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王誉锦、文思远、郭鼎元、龚为纲】

2026年的1月，一个网名叫“呆呆”的女孩在抖音上意外走红，起因是呆呆1月9日发布了一条视频，视频内容是她家1月11日要杀猪，但担心自己的父亲年迈按不好猪，所以在网上发视频说请人帮忙来按猪，同时也能够帮她撑撑场面，她可以免费请帮忙的人吃杀猪饭。

呆呆一开始也没想到会有这么多人来，还准备把要来的人拉入微信群。但随着视频流量的暴涨，要来帮忙的人超过了一个普通人能够控制的范围。网友们在评论区说“呆呆闯祸了”，但仍然抱着一种“看热闹不嫌事大”的心态参加呆呆的杀猪宴。有的网友认为，这样能够为呆呆制造一场独特的回忆，认为呆呆几十年后回忆起现在还是会觉得很难忘。彼时呆呆在短短两天内上涨了200多万粉丝，截至2月6日，呆呆的粉丝数已经达到271.4万。

在数字时代，诸如此类“一夜爆红”的现象还有很多。本文试图结合数字时代的网络集群现象与情感连接的视角做出解读。

一、连接性行动：数字平台重塑集体参与的逻辑与体验

“呆呆杀猪宴”就是一场典型的、在互联网时期的集体行动。人们并不仅仅是在线上参与，更是将这种参与延展到了线下行为当中。Segerberg等学者将这种链接方式称之为“连接性行动”（Connective Action）。

传统的集体行动依赖于资源雄厚的组织，如政党等来作为中介，通过层级化的管理来动员成员并协调目标。而在数字网络中，通信过程本身就构成了组织结构的一部分，使得行动能够跨越传统的组织边界进行自我协调。

数字媒体作为“组织代理人”（Organizing Agents），也就是一个承接行动的平台，不再仅仅是传递信息的辅助工具，而是取代了传统组织的中间化过程。这些技术机制能够自动校准参与者之间的关系，在无需中心化领导的情况下实现大规模的协同，从而使通信网络本身就成为一种灵活、可重组的组织形式。

网络的集体行动在“呆呆杀猪宴”这个事件当中，呆呆只是内容的发布者，当这条抖音发出后，便不再受发布者本人控制。呆呆原本只是希望能够叫少数的网友来帮忙，最后却扩大到难以掌控的地步。在其中，平台扮演代理人的角色，将这条消息首先推送给重庆合川周边的人，让人们得到信息后自行决定采取行动，而非由事情的发出者决定是否能够参与。虽然呆呆也有一定主体性，但是哪些群体最终收到了消息，哪些用户最终会被邀请参与讨论当中是由平台决定的，而不是由呆呆决定的。

例如呆呆直播间的用户构成主要以30-41岁、在重庆四川地区的男性为主，占比达76.1%，这意味着该用户画像人群更易被卷入这一议题，而对于其他群体似乎变得有些无关紧要。在这场集体行动中，呆呆虽然是发起者，但算法才是真正的“策展人”，它通过用户画像完成了社会动员。

连接性行动作为一种新兴的集体行动类型，其核心特征在于“分享”这一构成性行为，以及对个性化行动的依赖。与传统集体行动要求参与者认同高度统一、排他的集体身份不同，连接性行动的框架具有高度的包容性，它允许个体根据自己的生活经验和价值观对问题进行个性化诠释并进行分享。

在这种逻辑下，由于参与和自我表达本身就带有内在的认同奖励，行动不再需要高昂的社交动员成本或强力的集体压力。这也就意味着在这个行动者网络中，尤其是在呆呆最初创造的网络当中，不存在谁比谁影响力更大、谁控制谁的问题。作为发出者的呆呆，作为一个普通人对引导流量本就毫无概念。于是在线上的讨论过程中，则形成了不同的群体：

一是制造“梗”的人群，在这里“梗”的含义扩大化了，像一种娱乐化的口号，被人重复，最后形成针对某事的印象；在呆呆事件当中体现为称呆呆“闯祸了”的网友，所谓“闯祸了”其实只是概括了事件中较为戏剧性的部分。

