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徐磊】

笔者在瑞典和丹麦都有过学习（分别为瑞典皇家理工学院应用物理系和丹麦哥本哈根大学尼尔斯玻尔研究所）和生活经历。我在瑞典生活的时间至今年夏天就满13年整，在丹麦的生活时间为1年（2007-08年）。

我是差不多6年前从皇家理工物理博士毕业，长期从事光学显微镜技术和相关领域图像定量分析算法的研究，也曾在瑞典卡罗林斯卡医学院工作过差不多两年，期间担任资深研究员——这也是为什么我在观察者网偶尔会就生物医学领域问题发声的原因，当然这也和我本科读的生物工程专业密不可分。

去年我离开学术界，加入了位于斯德哥尔摩的一家德国跨国企业，担任机器视觉应用工程师。我妻子是一名临床医生，卡罗林斯卡医学博士毕业，现在斯德哥尔摩一家急诊医院工作。

如大家一样，我和妻子对于国内和海外新冠病毒的发展一直是非常关心的。国内各大科研单位在疫情爆发以来发表的多篇学术论文我们也挑选研读过，并时常讨论。这里我就来说说北欧各国新冠肺炎病毒疫情和政府应对态度的差异。

本文讨论的北欧国家分别为瑞典、丹麦、挪威和芬兰（冰岛按理也算北欧国家之列，但因为冰岛人口太少我没有关注过相关的新闻和数据）。这当中除了瑞典是千万人口级的国家外，其他三国都是五百万人口级别的。

从人口占比来讲北欧看似无足轻重，但是北欧国家由于长期占据世界各大所谓反映先进性的指标排行榜前列，科技进步、社会富足且长期受欧洲社会主义思想影响，因而依靠高税收提供免费教育、全民医保、具有较为完备的相对其他地区较为优渥的社会保障体系，被赋予“高福利”社会的标签，从而存在着超出实际实力的国际影响力而受到一些关注。

北欧这四国当中，瑞典、丹麦和挪威主体国民同属一个民族，拥有共同的祖先维京人，也曾是统一的国家。芬兰特殊一点，但也曾经是瑞典的一部分（但曾遭俄罗斯的入侵而独立），在今天其国土靠近瑞典的部分，依然有高比例的芬兰人第一语言是瑞典语，比如瑞典统治时期芬兰的首都图尔库（或译为土库）便是如此——其城市路标首先用的瑞典语，然后才是芬兰语。顺带插一句，我博士研究的首要课题的超分辨率显微镜技术STED（2014年获得诺贝尔化学奖），就是德国物理科学家Stefan Hell在图尔库大学做博士后时发明的。本周四我恰好到图尔库出差给客户介绍深度学习，如果不是因为五位与会者当中有一位芬兰人不会瑞典语，我恐怕会有在芬兰使用瑞典语做一个小时深度学习技术报告的特殊经历。

北欧四国深刻关联的历史渊源，大约对于形成其相似的政治文化和制度有着紧密的关系，但正因为这种相似性的基础，这四国面临新冠肺炎病毒存在的态度的差异性以及疫情传播速率的差别就更显得“有趣”。

最能直观反映疫情传播速率差别的，当然就是数据本身（我跟踪四国公共媒体收集的数据绘制，截止到3月6日晚），见下图：

芬兰是北欧国家中最早发现新冠肺炎病毒确诊病例，时间是在今年1月28日，而瑞典因为1月31日的一个病例，成为第二个发现确诊新冠病毒病例的北欧国家。挪威的第一例出现在2月26日，丹麦的第一例比挪威则晚一天。此后，在一段时间内，挪威的疫情发展速度曾经一度领跑北欧，这与挪威感染的第一例的特殊性不无关系——挪威的第一例是位临床医生，因为去意大利北部滑雪而感染，并在确诊之前就把病毒传染给了一些同事和他接待的病人。而这可以解释为什么挪威在疫情传播初期增长比较快，甚至超过人口两倍于自己的瑞典。

大家或许注意到北欧四国病例明显增加差不多都发生在相同的时间点——基本上都在2月27日曲线上扬，而这大概跟四国小孩的运动假期周（父母会在该假期带小孩去外地滑雪）刚好互相交叠存在关联，并且这段时间北欧四国的确诊病例几乎都跟意大利北部有关。

接下来的疫情发展就出现明显的分差，芬兰和丹麦两国保持着小幅增长，而瑞典和挪威一路“高歌猛进”。3月5日，瑞典成为北欧新冠确诊病例最多的国家，到了3月6日已经开始有了甩开挪威高速增长的趋势。当然，后续发展我们还需密切观察。

随着新冠病毒开始在欧洲蔓延，口罩等防护物资成为了稀缺之物。一些国家开始禁止对外出口防护物资，一些国家的原材料渠道因此被切断，各国之间矛盾频发。最近居然出现了一个载满口罩的属于瑞士公司的卡车在前往瑞士途中被德国海关拦截的事情，不过目前看来，医用物资被截留的事情暂时还没有发生在北欧。

如果稍稍去挖掘这些数字背后的情况，大概会发现疫情发展的差异性或许跟四国政府应对病毒传播的态度有着不小的关联。

先谈谈瑞典这个目前情势相对最不乐观的北欧国家。瑞典主管疫情的政府部门到目前还一直在宣称“WHO高估了新冠肺炎死亡率”，否认超过3%的全球统计数字，并不停地在瑞典国家电视台（相当于中国中央电视台）报道宣传缺乏根据的0.7%-0.8%的致死率。

