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一大会址 图自新华社

【采访/观察者网 朱敏洁】

观察者网：熊老师您好，很荣幸能邀请您谈谈中共党史的问题。前几年看过您的一篇文章关于中共“一大”的历史空间，印象非常深刻，某种程度上给我提供了另一个理解党史的角度，结合上海历史去谈中共的历史时空概念，有一种党史研究“落地”的感觉，有了一种切身感或复杂感，脱离实际很难谈历史问题，您当初是怎么会意识到要去做这样一个看似很平常的问题，比如为什么中共一大在上海法租界召开？真的沉下去研究之后，看到了哪些隐藏在“大象身后”的信息，从而对于理解党史有了更大的突破？

熊月之：因为我长期研究上海历史，所以深有体会——上海不是一个笼统的上海，要谈就要谈具体的上海。当时上海其实是由三个城市合成的，这三个城市又各不相同。不研究上海历史，或许会笼统地说中国共产党在上海诞生，但如果真的进入到上海城市这个领域，你就会明白一定要具体到某一个空间，是哪一个上海？上海城市内部的不同空间，包涵不同的社会意义，对于城市功能而言是非常重要的。这不是一般性的问题。

当前的城市研究非常重视空间，空间本身不是虚空的，而是有内涵的，不同的空间有不同的价值，不同的文化。落实到近代上海，不同时代、不同空间都可以分开来解读。我本职是研究上海史的，当我去看中国共产党在上海的历史时，一定会把时空两个维度紧密结合起来。

当进入空间维度以后，我们会发现一个很突出的现象，就是1920年前后相当多的知识分子都集中在法租界。这不是偶然的，背后有几个原因。第一，跟城市功能分区有关，尽管上海由“三个城市”合成一个城市，但它本身还是有整体性的，因此就有城市功能分区，不同的地方有不同的功能，与城市自身结构及其形成历史有关系。比如就租界来讲，最先发展起来是外滩这一带，无论是公共租界还是法租界，都是靠近黄浦江一带先发展起来，城市功能也随之发生转化，像金融、贸易等功能区与后来的工业区、居住区就会逐渐分离开来。比如，起初河南路、江西路附近也是居住区，后来就不断往西拓展。所以上海城市的发展特点，第一是由南而北，第二是由东而西，这跟城市功能的不断演化相关。

1921年前后的上海已经是一个相当发达的功能齐全的大城市。1921年，上海人口大概是250万以上，是当时中国最大的城市，相当于三个北京的人口。为什么要用北京来比较？因为北京是首都，是政治中心，而上海是社会中心、经济中心，这两个城市在整个中国的影响力最大，将两者作比较，是为了突出强调上海特有的一些功能。

1920年上海外滩

早在那个时候，关于中国城市研究，先进知识分子，中国共产党人是很关心的。1921年，张国焘给共产国际的报告中写得很清楚，北京是一个官僚和知识分子的地方，知识分子多是因为作为政治中心需要办大学；官僚数量本来就相当多，又因为北京在晚清并没有经历革命大洗礼，而是和平转变过来的，所以旧官僚、旧社会基础都在，于是北京主要就是激进知识分子和腐败官僚并存。

北京没有很发达的工商业——工业和商业对一座城市是很要紧的，北京也没有除使馆以外的广泛国际联系。这就带来了一个很大的问题，五四运动学生罢课，但罢课之后就没下文了。因为官僚站在激进学生的反面，除此之外也没有其他社会阶层给予学生支持。因此，张国焘在报告中讲得很清楚，北京作为一个共产党的重要活动地并不合适——那时候不是讲创始地，在哪儿开会不是最要紧，在哪儿活动才是最要紧的。共产国际也认为，共产党是以工人阶级为社会基础的，一定要注意哪里有工人阶级。北京的工人在长辛店，而长辛店离北京有多远？38公里。彼时不是今日有便捷的交通工具，工人没法去北京城内活动。

