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小小雨】

2021年新学期伊始，中小学校园发生了一些新变化：手机不能进校园了，中小学教育惩戒规则实施了，全员导师制开始试点了。一系列新政策的出台对于学校教育和学生管理来说，无疑是大大的“利好消息”。

随着两会的召开，教育议题继续霸占社会关注的热点榜。“全面取消小学生家庭作业，推迟放学时间”，“建议禁止在职中小学老师有偿补课”，“ 建议禁止在职中小学老师有偿补课”，“只关注升学率国家会没有核心竞争力”，等等。诸如此类的提案和议案屡屡见诸报端。

教育部新规，中小学生原则上不带手机进校门，于是有些学校专门为学生设立“养机场”，灵活管理。图自视频截图

不过，全国政协委员马光瑜的提案，引发了颇多议论，也点出了当下教育的一个核心问题——学校教育和家庭教育的边界。其实，我自己作为一名一线中学教师，对此也心有戚戚焉。

说实话，我的心情是喜忧参半。喜的是，“减负”“全面发展”依然是全民关注的教育热词；忧的是，“减负”固然好，但如果一切改革措施只是“为了减负”，流于形式或“一刀切”，反而更有可能让师生的负担“明减暗增”，整个社会对教育的焦虑最终仍会“转嫁”到学校教育和教师身上。

以放学时间为例，马委员的提案中提到小学放学时间过早，建议“推迟小学放学时间，与父母下班时间相一致”，这一建议的初衷是很好的，让小学生做完作业再回家也符合教育部改革的大方向。但一旦涉及问题追因、以及如何制定有效解决方案，就必须考虑更复杂、全面的因素。比如，全国各地中小学在放学时间方面并非完全一致，就上海而言，学生的放学时间不算太早，每天在校的最后一小时，多数学校也会安排丰富的体锻课或活动课。再者，“父母下班时间”因家庭而异，父母是否选择亲自接送孩子也是因人而异，若只是以“推迟放学时间”的措施来解决问题，不免显得有些简单粗暴。毕竟，学生只要在校，教师就要管理，学校的老师们本身也是家长，他们身上背负着“双重压力”。

又如马委员所说，“取消家庭作业不等于不让孩子学习，而是写作业的地方在学校，改作业的人是老师，而不是家长，家长主要负责学业以外的其他教育”“要厘清学校与家长的责任边界”。我对这个观点举双手赞成，其中提到的“责任边界”一词，恰恰也是我们教师群体十分关心的话题。

学校教育的责任边界究竟在哪里？

从教八年多来，我深刻地感觉到自己的“开学焦虑”正逐年递增。没错，不仅仅学生惧怕开学，老师也一样。现在才开学第二周，在高强度、高压力的工作状态下，身边的同事们先后开始出现口干舌燥、头晕乏力、暴躁气短等不同程度的“开学综合症”，一下班、一到周末就只想在家“葛优瘫”。可能大家不禁要问，老师们的时间和精力都花在了哪里？

如今现实中，这个答案显然更为复杂。一线教师们越来越清晰地感受到，学校教育的责任边界并不清晰，多数教师长期处于高压、焦虑状态中，而这种焦虑并不来自于教书育人本身，大家熟知的“备课上课改作业答疑”只是工作的一小部分而已。

首先，教师的工作时间并没有明确“边界”，毫不夸张地说，有时甚至是24小时待命。早七点至晚五点，基本上是全国教师们雷打不动的在校时间，寄宿制学校的工作时间更长，老师们有时还需夜宿学校。在校工作时间内，并没有固定午休时间，老师们的“午休”往往是匆匆扒上几口饭之余，全部贡献给了学生答疑或午自修管理，有时还要参加各种工作会议。有时赌气地想想，社会在呼吁教师待遇与公务员一致时，教师的午休时间能否向公务员看齐呢？

然而，更令老师们感到心累的事情还未必发生在上班时间，离开校园后，老师的工作并没有结束，学生群、家长群、年级群、班主任群、工会群，各种闪烁的微信消息“裹挟”了本属于自己和家庭的宁静夜晚。曾经听一位同事说，班上有一位家长工作很忙，往往要到半夜才能结束，于是这位班主任老师的微信上便时常出现半夜两三点的家长留言，一大早回复后，又要到半夜两三点才能得到回复，如此循环往复。即使沟通方式极不合理，但老师出于教育工作的职责，无法对此说不。

要是班上有个别特殊学生，班主任更是胆战心惊。另一个真实的故事是：一位班主任在晚上十点接到家长的电话，说一言不合孩子赌气出走，老师二话不说，直接赶到孩子家附近帮忙寻找，而这位老师自己的孩子也才几个月大。类似的故事并不是个例，几乎每个夜晚都有无数老师加班加点。

