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改开三十多年来，一直有一个很奇特的社会现象：无论中国社会和经济发展面临何种问题、出现何种状况、处于何种局面，总有一派人，他们的论调以及他们的诊断和处方，是永远不变的。

曰政府要放手，曰国家要退出，曰市场会自动均衡，曰市场+法治就是解决所有问题的万能药方…他们将按万能药方服药称之为“改革”，不照办就是不改革，就是走回头路。

其他国家是不是也有这么一大批“XX学家”不太清楚，但在中国的确是一直都有。不难设想，如果有人在上个世纪七十年代末碰巧读了几本被称为“西方经济学”的教科书，他其实也就毕业了，完全可以从此停止读任何其他书，从此不必做任何其他事情了。无论遇到任何问题，他只需简单重复一遍“政府放权”、“国退民进”、“市场配置”、“理性人”、“利益最大化”、“纳什均衡”、“囚徒困境”这几个词，再附上几个数学公式，基本上就算是“专家学者”了。这个一本万利的游戏至少能混碗饭，一直吃到今天完全没问题，很多人还名利双收，因为愿意为“政府放权”、“国退民进”这些呼吁而付钱者大有人在，包括国内和海外。

也许是因为这个游戏太容易玩，而且极少受到挑战，这派“专家学者”愈发忘乎所以，以至于无论什么领域，也无论懂不懂，他们都要居高临下、颐指气使地指导一番。在他们眼里，凡是没有遵循亚当斯密原理的社会都是成问题的，正如他们当中一位旗手级的人物所言：“亚当·斯密在理性人假设的基础上证明市场是人与人合作最有效的手段。今天我们看到，真正遵循亚当·斯密的理念、实行市场经济的国家，人们的合作精神和道德水准比非市场经济国家高得多。”

几十年了，他们就一直这样不知所云地自说自话，非要把中国改造成一个标准的“斯密教”国家。当然，一旦改造成功，他们也就理所当然成了负责传教布道的祭司。

永远不醒的梦游者

其实，也一直都有人告诫他们放弃这种白日梦。尤其在俄罗斯90年代的“休克疗法”和美国的2008年金融海啸之后，无论是从现实中还是在理论上都可以轻易证明“斯密教”的破产。

最著名的，来自201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斯蒂格利茨的揭示，他在为波兰尼2001年再版的《巨变：当代政治与经济的起源》所作序中提醒到：“波兰尼揭发了自律性市场的神话，人类史上从未有过真正自由的自律市场。即便是今日高度工业化的国家，在其转变过程中，政府都曾扮演积极的介入角色，不但以关税保护其工业，也保护其新兴科技。”

在乔治·索罗斯刚刚发表的一篇文章中，他写道：“不幸的是，后来证明支撑这套做法（指华盛顿共识所推动的金融资本自由流动）并没有完善的科学基础。不受监管的金融市场具有内在的不稳定性，它产生的不是保证资源最优配置的一般均衡状态，而是金融危机。2008年的金融市场崩溃已经以戏剧性的方式展示了这一点。”

乔治·索罗斯指出，不受监管的金融市场具有内在的不稳定性，它产生的不是保证资源最优配置的一般均衡状态，而是金融危机。

索罗斯文章中数次提到中国的例外。毫无疑问，中国之所以一次又一次避开了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正是由于政治权力对于资本权力保持了控制，公共权力对私人权力保持了控制。换句话说，中国虽然接纳了市场经济，也一直在推动市场在资源配置上的“决定性作用”，但却没有让政府缺位，没有让“斯密教”得逞。中国经济的成功，恰恰就在于“市场+政府”，而不是相反。

但所有这些明明白白的现实，仍然不能让中国的“XX学家”们清醒起来。近日，又有一位某大型国企李姓董事长在媒体上大谈对于中国股市和医疗改革的看法：

“股市有涨有落是正常的，就应该让它自然地走，政府部门最好不要对行情发表意见。政府的责任就是维护市场秩序，履行监管职责。最近市场交易量一天就能达到2万多亿，这个体量要是塌下来，谁都接不住。所以，我个人认为，市场的事情就让市场自己解决好一点。”

“中国现在面临的最大危险是不改革，更大的危险是改革往回走。”

关于医改，李先生认为，市场化医改的阻力主要来自于民族主义和民粹主义，一些人“用民粹主义思维鼓吹老百姓看病不该付钱天经地义”。

“民族主义盛行以后，对改革开放是绝对的阻碍。有大学教授反映，学生学了四年经济知识，但一旦遇上民族主义阴谋论，就会颠覆全部认知，失去基本的经济常识和判断力。民族主义很可怕，中国历史上好几次重大的历史变动，甚至朝代更替，都跟民族主义有关。义和团运动攻打外国大使馆，连基本的国际法概念都没有。外交是很专业的事情，对于可能煽动老百姓上街的苗头应当及时制止。”

“市场粹”的危险

在“斯密教”信徒们看来，世界历史等同于自由市场经济发展史。复杂的国际政治环境可以简化为市场经济环境，民意变为民粹，从而连涉及国家主权和普遍正义的反帝斗争，也都变成了破坏国际法、亦即破坏自由市场经济规则的“非理性”行为。

如此简单粗暴的逻辑，其中哪里还有半点“理性”？

所谓民粹，无非是指这样一种思维方式：将社会按“人民”和“精英”二元划分一刀切，然后一味诉诸所谓“人民利益”，强调“人民优先”，以此来推动社会改造。历史证明，这是一种极其危险的思潮，在李先生这样的精英们眼中，也无异于洪水猛兽。

然而，对照来看，我们这些“斯密教”信徒们不是一样吗？他们不是一直在将社会按“市场”和“政府”二元划分一刀切，然后一味诉诸所谓“个人私利”，强调“市场优先”，以此来推动社会改造吗？如此看来，这不正是一种“市场粹”吗？

前两年，曾有某位“市场粹”代表人物从亚布力论坛上开炮：“最大的问题是如果政府说了不做我们没有任何办法，因为我们对政府没有任何约束，……如果我们有办法能把权力关到笼子里，三中全会所有文件才有可能被落实，或实现我们中国的进一步改革。”

“市场粹”是否真的在意市场的前进，这一点不很确定，但他们一直非常在意政府的退却，这一点很确定。

事实证明，中国改革的成功，政府和市场缺一不可，消除政府作用，也就是断送改革。可问题在于，支持政府的一派并不是“政府粹”，对于“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仍有最大的共识，所以可以说，当前中国改革面对的最大危险，不是别的，就是貌似有理其实荒诞的“市场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