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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倬云:关于今天世界面临的问题——答陈平、陆玉林等朋友

2020-08-03 07:14:06
导读
6月中旬,观察者网刊发历史学家许倬云教授《为何宋代以后,中国文化形成了稳定结构?》一文,陈平老师阅读后迅速联系这位“三十多年好友”,与其探讨“中国能否负起历史使命”等问题。本文整理自许教授对陈平老师的音频答复,经由陈平老师校订发布。

【文/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许倬云】

最近收到几位朋友的来信,也与几位朋友见面讨论了一些问题。尤其最近,两位同仁,一位是北京大学的陈平教授,另一位是陆玉林先生,他们都不约而同就眼下的形势提出了相当深刻的问题。

现在瘟神当道,再加上美国昏君在位,弄得情势非常让人担心。他们问到瘟疫的问题和经济布局的问题,将来会不会导致一个巨大的变化;也有问到自20世纪起始,尤其在过去六七十年里,是否有过“黄金时代”?

我们倒回去讲,二战过后,那时候大家都刚从战争中出来,有的国家打得精疲力竭,中国打得破破碎碎,有的国家勉勉强强恢复元气。美国在那个时候一枝独秀,因为它蒙受战争直接伤害最少,但在经济、设备还有兵援上付出的代价也非常大。等到二战结束,大家痛定思痛,反省我们未来要走什么途径。从短期来说,就是下一步采取怎样的复原法?

尤其是新兴的苏俄,在斯大林的领导下打败德国军队,无可讳言,美国提供了相当重要的支柱。而另外一部分中国,先是内战后是外战,外战完了又是内战,40年不能和平。后果怎么样?中国完全变了样子。没有哪一个地方像中国这般受到如此多的破坏还有灾难。

有些灾难在当时被认为是考验,认为是摸索新的发展路径的一个必经过程,但也有人认为这种新的方法、新的试验过程,是不是值得未经详细考虑就去做那么大规模的试验,比如大办公社?以及跟它相关的粮食本身不足的灾害,是自然造成的还是人为造成的?这些都是当时中国人问的问题。

战后世界群雄逐鹿

从世界全局上讲,苏联胜利了,虽然贫穷,但戴着“大帽子”,作为当年国际共产主义的一个最成功的案例,立刻就威胁到资本主义自由经济的制度之下获得胜利的西方集团。结果呢,是世界分裂,所谓的自由集团要保卫自己,要高举大西洋公约,也注重人的“四大自由”;而社会主义集团,就是要公平没有剥削的世界。

这僵持背后实际上是大国争霸的背景,并不完全就是自己要推行哪种制度。秦失其鹿,群雄去追逐秦国丢掉的鹿,中国人历史上就是逐鹿中原,战后的世界就是逐鹿世界,争夺全世界由谁来掌管的霸权。在这种情况下,黑与白、红与蓝这类对立的纠纷就出来了。

关于未来走向的思考没能完成,不仅因为军备竞赛的缘故,也因为苏联在制度上的本质缺陷。苏联的制度不是一般社会可以承受得起的,劳力支出巨大,国家支出、军费支出巨大,都不是简单的事情,所以才有后来的“苏东波”。

然而社会主义这边就垮掉了吗?不然。中国建设忽然发现有另一种方式的社会主义出来。那究竟这个社会主义和过去的社会主义有没有差别呢?这是个大问题。中国说要中国色彩的社会主义,那什么叫中国色彩呢?现在有没有再找寻的方向呢?这都是需要我们好好思考,也需要我们好好观察的一些现象。

另一方面,美国是市场经济,市场经济是钱跟货物对流,用钱来作媒介,买了货再卖到别处去,从工厂出来进入市场。

20世纪,大家曾经一度认为世界时代已经逼到面前,不再有国界,因为真正的自由市场是没有国界的,没关税的需要,所以就有了共同市场,有东亚的共同市场,有欧洲的共同市场等等。A World Market 变成人人都用的口号,认为世界经济就是平的,世界经济不应当有门槛,被隔成一块一块,因为这在经济上妨碍流动,也就无法经过自由的环境来取得资金和资源的分配了。

那在共同市场上,货品、货币、生产和销售各个环节,怎么才能得到最好的配合呢?于是又牵扯出对共同货币的需求。过去讲黄金,后来叫美金,然后说不对,又不够,要各国的货币放在一起,一个篮子,叫做基金来作为货币的标准;再后来美国人说干脆就美国做保人,用美元来作为全世界实质上的货币,也不加限制,黄金都不用管它了。这几次步骤,背后实际上也是争霸战,争夺经济上的霸权。谁在赌场坐庄,谁就稳赢。

