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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冰雹:我为什么离开香港《南华早报》?

2020-10-23 08:16:46

【文/夏冰雹】

在香港《南华早报》工作的这一年,跑遍香港大大小小的街巷,不仅采访了许多上市企业、游戏公司、房地产公司、证券公司等等,还采访了迪士尼导演、蒂凡尼珠宝设计师、变装女王、催眠师、考古学家、临床医生、街头艺术家、智库、慈善组织、分析师等等,产出视频和稿件近百份。

这一年,见证了中美摩擦引发的经济震荡;见证了香港动荡从苗头到大肆蔓延,经常夜晚提心吊胆地从熊熊燃烧的地铁站走过,踩着家楼下被扔了一地的碎砖头,从蒙面人身边溜走,有一次清晨刚出门就听见家门口响起刺耳枪响;看着疫情在香港一波又一波蔓延到新闻办公室和我所住的公寓,仍一刻不停地写着手头的报道;看着香港经济在不稳定因素和疫情双重打击下连续陷入衰退,身边的外国朋友和大陆人纷纷离开香港……

这一年,我24岁,仿佛经历了无数个春秋。

很多朋友听到我选择离开而感到诧异,“就这样离开香港最具公信力、百年老品牌的报社不可惜吗?经过与全球成百几千名应聘者竞争,过关斩将才进得去,就这么走了,不可惜吗?”

不可惜。其实,离开香港的念头其实在年初就出现过,到2020年6月左右,许多因素叠加在一起,加速了离开的这个想法。

为什么选择离开?

1.在香港报道内地,抹不去的隔岸观火之感

香港是一个东西荟萃、族裔众多和文化包容的城市,《南华早报》也是亚太地区为数不多的较中立的英文新闻媒体。虽然在2015年被阿里巴巴收购,但新闻编辑室依然保持相对独立的运作机制。

在香港回望中国内地、讲述中国的故事的时候,仍然有一种很明显的隔岸观火之感,所呈现出来的故事与真实的中国依然相差甚远。

为什么会这样?很大的原因是人员结构的设置。与中国和香港话题相关的报道组中层管理编辑(负责选题和信息审核)以中年香港本地人居多,外籍人员多为负责文字润色的编辑,记者当中有内地人,但只是少数。因此报道的角度很容易被香港对内地的固有视角框住。许多本地香港的编辑既不能讲流利地道的英文,又对普通话一知半解,与海外读者和内地人的关注点格格不入。

说说三件关于选题的事儿。

图|办公室聚餐

(1)香港人与内地和国际的兴趣点严重脱节

我在中国报道组轮岗期间,中美之间的硝烟味因疫情更加浓厚,我给负责的编辑(香港人)报了一个选题,并采访了留学申请者与留学服务机构,调查两个大国交锋期间留学产业和中国学子赴美留学的意愿受到的冲击。文章上交后,一次又一次被搁置。

编辑认为:“两年前中美摩擦开始的时候,已经做过留学生不愿去美国的新闻,没必要再做了,不新了,这不叫新闻。”我告诉他:“过去的文章是从学生的角度,没有任何一篇从留学产业的角度去写的;同时,外媒正如火如荼地报道赴美中国学子减少对美国大学的经营产生巨大打击,但没有任何一家外媒写过中国的留学教育机构也受到影响,我们报道就是独家的了。并且,有很多外国学者和教育研究者关心中国的教育市场,这与他们紧密相连,海外读者会感兴趣。”依然没有得到那位编辑的回应。

于是我把文章投给了一个从中国报道组独立出来的政经组,负责的编辑是内地土生土长的,对中国的经济形势很了解,他一看到文章,表示很有兴趣,立马发。最终,文章发出后两个小时内就有成千上万人浏览,一下子窜上了那一天全办公室的热门文章榜上。

很幸运我的文章遇到了伯乐。如果没有伯乐,西方人常看的英文资讯里找不到有任何关于这个题材的影子。

这样类似的事还有很多,顶层管理者反复强调报社要从区域性新闻媒体转型成全球化新闻媒体,要增加多元的题材和角度,我也和香港本地人编辑(几十年的老员工)多次提到,他们却回应道:“我们是香港的媒体。”也可以理解,对于奉献了大半辈子青春的老员工来说,公司越是全球化就越意味着他们会被淘汰,不是他们不顾大局,是出于不安。