所以，是否重视城市内在的结构空间，对于准确科学地解读党史非常关键。我们不能笼统地讲上海，也不能笼统地讲北京，而是要讲出为什么是上海、为什么是北京。

正如前面提到的五四运动，北京学生罢课以后，如果没有上海的工人罢工、商人罢市，没有上海作为一个国际性城市的影响，是无法迫使北洋政府改变态度。因为一旦工人罢工、商人罢市，上海港就变成死港，这在当时是一个国际性大事件，影响整个国家。否则，学生罢课没什么了不得的，因为不会动摇整个社会的基础，影响社会的运作。

再回到刚才讲的长辛店，共产党是以工人阶级为社会基础的，因此共产党成立以后要搞工人运动，这套方法其实从共产国际苏俄那里直接搬过来的，其实。从大范围、长时段来看，中国工人在当时的中国社会里面不是最穷的人，中国社会最穷的人是破产农民。我们去看毛泽东写的《中国社会各阶层的分析》就能明白，中国的工人运动为什么不能成功，因为工人不是社会最底层。

图自上海总工会网站

美国历史学者裴宜理专门写过《上海罢工》一书，书里面对此研究很详尽，上海工人的待遇比农村穷人好很多，这些工人大多是刚刚从农村进城的农民，他们知道自己的日子过得不错，只要在纱厂、面粉厂有工作，更好一点的是电车公司、邮局，收入待遇是可以的。

这和欧洲的情况不一样，欧洲工人确实是最穷的，除了自己以外没什么其他身家财产，是社会中最穷的人，所以他们追求革命。而中国是破产农民，正因如此，后来中国共产党的农村包围城市才能成功。

现在我们很少提这些大背景，因为这相当于一定程度上否定了工人运动。最初的工人运动，都是在共产国际指导下开展，一次次搞集会罢工，其实到头来我们党损失了很多东西。当然，从大的层面来讲，我们是共产国际下属的一个支部，我们要发展，就只能按照已有的经验来做，其他国家没有，只有苏俄有，那我们就照着苏俄的路走，最后就成了照搬苏俄经验。当然，照搬也有价值，最后失败了，我们知道这条路是走不通的，吸取了教训，另走他路，这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实践相结合。

研究一个历史问题，一定要尽可能地落实到具体的社会阶层、社会空间，这是我当初考虑中共一大为什么会发生在上海这个空间内。

一旦头脑里面有了这个空间意识之后，在看历史材料时就会特别注意将材料中的内涵解读出来。当时，无论是国民党还是共产党，都集中在法租界。其实在1927年以前，国共两党是连在一起的。落到具体空间中，可以发现在现在南昌路那一带，以今天的复兴公园为中心，方圆不超过两平方公里的区域内，聚集了当时激进知识分子的精华部分，国民党的孙中山、朱执信、戴季陶、胡汉民等人都住这，共产党当然就不用讲了，陈独秀、李汉俊、李达等等。

中共一大会址周围方圆一公里的红色遗址 制图/中青在线 程燦

为什么集聚在这里？第一，最简单的原因是知识分子在社会上不是最富的、也不是最穷的一批人，他们希望过好的生活，又要搞工人运动。每个人都是活生生的具体的人，他们到这里来，一开始并不是就要出生入死闹革命，在选择城市居住生活空间时一定有自己的偏好，这是主观需求。

第二，从城市发展从南到北、从东到西的逻辑来看，当时房价最贵的地方是租界靠近黄浦江一代，一等地价、一等房价，比较便宜一点就是公共租界的西区、法租界的新区。法租界新区就是现在鲁班路到徐家汇一带，但这一带也不是均衡的，是从东往西逐渐降低，到徐家汇最便宜，靠近陕西路又会比较高一点，房价基本按照这个梯度下来。

