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徐磊】

前些日子，观察者网发布了余鹏鲲老师的文章《钱学森科技大学选址浏阳，合理吗？》，我在下面写了条评论，讨论了我个人认为大学应该扮演的角色。开学季马上到了，受时评组阿周的邀请，我想结合此前比较热的农村留守少女钟芳蓉高分考上北京大学考古学专业的话题，就大学的社会功能定位的相关问题，再做一些拓展性的讨论。

从钟芳蓉选择考古专业热议的情况来看，现实中应该有相当大比例的人是以职业技校的角色来期待大学教育的，只不过觉得职业技校分数门槛低而瞧不上，但另一方面，这些人又要求大学应该成为功能性的职业技校。

我个人反对简单的用分数作为评判人的标准，社会越复杂，对分工合作的复杂性需求就越强。一方面，大学教育和职业技术教育两者相辅相成，不应该办成彼此孤立的岛屿，而是出于不同的社会功能而创办。另一方面，职业技校和高等教育培养的人才各具自身的优势和特色，完全可以成为紧密合作的同事。但如果大学被办成职业技校，进行严格定向的职业培训，那么社会中必然会缺失具有通用性人才培养的高等教育职能。

现代社会动态发展，一方面有面向既定职业源源不断地补充新鲜血液的需求；另一方面也需要大量能够应对社会中快速变化的需求从而可以更高效地自主学习新知识新技能的人群，而这需要建立在各方面基础扎实的通识教育上，而不能靠严格的职业限定性的培养方式。

与此同时，现实中很多需要解决、亟待解决的重要问题，本身并不在乎人类如何划分专业，它可能需要综合的、跨学科的眼光去审视和分析才有可能找到解决之道。正如很多人可能想象不到电池的发明最早是受了死去的青蛙腿可以动的启发（感兴趣的人可以点开给出的链接了解一下这段历史）。

而更近的一个受生物启发对工业产生重要影响的例子，包括大阪大学著名的生物物理学家Toshio Yanagida从肌球蛋白依赖无序热运动（这个过程中不需要消耗额外的能量）寻找肌纤朊纤维上的结合位点（下面的GIF动态图中没能表现出来结合位点的寻找是依靠热运动实现的），然后再依赖ATP实现最低能耗的定向运动的研究中获得灵感，现在他将这个思想运用到计算机的逻辑控制领域，用于实现超低能耗的计算。

这两个一旧一新的例子都显示出人类需要解决的重要问题本身可以是超越人为划分的学科边界的，职业技能教育在社会中有其重要并独特的价值，但是不以严格定向的职业培训为目标、重视为学生提供基础扎实的通识教育，让他们具备更广阔视野的价值也是独特的，具有重要意义的。

而就钟芳蓉选择的考古专业来说，它也并不是一门单纯靠博闻强记，或者靠掌握了挖掘工具使用技巧就可以干好的工作，在我看来，它的综合性远超绝大多数普通读者的想象。作为一名经历过严格应用物理学学术训练的技术工作者以及历史纪录片爱好者，我清楚地知道考古学的发展本身是非常依赖于现代科学和技术工具发展的，这也能解释为什么考古学的发展事实上长期是被精于自然科学和技术的西方主导的，而不仅仅是简单的政治上的“话语权”一词就能概况得了的。

且不说什么碳14测年代这样大家耳熟能详的例子，我就举一些可能大众不太了解的将自然科学和技术应用于考古学研究的实例。比如中科院高能物理所有篇科普文章《为何卢浮宫博物馆地下有台粒子加速器？》就专门介绍了使用离子束的技术手段对古代器物进行材质分析的重要意义。下图为AGLAE实验室首席科学家Claire Pacheco（法国波尔多大学古代材料学博士）。

而我博士研究所属的光学/光谱学领域，更是早就被应用到考古物品的分析研究当中，像紫外光谱、红外光谱、X射线荧光光谱以及拉曼光谱技术，在考古研究中应用是非常广泛的。我个人非常喜欢的文博电视节目《国家宝藏》中就有多个文物动用了拉曼光谱进行材质分析，见《国家宝藏！浅谈文物鉴定分析中不可或缺的拉曼光谱应用》。

作为从事应用技术研发的专业人士，我清楚地了解具体的研究对象常常会对人们已经掌握的传统技术手段提出新的要求，直接的、鲁莽的“拿来主义”不足以解决问题。因此从学科发展的角度上来讲，单是应用于文物检测的技术手段的开发，本身就足以成为考古学门下一个特定的研究方向。这也意味着，如果某个考古学家有这个意愿和兴趣愿意去研究，他/她完全有可能像物理学家或者化学家一样开发新的技术和方法，发明新的仪器设备并发表专利。

