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谢茂松】

不管是东方还是西方，不管是中华文明还是基督教文明、伊斯兰文明，不管是社会主义还是资本主义国家，大国领袖的文明观应该具有哪些共识、具有哪些普遍的特质？讨论这一问题之前，有必要先理解大国及其领袖在世界政治中的作用，以及“文明观”这一问题兴起的历史脉络。

亨廷顿“文明冲突”的文明观背后

冷战时期是以意识形态来区分美、苏两大阵营，同时也派生出“三个世界”。冷战结束后，美国哈佛大学政治学学者塞缪尔·亨廷顿提出了著名的“文明冲突”理论，以此来取代之前的意识形态冲突的理论。他认为“全球政治是文明的政治”，文化认同、文明认同取代意识形态，形成了冷战后世界上的结合、分裂和冲突的模式，以文明为基础的世界秩序正在出现， “文明的冲突取代了超级大国的竞争”。

具体而言，“西方国家的普世主义日益把它引向同其他文明的冲突，最严重的是同伊斯兰教和中国的冲突”，还有是美国与东正教文明的冲突。

亨廷顿“文明冲突”的文明观背后，是西方根深蒂固的“敌我”思维：“如果没有真正的敌人，也就没有真正的朋友。除非我们憎恨非我族类，我们便不可能爱我族类。”

亨廷顿《文明的冲突》1998年版

亨廷顿认为冷战后的世界，人民之间的最重要区别不是意识形态的、政治的或者经济的，而是文化的区别。亨廷顿认为文化区别、文明认同离不开对于敌人的区别与制造，文化区别中最重要的问题是“我们是谁”，而“我们只有在了解我们不是谁、并常常只在了解我们反对谁时，才了解我们是谁”。循此思路，亨廷顿更是在“9·11”事件之后写了一本书来专门讨论“我们是谁”，即“谁是美国人”，而“文明是最大的‘我们’”。

“文明冲突”一时成为冷战后美国一些人的新战略思维，甚至是总体战略思维。“文明冲突论”就像亨廷顿之后另一位哈佛大学政治学学者格雷厄姆·艾利森提出的“修昔底德陷阱”一样，本身可能会带来一种自我实现的后果。就是说，当你这么来设定时，原来没有可能性的事情就很大可能照此自我实现了，这就是危险的观念之危险性所在。当全球化在今天出现问题时，美国总统特朗普提出“美国优先”，实行单边主义，在全世界发动贸易战，尤其是对中国加征史无前例的关税，并从打贸易战蔓延到打科技战、意识形态战，甚至发展到所谓文明之战：美国国务院政策规划事务主任基伦•斯金纳在2019年4月29日声称，美国正在“与一个完全不同的文明作战”，美国“第一次遇到一个非白种人的大国竞争对手”。

虽然“文明冲突论”在西方盛极一时，但也不乏批评该理论的西方学者。同为哈佛大学教授的尼尔·弗格森在其《文明》一书中批评“文明冲突”这一模型“作为预言，它没有应验，至少从目前来看如此”。就亨廷顿所声称的“较之同一文明内的冲突，异质文明之间的冲突将更频繁，更持久也更猛烈”，弗格森认为事实不是这样，冷战结束后，不同文明之间的战争并没有增加，持续的时间也不比其他类型的冲突更久。

过去20多年发生的战争多数是内战，而只有少数的冲突和亨廷顿的模型相符，“在无序新世界下，同一文明内的种族冲突更为常见”。尼尔·弗格森的结论是，各大文明之间发生国际战争的可能性并不大，反而是“文明内部分类的趋势恰恰有可能导致亨廷顿所指的文明面临崩解”，所以弗格森认为“文明的冲突”不如称为“文明的崩解”。今天美国、欧洲内部流行的民粹主义倒是证明了这点，同时也提供了对于亨廷顿观点的反证。

