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案例告诉你，移民的坑有多深-徐实-观察者网

【文/观察者网专栏作者徐实】

改革开放之初，邓小平同志曾提出“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可以先富起来，带动和帮助其他地区、其他的人，逐步达到共同富裕。”然而，历史的发展并不尽如伟人的预期。一部分“先富”对于带动其他人“后富”毫无兴趣，甚至以鄙视的眼光看待经济状况不如他们的普通群众。这些人先富起来之后，就热衷于整天抱怨“城市雾霾太多”、“食品安全不过关”、“国内不够自由民主”云云……尔后得出结论——为了自己日后过舒坦日子，为了孩子能够幸福成长，唯有向发达国家移民。

如此身体力行的“先富”自然不在少数，要么国内大批移民中介公司和国外多如牛毛的移民律师挣谁的钱呢？然而从实际情况来看，许多“先富”移民之后的生活并不像先前想象得那样如意，反而成为人生磨难的开始。我因商务活动经常往返于中美之间，近年来见到不少这样的事情。讲几个熟悉的案例，就能说明很多问题。

案例A

某高级知识分子早在20世纪90年代末就在著名高校担任副院长。当时他年仅40多岁，事业有成，生活阔绰，有房有车，可谓“春风得意马蹄疾”。然而此君觉得中国与发达国家的差距至少50年，有生之年中国发展不起来。为了“让孩子无忧无虑地成长”、“与国际接轨”，他和妻子双双从高校辞职，举家移民加拿大。

加拿大的高校当然不可能给他们提供对等的职位。这对夫妇身为高级知识分子，却长期找不到合意的工作。没过多久，此前在国内的积蓄也就用的差不多了，他们不得不去做修房子、端盘子之类的零工，含辛茹苦地供女儿读书。懂事的女儿意识到，父母维持生存尚且不易，几乎没有可能实现社会经济地位的翻盘。要想让全家摆脱这种窘境，恐怕只有靠自己了。于是，这个小姑娘拿出头悬梁、锥刺股的精神苦读数年，终于申请到了加拿大较好的大学，使得家庭的命运出现了扭转的希望。

回过头来看，那位高级知识分子曾经任职的高校后来被列入985工程，如今在世界大学排名中都是数得着的。假如他一直留在高校任职，即使运气只算一般，现在至少也该位列校务委员会，妥妥的正厅级待遇——比如今在加拿大勉强开个小超市维持生计好得太多。而且，以他从前所在东南沿海省会的丰富教育资源，加上他拥有的社会关系，他的女儿只要正常读书就能进省重点中学，而且在很大概率上能够凭藉自身努力考上985、211高校，申请她现在就读的加拿大大学更是轻而易举。

由此可见，夫妇二人背井离乡、完全葬送自己的事业，并未给女儿带来明显的收益。既然如此，又何必费这样大的周折，让全家上下脱几层皮呢？

案例B

一对大连夫妇原先经营一家不错的酒店。后来他们一心要让女儿接受“最先进的国际教育”，果断将酒店转手，套现一千多万元，然后举家迁往美国旧金山湾区。此后夫妇二人完全断绝了收入来源，全天候陪女儿读书。然而，他们的女儿特地选择了一所寄宿制高中就读，刻意和父母保持一定距离。

其实他们的女儿并非不懂事，直到她憋得不行，才向一些好友吐露了心声：我不想和父母住在一起，是因为他们的陪读给我造成了极大精神压力。他们经常和我讲，爸爸妈妈为了你做出了多么大的牺牲，可是我并不想承受他们这些牺牲啊！现在他们断绝了收入来源，全家指望依靠我一个人的努力实现翻盘。假如我没能进入美国名牌高校就读，岂不成了家庭的“罪人”？我一看到他们就会想到这些，心里压抑得受不了。住校的时候见不到父母，才能暂时忘掉那些事情，拥有片刻的轻松。