亦或者单纯出于文物保护的目的，开发新的用于文物保护的技术手段和材料。如果大家感兴趣去看看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的师资队伍在职教师，也可以看到北大有几位老师就是专门从事文物保护技术研究的。

另外，从已有的经验来讲，出于某个目的而开发的材料可能具有多种应用价值在科学界并不鲜见，比如我知道瑞典沉船博物馆里展出的Vasa战船（见下图）的保护用到了polyethylene glycol（PEG，聚乙二醇）来防止船体氧化，而我曾经在单分子实验中使用PEG来防止研究对象蛋白分子被吸附到玻璃片上，方便我研究目标分子在水溶液中自由扩散的速率。

声明一下，这个例子并不是说PEG是为了文物保护而发明的，但是完全有可能将来单纯出于保护文物开发的技术或材料具有更广泛的应用价值。

考古学是一门覆盖范围很广的学科，完全不像很多人想象的那样工作内容狭窄。在这里，我还想举一个更冷门、而同时和考古学关系紧密的古生物学例子。

我还记得几年前北京大学古生物学专业多年来只有一个毕业生，也曾引发网络热烈的讨论。我不知道有多少人还记得2010级的新闻主角薛逸凡，2014年北大毕业后她去了卡内基梅隆大学读计算生物学硕士，2016年进入匹兹堡大学攻读生物医学信息学博士学位，现在在亚马逊担任实习应用科学家。

有人可能会觉得这跨度有点大，但是对于在个人科研过程中已经用到三维计算图形学知识的我而言，这简直是太自然不过的事情了。早些年前我就读到过一篇为实现定量对比远古人类牙齿几何相似性而开发的三维图形算法论文（我就不专门科普这篇论文的具体内容，就做个高度概括的简述）。

我想说的是该论文的第一作者Doug M. Boyer，现在是杜克大学演化人类学的教授，而他的导师、论文的通讯作者是著名荷兰裔女科学家Ingrid Daubechies。值得一提的是，尽管Ingrid的博士论文做的是量子力学理论方面的工作，但她在学术界声名大噪却是因为小波分析的出色工作（但凡工作中接触过信号分析的，应该都知道小波以及它和傅里叶变换之间的关系，也能理解相关工作的重要性，此处我就不做拓展介绍了），而我知道她是因为她在三维计算图形学中的突出贡献。Ingrid因为数学上的成就，当选了美国三院院士（工程院，科学院，人文与科学院），现在也往往被看作是数学家。

通过这篇颇具代表性的论文和这两位学者的职业轨迹，大家至少获得几个感性的认识：

一是科学问题本身并不一定受人为学科划分的限制；事实上越是具有开拓性的、颠覆性的前沿研究，往往越是需要跨过传统学科边界的。三维计算图形学技术被用于研究古生物学问题，对于学界而言其实在已不是新鲜事（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古生物学界人人都掌握相应的技能），薛逸凡今天可以跨界去做IT领域做应用科学家事实上并不奇怪。

也许有的人会猜测薛逸凡现在要投身工业界是因为收入的原因。我个人不愿做这样的推断，因为事实上以她的跨学科背景，在古生物学界应该还是颇有竞争力的，在学界找一个不错的职位并不难，尽管或许收入不如在IT行业高，但是确保体面的生活质量是完全没有问题的——现在国内大学教授的收入其实也不低了。我个人认为比IT工程师996“福报”的物质条件更好，在国内的话年龄焦虑也不如后者强烈，当然比收入的上限恐怕确实是比不了。

毕竟在大学里从事研究工作，生产的是知识，而企业在商言商，看重的就是盈利的能力。这也是为什么我认为企业需要自我培养人才的体系，也不应该指望大学直接为企业培养完美契合的人才。首先企业最了解自己的需求，而且任何技能的深化必然需要在相应的过程中充分锻炼才更有利于积累，否则容易闹纸上谈兵的笑话——在这方面，大学难以越俎代庖。

当然大学可以为企业提供基础扎实、具有多种发展潜力的人才，但人才潜力的发挥以及能发挥到什么程度，一定需要企业根据其自身的战略定位创造条件，有意识地在具体的项目中锤炼潜力人才的各项技能，以契合企业发展的目标和需要。当然，大学也可以和企业有合作，甚至是较为深度的合作。大学在科学和技术的研究上往往具有前瞻性，研究的技术具有更强的探索性质，而企业擅长的是将技术立即（在可预期的若干年内）变现的整合能力，通常只在某个技术已经具有很强实用性前景的情况下才会投入研发资源，否则试错成本太高、难以为继。

