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访/观察者网 李泠】

·除夕驰援

观察者网：支援武汉抗疫，你这边是自愿报名的，还是直接安排？

小X：组织会定名额，但不会具体定谁来。除夕凌晨接到通知，说要抽人过去支援，他们先问各科护士长，让科室推荐人，我自己就是护士长，所以我说如果只要一个人的话，那就由我来上。

中国抗“疫”时间轴（图/中纪委官网）

观察者网：在确定前往武汉后，你这边都做了哪些准备？

小X：当时不知道确切什么时候出发，只让赶紧做好准备，随时可能走。接到任务后，我们先参与一些紧急培训，医院统一组织了穿脱防护服的训练。之后我和另一个小伙伴大概花了一小时时间疯狂采购。因为不知道去多久，我们就先按三个月的量囤，做好打持久战的准备。重庆的路基本都是坡，我们一气呵成采购完还在爬坡的时候，就接到电话，说“快点快点，10分钟以后要集合了”，我们赶紧拿着东西飞奔回去，马上换衣服、装箱。

观察者网：是不是年夜饭都来不及吃？

小X：我们匆匆忙忙赶飞机，一大桌子菜刚吃两口就被拉走了。因为怕武汉当地口罩、防护服、药物等物资不够，我们提前准备了很多，所以抵达武汉后我们忙着搬行礼和各种箱子——不可能都让男生干嘛，女生也得干。初一凌晨刚到武汉，顾不上什么年夜饭，有方便面都算不错了。正式安顿后，有专门的厨师，之后就好多了。

·“生死金银潭”

观察者网：你一过去就被安排进金银潭医院？

小X：对，我们就住在金银潭对面。金银潭是传染病专科医院，当时可谓疫情中心的中心，大家一听那地方就觉得可怕，但我们恰恰就是去了最可怕的地方。

2月29日，一名医务人员推着垃圾桶在武汉市金银潭医院住院楼前走过。（资料图/国家卫健委官网）

观察者网：你还是在金银潭的“红区”（患者接受治疗的区域）支援，按你的说法，这块区域算是疫情中心的中心的中心，最危险的地方。你们进去前有经过筛选吗？

小X：进入“红区”，心理素质要稳，因为如果心理发生很大的波动，对自己对别人都很危险。技术上，当年应对埃博拉时，他们会在防护服外面撒荧光粉，如果里面干净的衣服蹭到了，会有荧光反应，也就是被污染了；我们没有用荧光粉，但也相近测试，必须合格。所以抵达武汉的当天，我们在酒店里反复练习穿脱防护服，等老师觉得我们的流程完全合格了，我们才可以进金银潭。

在“绿区”（清洁区）“黄区”（半污染区）相对轻松些，在“红区”除了防护服，头上也要箍更多东西，对体能和心理素质的要求还是很高的。但每次进去只有4个小时，如果你进去了不适应的话，可以提出来，到时再调班，这些都是可以的。

观察者网：你能介绍下你在金银潭“红区”每天的工作流程吗？

小X：我们几乎没遇到需要进ICU插管不能动的那种，多是轻中度的新冠肺炎患者，能自己活动。我们每天像以往在病房那样，给他们测血压血糖、输液等。此外，我们还有一项以往临床科室不做的工作——兼任保洁，因为里面没有保洁员。对于去世的患者，我们还要帮做些尸体护理。

由于红区没有护工，医疗人员还要帮忙处理杂事，例如倒垃圾（图/央视新闻客户端）

观察者网：还记得你在金银潭医院支援了多久吗？

小X：好像只有一周，一天一班，每班4小时，每天都要上；七天之后就被派往其他医院。

观察者网：每班4小时，这时间有什么讲究么？

小X：根据之前埃博拉等传染病的防控经验，4小时是人体可以承受的极限值，所以我们按此执行。当时人力肯定要用到最大值，一是人员不那么充足，一小时一换，一天就要24人轮换，四小时一换，一天才换6个人；再就是考虑到防护服供给，没必要浪费。

观察者网：我们从一些媒体报道及社交平台上了解到，刚开始医疗物资紧缺，以至于医护人员自制口罩，甚至拿垃圾袋做临时防护服。你们刚进去时，有遇到这种情况吗？

小X：没有。医疗物资确实紧缺，经不起浪费，但还不至于紧缺到自制口罩的地步。也可能是因为我们在“红区”，所以保障相对稳定。如果连N95或防护服都没有，我们是绝对不能进去的。

观察者网：那你们物资最紧缺的时候，紧缺到什么程度？

小X：各种替代。很多物资都是外面送进来的，既有国外的捐助，也有不同省份的支援，所以经常比如这批样式的靴套没有了，我们就换一批适应，只要能起防护作用就行。到疫情的中后期，供应就比较充足了。