二是祝福的人群，对呆呆好运的祝福，希望这次集体的活动能够给呆呆创造终生难忘的回忆。

三是指导者，主要内容在于给呆呆出谋划策，比如在爆火初期，就有网友建议呆呆及时向合川文旅报备相关情况，以做好后续相关措施。

四是总结者，总结者会对整个事件情况进行总结，但这种总结往往会从个人的视角出发，比如有人认为呆呆的爆火是因为其淳朴性，而有众多人群怀念这种淳朴。

呆呆家人满为患

由于链接的平等性和随机性，联结性行动不一定以组织为导向，也不一定以利益为导向，而首先是以信息为导向的。算法需要给对应的群体推送信息，如果没有这一步也未必能够形成一场集体行动；基于该信息背景，人们再从各自的理性角度判断应该采取的行动，比如距离较远的网友就不会线下奔赴，而是选择线上提出意见或送出祝福。

然而，虽然在采取行动的过程中确实需要理性的计算，但促使人们采取行动的不一定是理性，而是感性的因素，比如奔赴杀猪宴的网友们，其能够得到的回报可能远远小于花费在上面的时间成本，相较于驱车去吃免费的杀猪宴，人们更加享受的是“凑热闹”本身的过程，正如有些网友所说的：“享受的是这种大家互帮互助、井然有序地让杀猪宴进行下去，最后一起坐在桌上吃饭，享受共同吃饭的感受”。

人们渴望的是不论身份地位，大家齐心协力帮助他人完成心愿的过程，是享受将不起眼的日常点滴聚少成多变成大事的参与感。这种参与感和互帮互助的精神也体现在了线下的参与当中。

网友认为呆呆之所以爆火是因为其最初是出于善意和真诚而发出的邀请，网友也是自发地动员起来去参加杀猪宴，最后的结果也是在民警、政府、村民的通力合作下完成的，是一种自发性的行动。只不过这种行动在线下的时候被规范了，线下参与的人们在参与过程中也依旧在互相帮助，比如自觉遵循当地政府的引导，帮忙布置场地、分发碗筷、担任厨师等等，还有当地企业、居民和政府提供猪和柴火，这种相互帮助赋予了人们参与这种集体行动的意义，即使当下越来越原子化，但人们终究还是渴望能够链接在一起，分享同一顿饭，创造同一个记忆。

二、被呼喊的地方政府：为何评论区纷纷艾特文旅局？

在呆呆爆火这一事件中，人们已经注意到地方政府在其中所扮演的重要作用。而从网络的在线评论来看，也可以看出公众对服务型政府的特定期待。

通过对呆呆在直播时网友的评论进行分析，可以发现，“文旅局”是网友主要呼唤的对象，其受关注度远超其他传统执法部门。数据分析结果还显示，高频出现的 “交给”“接手”“安排” 等动词，量化了网友主动向公权力让渡活动组织权的心理倾向；而“流量”与“合川”的紧密关联，则揭示了民间舆论与官方在注意力经济下的合谋——公众渴望通过政府的介入，将一场私人狂欢秩序化、合法化，并最终转化为地方的公共收益。

依照詹姆斯·斯科特关于“逃避统治”的经典论述，处于传统乡土秩序与现代法治边缘的大规模民间聚集，往往本能地倾向于隐匿，以规避科层制权力的注视与规训。然而，此次事件呈现出一种截然相反的特征。在算法分发的评论区内，大量网友并未试图隐藏这场可能涉及食品安全与交通秩序隐患的聚会，反而高调地通过“艾特”功能，将当地文旅、公安及市场监管等职能部门拉入现场。这种主动请求国家权力介入私人生活领域的行为，是本段试图剖析的核心谜题。

根据我国《大型群众性活动安全管理条例》的规定，预计每场次参加人数达到1000人以上的活动需提前20日向公安机关报备。然而此次呆呆杀猪宴事发突然，网友出于风险考量，提醒呆呆完成相关报备手续，本是合情合理的理性提醒。

但让人思考的是，网友频繁 “艾特”合川文旅局，试图将这场原本的私人杀猪宴赋予官方文旅活动的属性，便折射出公众潜意识里并非渴望被“管治”，而是渴望被“服务”。这显示出民众潜意识里对政府职能的期待发生了转变：政府不再仅仅是威严的管理者，更被视为公共服务的“兜底者”和秩序的“供应商”。这种互动显示出，公众对于权力的态度早已超越了简单的服从或对抗，转而进入了一种更加复杂的利用与协商阶段。

更需要警惕的是，此次杀猪宴因流量爆红成为网络热点，最终仅提前两天便完成了报备与审批流程，这是典型的因流量而突破法定报备流程的特例。这种特殊化处理，实则埋下了治理导向偏差的隐患：若政府在公共事务管理中，因某一事件的流量热度便突破法律规定的审批流程与时间要求，任由流量成为治理的标尺，而非严格依照《大型群众性活动安全管理条例》等法律法规开展工作，久而久之，便会形成“流量至上” 的治理逻辑，让依法治理的原则让位于短期的流量关注，最终损害公共治理的规范性与严肃性。

