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永远奋斗”，是新时代凝聚党员的精神密码。那么，如何理解“初心”二字？在百年历史中，中国共产党又是如何践行“初心”精神的？

本文为清华大学国家战略研究院资深研究员谢茂松“百年大党，其命维新”第二篇，谈“初心”在百年党史中的具体显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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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谢茂松】

四、“我”与“我们”：“初心“在百年党史的具体历史中的显现

中国文明作为世界史上唯一的连续未断裂的文明，一直以来以大一统的大国政治为常态，而分裂是暂时的、是非常态的；西方文明从古希腊开始就是以城邦小国政治为常态，罗马帝国是非常态，崩溃之后则再不可合，所以欧洲由中世纪的一个个公国、城市共和国等演变为近代欧洲一个个民族国家。

中国文明传统维系大一统国家，靠的是以儒家思想作为国家指导思想，法家在实际政治运作、道家在救儒家之弊等方面则与儒家形成补充与张力。维系大一统国家，还靠的是通过以儒家经典为考试内容而通过科举考试产生的儒家士大夫政治，士大夫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为己任，强调士大夫自身的内圣外王之道的德性。作为“治法”的士大夫政治制度，与作为“治人”的士大夫政治文化，二者缺一不可。士从士农工商的四民社会产生，尤其从最大多数的农民中产生，“耕读传家”成为传统中国人的理想，士具有当时世界上最为广泛的普遍代表性。

近代以前中世纪的西方是封建社会，掌握政治、军事、政治权力的国王、领主、骑士都是世袭的，文化则掌握在基督教教士身上，再下面则是农民、农奴，充满着阶级对立，到近代则演化出多等级会议。西方不存在中国代表全体四民社会的一元的、具有最大代表性以及整体性的士阶层。

面对高度组织起来的现代工业文明时代的西方侵略，一步步将中国变为半殖民地，一盘散沙的中国也必须高度组织起来，现代的政党组织应运产生，而现代政党又必须最终能适合于中国固有的大一统的大国政治，唯有大党方能领导大国。大是要能最大地普遍及于全体民众，是要最大地转化中国文明传统中“士”的广大代表性，同时能克服传统士大夫政治党争与纪律性不足等弊病。中国共产党正是满足了中国的这一内在历史需求，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正是领导大国的大党所需要的最具元初、大本大源性的出发点，即能“亨利贞”、能大能久之“元”。

“初心”在百年党史的具体历史中展开、显现，这就是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不忘历史，不忘初心”的深意所在。初心不是抽象、高悬、脱离历史而存在的，党史是涌动着历史精神，初心就是党史中生生不息的历史精神。

河南防汛救灾当中，党员干部冲锋在前（视频截图）

1. “初心”在百年党史中的具体显现：看到未来、看到历史大势的战略思维与政治的优先性

（1）看到未来、看到历史大势的政治远见，在本源上非出自于初心不可

初心不是一时，是要坚定、不动摇而始终持守的，有此不动摇之初心，才能在困难的时候看到光明、看到未来，才有把握历史大势的政治远见。毛泽东要求共产党员是“具有远见卓识的模范”，他在《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结论》中生动形象地阐明了没有预见就不叫领导，他说：

“什么叫做领导？领导和预见有什么关系？预见就是预先看到前途趋向。如果没有预见，叫不叫领导？我说不叫领导。……坐在指挥台上，只看见地平线上已经出现的大量的普遍的东西，那是平平常常的，也不能算领导。只有当着还没有出现大量的明显的东西的时候，当桅杆顶刚刚露出的时候，就能看出这是要发展成为大量的普遍的东西，并能掌握住它，这才叫领导。人们通常看得见大东西，看不见小东西，但是有些大东西，也看不见。……陈独秀那个时期，农民要土地，这是一个大东西吧，土地问题是一个大量的普遍存在的东西吧，但是那时候也看不见。凡是政策上犯错误的，一定是大东西看不见。”