美国在20世纪做了世界的庄主,抽了全世界的头,使美国一时之间富有的程度到了世界史上从来未见的地步。但这件事就能证明美国赢了、社会主义输了吗?是不是自由经济赢了就意味着自由经济有优势?也不然。

我们说自由经济内部很多不合理的地方在于浪费,他一直都在over production(过度生产),碰到天花板了才晓得不能再往上跳了,对那些已经准备好要去跳穿天花板的资本和劳力的投入来说,就等于白费。所以实际上有很多的财富、资源都是在尝试天花板的过程中被浪费掉的。

“人”被丢弃的困境

关于自动化和机械化的过程。能源方面,工厂生产从蒸汽动力到火力动力,再到电力。生产过程也从机械时代到化工时代,到现在数位时代。

数位时代的目标是全自动化,这全自动化固然很好听,但人不劳动,就坐在那看着机器,等着生产出来东西喂饱你。然而它喂饱的是这个工厂的主人,以及若干管机器以及设计机器的人,其他人没有工作做了,他工资哪儿来、收入哪儿来,他如何能参与到生产过程之中呢?这类生产,规模越大越赚钱,在挑选人才的过程中就有许多人就因此输掉了,比如曾经有something,曾经有若干财富,变成nothing,变成没有。

如果既无所长,也无所能,他干什么呢?他怎么吃饭呢?更大的问题,在这个过程中谁是挑选者,谁被挑出来做生产者,谁被挑出来做设计者,谁被挑出来做主人,谁又被挑丢了?丢了多少?这些都是大问题,就构成了从战后到今天,我们似乎在解决问题,实际上增加的问题越来越多。

从前有部卡通电影叫《幻想师》,里面的巫师小学徒发现了一条咒语可以指挥木桶自己去挑水。他想这可省事,于是就发动了咒语。然而他却不知道如何叫木桶停止,所以水越挑越多停不下来,世界最终就给淹没掉了。这部电影的象征意义正是今天的走向,走向“越大越多越好越便宜”,但是丢掉了“人”。

工人没有了,初级技师没有了,一般销售员没有了,打包的人没有了,剩下只有少数财东在后面玩钱,还有少数高级技术人员。越高级的技术人员,他的收入越高,等到他的技能发展到一个地步,自动化到一个地步的时候,真正操作的恐怕就是这个巫师小学徒了,他知道发不知道收。所有这些都将演变成我们要面临的极大困惑、极大麻烦的事情。

邓小平的药方

从战后到今天,真正实行社会主义的就是苏联,以及苏联强大时候东欧中欧的若干国家,还有古巴、朝鲜和中国。等“苏东波”以后,这些国家个个都变了制度。

邓小平改制之后,中国的制度实际上和俄国的制度有了很大差异。邓小平改革的最大原因就是他注重市场,注重需求跟供应之间的配合。他看到了中国大量可用的廉价土地、无穷的廉价劳力、廉价的资源和水,也把环境问题搁置到一边,所以中国一下就变成世界上发展最快、财富增长最大的国家。至于古巴,转型失败,国家没有成长;朝鲜继续撑着面子,谁也看不出什么局面。

这种情况下,究竟哪一个社会主义是真牌的,哪个社会主义离马克思近,哪个离马克思远,这又回到历史问题去。

苏联被列宁进去一翻身就翻成了苏维埃制度,这个是什么呢?碰运气。本身不经打是一方面,另外,苏联不管生产制度还是社会结构,都非常落伍。管理制度是蒙古王公留下来的游牧帝国以暴力占领统治土地的方式;生产力,继承下来的是当年帝俄时代的大农庄,王公、贵人和大地主的几千几万亩的农村土地,有成百上千的农奴在农庄上劳作。所以列宁接收下来的俄国是这么个制度,离马克思依据指证的资本主义相差十万八千里。毛泽东打下来的中国,离欧洲的工业国家距离也十万八千里。

所以治病的药方和病本身不一样,这怎么处理呢?

邓小平是抓得最好的,抓得比较接近的,可是不是完全对呢?我们一路看都好像很成功,最近看国家力量是很强大,但是我们赚的是世界的廉价劳动力的比例差,这钱能赚多久呢?我们用自己资源挥霍可以挥霍多久呢?这个是大问题。

我们希望发展中国家都受我们中国的惠,把钱撒出去买朋友,帮他们做建设,平心而论,这些朋友建设起来以后,有几个有把握不做“中山狼”?有几个有把握不回头咬你一口?抛出了债券回来得了吗?二战以后,美国抛出去了那么多救助款用于复活经济,后来都是以美国的经济霸权才把钱赚回来。那我们中国能做到这一步吗?或者我们中国是不是应该做到这一步?也是将来的大问题。

目前中国打出来的旗帜是走中国色彩的社会主义,但是现在我们还在摸着石子过河的阶段,幸亏河水还浅,幸亏河里面几个石子看得见,幸亏这河有多宽大家也摸得出来,还幸亏跨过来还机体健康,因为中国有的是劳工,有的是供挥霍的土地。

中国最近大的发展,农村快速城市化,大城市不断涌现,每个城市都是数以千万计的人口。如此造就的金碧辉煌的世界将来能否长久?农村废掉了,大面积农地或者农业就丢在那里,水源用了怎么回收?怎么控制?大坝旧了怎么翻修?有多少钱翻修?这都是大课题,不能说摸着石子过河边走边看,这些都需要思考的余地。

荒地如何再利用,这些问题都需要再思考(资料图/新华网)

谁离“共产主义”更近一点?

