工作岗位都被人工智能替代,它会产生就业问题。比如,意大利之类的西方国家,人口早已负增长,它们的失业率都非常高。我们国家现在的劳动力资源还是比较充裕的,尽管我们从2011年开始,劳动年龄人口率先出现负增长,但我们每年新增的劳动力还是有1500万左右,充分就业也是二十大提出的目标。从就业的角度来讲,不太可能由人工智能或机器人来大规模替代工作岗位。

第二,养老金问题。因为我们现在的养老金是通过在职劳动年龄人口,即参与就业的劳动人口的工资来缴纳的。企业如果使用更多的机器人,它的资本不能折算成养老金来缴纳,可能短时期内会造成养老保险金亏空的问题更加严重。我个人觉得不能过早地、大规模地使用机器人来替代劳动力。

那么,人工智能和科技的发展会不会降低生育的意愿和必要性?机器人从某种程度上说是无法实现家庭照料的,在一些传统的服务行业里,比如养老院、医院护理等,机器人无法替代人力,因为人与人之间需要互动。

我们生育孩子的价值中,有两个价值机器人无法替代。首先,生育可以带来一种成为父亲和母亲的幸福感,父母可以从子女身上看到自己的影子,也可以通过子女来实现自己早期无法实现的愿望,这个价值是没有办法用机器人来替代的。我们中国人讲究传宗接代,这个也不能用机器人来替代。

在目前生育水平已经非常低的情况下,我个人觉得人工智能的发展尚不能从根本上影响青年的生育意愿和生育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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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刘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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