毛泽东深刻地揭示了所谓预见是要在刚露出一点头的时候，就能看到其未来的普遍意义，他说：“所谓预见，不是指某种东西已经大量地普遍地在世界上出现了，在眼前出现了，这时才预见；而常常是要求看得更远，就是说在地平线上刚冒出来一点的时候，刚露出一点头的时候，还是小量的不普遍的时候，就能看见，就能看到它的将来的普遍意义。”这就是《周易》所说“知几，其神乎”，即在大家都还没看到时，却独能把握事物变化先兆的预见性，也就是《周易》坤卦所说“履霜，坚冰至”。

真正地看到未来、看到历史大势的政治远见，在本源上非出自于初心不可。

毛泽东在偏远的井冈山山沟沟里看到了中国与世界的客观大势，深刻、全面分析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特点，确立中国革命所具有的反帝反封建的性质，同时分析革命政权存在所需要的主观条件，最终充满预见、充满自信地指出小片工农武装割据政权存在的可能以及最终夺取全国胜利的可能，这给当时很多处于失败、困难中的同志们带来了信心。

毛泽东的《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井冈山的斗争》、《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回答了在山沟里是否可以有马克思主义的疑问。山沟里有马克思主义，山沟里的马克思主义是发展的、创造性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是深刻地理解了中国大历史，是冷静分析了当时中国内外的种种政治、经济形势，揭示中国红色政权发生的独特原因及其存在和发展所需要的相当的主客观条件，从而令人信服革命高潮有快要到来的可能，这完全是建立在毛泽东一再强调的“知己知彼”、充分认识自己与对手的基础之上的。

毛泽东看到了中国长时段历史中深深潜藏的社会力量，那就是占当时中国最大多数的农民。明清以来存在的最大社会问题就是人口剧增、土地兼并带来的农民失去土地的问题；鸦片战争后中国被迫卷入到西方帝国主义主导的全球市场中，农民加剧失去土地，新老问题叠加，这也为中国革命准备了最大的社会力量。毛泽东具有大历史意识，所以最早地认识到中国革命一定要是农民革命、土地革命。中国这一场革命同时也必须是改变中国社会结构的社会革命，这才是最为彻底的革命，只有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才具有革命的彻底性。

（2）战略思维是中国共产党在斗争中形成的优良传统

看到未来、看到历史大势，方能具备全局性的战略思维。战略思维也是中国共产党在斗争中形成的优良传统，毛泽东在1936年12月写下的《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以及一年半后写下的《论持久战》被印成小册子后，成为鼓舞广大民众、指导中国革命、中国抗战的经典文本。

中国共产党的一代代领导人秉承了第一代领导人毛泽东看到未来、看到历史大势、统筹国内国际大势的战略思维的优良政治传统。邓小平作为毛泽东之后的第二代领导人，提出“要迅速地坚决地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一心一意搞建设”，对内改革，对外开放，才能在大力发展生产力中体现出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否则“社会主义怎么能战胜资本主义”，因此“我们把改革当做一种革命”，“改革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邓小平明确提出“我们搞的现代化，是中国式的现代化，我们建设的社会主义，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我们主要是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和自己的条件，以自力更生为主”。习近平总书记在七一重要讲话中指出，中国共产党“创造了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

（3）看到数字文明时的未来：“过不了互联网这一关，就过不了长期执政这一关”

在改革开放三四十年后的新的历史阶段，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在新时代要领导人民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他早在2000年任福建省省长时，就敏锐捕捉到未来信息化、数字化的大趋势并作出了建设”数字福建“的部署，指出建设“数字福建”就是当今世界最重要的科技制高点之一。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看到未来、把握大势，作出建设数字中国的战略决策。就像当年毛泽东在井冈山看到中国革命的未来一样，习近平总书记在21年前的2000年就高瞻远瞩地看到了数字文明时代的未来。而这正是前面提到的毛泽东所说的预见，“所谓预见”，“不是指某种东西已经大量地普遍地在世界上出现了，在眼前出现了，这时才预见；而常常是要求看得更远，就是说在地平线上刚冒出来一点的时候，刚露出一点头的时候，还是小量的不普遍的时候，就能看见，就能看到它的将来的普遍意义。”由此，习近平总书记提醒全党同志“过不了互联网这一关，就过不了长期执政这一关”这句话就如千钧般重。