瑞典政府一直试图传达给公众无需担心疫情传播的讯息。瑞典最大的日报（《今日新闻》）批评瑞典主管疫情的部门给公众传播令人迷惑的信息——他们认为瑞典最糟糕的情况是会有千分之一的国民感染新冠病毒，而丹麦的估计是10-15%，挪威则认为可能导致25%的人会感染。

在一些具体的应对措施上，北欧各国的差异性态度也表现的很明显。例如对于随父母去过疫情严重地区的儿童是否应该继续正常上学的事情上，北欧国家就存在明显的差异。瑞典的疫情主管部门和教育局明确表示不允许不存在症状的孩子不上学，即使是去了疫情严重的地区也不能待在家里。

瑞典之所以做出决定是因为专家读了WHO出具的中国疫情报告，然而做出了儿童不易感，并且不会传染给他人的“独立”判断。要知道自春节到目前为止，中国的学校一直都没有开学，当然不会发生孩子在学校彼此传染的情况。我相信瑞典专家非常清楚得出这个结论存在明显的逻辑漏洞，做出这个决定不可能是出于科学上的考虑。因为让学生停学容易造成社会恐慌，并且会导致一半的劳动力需要在家看小孩，影响国家经济。

下面给出的新闻图片中，小女孩是墨西哥的，在瑞典不主张无症状的人佩戴口罩，因为如果民众因为恐慌囤积防护用品会加剧医院的物资紧缺，当然市场上的口罩早已经脱销。

（在此补充一句，此前湖北疫情爆发而瑞典尚未出现疫情之时，在瑞华人华侨组织购买医护用品支援湖北，共体时艰。）

与瑞士形成鲜明对比，丹麦对此做的决定是但凡去过疫区的孩子都要在家隔离14天。这在北欧国家里是相当谨慎小心的了。

挪威由于存在确诊的儿童病例，因而必须待在家里隔离，并不被允许和其他儿童接触，但对于其他去过疫区的儿童是否需要隔离他们没有规定，那么可以默认只要非确诊者即使去过疫区都要正常上学。这个应对态度和瑞典近似。

然而在挪威媒体上，我注意到挪威和瑞典对待疫情还是存在一些微妙的差异性的。比如挪威国家广播公司最近在其首页发表了一个新闻，采访了两个中国人对挪威没有严肃应对疫情提出这是不负责任的批评。文章中还在最后一段专门谈及WHO对中国采取的措施的肯定，这和瑞典官方还一直对WHO持怀疑态度形成不小的对比。

而在芬兰，对于同样存在去过疫区并确诊的儿童病例，他们采取了十分严格的措施。芬兰就此追踪了150名和确诊孩童有密切接触者，并全部实施隔离，甚至警告如果违背就会被罚款甚至进监狱。

然而瑞典政府的“佛系”态度并不被瑞典上层社会所接受，比如瑞典国家电视台报道说小公主上学的学校发现确诊病例之后，学校就宣布关闭了，而没有按照政府指导意见那样让未确诊或者无症状学生继续上学。

因为这个例子，瑞典长期向外界宣传的“平等”形象，至少在中国人眼中是直接崩塌了。

瑞典对待疫情的应对措施，事实上还存在刚让人担心的地方，比如对于什么样的人有检测资格，瑞典给出的标准是非常严格的。此前政府规定只有去过疫区（中国、韩国、意大利北部的特定区以及伊朗）并密切接触确诊患者，并存在相应症状的才有资格接受核酸检查。但这个规定被社会广泛批评，由于批评较多，瑞典最近放松了要求，允许去过疫区、或者接触过确诊患者（不再要求此前两条标准同时满足），有病因不明的感染患者也接受新冠病毒检测。但是这个表述，被瑞典国家电视台窜改为有严重肺炎者亦可接受检测。

这个周末，斯德哥尔摩索娜区可容纳2万7千人的体育馆将会迎来大型歌唱比赛决赛活动，对此政府的态度是一切照旧。而在丹麦，同样的活动因为丹麦政府的决定而被取消，对此丹麦国家广播电台还专门刊发了一篇文章解释为什么做了这个决定。

该文章明确指出所有超过一千人的大型活动在丹麦一律取消，因为感染的概率很大，一旦疫情加速传播对经济的后续影响其实是会更大的。而对于少于一千人的活动，丹麦健康部门主管Martine Grosos Aabye也提醒民众要自己多思考一下。当然，丹麦政府并不建议把公共交通都关闭，他们认为这样存在过度防疫的风险，会对经济造成不必要的负面影响。

结合北欧四国应对疫情的处置态度、方式和实际疫情发展的情况，我有理由相信瑞典的新冠疫情高速增长扩散还会持续，如果不改变应对策略和指导思想，其后续情况将难以估量。丹麦和芬兰目前是北欧国家中控制疫情比较有效的，从他们的应对态度和措施来讲，我也更倾向于相信他们政府公布的数字可信度。挪威对待疫情依然没有严阵以待的感觉，采取的措施不及丹麦和芬兰严厉和认真，但是似乎依然比瑞典上心一些，所以近期被瑞典超越确诊人数也不奇怪。对了，顺带再补充一点，截止昨晚，虽然最终的数字被定格在137个，但是瑞典国家电视台曾经曝出过195个的数字，但后来解释说了公布的太快出错了，应该是136个（137是3月6日的最终确诊数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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