面对民间发出的热情召唤，官方权力的回应速度与姿态同样耐人寻味。这早已超越了传统的行政履职范畴，呈现出一种鲜明的拟人化特征。在马克斯·韦伯经典的科层制论述中，现代行政体系本应是理性、非人格化且带有某种冷峻距离感的机器，但在高度媒介化的数字场域里，这种刻板面孔正面临失效的危机。为了在算法主导的注意力市场中争夺一席之地，各级政府账号被迫脱去严肃的制服，打造鲜明人格化形象。

比如在此次事件中，合川文旅局在事件中的迅速接梗与线下服务受到网友们广泛好评，被称作“接住了这泼天富贵”。这种转变本质上是政府部门在公共治理中引入了情感劳动。正如霍克希尔德所言，情感的管理与表达已成为服务型工作的一部分，如今这一要求延伸到了政务新媒体。

我们看到，无论是文旅部门的听劝与宠粉，还是公安、海关账号用幽默段子来普及法律红线，官方都在努力通过降低身段来弱化权力的压迫感。这种策略性的示弱与卖萌，试图在原子化的网络社会中重建一种基于情感共鸣的软性连接。治理不再仅仅依赖刚性的法规条文，而是越来越多地借助情绪价值的输送，让公权力以一种更具亲和力的方式嵌入日常生活的纹理之中。

在财政压力与城市竞争加剧的背景下，流量不仅仅意味着热闹，更直接转化为地方形象资产与潜在的经济收益。在这种语境下，政府部门的角色发生了微妙的混同，他们既是公共秩序的守夜人，又是城市品牌的超级推销员。从各地文旅，到各地公安，海关，食药监等各个部门，官字号的新媒体账号已经成为短视频平台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至少在表面上，我们的政府正在经历一场前台化表演的转型。

近年来，各地文旅都不遗余力在网络上吸引游客

然而，这种“官方下场”的行为存在一定隐忧。当行政权力的运行逻辑过分迁就算法规则时，我们必须警惕另一种极端的出现。例如，在2025年底的“南通文旅”事件中，面对关于“吸毒人员查验记录封存”的法律争议，南通文旅官方账号为了迎合网民情绪，在评论区留下一句极具讽刺意味的“哪家的少爷又吸了”。这句充满市井戾气与阴谋论暗示的“抖机灵”，瞬间引爆了舆论。虽然它短期内为账号赢来了数百万粉丝的狂热追捧，被网友奉为“最强嘴替”，但这种角色的错位却是致命的。    

一个本应代表严肃治理形象的公权力机构，为了追逐“网感”和点赞，不惜消解法律的严肃性，甚至以一种“反体制”的姿态来收割体制外的流量。做好政府宣传本无可厚非，但值得担忧的是形成一种新时代的“按闹分配”——闹指的是“热闹”。当算法成为调动行政资源的指挥棒，流量便成了获取公共服务的各种隐形门票。

在呆呆的家门口，警力充沛，服务周到，但这并非因为那里的治安风险客观上最高，而是因为那里的摄像头最多。如果行政机关习惯了只围着热搜转，那么治理就变成了一场表演。这会导致一种危险的倾向：似乎只要声音够大、情绪够烈、点赞够多，就可以凌驾于程序和规则之上。同时，这种互动模式无形中将政府推向了“全能保姆”的尴尬位置。一旦公权力介入了私人领域的吃喝玩乐，公共责任的边界就被无限模糊了。这种权责关系的错位，最终会制造出一个不堪重负的“无限政府”。

如果每一次民间的热闹都需要行政力量来兜底，那么政府将陷入无穷无尽的琐事缠斗中，而公众则会逐渐丧失对自己行为后果负责的底气。一个健康的现代社会，不应该只有无处不在的摄像头和必须在场的公务员，更应该包含成年人独立承担风险与责任的成熟心智。政府本应是社会长远利益的规划者和公平正义的守夜人，但在流量的裹挟下，它将被迫变成一个时刻紧盯热搜榜单的救火队员。长此以往，行政体系的议程设置权将被算法让渡，长期的制度建设会让位于短期的舆情应对。这对于公正的法治社会建设，是非常值得警惕的。