现在正在看到，未来更加会看到，“过不了互联网这一关，就过不了长期执政这一关”这句话，与“星星之火，可以燎原”这句话具有同等分量，代表着中国共产党人在不同历史阶段始终能极端清醒、高瞻远瞩地看到未来。

（4）与“初心”相应，中国共产党人把政治放在最优先的考虑

与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相应的，是把政治放在最为优先的考虑，政治在中国一直以来就是一篇最大的文章。初心之志向是要落实为政治，落实为党与人民一体不可分离的政治。毛泽东指出：“一切问题的关键在于政治，一切政治的关键在于民众。”又说“我们共产党人好比种子，人民好比土地。我们到了一个地方，就要同那里的人民结合起来，在人民中间生根、开花。”何谓政治？一般人将政治庸俗地、狭隘化地简单理解为权力与政府，其实三人就有政治，民间说法两个和尚挑水喝，三个和尚没水喝，就是对于政治最生动、直观的描述。政治不是庸俗理解的权力与政府，而是只要有人的地方就有政治，政治无所不在。政治，最简单的来说，就是组织动员最大多数的民众为了共同的理想、共同的目标、共同的利益而共同奋斗，共同意味着是“我们共同的”。这一切为毛泽东《为人民服务》所深刻揭示，他说：“我们都是来自五湖四海，为了一个共同的革命目标，走到一起来了。我们还要和全国大多数人民走这一条路。”

习近平在七一重要讲话中提出为了领导救亡，中国迫切需要新的思想、新的组织，新的思想就是马克思主义。马克思进入中国后，如同传统中国的儒学一样，是具有根本指导性的思想，马克思主义提出共产主义就是共产党人的信仰。毛泽东直截了当地点出马克思主义的原理原则非有不可，但“要把马克思主义当做工具看待，没有什么神秘，因为它合用，别的工具不合用“，这完全是中国文明传统“体用合一”的哲学思维。一方面，“用”离不开“体”，“用”是“体”之“用”；另一方面，“用”中显“体”，没有无“用”之“体”，无“用”之“体”就只是虚“体”。

（5）“党组织”取代中国传统士大夫阶层所具有的文明意义

政治需要组织、领导者，中国共产党就是新的组织。相信党、相信组织的思想深入党员干部的骨髓，“组织”、“党组织”取代了中国传统的士大夫阶层，成为中国文明新的政治制度安排。今天的我们有可能、有能力来真正理解毛泽东在《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结论》中，对于中国共产党在中国历史上的定位，他说：“我们共产党是中国历史上的任何其他政党都比不上的，它最有觉悟，最有预见，能够看清前途。”唯有通贯地深刻理解中国五千多年文明史，才能深刻理解今天的中国共产党在中国历史中的定位。这是熟读二十四史、熟读《资治通鉴》，尤其是以政治家眼光来读历史的政治家毛泽东，代表中国共产党人，对中国共产党建党以来，为了中国人民的正义事业“不惜牺牲一切”的“英勇奋斗”做历史的定位。

2. “我”与“我们”：“初心”在百年党史的具体历史中显现为党员的觉悟带动民众的觉悟

作为政治组织的领导者、组织者，如何能够组织动员最广大的民众为了民众自己的利益，也就是大家共同的利益而共同奋斗呢？这来自于中国共产党建党时的先锋队意识，中国共产党人只有高度地发挥其先锋的模范作用，才能动员全民族一切生动力量。先锋队意识来自于列宁，但深层次地是根植于中国文明传统，即“政者，正也”，以上率下。

（1）“人是第一个可宝贵的”：中国共产党人对于政治的最为深刻的洞察

先锋的模范作用，内在“觉悟”的激发至关重要，要以党员干部的自我觉悟带动群众的觉悟，毛泽东指出“我们共产党是中国历史上的任何其他政党都比不上的，它最有觉悟”，而觉悟正来自于初心。政治在根本上的动力是政治觉悟，通过每个人的自发、自觉的积极主动性来达到政治上的高度团结与统一。而这种团结、统一，因为是出自每个人自发的觉悟，因而是充满喜悦、活力与创造力的团结、统一，而这种团结、统一是最为有机的团结、统一，这是政治的共同奋斗的最大保证所在。