(2)眼界局限在传统领域

在财经组期间,负责的编辑(香港本地人)询问我感兴趣的报道方向,我跟她说:“我们财经组现在报道主要集中在银行、地产等传统产业方面。作为全组最年轻的记者,我对金融科技、创新公司更感兴趣,这也是中国与香港经济转型中非常重要的议题,也可以借机吸引海外的年轻读者,拓宽我们的内容。”

编辑回应:“我希望你按照我们的指令来。我们这么多年一直都聚焦在香港的银行和地产上这是我们浏览量最高的版块。我们很少做金融科技的,不太有人看的,所以没必要去做。”我说:“没做过,又怎么知道没人看呢?”编辑:“你在这里,就要按我们的要求来。”

有一些话我想说却憋回去了:香港爆发出的一系列不稳定问题,很大程度来自于畸形的经济体制,新闻机构作为社会改革力量之一,也脱不了干系。正是大部分的社会资源被房地产等传统行业垄断,使得香港错失了发展成科技之都的机会,年轻人越来越不愿意在香港创业,宁可去深圳发展。新闻机构应当通过文字的力量去纠正这些潜在的经济结构问题,房地产大亨已经拥有了那么多的曝光,我们更应该给予那些声音较小、在为香港经济转型做贡献的人一些发声的机会。

图|2019年阿里巴巴香港上市现场

让我没想到的是,在财经组,应付编辑指派的文章,很普通、没营养、甚至片面的短文却成了爆款。

例如,吴佩慈在香港的豪宅以低于市场的价格租给了自己的熟人,编辑要求我写一篇相关报道。我询问了多个地产中介,均表示该交易属于私人交情,价格不能代表市场整体的变化。我告诉编辑,市场没有出现暴跌,她让我继续找更多的房地产,可是仍然没有一个中介认为这是市场崩盘。我如实写下采访,却发现被房产编辑强行写成了“豪华地产迎来历史性崩盘”。编辑们看着蹭蹭蹭的浏览数据欢喜得不得了,还要给我增派类似选题。

这不叫新闻,这是按照预设进行片面操纵了,这违背了我在美国的新闻学院所学原则。后来编辑再找我写类似的文章,我都搪塞过去,心想下次再这样改我文章,请不要署我的名。

(3)报忧不报喜

按照新闻的专业原则,新闻除了有发现社会的问题的作用,任何符合公众利益的事情,无论喜和忧,都可以成为新闻。然而,有一些经验丰富的新闻工作者认为不够负面就没有新闻性。

五月份我采访了国内在非洲有业务的民营太阳能光伏企业以及光伏协会,给编辑(香港中年人)提了一个选题:中国太阳能光伏产业在非洲的发展没有受到疫情太多的影响。

编辑问:“全球经济都受到疫情负面影响,谁要看没影响的新闻呢?”我说:“您换个角度想想,正是因为全世界的媒体都在铺天盖地地报道疫情的负面影响,如果我们出一期关于在疫情当中依然坚韧的行业,这岂不是更吸引读者吗?大众读者也希望看到不一样的新闻,相信投资者也想看到强劲的行业。”

我还跟编辑说:“海外不少财经媒体一直有新能源领域的专题报道,就在我写这篇文章的同一时期,彭博社和Quartz等著名财经与科技英文媒体做了多篇关于光伏产业在亚非拉地区的发展前景的粗略报道,但是没有任何一家外媒采访过中国的企业,海外新能源公司和环保人士是非常关心非洲这片太阳能资源最丰富的土地的,如果我们能深挖出与外媒不同的角度,会有不错的浏览量。”最后,这篇文章还是因为不够负面、不够有戏剧性而不了了之。

2.《南华早报》营收受挫,所有员工冻薪放无薪假

2020年4月《南华早报》宣布,虽然浏览量较前一年翻了番,但因香港社会不稳定和疫情,广告收入一路下滑,导致本财年严重亏损,所有月资超过2万港币的员工面临冻薪,所有员工一年至少放21天无薪假,从而削减开支。公司宣布,如果员工不主动放无薪假,下半年可能要裁员了,而且阿里巴巴不会无条件地拯救报社,这意味着企业面临自生自灭。然而员工们私下转述,在疫情发生之前,这个空降的美国华裔CEO花了4亿港币重建原本就全新的楼梯。