当然，选择了教师职业，一切为了学生，这是天职。但是，这些工作无法完全量化，也不可能完全纳入绩效，所有老师秉持着教书育人的责任与情怀在坚持着。人们总说：“真羡慕老师每年有三个月带薪假期！”殊不知，对于每天超长时间“待机”而身心俱疲的老师们来说，这些假期如“救命稻草”般重要。

其次，学校与家长的责任边界不清，也正是马委员提案中的核心观点。

众所周知，家庭、学校和社会三者结合、“各司其职”的教育才是完整的，是能发挥最大功效的教育模式。如今，学校教育往往处于风口浪尖，常常被指责将责任推诿给家庭教育，比如课业任务；社会教育方面，则会将毕业生就业问题归结于学校教育没有起到培养优秀人才的原因。作为夹在中间“腹背受敌”的学校教育实施者，我觉得，学校的责任是有边界的。但要回答家庭教育和学校教育的“边界”究竟在哪里，答案似乎也越来越模糊。

马委员提到，“教书育人是学校教育的根本任务，也是教师的基本职责。家庭教育应该集中在家庭劳务教育、家庭美德教育，不能成为以知识为主的教育。”反过来说，对于学生的德育、美育、劳育，有一部分是家庭教育的基本职责，学校扮演的是共同承担、辅助教育的角色。

近两年来，“家庭教育指导”成为学校教育中的新热词，全国范围内先后出现了一批“家庭教育指导示范校”，其核心观点是学校和老师要承担起指导家长进行家庭教育的职责。对于这个观点，也有教育研究者持不同态度，归根到底就是学校是否有责任去指导家庭教育，更进一步说，学校教育能否承担得起指导家庭教育的职责呢？

在某次培训活动上，我曾经听到一位20来岁的小班主任轻声嘀咕了一句：“我自己还未婚未育，怎么去指导家长带娃呢？”细细想来，确实不无道理，家庭教育的理论知识可以通过培训来获得，但家庭教育中的德育、美育、劳育，更多地需要通过经验积累、情感共鸣来达成。再者，俗话说“家家有本难念的经”，老师用千篇一律的理论知识去指导各不相同的家庭，又能获得多少实际成效呢？

为什么老师们总抱怨“教师越来越难当”，并不是因为学生本身有多大的变化，作为老师，我们有责任去了解并适应孩子的变化，从而调整教育手段，这是我们的职责，我们从不推诿退缩。但如今，老师们更头痛的是如何与家长有效沟通。老师们常常感慨，如果一个学生犯了错误，十年前的家长会说：“老师您尽管教育”；十年后的今天，家长第一时间会质疑：“老师的处理方式是不是有问题？”家长对学校信任的缺失，只会让教育变得更加寸步难行。

其实，老师们比谁都清楚，家庭教育和学校教育很难真正划清“边界”，但是必须分清“主次”，必须搞清楚各自的角色是“主力”、还是“辅助”，互相信任，相互配合，才能真正打一场漂亮的“胜仗”。

这两天，全国政协委员唐江澎校长的发言在朋友圈刷屏了。他说，学生没有分数，就过不了今天的高考，但如果只有分数，恐怕也赢不了未来的大考。分数是重要的，但分数不是教育的全部内容，更不是教育的根本目标。好的教育应该是培养终生运动者、责任担当者、问题解决者和优雅生活者，给孩子们健全而优秀的人格，赢得未来的幸福，造福国家社会。

有一个博主将这番话评价为“正确的废话”。但实则不然，从我自己的角度来理解，唐校长所说的“教育”，正是家庭、学校和社会三位一体的“合力”，而不单指学校教育的责任，单靠学校老师，无法培养出健全而优秀的人才。

比较令人欣慰的是，我们总还是一直在朝着“好的教育”这一目标努力。最近上海提出了《关于本市新时代推进普通高中育人方式改革的实施意见》，作为上海高中教育改革的“模板”；当时，教育业的前辈同仁有一句话，虽普通但值得深思：高中教育改革的最终目的，是让每一个高中生都能找到适合自己的发展道路，将来能做自己喜欢的事，并且养活自己，成为一个幸福的人。

然而，提出目标并不是最难的，难的是如何实现。从国家层面来看，也在探讨并出台相关的教育评价改革方案。教育评价是教育改革的指挥棒，只有用好了，才能培养出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人”。

我自己非常欣赏上海高中教育改革中提到的这句话：“想要帮助高中生打破24小时被老师、家长安排的现状，让他们有一个发呆、思考的空间。”

当我们谈教育时，总在谈学校谈老师谈家长谈社会，却忽略了这项事业中最重要的角色——学生/孩子，他们才是真正的主体，他们身上本就有着巨大的自我学习和成长潜能。尊重他们，有时候他们也会让我们“大人”想明白更多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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