由此我们能深刻理解毛泽东所说的两段话：“世间一切事物中，人是第一个可宝贵的。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只要有了人，什么人间奇迹也可以造出来”“中国的命运一经操在人民自己的手里，中国就将如太阳升起在东方一样，以自己的辉煌的光焰普照大地”。“人是第一个可宝贵的”，这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对于政治的最为深刻的洞察，也是中国共产党的“可大可久之道”的关键所在。这里的“人”不是离开各种共同体关系的抽象的、原子式的个人，而是中国共产党组织、带领的人民的共同体。

（2）下学而上达：成为、成就“我”与“我们”

人民既是最大的复数，同时又是最大的单数。“最大的单数”是“我”，意谓每一个个体的“我”为了“我们”、为了“我们大家”的“共同的理想”而“共同奋斗”的自我觉悟；“最大的复数”是由一个个“我”最终有机构成的“我们”，乃是如大海一样汇集每一条江河、汇聚每一条溪流，根本上是汇聚每一滴水而成其为大海。中国文明传统的家国意识，强调个人离不开家庭，家庭离不开国家，所以“我”也不能脱离而要深深融入、参与到“我们”、“我们大家”的“大我”的事业之中，否则“小我”的“我”就是残缺而不成为真正意义上完整的“我”。同样，“大我”的“我们”若是轻忽了具体的一个个“我”，也将是有欠缺而不圆满的“我们”。这就像西南的彝族、纳西族等少数民族围着篝火跳组成一个个大圆圈锅庄舞，少一个人，圆圈就是缩小的，而每一个的加入都使得圆圈扩大。

“我们”能成其为“我们”，是要看到每一个“我”。从中国共产党党史来看，每一位普通群众融入到中国共产党的事业中，其神圣意义的获得，不也是与佛教相通吗？中国共产党人的事业是人间事业、是人间奇迹，但也是神圣事业。这也是由中国文明早在西周就脱离了早期文明的宗教性而以人文性为特质所决定的。人间事业具有神圣意义，这是多么不容易做到的，但中国文明做到了，今天的中国共产党更是做到了。这其中最根本的原因就是中国文明、中国共产党最深刻地理解了“人”。

由同时成就“我”与“我们”，由中国共产党最深刻地理解了“人”，我们就能在文明史的视野下，更深地理解习近平总书记在“七一勋章”颁授仪式上的重要讲话中强调“‘七一勋章’获得者都来自人民、植根人民，是立足本职、默默奉献的平凡英雄。尤其是他们的事迹可学可做，他们的精神可追可及”所具有的历史文明意识。事迹可学可做、精神可追可及，不就是孔子在《论语》中所说的“下学而上达”，不就是毛泽东《为人民服务》中的张思德以及新中国的雷锋等的可学可及吗？这不就是“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的历史文明传统的接续不断吗？中国文明传统是如流水一样活着的传统，是连接过去、现在、未来之水。

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联欢活动，“人民万岁”造型烟花照亮广场。 摄影 兰红光/新华社

3. “从古以来没有这样的人民，从古以来没有这样的共产党”：中国文明与中国共产党对于“人”、“人民”的相信及其文明原理

（1）中国共产党最彻底地继承、发扬中国文明相信人、相信人能团聚人心的伟大传统

中国共产党在现代中国的各种政治团体中，是以在根本上能最大、最彻底地继承、发扬光大中国文明一以贯之的相信人，相信人能团聚人心的伟大传统，所以才能最终为历史与人民所选择。

中国文明从西周“制礼做乐”的周公开始，历代盛世都会联系到政治家，像汉文帝、汉景帝与文景之治、唐太宗与贞观之治。这并非是所谓个人的人治，而是说唐太宗等最高领导者作为大政治家，最关键的是能识人、用人，中央、朝廷有殚精竭虑为国谋的大臣团队来辅佐，地方官府则有循吏，即具有政治意识与高度执行力的地方官队伍来让中央决策落地，最基层还有士绅乡贤，上下同心，最大地组织动员全国上下、四方民众，这才能创造盛世。

深刻地理解“人”、相信人、相信人能团聚人心，在今天的新时代则具体落实、体现为党管干部、党管人才、党的全面领导的原则，东西南北中，党是领导一切的，党发挥统揽全局、协调四方的政治功能。