消息一出,比我年长的员工,尤其是本地的青年记者,坐立不安,这些员工中许多有孩子要养、高额的房贷要供,在香港这样高消费的城市里,一旦失去工作,生活不堪设想。

一些员工开始私下讨论,计划请愿要求管理层公开减薪所占薪资比例,管理层拒绝回答。有中层管理编辑透露,高层在与其谈话时说要反思投资失误导致的亏损,于是员工们追问管理层到底是什么投资,管理层没有回应。员工寻思着与企业谈判,但最终讨论来讨论去,也没有强有力的筹码可以谈判。从4月到6月,《南华早报》许多员工纷纷离职。

全球新闻媒体都受到疫情的冲击。《纽约时报》4月的报道显示,自冠状病毒爆发以来,美国新闻媒体公司大约共有3.6万名员工被解雇、暂时休假或减薪。

五月中旬,在路透社工作20多年的英国老记者、主管新人培训的编辑,相当于我们的导师编辑与直属上司,语重心长地与我们五位2019年招进来的新人说,“按照往常,新人第二年的薪资上涨很多,但现在企业困难时期,你们接下来至少一两年不太可能涨薪了。全球的媒体都受到冲击,彭博社甚至把电视演播厅都给关掉了。我当年也经历过多次经济危机,但只要度过危机,你们就会迎来强劲的复苏,那时候就有机会了。”

万万没想到,刚通完话没几天,也就是5月底,我们的导师编辑突然宣布,公司首先把高薪聘请来的他给裁了,他离开了香港,开启了退休生活。

图|路透社老记者给新人做培训

6月初,和我同一批进公司的毕业于哥伦比亚大学新闻系的美国男生突然辞职了,他说因个人原因要回纽约;同个财经组的来自英国的年轻记者也突然辞职;香港本地组的一位年轻记者转去大学教书了;随后还陆陆续续收到十几封离职邮件。

六月初我和剩余三位新人商量,和管理层探讨一下薪资,但三位本地香港年轻人没有勇气去冒这个风险,香港是他们土生土长的地方,当下的经济形势他们也没有其他地方可去。一旁英国和爱尔兰前辈记者听到我们商讨,也加入我们,英国人说:“公司已经很仁慈了,好多公司已经开始大面积裁员了,我们只是放无薪假。要是我,我不会跟公司提任何建议,要知道英国现在疫情太严重了,一旦失去在香港的居留权,回到英国不堪设想。”爱尔兰前辈说:“你们还年轻,忍一忍。”

但是,我还是以个人的名义向高层发邮件。公文有明确写着除了升职的少数员工,其他员工都冻薪,我们从一年合同的管培生岗位到全职长期合同员工岗位应该属于升职;此外,公司要从区域性向全球知名媒体发展,新招年轻人的学历和能力普遍比老一辈的高,对青年人才的投资是合理的。我计划着如果谈得成就留下,谈不妥就走,反正合同六月到期。

正如我所料,没有谈的余地,我选择不续签合同。和一年前计划的差不多,我原本就打算先在香港待一年,合适的话继续待,不合适就换个地方。人生本身就是一场旅行,是时候踏上新的旅程了。

3.真正深入的记录,应当扎根土地,不受制于任何机构

和全球其他新闻机构一样,《南华早报》过去做过不少长篇深度调查,投入时间长、记者跑的地方多、话题产出的不确定性因素多、费用较高,但是这几年,随着观众的注意力越来越稀缺、媒体面临浏览量与广告收入的压力,和大多数转型的传统媒体一样,现在的记者主要写短篇的快讯,除了个别选题能够被允许长时间的调查,基本很少有长篇调查了。为了赶上发文的速度,很多短篇报道根本来不及做第一手采访,直接基于通讯社讯息、企业公关资料和第二手资料整理一下,比起长篇报道,短讯反而获得大量浏览。而我在新闻学院所学的更侧重于深度调查。

同时,在境外待了这么些年,愈发强烈地感受到,要真正地了解中国、纪录关于中国的故事,离开这片土地就像鱼离开了水,奄奄一息,写出来的东西很容易离地。

更重要的是,新闻呈现出来的世界只是冰山一角,更深层次的东西是不能隔空报道的,要真正地在这片土地上去生活、去感受、去建立信任、去走访才能知道的。这片土地上有14亿人口,每天有那么多的事情在发生,却无法被尽可能地记录、知晓和理解。

图|2019年参加澳门时装周

在美国和香港的媒体工作过之后,我更加清晰地认识到独立记录的可贵,因为无论是境内的还是境外的新闻机构,只要是机构,都离不开一定程度的立场与思想束缚。大时代中很多深入的、微观的故事是大型新闻机构无法关注也不愿意去报道的,因为新闻机构要考虑经济成本、读者偏好、回报周期、事件的新闻性与争议性,深层次的东西呈现出来可能可读性不强,难以被大众吸收。