那时候的知识分子也都有一些钱。法租界和公共租界的不同之处在于，法租界是共和制度的，注重公共福利，因为法国是一个集权国家，所以法租界实际上也是集权制度，由总领事负责。因此，法租界的市政建设就会更多地从整体考虑，法租界的道路、公共设施、水电煤都会规划得比较好。法租界的租地方式也不一样，是先整体租下来，三通一平，然后再分租出去，而公共租界是由商人向地主一块一块租用。就居住环境而言，法租界相对便宜、舒适，最适合知识分子居住。

第三，很重要的是与城市发展的节奏有关。1914年以后，法租界才大规模向西扩张，正好赶上了整个世界范围内的城市建设革命，尤其城市规划强调高度、宽度，因为以钢筋水泥为主的材料在此时开始投入到高层建筑使用。以前没有很高的建筑，人口居住密度不高，但房子变高、居住人口越多，对道路要求也就越高。上海的公共交通是1908年以后才开始发达的，有了电车，有了公共汽车，就要拓宽道路，城市容纳的人口也不断增加。上海人口1900年是100万，1915年是200万，到1920年达到250万。人口如此快速增长，原因就是工业发展，工业吸纳人口的能力很强，一个工厂能招徕很多人。人口急剧增加，再碰上城市建设革命，道路设计、公共交通等公共设施都比以前好得多，法租界正好在这时期，大面积建造石库门房子。公共租界是到1899年的时候，范围就固定了，没有再大规模扩张。比较起来，法租界是后发展。

第四，大批海外留学生回来。晚清时，留学日本的人数至少是留学欧美的10倍以上，因为欧美留学费用高，当时有钱人毕竟少。他们留学归国恰好赶上城市扩建，于是很多人就聚集在此处。

还有一点不能忽略的是，1916年是很关键的一年。这一年袁世凯去世，北洋政府允许政党公开活动，即政党活动合法化，过去隐蔽的组织和人物浮出水面，成为公开活跃人物。现在我们讲新文化运动是1915年开始，实际上1916年更为重要。蔡元培到北京大学，也是在1916年以后。

如果逐一研究国民党的人物经历，会发现1913到1916年，孙中山在国内是没法公开活动的，否则会被抓起来；袁世凯去世后，他就在现在的香山路定居下来，写出《实业计划》；1919年10月10日，中国国民党在上海正式成立，所以还有一批国民党人聚集在附近。

戴季陶

其实，我们将1919年国民党的成立和1921年中国共产党的成立联系起来看，反而可以更容易地解释一些历史事件。那一批人都在同一个地方，共产国际的人与陈独秀联系，也去看孙中山。陈望道有一段话讲得很好，第一我们都是在别的地方被赶出来的，赶拢到上海后，还可以生存。第二，大家都住得很近，哪怕像邵力子他们在复旦教书，也是住在这块地方。第三，就是反复地谈，这一点太重要了。所谓反复地谈，其实是这批人的思想交流、交锋、交融，理论创新就是如此，通过不断的交流交锋，最后创造出新的东西。

我自己在讲红色文化的特点时，会把戴季陶放在里面一起介绍。虽然戴季陶最终没有参加共产党，但是他跟共产党人的共同讨论是非常有价值的。正因为他跟你讨论了，他后来就不参加了，从而也让陈独秀这批人变得更加坚定。包括无政府主义。共产党人跟无政府主义者的讨论也是有价值的，这个价值就是在跟别人辩论、检验的过程中呈现出来的，并非无风无浪就这么起来了。这正是一个去伪存真、去粗取精、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过程，是一个廓清迷雾、确立真理的过程，我们明确了什么是共产主义，我们为什么要搞共产主义，我们应该怎么做等等，也就是陈望道讲的这个过程。