大学科研探索性、试错性强的特性如果能发挥得好的话，事实上是可以让大学扮演好高科技企业孵化器角色的。船小好掉头，即使企业孵育失败但因其规模往往属于微型阶段，也不用担心会像大公司那样产生巨大的社会震动，其试错成本相对低很多。而我注意到国际诸多顶尖高校其实是非常注重大学高科技孵化能力的。我曾经在科学网专门谈论过大学作为科技企业孵化器的作用，见《从身边的例子出发谈谈实验室创业及大学作为科技企业孵化器的作用》。在新技术领域，即使大学不直接参与高科技公司的孵化和培育、或者对高科技企业进行技术转让，大学具有的社会功能也并非只限于此。

这里提及的高校技术转化或者直接参与高科技企业的孵育等这些重要的大学对社会应有的价值，表面上似乎都和人文科学关系不大。但是真要深究起来关系不仅不小，还非常重大，因为人文科学研究关心的核心问题就是人如何互动的问题，包括社会的组织形式、政治、经济、企业管理、乃至新闻传播都是围绕着人与人之间的互动而展开的。就连科学探索、技术研究都不是单打独斗，哪怕某个学术工作是某人独立完成的，这个工作的意义和评价都要放到学术共同体的框架里去讨论，而且无论这个人多么有开创性，也都无法脱离既有的科学框架和知识体系对其的启发作用。

再者，如果一个社会治理水平低，人民整体生活都非常贫困，大家都疲于字面意义上的求生存，在这样的社会中资本也是稀缺资源，会有多少人能够有条件投入到资本密集型的科学探索和技术创新的工作中去呢？现在中国社会已经不缺乏金融资本了，可是又如何引导中国的资本把资源投向对推动中国社会发展的最有帮助的地方去，而不是让金融资本成为吸血社会的寄生虫呢？我们的社会中依然存在很多值得关注和亟待解决的重要问题。然而以论文尤其是以高影响因子的英语论文为导向，就会出现真正关乎中国发展的人文社科问题得不到研究者的重视，因为设置议题的指挥棒掌握在西方学者手中。人民大学著名的三农问题专家温铁军教授就在一些演讲和谈话中批评过这样的问题。

这样的问题在理工科的研究当中同样存在。前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美国前能源部部长朱棣文（Steven Chu）于2011年12月8日到瑞典我所在的系楼做报告（后访问我所在的实验室——图片中瘦高个正在做介绍的是我的博士导师，他左侧戴橙色领带的即为朱棣文，见下图），他亲口讲了他是如何动用可以调用的学术资源比如在Science杂志上发表几篇关于biofilm的论文，从而诱导全世界政府的经费去帮助美国国防部研究试图解决的舰艇底部覆盖biofilm从而影响到螺旋桨推进效率的问题。美国自己不用投入太多资源，通过定义什么是前沿的科学研究，就可以让全世界的聪明脑袋为了追逐自己的职业发展、职位晋升而无偿为美国国防部服务提供他们想要的信息。这就是掌握前沿科学问题设置的话语权为美国带去的，很多人未曾想到过的“福利”。

要降低乃至破除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在学术前沿问题设置的话语权对中国科学研究的负面影响，就需要中国从自己社会发展的需要思考我们应该关注和解决什么样的问题，而不是看到什么问题可以得到顶级期刊的关注就去研究什么问题。否则，中国一方面在材料学领域的基础研究做到世界顶尖水平，在各种材料学的顶级期刊发表论文，另一方面工业应用需要的多种材料依然严重依赖进口的问题就难以得到解决。这背后问题的一个关键症结在于，解决世界上已经存在、但中国没有的问题不属于“学术问题”，你解决了也发不了论文，遑论影响因子高的论文。于是乎，在顶尖学术期刊上发表论文的压力，迫使中国顶尖大学和研究所的研究人员缺乏动力去研究可以实实在在推动中国进步的各种材料和技术，造成资源的错配。

好在我们国家现在已经认识到单纯以发论文为指挥棒的弊端，今年2月17日国家科技部印发《关于破除科技评价中“唯论文”不良导向的若干措施（试行）》的通知，非常明确地指出对于基础研究和应用类研究要实施不同的考核和评价。

通知中明确指出：“对于应用研究、技术开发类科技活动，注重评价新技术、新工艺、新产品、新材料、新设备，以及关键部件、实验装置/系统、应用解决方案、新诊疗方案、临床指南/规范、科学数据、科技报告、软件等标志性成果的质量、贡献和影响，不把论文作为主要的评价依据和考核指标。”并且“对于技术发明奖、科技进步奖，注重对成果的创新性、先进性、应用价值和经济社会效益等进行评审，不把论文作为主要的评审依据。”此外，通知中也明确“培育打造中国的高质量科技期刊”这样的目标。

当然这个转变不会是一朝一夕的，我也相信现有或者说既有的评价体系依然会保持很大的惯性，影响着中国研究者的课题选择和研究方向。但是只要敢于依据自己的需要开始走自己的路并坚持下去，我们有理由相信中国被“卡脖子”的高科技例子会越来越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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