三、流量下的模仿与变形：网红跟风模仿

杀猪宴火了之后，开始有大批量的网红开始效仿，开始办免费杀猪宴，以吸引游客前来，这并非完全是当地政府的举措，而是这种蹭热度的方式也是利用了那些想要去呆呆杀猪宴的人，最后因为距离原因没去成的人。但这种杀猪宴并非当地政府之举，而是网红纷纷效仿的举措。

其中湖南株洲的杀猪宴值得注意，首先是一位名为“灿灿子”的网红，也以父亲按不动猪为由，邀请附近地区的网友来参加杀猪宴，虽然原定在1月17日举行，但是由于呆呆的流量，杀猪宴被迫提前，到最后杀猪宴也变了味，成了“湖南不能比不过重庆”的口号，最后人流太大而无法接待，杀猪宴在17日前被迫停止了。

同样在湖南株洲，另一位网红“我是尹明”也打算效仿呆呆办一场杀猪宴，一开始和村民协商借用场地举办杀猪宴，免费请全村吃猪。但因为后续在场地是否需要付费上没有达成一致，场地主人在杀猪后索要场地费1200。最后村政府下场调查，对村民和网红进行了调解。

这两件事引起了网友的群嘲，前者是被网友嘲讽太想蹭流量，不真诚，最后草草收场；而在后面的事件当中，则认为村民太险恶。提到湖南株洲就会有网友留言“1200”或者“去那里要交1200吗/带1200够吗？”等评论，连同在这个村庄从前发生的舆论都被挖掘出来。也同样有人在湖南株洲成功举办了杀猪宴，想要作为正面事件冲掉这场舆论，但仍没有发挥较大的作用。最近，江西丰城又有一场杀猪宴发生了哄抢事故，使得各地杀猪宴纷纷叫停。

在这些案例当中，与合川政府不同，其他地区的政府并没有承担过多的职责，而是要求网红们需要举办杀猪宴时提前报备。也就是说尽管网红跟风，但各地政府并不打算以此为核心打造文旅城市，而网红直播属于个人行为，对被网红吸引的大量人群进行秩序管理属于公共事务范畴，因此需要报备。在这次“呆呆杀猪宴”事件当中，除了合川政府本身以外，其他政府并不打算采取跟风。虽然网红城市扎堆出现，但其行动上往往比较谨慎，主要是复制已经验证为成功的经验。而杀猪宴的风头太过短暂，是否能够作为成功经验还有待考量。

而因流量而变质的杀猪宴，也受到了网友们的抵制。大大小小的博主为了蹭流量而竞相举办杀猪宴，实则是为了迎合社交网站的流量规则。这也是互联网平台作为代理人的体现之一，真正想要依靠网红流量赚钱的人，为了能让浏览量、粉丝量能够在短期内上涨，蹭流量就是网红不得不去遵守的规则。这种流量话题只能持续很短的时间，然而对于这些以流量为生的网红而言，短暂的涨粉已经足够了。

突然爆火的网红“呆呆”

网友表示呆呆是因为其“真诚”才能够吸引到如此多的粉丝，而其他为了流量而举办的杀猪宴，则失去了原本的意义。实际上，网红逻辑蚕食的不仅仅是跟风博主所举办的杀猪宴，就连呆呆本身的杀猪宴也被扭曲了。在一则有关“呆呆在杀猪宴后让大哭网友帮母亲收拾垃圾”的短视频切片当中，网友评论转向为“网友都帮你赚了这么多钱了收拾一下垃圾怎么了”，也就是从原本的祝福、帮助，转向为一种对民众捧红的网红的约束，从流量爆炸的一瞬间，一切都已经发生了改变。

四、对“本真性”的呼唤：视频内容的时代诉求

回顾呆呆杀猪宴的整场事件，有这样一个问题值得思考——“为什么是呆呆？”格尔茨在其《文化的解释》中认为，人是悬挂在由其所编织的意义之网上的动物。想要合理解释视频爆火的原因，也许应该重新回到此类短视频及其所反映的生活情景对于大众生活意义的探讨“呆呆杀猪宴”及一系列的社会热点的走红，本质上是因为它们完成了一次社会公众对于“本真性”的呼唤。

博主呆呆最初那条视频的内容是如此普通，普通到只是一次日常生活中对于愿望的呼唤。但也正因如此，这种单纯、普通的行为在文化深处却触碰了大众对于“非功利连接”的原始渴望。人们在这些普通人身上看到的不是经过工业化精修的网红模板，而是一种尚未被数字化完全异化的、带有土腥味和体温的真实，其背后反映的是社会公众在社会愈发原子化的背景下对具有共同经验的邻里关系的集体怀旧。