深刻地理解了“人”从而相信“人”，创造一个个人间奇迹，使每一个参与人间事业者都具有神圣意义，这也就使其具有广大的普遍性，也就是毛泽东所说如太阳普照大地之普遍性。

相信“人”、相信人能团聚人心，也就是相信人民。

（2）以“心、佛、众生三无差别”来理解“相信人民”:人民觉悟被激发出来的潜力如佛教所说佛性被激发出来后的无穷无尽

从以毛泽东为代表的第一代中国共产党人开始，中国共产党始终相信人民的力量，毛泽东形象地打比喻，“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看起来，反动派的样子是可怕的，但是实际上并没有什么了不起的力量。从长远的观点看问题，真正强大的力量不是属于反动派，而是属于人民。”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为何始终如此相信人民，相信人民的力量？佛教的心、佛、众生三无差别的说法，可以对这一问题有别样的领悟。佛菩萨如果视自己为佛菩萨，而视面对的众生是众生，作如此判然分别，那佛菩萨就已经不是佛菩萨；佛菩萨只有在看到面对的众生同自己无别，尤其要在众生看到佛、看到佛性，这才成其为佛菩萨。毛泽东如此相信人民，就是相信人民就是我。如果不相信人民有其一样的觉悟之巨大潜能，那毛泽东也就不成为毛泽东了。相信人民与我一样，激发人民的觉悟的无限潜能，就是党要做的工作。

毛泽东同时批评对待群众的命令主义与尾巴主义两种错误倾向。1945年党的七大闭幕后，党中央主办的《解放日报》发表社论《团结的大会 胜利的大会》，一方面提出共产党员要“虚心向人民学习”，“站在人民之中，做人民的模范，与人民一起坚持下去，相信人民自己解放自己”；同时又提出，“如果没有具有高度政治觉悟的共产党员作为领导者，人民的解放是完全不可能的”。这显示了党与人民的关系的深刻辩证法，即具有高度政治觉悟的共产党员先做人民的模范，然后才能领导人民提升自己的觉悟从而自己解放自己。

人民的普遍觉悟，就像众生本有的佛性被激发出来一样，当人民的觉悟被激发出来时，其潜力一如佛教所说佛性被激发出来后的无穷无尽。如此我们才能更深刻地理解毛泽东在《为人民服务》对于烧炭的普通战士张思德的追思，直抵革命队伍中的每一位成员的心田。

（3)《为人民服务》成为世界政治的经典文本：与《共产党宣言》同等的普遍意义

《为人民服务》不仅成为中国共产党人、现代中国人的经典政治文本，也成为世界政治的经典文本，其普遍意义是可以与《共产党宣言》同等看待的。《共产党宣言》的普遍性更多是理论性的，《为人民服务》的理论性则是具体而微、理事合一的，这也是中国文明的运思方式。以佛、法、众生三无别理解了中国共产党为何如此相信人民，就能理解党和人民休戚与共的一体关系。这也就是习近平总书记自述“我将无我，不负人民”的甚深的要义精微所在。

（4）概括百年大党百年伟业：“从古以来没有这样的人民，从古以来没有这样的共产党”

如果要用一句话来概括中国共产党的百年伟业，或许可以用1945年毛泽东在七大预备会议报告中提出的一句话来概括，这句话是——“从古以来没有这样的人民，从古以来没有这样的共产党”；这句话进而延伸之，可以说——没有这样的人民，就没有这样的共产党；没有这样的共产党，就没有这样的人民。将“从古以来没有这样的人民，从古以来没有这样的共产党”这段话与前面提及的毛泽东的另一段话，即“世间一切事物中，人是第一个可宝贵的。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只要有了人，什么人间奇迹也可以造出来”，两段话一起合参，就会对党与人民一体不可分离的关系有更深的领悟。