这个故事现在还没有画上句号。这对夫妇心里想的是“让孩子幸福成长”，实际上却是将一厢情愿的观念、甚至是错误的观念强加给下一代。真正有见识的父母会做子女强有力的后盾，让子女到社会上放手打拼。即使子女遇到了挫折，父母仍然能够提供基本的生活保障，子女回家还有双筷子可以吃饭。而这对夫妇的所作所为，是将自己的身家性命当作筹码，一股脑儿地押注在女儿身上，这不是把女儿活生生逼成赌徒吗？而且这场豪赌还只能不赢、不能输，否则全家没有退路、万劫不复。他们的女儿背负着极为沉重的精神包袱、被迫参与竞争，这难道会是一段“幸福成长”的经历吗？这真是个荒唐的悖论。

案例C

某位文化界人士是改革开放之后第一代大学生，受益于改革开放初期的对外开放政策，得以经常赴海外工作。当年人家没少挣外快，日子过得滋润得很——家在大城市，别人玩不起的他玩得起，他玩不起的没人玩得起。在20世纪90年代后期，此君举家移民日本，一开始还觉得小日子还说得过去，可是时间一长就感觉到问题了。

当代日本是个相当封闭的社会，从经济领域到政治领域都有大量的门阀存在，阶层固化非常严重。平成时代的经济泡沫破裂之后，日本的阶级分化也越发严重。哪怕是没有深厚背景的普通日本人，想获得上升空间都非常困难，更何况那些根基尚浅的移民呢？

20年转瞬即逝，他家在日本的社会经济地位几乎没什么变化。而当年在国内过得不如他的邻居们，后来纷纷开上了汽车、买了漂亮的商品房；有的事业蒸蒸日上，有的生意越做越大，哪怕那些平平淡淡过日子的邻居，生活水准也一点都不比他们家差。现在生活富裕了，出国游玩的机会多得是。大家去日本看过之后，发现发达国家的日子也并没有好到天上去——普通老百姓还不是混个温饱、一生房奴？于是，那位仁兄再也不是大家羡慕的对象。

说起来真有些可惜——改革开放之初的大学生极为金贵，在各个单位里几乎都被当作业务骨干重点培养。如果那位仁兄留在国内发展，只要付出正常水平的努力（还用不着头悬梁、锥刺股），就能获得远高于在日本社会中的上升空间。

许多“先富”由移民而起的人生磨难，缘于对社会环境和历史发展的错误认识。其实，某些“先富”真没弄清楚自己到底是怎么富起来的。他们深受西方自由主义、个人主义价值观的影响，认为自己在中国社会获得的财富和社会地位完全源于其个人努力，而这恰恰是一种错觉。

为什么这么说呢？举个简单的例子，大家很容易就能理解这是怎么回事。1945年8月，时任冀热辽军区十六军分区司令的曾克林率部攻克山海关，沿铁路一路进占沈阳，受到东北人民的热烈欢迎。东北的青壮年、特别是产业工人踊跃参军，使得曾克林在短时间内扩编了多达2万多人的部队【1】。曾克林带出关的连队扩编变成团，原先的战士都当上了连排干部。显然，个人能够取得的成就与其栖身的社会环境和历史趋势密不可分。曾克林部干部战士普遍升职的根本原因，是革命队伍的迅速壮大。

以上述思路，不难看出某些人为何成为“先富”群体。例如，在2000年前后，任职于股份制商业银行各分行的中层干部大概能拿到4000元的月薪；而到了2011年前后，同等职位的年薪可达50万元以上。在十来年的时间里，同等职位的收入增长了10多倍，归结为人的能力提升了10多倍恐怕说不通。合理的解释是：这些金融从业者赶上了我国金融行业发展的黄金时期，在经济高速增长的大环境下，银行哪怕只靠利贷差都有很好的效益，使得从业者成为“风口上的猪”，纷纷飞了起来。

要一分为二地看待成功学的书籍：鼓励个人奋斗有一定积极意义；但是将个人的成功完全归结于“个人奋斗”、而不考虑社会和历史因素，则是唯心主义思想，很容易误导人生观和世界观