所以，我为什么要注意区域空间问题，只有把这个问题讲清楚了，中国共产党的品质才能凸显出来。

观察者网：您前面谈到的这一批知识分子主要聚集在上海，尤其是中共一大会址附近，但是还有一个问题是不能忽略这批人与北京的关系。五四运动能有如此大的影响力，与京沪两地的文人互动有着密切关系；而中共的成立本身就是南北知识精英、革命人士的互动，您对于这个更大范围内的互动有什么看法？

熊月之：我们前面讲的是小空间，这个问题谈论的就是更大的空间。其实，这个问题还可以区分成小空间、中空间、大空间。中空间指的就是江南地区、江南知识分子。这不是为了讲江南文化而讲江南，而是事实便是如此。你可以去考证一下，新文化运动的积极分子绝大多数是江南人，李大钊是例外，但据学术界研究，李大钊也是受到江南人的影响，他在天津北洋法政专门学堂就读时，史地老师白雅雨是他的革命启蒙人，白雅雨是江苏南通人，他们曾组织过天津共和会。李大钊是从辛亥革命走过来的，也曾信奉过无政府主义。北方地区原本从事新思想新文化创新的人就比较少，那批人基本上都在江南地区，蔡元培、陈独秀、鲁迅、瞿秋白、茅盾等等一大批人。

李大钊、白雅雨（右）

为什么是江南？这跟它在全中国的文化地位有关，跟当地的思想创新能力有关。其实自明代以后，江南地区一直是整个中国思想创新最活跃、最前沿的地区。江南相对富裕，读书人多，知识分子多，思想自然比较活跃。我常讲江南文化才代表了中国文化发展的方向，两晋以后历史上一直如此。比如我们讲“士农工商”，把“商”放在最后，但宋代以后江南就是“士商农工”，“商”已经排到很重要的位置。明清时期江南的很多家族，会在自己的小孩里面安排一人读书，一人经商，经商的人首先要求是儒商，第二要反馈家庭；读书的也是如此，好好读书，好好做官，然后反馈家乡。再比如江南过去有不少社田/公田，也是为了资助贫困家庭的小孩读书，明清时期江南成才的人很多都是依靠这个途径。

以前我一直讲明代西学东渐，接受西学最积极的就是江南人，比如徐光启、杨廷筠、李之藻，徐是上海人，杨、李是杭州人，还有安徽人梅文鼎、方以智等。

明清的才子佳人小说，像冯梦龙的作品，李渔的作品，三言两拍之类，很多是彰显人的本性的。过去称之为市民文化，其实就是挣脱传统封建礼教的进步思想。只要稍微有点地域意识，可以去看几个问题，明清小说谁写的、小说在哪印的、卖给谁的，都是在江南。新文化新思潮起来时，强调尊重人的自由、人的权利，其实这些东西中国文化本身就有；也足以见得这个地方相对宽松，思想活跃，容易接受新的东西。近代以后，洋务思潮、维新思潮再到辛亥革命，江南一直走在前面，自然接受马克思主义也相当正常。

马克思主义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也不是突然一下子就接受的，马克思主义、民主主义、无政府主义等都是同时存在的，也正因如此，才能显示出我们是在历史的比较中选择了马克思主义，其中的道理才能说得清楚。

第三层，就是大空间。在南方习以为常的东西，到了北方就是洪水猛兽。新文化运动提倡三条，第一批判封建纲常礼教，提倡人的解放，第二男女平等，第三倡导白话文。事实上早在1870年代，上海的妇女就开始走向社会、参加工作。到1890年代，白话文在上海已习以为常，很多白话文报刊。辛亥革命前，诸如此类的事情在上海已是司空见惯。

五四运动中，上海学生举行总罢课宣誓典礼。图中为爱国女学学生队伍，蔡元培是爱国女学创始人之一。

那时候的人都认为上海是一个奇怪的城市，喜欢不喜欢，骂不骂，上海都无所谓，所以在上海很正常的事，搬到北京就是洪水猛兽。像蔡元培、陈独秀，原来在上海时，做的就是这些方面的活动，这些东西很平常，但到北京就很难了。蔡元培到北大搞改革，思想理念主要来自欧洲和上海，他原来在上海搞过“爱国学社”，办过革命刊物宣传等，后来他和他的那班人马到了北京。大家在《觉醒年代》里面看到的那批人，很多是上海过去的。即便蔡元培当北大校长，也是因为浙江人的推荐。