其实,世界上很多事儿并不一定符合新闻性的标准、也不一定符合大众读者期待的模式,但是却时时刻刻改变着我们时代的脉搏。很多话题,只有当你作为独立的记录者,才能更自由地触及到。这也是为什么我开始尝试拍摄一些被主流忽视的小人物的故事,放在自己的自媒体频道上播放。

我一直坚信,记者两个词是超越职业的,它更是一种生活方式,同时更是整个人生的事业。无论在哪个行业,你我都可以通过新闻的采集和撰写原则来记录发生的事儿,找到更深层次、别样的选题。

4.《南华早报》给我提供了广阔的平台,可尝试更多机会

对于刚毕业的硕士生来说,第一份工作就能进入《南华早报》已经是非常不容易的事情了。一整年的轮岗,报道了亚太地区各个领域的话题,包括财经、文化、健康、社会、国际关系等议题,大到国家之间的冲突,小到香港本地的社区事物。

来自20多个国家的编辑和记者协同工作,其中不乏来自路透社、彭博社、纽约时报、华尔街日报等老牌媒体的记者与编辑,放手让我报道自己感兴趣的话题、指导我怎样准确地叙述每一个细节、怎样核实每一条企业数据、怎样做好上镜播报、怎样剪好每一帧视频……

图|2019年6月南华早报入职员工合照


图|2019年我写的关于敦煌女儿樊锦诗的英文报道

震荡的一年,也是我成长最迅速的一年。这一年,我几乎跑遍了当地的各个社区,结识了数百名来自不同国家、地区和行业的人,收获了无数意想不到的他人经验与故事,更加发现人类社会各种酸甜苦辣有着共通之处,更加与不同境遇下成长起来的人的选择感同身受。

图|合作过的前辈同事

在《南华早报》期间和离开后,有一些猎头和雇主找到我,在面试的过程中,让我惊讶的是,无论是大陆、东南亚还是北美的机构,无论是新闻、公关、互联网公司和高校,哪怕是大陆无法爬到外网去阅读的人,也基本都听闻和了解过这家报社在业界的口碑,也知道有很多记者转行到他们所在的领域。这一年,有越来越多的机会向我打开。

而且随着中国实力的增强,未来最有发展潜力、机会最多的地区还是在内地,趁着这个时候离开香港也正是时候。

5.“记者总是找问题,却从来不自己亲自去解决问题”

一次有读者跟我吐槽:“你们这些记者总是找问题,却从来不亲自去解决问题。” 我当时告诉他,社会是有分工的,新闻记者更像是一艘船上拿着望远镜监测和预警风暴的,发现问题,告知公众,而真正解决社会问题需要动员各个领域的专业人士。

但时隔一年,我觉得他说得也很有道理。写报道的最终目的当然是希望给社会带来积极的改变,让更多的人参与公共讨论,一起解决问题。但有时候光写报道,还是让人感到无力,等着别人去采取实际行动去解决问题,太漫长了,还不如我亲自加入一个领域去解决。

这也是为什么我选择加入教育行业,我不做教书方面的工作,而是做国际教育方面的市场落地。教育是未来几十年中国和全球迫切需要升级的领域,随着中产阶级的崛起、科技的进步,高质量的教育是未来人才的基础。我本人就是国际教育的受益者,乘着中国经济发展的东风能够在境内和境外学习。然而在精英教育盛行的今天,我们国家还有很多拥有天赋、却在现有的教育体系中无法享受到优质教育资源的孩子们,还有很多不富裕地区的孩子无法享受到多元公平的教育资源。

那位读者说对了,是时候去亲自解决实际问题了。

也许你会问,难道你放弃记录时代的梦想了吗?并没有放弃。我依然会保持记录的习惯,因为无论我在哪里、做什么,我都与这个时代同呼吸共命运。

对于我来说,难得在这个世上走一遭。无论这些记录能够在地球上留存多久、是否会被未来的人类或其他智慧生物看到,记录,是生而为人的原始欲望表达;通过记录,我可以证明给自己看,我在这个地球上存在过。

(本文原载于微信公众号“罗红霉素和夏冰雹”,观察者网已获作者授权转载。)

夏冰雹

夏冰雹

前《南华早报》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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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罗红霉素和夏冰雹 | 责任编辑:李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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