观察者网：在此之前，你生理和心理都经历过这么大强度的工作吗？

小X：心理上肯定没有过。当时我们真的是两眼一抹黑，没有实战经验，不知道前方是生是死。我觉得第二批医疗队伍也没有明朗多少。至于身体上，倒是经历过强度比这还大的。

观察者网：在“红区”里支援，有没什么要尤其注意的？

小X：那时候特别要注意，不工作的时候不要熬夜，不要想着聊天或追剧，当然当时既没那心情也没那精力。专家们给我们的建议也是工作之余多休息多睡觉，养精蓄锐，避免在“红区”晕倒。如果因体力不支而晕倒，很容易发生职业暴露，也就是容易被污染。

观察者网：你这边有没什么身体不适？或者，你周围有没人撑不下去的？

小X：太有了。我跟你说，我们刚进去的时候不是4小时，最开始是两小时，但第一次两小时，我都快坚持不下来。到一个半小时的时候，头上就像孙悟空戴着紧箍咒，眶上神经被箍久了，头就会很胀很疼；再加上口罩那么多层，空气不好，这种情况下就很想吐。

资料图来源：中新网

我最不舒服的一回就是我的腰都直不起来了，特别难受，只能弓到90度以下才行，那些病人看着都说太遭虐了。我还好都没有吐，有些护士直接吐到口罩里，也有晕倒的，但她自己躺一会儿后又站起来了。

这种都还好，谢天谢地，我听别的护士长讲过更糟糕的。有位男护士跟她一起进“红区”，在里面工作了4小时，之后着急上厕所。但脱防护服不像咱们平常脱衣服那样唰唰两下脱完了，得一层一层来，因为但凡有一点不注意，都可能把自己污染到。所以他就慢慢脱，最后直接尿在裤子里了。现在说起这事儿可能会觉得特别搞笑，但当时真的是……当时护士长的眼泪一下子就下来了。

观察者网：疫情爆发初期，不管是医生还是病人，心里多少都有点慌乱。现场的病人配合你们的工作吗？

小X：他们还是非常配合的。他们原本很害怕，但一看到我们防护服上写的医院和名字，就觉得又有了活着的希望。

观察者网：所以，你们和患者之间基本没有什么冲突、误解，大家沟通交流都挺顺利的？

小X：对的，冲突肯定是没有的。有一点家属会相对难以接受，就是患者运进来时已生命垂危，不少家属连最后一面都没见着。不过，我们会通过工作手机告诉家属人已经去了，有些家属会说“能不能给我们拍一下最后的仪容”，也有家属会递东西进来，问“能否帮我把寿衣给他穿一下？”有很多这种人文方面的需求，我们都会尽可能地帮他们完成。

观察者网：你们的心理压力也很大，当初都怎么给自己做的心理工作？

小X：当时酒店里有健身房，后面还引进了乒乓球台子，周边也可以散步。有些人会做些运动，比如慢跑，有的人会通过电话、视频找朋友诉说——上班回来后，我们的通信还是很顺畅的。那时还有专门的心理小组，派了些心理医生过来。

观察者网：看新闻报道，方舱医院热热闹闹的，有跳广场舞的，有其他的；你们那里氛围怎样？

小X：相比方舱医院里的患者，我们的病人病情要重一些，而且我们在的医院不是方舱医院那种大通铺，所以还是有点差异的。我们有带着病人唱歌，唱过《我和我的祖国》，别的病区还有医护带他们跳过海草舞。

资料图

·“我不说，他们又不知道”

观察者网：你们在武汉待了多久？

小X：一共待了99天。

观察者网：你前往武汉，家里人知道吗？

小X：知道的。走之前我觉得自己可能回不来了，所以给爸妈、老公挨个打电话，说我要过去了，跟他们告别。

观察者网：他们都什么反应？

小X：他们一开始肯定是诧异，尤其我爸妈，因为年纪大了，问“能不能不去”，但是最终还是支持我的。后来有次我问我妈除夕有没看联欢晚会，她回“看什么晚会，除夕那天一点声音都没有，家里面我坐这头，你爸坐那头，你小弟坐另一头，三个相顾无言，唉声叹气的。”

观察者网：眨眼间这2020年就快过去了，你们也回来好几个月了。能问下回来后你们有获得什么奖励吗？

小X：一些医护直接转成正式员工，考公务员可以加分等等。不过对我来说，没多大影响。这些奖励政策是有时效性的，比如他们说三年之内你的孩子可以读重庆最好的、挤破头都挤不进去的幼儿园，像我这种，三年后孩子可能才一岁，赶不上；还有说你的孩子今年参考高考可以加10分，我孩子在哪儿呢？没有。

观察者网：那周围的人对你的态度有没什么变化？特别是患者，以前因医患矛盾，医护人员未得到足够的尊重——这仅是我的个人感觉——经历这次支援抗疫，他们对你们的态度有没发生什么改变？比如说有没变得更加尊重？

小X：其实平时对于医患冲突，我没有那么深的感觉。在我看来，病人本身身心不舒服，你如果对他态度不好，他更容易冒火；伸手不打笑脸人，你要是对他态度和气一点，他就没那么大的怨气。至于抗疫，我不说，他们又不知道；有的知道了，还是会称赞的，说“了不起”“好厉害”“你们是英雄”。

观察者网：最后一个小问题……蒙古国捐赠的羊肉，你们吃到了没？

小X：哈哈，似乎还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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