在南方没有问题，到北方就有问题，跟城市差异有关，跟区域差异有关，也跟那时候南北交往不便有关，人员交通一不方便，互相差异就大。从上海小的空间，到江南中等空间，再到全国范围的大空间，存在很大冲突是自然的。也正因如此，陈独秀在北京待不下去，跑到上海来就没问题。

观察者网：确实，当时的上海，东西方文化都有，很早就办教会学校，有些留学生出国也是借助这些渠道出去，接受的思想来源也就非常丰富，比如在一大会址附近有法租界办的震旦大学，有一些去法国勤工俭学的学生，会到这里读预科后出去留学，自然又与住在这里的这些知识分子有所往来。

熊月之：不光是震旦大学，公共租界还有圣约翰大学，一般课程都是外文教学，各个地方的学生、知识分子到这里来，与周围的人交流，各种思想流派并存，是一个自然而然的过程。上海在当时就是一个特大城市，北京是无法等量齐观的，再加上北京的工商业基础太薄弱，因此城市的元素很少。

年轻共产党人旅欧足迹 图自大公报

观察者网：熊老师，您前面提到《觉醒年代》，最近这部影视剧非常受欢迎，关于它的讨论甚至可能已经超出了影视剧的范畴。从历史学者的角度来看，作品本身它当然会有艺术化的成分，跟真正研究党史或是相关历史研究工作时，存在“缝隙”；但问题是影视文艺作品在大众传播领域的效果非常大，远远超出一般历史研究，甚至反过来影响历史研究，所以您怎么看待这两者的关系？

熊月之：今年《觉醒年代》这部剧影响太大，为此，我们还专门开过一个《觉醒年代》和红色文化传播的报告会，是江南书院主办的。我当时谈了从《觉醒年代》来看艺术真实和历史真实。很明确的是，《觉醒年代》在宏观层面上的分寸感把握得很好，和建党100年的红色主题很契合。剧本身是七实三虚，七分真实三分虚构，真的和假的是放在一起的。如果剧本的东西都是人为虚构出来的，你就不会跟历史相联系，但是这个剧里面大多数的人都是真实的，跟历史人物一样的名字，也是在那段时间。

《觉醒年代》有其特殊的贡献，特别是将陈独秀作为一个主要正面人物来展现，过去因为政治原因，从来没有这么塑造过，所以这本身就是一个冲击，有思想解放意义在里面。过去很长一段时间内，学术界早就认为以往对陈独秀的评价不公，应该要为他正名，这也是建立在学术界已经有了非常扎实的研究基础之上，关于陈独秀的问题已经有了很多讨论。这也是一个水到渠成的过程。《觉醒年代》正是将陈独秀这个人物建立在历史真实的基础上呈现出来，是能够得到社会认可的很重要原因。

当然，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因素，现在讲得不多，就是陈独秀和毛泽东的关系。毛泽东对陈独秀是不错的，毛泽东在七大时有长篇讲话，《毛泽东文选》中都有收录。他有两次很长的讲话，谈到陈独秀。第一，陈独秀是五四运动总司令，他是我们的老师，主要谈陈独秀的贡献。第二，历史上把陈独秀开除出党，对我们党是不利的。原话讲得很清楚，那时候把陈独秀弄到党外去，以为对党好，有什么好处呢？我看没什么好处，弄到党内来又有什么坏处呢，应该是比较好。