中国领袖“文明交流互鉴”的文明观，深刻体现了中华文明“理一分殊”的思想

文明交流互鉴要坚持三点：“第一，文明是多彩的，人类文明因多样才有交流互鉴的价值”；“第二，文明是平等的，人类文明因平等才有交流互鉴的前提”；“第三，文明是包容的，人类文明因包容才有交流互鉴的动力”。

作为非西方文明国家力量上升标志的中国的崛起，对于其他大国及其领袖文明观的塑造有着特殊的意义。施密特说中国作为富有深厚文明传统的大国快速实现了现代化，重新登上世界舞台。面对众多的全球性问题，施密特提示西方“必须习惯于只有在中国参与下才能解决这些议题”。当中国再度成为世界大国，经济总量居于世界第二位时，作为世界大国领袖的中国领导人，又会向全世界展现怎样的文明观呢？

2014年3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演讲中提出“文明交流互鉴”的文明观，认为“文明因交流而多彩，文明因互鉴而丰富”，文明交流互鉴要坚持三点：“第一，文明是多彩的，人类文明因多样才有交流互鉴的价值”；“第二，文明是平等的，人类文明因平等才有交流互鉴的前提”；“第三，文明是包容的，人类文明因包容才有交流互鉴的动力”。2018年6月，习近平主席在上海合作组织青岛峰会上系统阐述了“文明交流互鉴”的文明观，提出要树立“平等、互鉴、对话、包容的文明观”，从而实现“以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阂，以文明互鉴超越文明冲突，以文明共存超越文明优越”。这是针对美国、西方盛行的“文明冲突论”以及“西方文明优越论”提出的。

3月27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巴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部发表重要演讲。新华社记者姚大伟摄

“平等、互鉴、对话、包容”的文明观，具有深厚的中华文明根源，深刻地体现了中华文明“理一分殊”的思想。《周易》是中华文明原典的《五经》之首，《周易·系辞下》说：“天下何思何虑？天下同归而殊途，一致而百虑。”文明是“同归”“一致”之理，即文明之为人类文明的共性、普遍性；而“殊途”“百虑”则是“分殊”，即每一种文明的特殊性或特色所在。

从二者关系来看，文明的普遍性是要在文明的特殊性中存在的，文明的特殊性中包含了文明的普遍性，二者不是割裂的。《周易》的核心要义是《周易·系辞上》所说：“一阴一阳之谓道，继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周易》的阴阳之道是说阴、阳二者的辩证关系，一方面，阴、阳分别意味着各自的差异性；另一方面，阴、阳又不是截然对立的，而是一体的，阴中有阳，阳中有阴，即阴、阳又有和谐、合同的一面。必须将阴、阳的“别异”与“合同”这两面合而观之，才是对于阴、阳的全面、完整把握。我们看待自己的文明与其他文明的关系也是一种阴、阳的辩证关系，这是当代中国文明观背后的中国哲学思维。

每一种文明都具有“分殊”的独特性、差异性与多样性。2017年1月，习近平主席在联合国日内瓦总部的演讲中指出：“不同历史和国情，不同民族和习俗，孕育了不同文明，使世界更加丰富多彩。”文明作为价值、宗教、习俗和体制的历史总和，是各自不同的历史长久累积的结果。正是因为每一种文明所具有的独特性，所以文明是平等的，没有高低、优劣之分。习近平主席在联合国日内瓦总部的演讲中强调“文明没有高下、优劣之分，只有特色、地域之别”。

《孟子》说“物之不齐，物之情也”，中华文明一开始就充分意识到世间万物的差异性是本然的状态，承认文明的差异性自然是题中应有之义。文明冲突论者、文明优越论者则将文明的差异性视为负面，必欲以各种手段去之而后快，习近平主席则正面肯定文明差异的意义：“文明差异不应该成为世界冲突的根源，而应该成为人类文明进步的动力。”一方面，因为每一个国家和民族的文明都扎根于本国本民族的土壤之中，都有自己的本色、长处、优点，每一种文明都要有对于自己文化、文明的自信；另一方面，“和羹之美，在于合异”，文明需要交流、互鉴。