无独有偶，某些高校教职人员也成功搭上了顺风车。1998-2006年间，高校规模迅速扩张使得教职工队伍出现缺口【2】。当时的博士、硕士甚至本科生，都有留校任教的机会。而且当时高校对教职工的考核并不严格，不像今天这样对学术成果有硬性要求。所以，在那段时期进入高校任职的教职工享受了一段轻松快活的日子，拿个副教授、教授的职称比现在容易得多。毫不夸张地说，现在一个理工科副教授的学术成果，可能比90年代末的院长都能高出一截。但是事业单位总会有论资排辈，早些年进入高校的一些教职人员“交游士林，累官固不失州郡也”，现在很多已混成学院领导、甚至校领导，享受优厚的待遇和收入。这些获益同样不能片面归结为“个人努力”的因素。

然而，很多“先富”并不这么看。他们虽然从中国的迅速发展中获益，却没有意识到中国社会的机遇促使他们致富这一客观事实。这些迷信个人奋斗和“成功学”的“先富”，认为自己哪怕去了发达国家也必定是“成功人士”，结果很快就“入坑”了。客观地说，能在发达国家过得还说得过去的，其实是一些来自中国的技术人才，例如工程师、医生等等。由于发达国家存在对技术人才的刚性需求，这些人在一段时期内确实获得了比国内更高的收入。严格来说，这些技术人才绝大多数并不属于“先富”的范畴，他们在发达国家摸爬滚打多年之后才逐步跻身于中等收入阶层。不过，国内技术人才的收入在迅速增长，TMT、半导体、生物制药等前沿行业顶尖人才的收入水平几乎快要与美国持平。身在国外的技术人才也就是不算吃亏，但很难说占了多少便宜。

马克思主义认为，人是社会关系的总和，这话其实很有道理。很多人成为“先富”并不是依靠爆棚的自身才干，而是凭借自己在中国拥有的社会关系。私企高管、金融界人士、医药代表、国有企事业单位的干部等各路“先富”人士，说穿了都是依靠大量社会关系来维持自己的经济地位。文艺界人士就更不用说了，热爱他们的观众、粉丝才是衣食父母。一旦这些人移民到了发达国家，就切断了自己原有的绝大多数社会关系；而在陌生的土地上，他们又没有能够用于维持地位的社会关系。于是，许多在中国光鲜亮丽的“先富”，移民发达国家之后几乎变成废人，遭遇了社会经济地位的“断崖式下跌”，这种结果并不令人感到奇怪。

至于“为了下一代能有更好的发展”之类的移民理由，纯粹源于信息不对称性。许多“先富”只看到了国内考学竞争激烈，却不知道发达国家同样有激烈的人才竞争。与纯粹依靠各人学力拔得头筹的高考不同，国外大学的入学申请制度公开充满歧视。例如，美国私立名校推行的是财产歧视，申请者必须提供近年家庭收入证明，确保交得起每年4万美元以上的高昂学费，没钱就别读书呗；而美国公立高校推行的则是种族歧视，学校为了保证“多元化”，不能让亚裔的比例超过一定限度，所以亚裔的成绩必须比白人好一截、比黑人好两截，才能被纳入考虑范围。呵呵，在号称“自由”、“平等”的美国，想获得一个公平竞争的机会都如此不易。不得不说，过于美好的想象，往往来源于无知。

下一代移民的麻烦还远不止于求学阶段。亚裔移民在欧美国家的职场长期受到隐性歧视，上升空间反而受限。根据美国人口普查数据(U.S. Census data)，亚裔早在2011年就占据旧金山湾区技术工种的半数之多，超过白人成为最大的群体，但是很难进入中层以上的管理层。对亚裔女性来说这一问题更为严重。每285名亚裔女性中，只有一人能进入这些公司的高管级别，而白人男性的这一数据为1/87。前思科系统(Cisco Systems)副主席巴克·吉(Buck Gee)坦陈：“白人女性有42%的劣势，而亚裔女性这方面的数据高达260%。”【3】问题在于，包括硅谷在内的旧金山湾区，已经是美国多元化程度最高、族裔平等做得最好的地区，华裔在美国其他地方面临的环境可想而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