因为那时毛泽东想把王明留在党内，增强党的团结。这是毛泽东作为一个战略家的心胸，王明排挤他，他不记私仇，从全党利益出发，有更多的人，这对党更好。所以，他反复做工作，让大家投票的时候要投王明的票，以陈独秀作为例子，站在全党的角度来谈话，当然为陈独秀讲了很多肯定的话。

中共三大现场油画 图自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网站

第二，毛泽东本身是陈独秀提拔起来的，陈独秀比他大14岁，毛泽东一路走过来，其实是陈独秀跟他关系最好。1922年到1923年，我们党筹备三大的时候，是陈独秀把毛泽东从湖南调到中央来，由一个普通的地方党员、地方支部干部成为党中央的干部。毛泽东在“三大”时不仅是中央委员，还是政治局委员——当时称执行局，执行局委员总共只有五人，相当于毛泽东进入党中央核心圈。

而且，毛泽东担任委员会秘书，秘书的位置很要紧，当时为此还专门为发了一个文件，规定由秘书负责起草党内文件、负责会议记录，规定任何中央文件的发放一定要有秘书签名才行，所以后来中央文件出来的都是陈独秀、毛泽东签名。

可见，毛泽东不是一般的地位，而他的地位跟陈独秀对他的欣赏以及两人的交往有关。所以，今天《觉醒年代》能够这样描写陈独秀，也是有历史原因的、历史依据的。

我过去专门写过陈独秀的文章，其实我们长期研究历史的人就会知道，首先，像这样塑造陈独秀完全是应该的，肯定陈独秀的历史地位在上层是容易通过的。这类影视作品毫无疑问要经过审查，它能够通过是很不容易的。第二，《觉醒年代》是突出“从红楼到红船”这条线索，它通过影视创作，把很多发生在上海的事情移接到了北京，比如陈乔年陈延年两兄弟，其实跟北京没有什么关系，他们主要是在上海活动。这也是出于艺术创作的需要，要把很多内容集中到一个点上来，以突出北京的作用，所以我说这不是历史的真实，而是艺术的真实，它是为了突出北京的作用。

观察者网：正如您所说，这部剧有思想解放的意义，从历史研究角度来讲，相当于公开对陈独秀做了重新评价，那么这个现象是否会引发对过去其他的一些中共党内人物或历史人物的重新评价或再研究？

熊月之：这个我估计是不会的。因为就像前面讲的，能够对陈独秀做一定的肯定，或者说尺度能够放得这么宽，跟毛泽东以往的评价是有关系的。更重要的是，像陈独秀这样的历史人物，离现在比较远，凡是离今天越远的越容易讲，也越容易客观，因为对当下的影响已经很少了。比如前段时间一位新华社记者跟我谈，现在对华国锋的评价是不是宽了一些，因为今年官方举办纪念华国锋同志诞辰100周年座谈会。我理解，这也与时间距离有关，距离越远，越容易客观。

回到前面的话题，退一步说，现在党内对李大钊和陈独秀的尺度还是不一样，李大钊肯定是放得更高一些，因为李大钊是没有争议的人物。

观察者网：前面谈到的这么多人物，包括他们所处的空间、所交往的人脉圈，实际上如果从“三层空间”拓展开来，还有一个国际空间，早期的中共跟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是无法脱开关系的。甚至现在讲中共和世界的关系，还必须要去关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西方左翼思潮运动，毛派在西方是比较流行的。不过后来我们好像不太谈论这些，包括早期中共与共产国际的关系，但我想中共与世界这组关系是绝不可忽视的，不仅是对过去、也对将来有重要意义，您从历史的角度会如何评价这组关系？

熊月之：很巧的是，今年初中国社科院世界史所约我写一写这个问题，后来文章发表在《世界历史》杂志上。

中共与国际的联系，其实是非常重要的。那么，我在这篇文章里面写了，不仅写了中国共产党跟共产国际的关系，而且把这组关系放到更大的场域内，即上海这座城市的国际联系。上海的特殊国际性与中国共产党的活动有非常大的关系。

