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8日是上海交通大学120岁生日。因为住处离交大不远，我很早就感受到了这股浓浓的喜庆氛围。自己平时又时常去交大散心，也早已被这所学校悠久的历史、美丽的景色和深厚的人文沉淀所感染。在属于交大的这个特别的日子，总难免有些感慨。

120年来，饱经国民革命军北伐、抗日战争、国共内战等中国近现代史的风霜洗礼，交通大学一直是中国高等教育中的翘楚与学术重镇，从南洋公学时期算起，它培育了组织云南护国军的蔡锷将军、北大校长蔡元培、教育家暨实业家黄炎培、艺术教育家弘一法师李叔同；改制成为国立交通大学后，又培养出已故中国科学院院士竺可祯、中国航天之父钱学森、前国家主席江泽民、经济学家茅于轼，以及开启海峡两岸协商大门的已故海协会长汪道涵。

目前两岸存在的交通大学共有五所，有三所成立于1949年之前，分别是上海交大（交大沪校）、西南交大（交大唐校）、北京交大（交大平校）；其余两所成立在1949年之后，分别是台湾的新竹交大和西安交大（由上海交大的部分师生西迁）。

可能对于很多大陆同胞来说，对几所大陆的交大都比较了解，比较少了解的是，与在大陆仅有一海之隔的台湾新竹市，还有一个与大陆交大体系同根同源的“国立”交通大学（后称新竹交大），知名校友如宏碁集团董事长施振荣、联华电子前董事长曹兴诚、已故知名电影导演杨德昌等都是这所交大的校友，可说是人才辈出。百年来取得如此辉煌的成就，这所享誉两岸的交通大学发展史值得人们一一回顾。

一般提到交大的滥觞，必须提及盛宣怀创办南洋公学一事。盛宣怀，江苏常州人，清光绪廿二年（1896年），也就是中日甲午战争战败后的隔年，清廷开始推行新政，任命他为督办铁路大臣。有鉴于清廷屡次败于列强、国力积弱不振，盛宣怀认为“自强首在储才，储才必先兴学”，并与培育技术人才为主的天津北洋大学堂有所区隔，便奏请在上海设立南洋公学，该校以法律、政治、商务为优先，隔年便在上海徐家汇正式设校（今上海交大徐家汇校区）。

南洋公学原先隶属招商局和电报局，之后又先后改隶商部、邮传部，并改名上海高等实业学堂；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改为南洋大学堂，待1912年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成立后，便划归交通部管辖，更名交通部上海工业专门学校。

到了民国九年（1920年），北洋政府交通总长叶恭绰认为交通部所辖的上海工业专门学校、唐山工业专门学校、北京铁路管理学校、北京邮电学校分布在三座城市，管理不易。为了统一事权，定在1921年统一学制，设总办事处于北京，四校合并统称“交通大学”，这是使用“交通大学”的开端，也是中国各交大的首次合并。而各个分校则为交通大学上海学校（沪校）、唐山学校（唐校）、北京学校（平校，北京于1928年国民政府北伐后改名北平）。然而好景不常，交通大学因北洋政府内部派系斗争，交大第一次合并维持不到一年就解体，三校各自为政。

既然“交通大学”之名已经出现，那么校名和校庆日是怎么决定的呢？根据台湾新竹交大网站的说法，因该校创立时的性质与交通事业密切相关，又曾隶属于交通部，因此命名为“交通大学”，这是其一；第二是取《易经·泰卦·彖》曰：“天地交而万物通也，上下交而其志同也”，说明交通大学是“交流汇通”之义，并非仅只是交通运输的意思。

除了校名来源众说纷纭，即将到来的校庆日，也有两个说法：一是取交通“四通八达”之义，故定为四月八日；二是盛宣怀写给南洋公学首任总理（校长）何嗣焜的信中，内容提到南洋公学第一班的开学日期为四月八日，台湾新竹交大取后者的说法为准。

历经第一次合并的失败后，三校还是隶属交通部，但校名略有更改，例如沪校重拾南洋公学传统，更名为交通部南洋大学；唐校改名交通部唐山大学；平校则是从属于唐校，各科系分别编入沪校和唐校，并更名为唐山大学北京分校，后经过师生一年的抗争，重新独立成为北京交通大学，也是三校中最先恢复“交通大学”名号者。

1927-1928年，随着国民革命军“北伐”告捷，南京国民政府逐渐在形式上统一全中国，上海、唐山、北京等地陆续成为国府实际控制区，三校的整并又迎来的契机。在第二次合并前，南洋大学改名为交通部第一交通大学，唐山大学改为第二交通大学，北京交大则是第三交通大学。1928年9月，三校第二次合并组成交通大学，沪校成为上海本部、唐校为土木工程学院（唐山工程学院）、平校则是北平交通（铁道）管理学院。