我们再来看共产主义或者社会主义。社会福利国家作为一端,旧苏俄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作为另一端,差别在哪里?

马克思讲,在工业生产以后,工厂主拿资本和设备来劳役劳工,劳工得到很少的钱,但要维持很大的一个生产量。那么从马克思观察到这个不平等到现在有没有修正过呢?当然有,在资本主义经济增长的条件下它被修正过。

最难以修正就是100年前美国经济大恐慌,资本主义这弯儿绕不过来了。罗斯福总统实质上就把自由经济改变为国家主导的计划经济,国家掌握印钞机,把“自来水的水龙头”管住了,下面再用税收重新分配,用于社会福利。

这一类的国家社会福利制度,从英国开始讨论到现在,也拖了很久,逐渐在欧洲方面正一步步实行。美国走得非常缓慢,二战开始又有扩张主义,罗斯福的社会福利国家做到一半就逐渐停顿下来。现在我们才又主张公益、主张医保、主张每个人基本收入。

这方面在北欧三国小国家做得很好。小国本身也就几百万、1000万左右人口,像丹麦,它基本上没有一个经济单元,从生产到分配,落实到一个链条里的也就几万人,一群村落围绕着一个城市,如此而已,他们做得最成功。我盼望下一次竞选的时候,社会福利国家的观念重新被引导到桌面上来。

丹麦哥本哈根

旧苏联是以国家作为整体,全国的社会,理论上当作是整齐划一的社会。而其实没有哪个国家的社会,它的边界跟国家边界完全统一,也没有哪个国家的社会内部是完全均衡的。

因为社会本身有地区性差别,因为地理环境上山川、河流、水源、太阳有地区性差异,北方社会、南方社会、长江社会、海岸带社会有社区的差别。城市跟乡村不一样,大工厂覆盖以后分布在各处,但各处分布要面临各种不同的自然环境,各种不同历史条件发展得来的社区。

这些都是今天嚷嚷要把社会主义工作落实或者把社会福利落实的人,都没有考虑到两种制度在执行过程中都是要有差别的。

国家社会主义,是以国家的公权力来支配整盘大局财富的运用和分配,但分配过程岂能完全公平?同样的土地面积,比如一片湖,湖面上看着一样平,但是湖底有高低,水流不一样,湖面五六尺以下就和上面不一样了。我们只管到上面平,不考虑下面不平,这效果是完全不一样的,都是需要考虑的问题。

“小规模”可以有“大意义”

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农业国家,几千年来发展出精耕制度。精耕制度不能大规模在农村实现,因为精耕细作是多元生产,除农户生产粮食以外,还生产纺织用的丝绸毛革和许多家用的东西以及加工品,甚至还盖房子。在此种情况下,一个社区拥有的功能是多样的。

倒过来讲,一个农村,土地有限,人口有限,内部的穷人得到照顾,这可以办得到。柏拉图的理想国5040人,这就是个小社区,中国的所谓乡镇的乡党邻里,各个村子的小圈之也就不过几千人而已。北欧最成功的社会福利涵盖的圈子,同样也就只几千人。所以面对面能解决的问题,比上升到国家层面去解决要方便得多。

我在20世纪晚期回到中国去看了好几个地方。因为我是学古代史的,到农村去看考古遗迹,也因此了解到农村许多不同的地区,不同的村支书带着村子里的人往各自不同的方向去发展,有了不同的后果。其中有各类差异,外面看不见,你要是住上几天就能慢慢理解中国真正的自上而下,是怎么一个过程,上面有统领,下面怎么样调节。

实际上一大群村支书各自为政,弄出了不少很了不起的可以作为样板的发展模式。从早期的大寨到最近在发展的无锡华西村,都是一群生产单元合在一起,决定内部重大发展是向外发展还是向内发展,工业发展还是农业加工发展,得到收入是马上分配还是继续做投资得到更多利益再分配,分配是金钱还是实物,房子还是其他,等等。这些,中国的村支书很能干,很多都做得很了不起。