上海城市有两种国际性，一种是一般城市都有的国际性，比如我们这个城市跟另外一个国家的城市有联系，与其他地方通邮通航等等，这种国际性很正常。另一种是上海的特殊国际性，我称之为嵌入型国际性，就是把一种国际的东西嵌到上海城市内部，这是非常态的。后者就意味着发生在上海的事情具备国际性意义，但如果挪到一般城市就不会有。因为上海有租界，不是只有法租界和公共租界，更重要的是公共租界的特殊性，那是与多国有关，少的时候有七八个国家，多的时候达十几个，这些国家都共同参与了在上海发生的事情。

所以，上海一旦有什么事，就会演变成国际性事件。比如日本人在上海办一个纱厂，纱厂工人罢工就会变成中国跟日本的关系，按理说工厂罢工只是工人和资本家的矛盾，但在上海就会扩大成国与国的政治关系。

上海法租界会审公廨

再者，每一个帝国主义国家在上海都没有将治外法权让渡给工部局，因此每个国家在上海都存在治外法权，比如，比利时人在上海犯法，比利时领事馆要处理，公共租界的工部局是代表了那么多居住在上海的外侨的利益，而且外侨又跟各自国家联系在一起，因此上海的事情就会演变成国际性的事情，也使得上海跟整个国际的联系特别密切。

这样，国际上有一阵风，上海就会起一层浪，国际上有任何大事，上海都会有反应，反之亦然。比如，第一次世界大战德国战败以后，在上海的德国人就会受影响，要把他们赶走。

这也是共产国际会看中上海的一个重要原因，两种国际性使得上海在国际联系中的地位非常特殊。另一个就是上海在整个远东的地位，使得它成为共产国际特别看重的地方。共产国际成立以后，要在远东发动社会主义运动，因此就要成立远东书记处，共产国际就把这个书记处放在上海。按照常识来讲，共产国际当时的活动主要在西伯利亚、海参崴，以西伯利亚跟东亚的地理位置来讲，到北京、天津或者东京都比上海近，更方便，但他偏偏选中了上海。选中上海不是因为其他原因，而是格外看中这个城市。

我的一个判断，其中最重要的原因，是上海跟圣彼得堡的类似性，俄国的十月革命就是从圣彼得堡开始，突发性的，俄国十月革命成功有五条经验，第一条马克思主义传播，第二党的领导，第三有工人武装，第四在军队中发展力量，第五重视舆论宣传。当共产国际想在远东其他地方搞社会主义运动时，一定会自觉不自觉地把这五条拿去套，那么上海就是其中和圣彼得堡的条件最相似的城市。

除了上海是中国最大的城市以外，中国本身的位置使得它在比较上海跟东京时，当然会选择前者，因为共产国际要继续在远东将革命火种散布开来。中国、朝鲜、日本、印度的共产党组织都是1921年前后起来的，所以共产国际会把目光投在上海，把机构放在上海，就是考虑到上海的国际联系。

1921年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人员合影，左二为维经斯基。图自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

要讲中共早期历史，必然脱离不了国际，思想来源是国际，组织指导是国际，制度架构是国际的，党员开会经费也是国际的。共产国际到上海后有四项措施，先是把俄文生活报社买下来作为书记处地址，然后在法租界设通讯处，把俄国的信息大量传过来，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后，翻译的很多东西都是这边过来的。他们还弄了一个兑换外汇的地方，就在现在九江路那边，共产国际的经费汇过来以后，换成中国可以用的钱。还有就是设立外国语学社，用来专门培训人员。

中国共产党是共产国际下属的一个支部。其实陈独秀的问题是跟这个联系在一起的，他有很多主张无法按自己的意见来，作为党的最高领导人只能执行国际的指令，但执行以后所有的责任都得他负责，所以陈独秀常常为共产国际背包袱。

当然，我们现在不是不讲这组关系，但那是另外一个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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