“亚圣”孟子

习近平主席在2019年亚洲文明对话大会开幕式主旨演讲中批评“人种优越论”“文明优越论”等论调与做法：“认为自己的人种和文明高人一等，执意改造甚至取代其他文明，在认识上是愚蠢的，在做法上是灾难性的。”习近平主席强调需要有对其他文明的包容，这也是基于每种文明的独特性，文明因包容才有交流互鉴的内在动力。2014年，习近平主席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部演讲时指出“只要秉持包容精神，就不存在什么‘文明冲突’”。

中国领袖提出的“文明交流互鉴”的系统、完整的文明观，是对于西方盛行的“西方文明优越论”以及“文明冲突论”的克服

竞争绝不是西方思维所认为的敌我式的斗争，而是在不同文明之间的比较、竞争中相互学习借鉴，取长补短，从而达到共同带动、共同发展的结果。唯如此，世界各个文明之间才能形成一个良好的生态系统。

重视文明的独特性，不等于文明的自我封闭，而恰恰因为“独特”本身在哲学意义上就是与“共通”相对才存在的，二者是辩证的统一体。所以一个文明在保持独特性的同时，还需要与其他文明对话，在对话、学习、交流中相互借鉴，不断扩展、丰富、充盈各自文明的主体性。

但在文明互鉴中，习近平主席特别强调“文明交流互鉴应该是对等的、平等的，应该是多元的、多向的，而不应该是强制的、强迫的，不应该是单一的、单向的”，这是针对有的大国一直以来热衷于对他国强制性地输出价值、制度与文明的霸道现象。习近平主席一再强调“不同文明没有优劣之分，只有特色之别”，所以“要促进不同文明不同发展模式交流对话，在竞争比较中取长补短，在交流互鉴中共同发展”。

习近平主席不回避不同文明、不同发展模式不可避免的竞争，但竞争绝不是亨廷顿等西方学者的西方思维所认为的敌我式的斗争，而是在不同文明之间的比较、竞争中相互学习借鉴，取长补短，从而达到共同带动、共同发展的结果。唯如此，世界各个文明之间才能形成一个良好的生态系统，而世界各个文明之间也需要有生态系统，这是过往的大国领导人尤其是西方大国领导人所忽视的。

只有具备良好的生态系统才能保证创新，所以习近平主席的文明观还强调文明的时代创新性。文明要永续发展，就要返本开新，激活文明的源头活水，如《易传》所说“与时偕行”。不管是东方还是西方、不管是社会主义还是资本主义国家的大国领袖的文明观，都有共通之处，那就是强调不同文明的相互学习与共同存在，这就是前面所说的文明观的“理一”，即各个大国领袖文明观中普遍的特质。除了“理一”，作为大国领袖的习近平主席的文明观，代表的是社会主义国家的文明观，这是“分殊”。

“平等”在习近平主席的文明观中被排在了首位，而“平等”正是代表社会主义的最为核心的文化价值。

习近平主席提出的“文明交流互鉴”的文明观，是对于西方盛行的“西方文明优越论”以及“文明冲突论”的克服，也是对于六十多年前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继承与发展，是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赋予深厚的“文明”的底色。同时，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推动共建“一带一路”之所以在国际社会产生如此巨大的“外溢效应”，就在于我们坚持了正确的社会主义文明观。

从2014年3月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演讲中提出“文明交流互鉴”的文明观开始，习近平主席对于文明观作了一整套系统、完整的论述，这是其他大国领袖中所不多见的。其他大国领袖对于文明观的论述相对是零星的、片段的，更多的是智库的战略家在做。