1937年，抗日战争开打，沪校（上海本部）随着国府迁至大后方重庆，是为交大重庆总校；唐校和平校则辗转内迁至贵州省平越县（今福泉市），合并为交通大学贵州分校。待抗战于1945年8月结束后，三校陆续回到上海、唐山和北平，此时只有沪校恢复交大名号，是为国立交通大学；另外两校则是因为国府马上面临国共内战的压力，唐、平二校在解放前始终未归建交大体系（唐校为国立唐山工学院，平校则是国立北平铁道管理学院）。

1949年，渡江战役结束不久后上海解放，沪校（国立交通大学）去掉国立二字，只称交通大学；另在唐、平二校的基础上外加华北交通学院合并成中国交通大学，下设北平（京）管理学院（平校，为本部）与唐山工学院（唐校），1950年唐校改称北方交通大学唐山工学院、平校为北方交大北京管理学院，这是两校在解放后第一次重获交大之名。

然而在新中国成立后，采取向苏联“一边倒”的外交政策，中国大陆地区的高校模仿苏联模式进行院系调整，不再组建综合性大学，改组为专门学校，于是唐校失去采矿、冶金、化工、建筑、水利、通讯等系（组）的师生资源，改为唐山铁道学院；平校的命运也类似，改为北京铁道学院，唐、平二校同时失去“交大”身份。

在上海的交通大学虽保有交大之名，但在院系调整中损失更大，不但失去数学、物理、化学、纺织、土木建筑、管理、会计、财务、水利、航空工程等理科与管理学院，被改造为一所纯工科大学；更在1955年配合政府为平衡西部高等教育资源稀缺、工业基础薄弱，超过半数师生与设施迁至西安，另外成立了西安交通大学，原交通大学则改为上海交通大学，两校分立至今，使上海交大的实力再次遭到削弱。

所幸在“文革”期间，唐、平二校最终还是复名“交大”。唐校在1971年西迁至四川，并改名西南交大；平校于1970年改称北方交通大学，2003年复名北京交大，至今未再更动。

至此，大陆地区有上海、西安、西南、北京等四所交大，第五所则是在国民党从大陆败退撤往台湾后才诞生的。原来在1949年后，美苏的冷战国际格局已经形成，在国民党政权风雨飘摇，美国又对蒋介石持观望态度，此时拥有原子弹技术等于拥有核保护伞，台湾在两岸军事冲突阶段也更有防卫能力。

美国交大同学会的赵曾珏得知核子科学已由台湾新竹的清华大学原子能研究所开始研发，但是与核能研究配套相关的电子研究与技术在台湾仍相当欠缺，于是赵呼吁在台湾成立交大电子研究所，蒋介石当局也欣然接纳，这就是台湾新竹交大得以于1958年在台复校的肇因。后来新竹交大陆续增设理、工、管理学院，才有了今天的规模。

至于两岸共五个交大至今还有传承与关联的，莫过于是校徽、校旗与校歌。台湾新竹交大现行校徽上绘有中西图书整齐堆放在铁砧上，西文书背上所写的ESA代表工程（Engineering）、科学（Science）及管理（Administration），代表交大主要的教育内容。铁砧前倚放一锤，砧的右侧扣着铁环，表示真理环环相扣，理论与实作并重。数字1896则是交大的创校年份。校徽的背景外圈是圆形环状齿轮，齿数为六十，代表一甲子，运转不息的齿轮。

上海交大、西安交大、北京交大的校徽也和新竹交大极为类似，铁砧上1896的数字不变，左侧同样放置着数本书籍，右方书籍则竖放两本、斜放一本，铁环也垂于右侧；差别是无ESA等英文字样，铁锤斜放的位置与角度也略有不同，而上海交大、北京交大、新竹交大的校徽外圈齿轮数皆为60齿，西安交大则是24齿。新竹交大校徽并无中文字，也无英文校名，上海、北京、西安三所交大则皆有自己英文校名全称，而上海、西安两校有分校的渊源，所以皆书由右至左的“交通大学”四字，北京交大则是从左自右书“北京交通大学”六字。

台湾新竹交大校徽

最后说到校庆必会演奏的校歌。西安交大校歌之上半段，除了将“楷模”改为“模楷”，以及把惊叹号改做逗号或句号外，和新竹交大现行校歌歌词完全相同，都是沿用原上海交大校歌。而西南交大偏好唐山工程学院时期，由中国教育家吴稚晖填词所做的院歌，至今完全沿用，显示延续唐山工程学院的精神，与其校徽崇尚唐山时期相互呼应；上海交大和北京交大则是另起炉灶，与其他交大都大相径庭。

交通大学，这个闪烁的金字招牌与学术重镇，在两岸传承悠久历史的同时，也绝非一成不变，纷纷开创属于自己的特色。创建于19世纪末的交大，不仅度过了中国从帝制走向共和的20世纪，相信也将在21世纪的今天教育着众多莘莘学子，承担中国学术发展与反馈社会的任务，继续在这个世界上“交流汇通”它的所有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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