我常举的一个例子,上海浦东那里曾经有过相当多的船坞,国际的船商到中国来造船,都由一个离海不太远的村子做接待,诸如安排外商落脚的旅馆,安排外商到船坞上访问参观、开会讨论,以及工人的来来去去。所以地方上一大笔外来的钱流进来,旅游马上就变村子发展的中心点。

饭店里的工作人员、管理人员,都是村里的小青年,种田之余就在这里赚额外的薪水。他们很能干,赚了钱也不完全分光,就开始发展农果菜市场,从最先的到地来批发,到主动向外运送,再到先接收订单,再在当地分配种植季节和数量,这个非常有计划。

农业的果菜市场成功了,他们就开始筹划小学设备更新,补助中学,让孩子穿的制服很像样子了,然后按照人口分配住家,各自几个单元几个卧室,有的付房租有的不付房租,你是本社的会员的话,你就可以拥有(entitle)你住的单元……就这么一个小村子,十年不到,从一个普通的种田村子发展成了多企业的单位。

1990年代,从浦西眺望正在建设中的浦东(图/上海市档案馆

还有我老家无锡的华西村,同样很了不起,但野心太大,要发展国际行业。其实村子还扛不住这么大的资本往下投,所以到后来发生很多困难。最老的老先生走了,没了领导人,分权分利都多了很多困难,后来等于是滑掉了。

就举这几个例子,所以我觉得我们应该做的不是拿农田,而是应该在消费单位、商业单位和生产单位的发展和协调方面做更多设计的工作。

在南京的时候,我曾经托南京市委书记朱先生捎信给江苏省政府。苏北滩涂地,海滩新生地,又是风,又是水,又是碱,一无所用,让人头痛要命。但滩涂地也是宝,它增加了面积,如果换滩涂为农田,再换农田为好田,在上面再做农产品加工,发展市区,一块烂地也可以变成有用的东西。

比如我在荷兰看过海里面填土填成新生地。土是到丹麦买了拖来填的,水是海水,有盐有碱,不能种东西,可荷兰人要在那养牛、挤牛奶、种花。怎么办呢?郁金香不能靠盐碱水来种,他们就靠养牛养羊,使得有动物的排泄物渗入,中和地里面的盐碱性。动物不断踩踏,把块状的土壤踩松散,成为柔软的土壤。他们每填一块土,就通过这个过程柔化土壤。土地好了以后,第二步就产出农产品,再弄个加工业,不仅牛奶能喝,而且荷兰的奶制品世界第一,替荷兰人养活多少人?!就是海里无中生有,填土填出来的一个东西。所以这个是可以做榜样的。

1950年代前后,荷兰填海造地(图/维基百科)

我给他们举例子,风很大,用风力发电机;没遮挡,有太阳,就放太阳能板。有太阳有风就有能源,有能源就可以重新规划土地,用生物过程柔化,得到的农业产品什么都有。

番薯是最好的一种植物,什么土壤都能种。地下种番薯,可以柔化土壤里的碱;地上养猪,猪的排泄物最多,猪的肉、皮、牙、毛都可以用。这农村加工业,就从在盐碱地上、滩涂地上养猪、种番薯开始。番薯本身人可以吃猪也可以吃;花生,人也可以吃,猪牛也可以吃,以后还可以种棉花作为纺织原料。

等到苏北的滩涂地通通驯化成可开发土地,搬进来村子或是部队,可以养活多少人口?有了这么多人口,这么多工人和眷属,就会有学校的需要,有图书馆的需要,就会有娱乐场所、社交场所,就会取得机会,取得突破。到时候报社杂志都起来,车子交通也起来,航运机场也可以做了,一步步下去什么都会有。

所以这些都可以从小规模做起,不要全国一盘棋,全国一盘棋是一亏本全部完蛋。

结语

所以几位朋友提出的问题,我初步的答案就是如此:

社会主义是群体养活群体,群体应该保持在掌握得住的大小,如果群体大到掌握不住,就会带来白浪费。我举的例子都是在中国看见的。

考古学家去山西农村挖古代遗址,雇佣当地老百姓和农民工做事情。当地人就跟他们说,你们与其远距离拉电线进来照明、用机器,何不搞个太阳能板在遗址上发电,你们走了之后这太阳能板留给我们,我们买下来也可以,我们就可以发电自己用,生产多还可以卖给别人。

我随行的一个老朋友张忠培,他是文物局的专家,他就告诉考古小组要跟当地老百姓多合作,很多资源可以用他们的地来发展,走的时候还给他们,宾主两欢。所以一个考古队到一处连续做几年的话,旁边的村落都会得到好处。山西的窑洞都会更干燥,打磨更光,有钱的房子能多盖一间,更明亮。这些都是亲眼所见的现象,都是很小规模做得很有意义的东西。

今天和各位就暂时讨论到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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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倬云

许倬云

历史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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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观察者网 | 责任编辑:李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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