两相比较，显示出中国领导人在文明意识上的自觉，也进一步验证了中国的伟大复兴是文明的复兴，是要在更高的层面回到“历史的中国”“文明的中国”。

除了具有各个大国领袖普遍的共识性的特质之外，中国领袖的文明观还有更高远的精神品质

作为大国文明，中国文明传统尤其强调“以大事小”，强调对于小国、对于其他文明谦逊的态度；如果居高临下对待一种文明，不仅不能参透这种文明的奥妙，而且会与之格格不入。历史和现实都表明，傲慢和偏见是文明交流互鉴的最大障碍。

中国领袖的文明观除了具有各个大国领袖普遍的共识性的特质之外，还有超出于这些相对属于底线共识的特质之上的更高远的精神品质。中国作为文明大国，其文明传统尤其强调“以大事小”，强调对于小国、对于其他文明谦逊的态度。

习近平主席在亚洲文明对话大会开幕式上的主旨演讲上强调各文明之间“坚持相互尊重、平等相待”，这是出自内在的平等心。

唯有这样的真正平等心，才能“加深对自身文明和其他文明差异性的认知，推动不同文明交流对话、和谐共生”，世界不同文明之间生态系统的建立，也就是题中应有之义；也唯有这样的平等心，才能有习近平主席在亚洲文明对话大会开幕式主旨演讲上所说的“有欣赏所有文明之美的眼睛”，进而是他在大会上提出的“坚持美人之美、美美与共”，“我们既要让本国文明充满勃勃生机，又要为他国文明发展创造条件，让世界文明百花园群芳竞艳”。这一真诚的态度充分显示出中国领袖文明观中对于其他文明的“君子成人之美”之大胸襟、大心量，这正是大国之为大之所在，“大”是心量、器量之大。

这也就是明末清初大儒王夫之所说“志如其量，量如其识”，有志于至善之志，则心量就大，心量有多大则见识就有多远大。这也是史学家钱穆所说的政治家的风度，风之所及，所过皆化，影响于国内、国际政治。

中国领袖如此之心量与风度，根本上来自于中华文明的大心量。“君子成人之美”之大心量包括两方面：一方面是“君子以厚德载物”，对于其他文明的平等心与谦虚态度，“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是题中应有之义，平等心包含了对于其他文明的欣赏，所以是“消极中的积极”。另一方面是“君子以自强不息”，自己独立自主发展好了，也带动其他国家的发展，“己欲达而达人”，但却不是西方式的强行改造对方，而是完全由对方独立做主，所以“积极中有消极”。

“厚德载物”的思维与西方中世纪的暴力改变信仰的原则截然相反，也与西方近代的均势外交理论形成鲜明对比。施密特反省“以暴力来改变信仰的原则是在欧洲产生的”，早在十字军东征时期就产生了。均势论则强调通过战争、斗争而达到各国势力的均衡，西方当代一流的战略家基辛格及其密友施密特都秉持均势外交理论。

最后，我们再来看“文明冲突论”的始作俑者亨廷顿对于西方文明观中普世主义本身的反省，正所谓解铃还须系铃人，亨廷顿批评西方普世主义对于各方的危险性：“西方的普世主义对于世界来说是危险的，因为它可能导致核心国家之间的重大文明间战争；它对于西方来说同样也是危险的，因为它可能导致西方的失败。”

接着强调西方文明的价值在于其独特性：“西方文明的价值不在于它是普遍的，而在于它是独特的。因此西方领导人的主要责任，不是试图按照西方的形象重塑其他文明，这是西方正在衰落的力量所不能及的，而是保存、维护和复兴西方文明独一无二的特性，因为美国是最强大的西方国家，这个责任就不可推卸地主要落在了美利坚合众国的肩上。”

我们看到“文明冲突论”最后的落脚点竟然是强调文明的独特性，这是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中不为大家熟知的面向。可以说，亨廷顿是将自己的“文明冲突论”最后推向了其反面，倒是与中国强调的每一种文明的独特性走到了一起，这或许就是相反相成，或者是《周易·系辞下》所说的“同归而殊途”？

（本文原载“人民论坛”，观察者网授权转载，略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