4. 自我革命精神就是初心：初心、自我革命精神所具有的文明普遍意义

中国共产党继承并发扬中国文明固有的强调严于修身、自我革命的伟大的德性政治传统，极端重视“党要管党”的党的自身建设。

党的建设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将依规治党的制度建设贯穿于党的政治建设、思想建设、作风建设、组织建设、纪律建设、反腐倡廉建设之中。其中政治建设被放到了“党的根本性建设”的首要位置，正在于中国文明传统与中国共产党建立的新传统这两个新、老传统对于政治优先性的强调。作为政治与教化的治统与道统，乃是中国文明最为重要的两端，而中国共产党的政治建设放在“新治统的建构”的文明史视野中，才能得到更深刻的理解。

在新老两个传统中，政治离不开教化，政治在根本上离不开思想教育、思想觉悟，中国共产党强调思想建党，这就是思想建设作为党的基础性建设的要义所在，而党的思想建设同样要放在与“新治统的建构”一体的“新道统的建构”的文明史视野中，才能得到更全面、深刻的理解。

政治建设、思想建设最终要落实到党员干部的作风建设上来，党的作风建设包括思想作风、学风、工作作风、领导作风、生活作风。中国共产党在长期革命斗争实践过程中，形成了党的优良作风，并在党的七大上被总结、提升到理论的高度，这就是毛泽东概括的“理论联系实际”、“密切联系群众”和“批评与自我批评”三大优良作风。三大作风的形成殊为不易，有如王阳明当年自述其“良知”之说乃是“从百死千难中得来”。中国共产党得出三大优良作风所经历的百死千难，较之当年的王阳明，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党的作风问题根本上是党性问题，所以作风建设根本上是党性修养问题。

“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作风的直接而迅疾的影响力，犹如风吹在草上的作用一样，党员干部的作风对于广大群众而言是最直观的，体现了党员对于群众的先锋模范作用，并最终落实在具体工作中。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作风关乎“党的形象和威望”，“党的作风就是党的形象，关系人心向背，关系党的生死存亡”。自我革命精神是党的建设的最根本的精神，延安整风运动成为党的自我革命精神的典范，也成为中国共产党的“道统”。

正是从延安整风运动开始，中国共产党形成了通过党员干部的集中教育、集中学习来改变作风的传统。“细致”的“延安整风教育了干部，成为中国共产党的优良传统。”中国共产党人深刻认识到作风问题具有反复性，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作风建设永远在路上”。所以作风建设需要像延安整风一样来进行经常性、集中性教育学习活动，从而不断保持、增强党员干部的觉悟，这是一种自我革命的精神，是永葆“初心”的根本保证。

从延安整风运动开始，中国共产党形成了通过党员干部的集中教育、集中学习来改变作风的传统

习近平总书记深刻地指出，“强大的政党是在自我革命中锻造出来的”。正是中国共产党的永葆初心，正是中国共产党“全面从严治党永远在路上”的自我革命精神，中国共产党才能成为习近平总书记在七一重要讲话所说“中国共产党立志于中华民族千秋伟业，百年恰是风华正茂”。包括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在内的“自我革命”以及“全面从严治党”，正是作为中国文明核心原典《五经》之首的《周易》首卦乾卦《大象传》“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的文明原理，所谓“自强不息”乃是“严于求己”；而这也是对《大学》所说“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的“日新其德”的伟大文明传统的继承与发扬广大。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乃是对乾卦卦辞“元亨利贞”的解释，“元”是初心，“全面从严治党”的自我革命精神也就是中国共产党员的初心。乾卦代表“天”，中国文明的“天人合一”意谓人道取法天道，具有着文明普遍性意义。中国共产党的初心、自我革命精神，乃是对中国文明传统在现代的继承与发扬光大，同样具有古今连续的文明普遍意义。

5. 新内圣外王之道：新时代党的建设形成了“新道统”、“新治统”与“新政教传统”

新时代党的建设一以贯之的一条主线是“加强党的长期执政能力建设、先进性和纯洁性建设”，这是中国共产党对于中国文明“内圣外王之道”的继承与发展，也就是建构党的新内圣外王之道。先进性和纯洁性建设为“内圣”，党的长期执政能力建设为“外王”。“内圣”是为了“外王”，先进性和纯洁性建设最终也要落实为党的长期执政能力建设。