库尔德利和赫普在其著作《现实的中介化建构》中指出，数字媒体从时间和空间上根本改变了我们对社会世界的理解。一方面，网络使得用户内心的声音和想法得以被更多的人看见和理解，许多共同的记忆被激发；另一方面，事件本身所引发的争议、讨论、模仿，事件之外平台推送机制带来的信息普及、流量话语体系的传播以及部分不恰当的管控策略又使得网民们在狂欢之后开始怀疑事件的真实性。在这种情况下，网民对于互联网内容的诉求已经超越了早期关于对其想法或愿望的迎合、对共识的认同，转而在此基础上开始关注这种迎合或认同背后动机的真实性与纯粹性。

对于如今的网络环境而言，部分社会公众对于“后真相时代”内容剪辑手法的认识与反思使得其愈发关注事件本身是否足够真实，或者说“看起来”足够真实。社会公众承认包括流量在内的利益叙事存在，也默认这种利益叙事及其背后的计算理性占据潜在的社会行动主导地位，但其同时也相信家庭温情、邻里互助、纯粹善良等价值理性的存在，并且希望这种能够对抗利益叙事的冷漠的叙事能够得到更多的认同。

于是，当话题内容本身足够真实之后，公众便乐于参与其中，从而为实现价值传播提供自己的力量。然而，一旦话题本身所涉及的人或事件的真实性被打破，例如事件本身被揭示出或很大程度上被怀疑是一份剧本，或者人物本身的动机不再纯粹，那么先前强大的舆论支持便会迅速倒戈与反噬。

“呆呆杀猪宴”事件的后续事件本身也印证了这一点，后续大量网红组织或个人对其行为效仿的失败，恰好反映出当下公众对于事件真实性的呼唤。呆呆本身的无心之举所创造的一场关于文化、民俗的集体行动，其灵魂是无法被复刻的，这也是其偶然性的根源所在。想要在怀有其他动机的情况下显得没有动机，必然只能沦为拙劣的模仿。

五、筵席散尽之后：对网红集会行动的反思

基于被“本真”的召唤所产生的链接是更具有意义的，人们前往参与呆呆杀猪宴的原因并不是为了真正地吃杀猪宴，起初的目的是共同完成一个人的心愿，能够共同合作分享喜悦，能够与他人坐下来共享的饭菜和热闹的心愿。这种连接感被人们称作很多东西，比如“年味”，实际上不过是以长期压抑在现代生活的人群渴望能够和他人相连接的过程。这种链接和我们与熟悉的家人链接不同，是一种与抽象群体的链接，在“呆呆杀猪宴”事件中体现为：我们所有人来这里只有一个目的，就是为呆呆“撑场子”。

这是一种超出日常范畴的链接，人们在这里可以抛却日常生活中的种种束缚，陌生人坐在一起聊天不用聊房贷、孩子的学费、催婚，所有的一切都被抛诸脑后，只用笑着说一句“你也来参加呆呆的杀猪宴吗？”。所以“呆呆杀猪宴”本质上反映的是人们渴望一种超越现代生活环境的链接，人们相聚于此能够坐下来聊天吃饭、共享喜悦，这种分享并不是与朋友和亲人，而是和更广范围的群体进行链接；并且这种链接能够造成现实上的改变，比如帮忙运送食材、作为帮厨，这些行为最终使得人们完成了一件重大的任务——让成千上万的人共襄盛会。

而天下没有不散的筵席，成千上万的杀猪宴终将会结束，终有一天淄博的烧烤不再成为旅游热点，游客也不可能年年都去观看其他省份的足球比赛，人们在集会的瞬间，感受到了即时性的链接，这种链接让人感到新奇，身处其中感受到了众人同心协力的氛围；而结束之后这种感觉逐渐消退，人们回归到原本的日常生活中，所构建的连接性行动组织消散。

连接性行动是如此不稳定，但这并不代表其不重要，它可能短暂带动一个地方的GDP、推动公共议题的进程，甚至拯救生命。那么，“呆呆杀猪宴” 事件带给我们什么？是一场共同的宴席和回忆，我们并不否认这场连接性行动背后所带有的真诚，但看到最后，最终剩下的，或许是一地垃圾、一个百万级博主、不知何时会消散的感动以及人们对于网红现象的思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