中国共产党在党的建设中形成了新道统、新治统，形成了新的政教传统，但又是在继承中国文明传统基础上对“其命维新”的新创造。

6. 政策与方法来自根本态度以及“高屋建瓴”、“势如破竹”的主动权来自实事求是与由历史到现状的调查研究

（1）中国共产党极端重视工作方法的优良传统

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党的政策和策略是生命线，政策需要执行、落地，而政策的执行、落地则需要工作方法，“政策”与“方法”二者同等重要。中国共产党从第一代领导人毛泽东开始，就形成了极端重视工作方法的优良传统。翻开《毛泽东选集》，我们看到《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关于领导方法的若干问题》、《党委会的工作方法》等一篇篇强调工作方法的文章，工作方法也就是领导方法。新中国成立后，到1958年1月毛泽东则写下了总结社会主义建设经验的《工作方法六十条（草案）》。

（2）政策和方法来自尊重人民的态度与初心

方法从哪里来，方法是技术问题吗？毛泽东一针见血地指出：“我总告诉他们是根本态度（或根本宗旨）问题，这态度就是尊重士兵和尊重人民。从这态度出发，于是有各种的政策、方法、方式。”“那些认为不是根本态度问题而是技术问题的人，实在是想错了，应该加以改正才对。”政策和方法都是来自尊重人民的态度，也就是今天讲的初心。毛泽东在1960年11月在《彻底纠正“五风”》一文中要求“干部真正学懂政策”，同时“又把政策交给群众”。

（3）“高屋建瓴”的主动权来自于“实事求是”与由历史到现状的调查研究

毛泽东多次强调“方法对”，而“方法对”这一条的前面又排着另外两条，即“情况明，决心大，方法对”。“情况明”，摆在第一条的位置，是因为“这是一切工作的基础。情况不明，一切无从着手。因此要摸清情况，要做调查研究”。“决心大”是地方各级党委、政府“坚强的贯彻到底的决心”。

毛泽东指出，有了好的政策，还要有建立在实事求是、“由历史到现状的调查研究”基础上的“情况明，决心大，方法对”，他说：“抗日战争时期，解放战争时期，我们做调查研究比较认真一些，注意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通过调查研究，情况明了来下决心，决心就大，方法也就对。方法就是措施、办法，实现方针、政策要有一套方法。这三条里头没有提方针、政策，因为我们已经有了方针、政策。有了好的方针、政策，你情况不明，决心不大，方法不对，还是等于没有。”毛泽东强调“高屋建瓴”的主动权来自于“实事求是”：“主动权是一个极端重要的事情。主动权就是‘高屋建瓴’，‘势如破竹’。这件事来自实事求是，来自客观情况在人们头脑中的真实反映，即人们对于客观外界的辩证法的认识过程。”毛泽东要求“共产党员是实事求是的典范，又是具有远见卓识的典范”。

毛泽东以第二次反“围剿”的切身例子来生动说明，凡是忧愁没有办法的时候，就去调查研究，办法就出来了，他说：

“要鼓起群众的干劲。同时鼓起干部的干劲。干部一到群众里头去，干劲就来了。我的经验历来如此，凡是忧愁没有办法的时候，就去调查研究。一经调查研究，办法就出来了，问题就解决了，打仗也是这样，凡是没有办法的时候，就去调查研究。在第二次反‘围剿’的时候，兵少觉得很不好办，开头不了解情况，每天忧愁，我跟彭德怀两个人到白云山上跑了一天，察看地形，看了很多地方。我对彭德怀说，红一军团的四军、三军打正面，打两路，你的红三军团全部打包抄，敌人一定会垮下去。如果不去看呢？就每天忧愁，就不知如何打法。调查研究就会有办法，大家回去试试看。”

习近平总书记非常重视中国共产党注重工作方法的优良传统，2016年初习近平总书记做了学习《党委会的工作方法》一文的重要批示，对各级党委（党组）领导班子成员特别是主要负责同志重温这篇著作提出明确要求。这是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首次向全党推荐毛泽东同志的单篇著作，这也与习近平特别重视“党在长期实践中形成的优良传统和工作惯例”有关，他对此深刻地解释说：“这是因为，对于我们这么一个大党来讲，不仅要靠党章和纪律，还得靠党的优良传统和工作惯例。这些规矩看着没有白纸黑字的规定，但都是一种传统、一种范式、一种要求。”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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