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全球化的当今，大国的政治动向往往会牵动全世界的神经，美国的总统大选便是此种量级的事件。美国时间11月3日，选举之夜即将到来，最新一届总统将在乔·拜登与唐纳德·特朗普之间决出。

回望四年之前特朗普与希拉里的对垒，Facebook隐私泄露门、推特治国、财团控制选票等丑闻便频频爆出。疫情之年，总统特朗普管理不力造成的美国民众大面积感染与死亡、“弗洛伊德事件”引发的种族争端，暴露了美国在民主外衣下极端不平等的真实境况。

在此情况下的大选，似乎能够直观展示，美国最普遍大众的选票份量几何。正如学者许倬云书中所说，只要掌握斡旋之道，总统的权力可以非常之大。小州失去发言权、消失的第三方意见、无人触及的最新问题，使得美国大选形成了没有希望的“双输局面”。

本文摘自《许倬云说美国》，他以历史的角度回溯了美国民主的衰落。】

2016年选出特朗普如此荒谬的领导人，是因为两党制度之下第三方意见无法出现

联邦政府的总统是全民选举的，其权力之大俨然君王。但是，总统有任期，一任四年，两任八年，最多两任之后必须退出政坛，让新人来接替——这就不是任何世袭君王可以做到的了。只是，总统的选举要尊重加盟者州权的权力。州有大小、人有众寡，如果只是按人口比例来选出总统，那些小州永远没有发言权。美国宪法的调停方法则是以选举人票来选出总统，每一个州按照人口比例，选出相当于众议员人数的选举人，出席选举人投票会议。

目前选举制度的另一项难题，则是两党制投票之下，很难有第三党崛起的机会。因为第三党通常只在本州有一定的票数，超过原始发源地，就很难得到几个大州的选票。至于两党制的利弊，其利在两个党的立场对立非常明显，选民抉择非此即彼；其弊端则是，每一个时代都有每一个时代选民关心的议题，党纲的改变和具有某一党党籍议员的意见并不能同步开展。选民对某一个议题的界定，以及他的主张改变了，但是众议员所代表的是从他参政时期不断发展综合而来的立场，他当选所代表的立场，可能已经是十年以前的了；由这些人代表选民决定国家大政，并不能够同步地吻合此时选民的主张。

在新的意见涌现时，两党体制以及议员选举制度都没有容纳新意见的空间。尤其在那一关键时刻，选举活动可能已经过半以后，大家才发现选民其实已经注意新的议题，在选举的分野之中却无人代表这一新出现的民意。例如今天，就是关系到美国前途走向的“关键时刻”。美国社会贫富不均已至极点，新任总统和议会都必须立刻处理这一严重课题。目前参选的新人，颇有注意财富分布形势的人物，可是，有一位资深老人，还有特朗普，却没有理解情势的急迫性。

像2016年的选举，选出如此荒谬的国家领导人，就是因为两党制度之下第三方意见无法出现，以致落得这么一个令人扼腕的下场。

我在美国看过的第一个大选，就不是一次干净的选举

三权之中总统的权力非常大，虽然受立法权和司法权的约束，但由于是首席行政官，他可以以行政命令的方式，直接处理许多没有法案依据但并不违法的事务。因此，当年华盛顿做总统时，很多人以为选出了皇帝。建国以来，经过二百多年的演变，总统的权力实际上并没有受很多的约束——只是，如果选出一位不能干的总统，不知道如何控制和驾驭国会，他的职权就受到了很大的限制。另一方面，一位能干的总统如果知道怎么运用立法机构之中实质的意见领袖（亦即国会之中，享有高度声望的人物），替自己在国会护航，这位总统也可以得心应手。

假如一个总统曾经担任过众议员或是参议员，尤其曾经担任过众议员，他自己在原来的国会已经结合了一批同志——这一总统的手即已伸入国会：他不再是调停者，而是能够利用国会权力的行政官。美国历史上最能干的总统，例如罗斯福、杜鲁门、约翰逊都曾经担任议员，在国会中有相当的影响力。又例如，里根虽没有国会的经历，可是他找了布什这个有过国会经验的政治人物担任他的副手，可以经过布什拉拢国会中的权力者，操纵国会。

1980年，共和党总统候选人罗纳德·里根（左一）和副总统候选人老布什（右一）一起亮相。

不过，总统的选举是大事情，要在全国各州得到超过一半的选举人票，耗时也花钱。没有大的组织在后面运作，没有大量的金钱在后面支撑，任何人不大可能凭自己的人望当选总统职位。

我在美国看过的第一个大选，就不是一次干净的选举。1960年是我第一次亲身经历的美国大选，那时候，民主党的候选人由肯尼迪和史蒂文森竞争。史蒂文森品格高、学问好，办事能力也强，尤其他的见解是中间偏左，顾及老百姓的福祉，也有执行的能力，但是他没有财团的支持。他的对手肯尼迪是马萨诸塞州世家大财阀的子孙，又有哈佛为首的东北名校作为智囊。肯尼迪的竞选，从党内竞争开始就开创美国选举的新传统，第一次使用商业广告的力量，雇用了美国广告业的高手，以大量的金钱投入媒体。尤其电视正在普及，在每家的客厅中，经过塑造的人物，在电视荧幕上侃侃而谈，立刻就抓住了一般选民的喜好。

但是这种塑造出来的形象就如同卖香烟或是卖汽车一样，并不一定是真实的人物，而是很好的推销员。在他与共和党尼克松对阵的时候，双方都是辩才无碍的高手，然而尼克松的公开辩论，停留在无线电前的讲演，但闻其声而不见其面貌表情。肯尼迪则有广告商替他设计，面貌、衣着、神情等都是着意打扮和训练出来的结果。于是一个化过妆的肯尼迪，和一个完全没有化过妆的尼克松，在荧幕上立见高下。选民们只看见形象，而没有看见能力。

1960年尼克松和肯尼迪参加总统候选人电视辩论

到了最后投票的阶段，伊利诺伊州是大州，这一州的选票，民主、共和两党几乎是打成平手。芝加哥所在的库克郡（Cook County），肯尼迪获得芝加哥市长爱尔兰人理查德·戴利（Richard J. Daley） 的大力帮助：后者以其在当地的势力，包括芝加哥爱尔兰警察的支持，为肯尼迪“做票”，取得一千多票的多数，帮助他获得总统大位。我当时正在芝加哥读书，和一群小牧师都深深投入选举活动，对于肯尼迪一派“做票”手段其实相当清楚。那一次是我第一次体验，对我而言造成极为强烈的震惊：如此长期的民主传统，其中最重要的选举环节，竟可以如此的卑鄙和肮脏！

1960年以后，美国的总统选举进入了以财力比拼的阶段

从1960 年的大选以后，美国的总统选举进入了以财力比拼的阶段。政党本身的理念应当是考虑候选人的第一要件，然而从政党本身的初选开始，每一个参选人都要投入大量的资金，才能买到必需的广告；至于两党竞争的时候短兵相接，更是仰仗媒体的推介和哄抬，候选人才能得到选民的支持。

美国总统的诞生：尼克松与肯尼迪选战的最后一回合

这些行动，一次又一次变本加厉，造成的后果是：一方面动员媒体的规模越来越大，在这方面的开支也就愈需要大量金钱的支援；另一方面，财团和巨富的个人尝到了自己支持者当选后可以得到多少的回报——食髓知味，提供金钱者和需求金钱支持者，有意无意间发展了一套金钱与权力挂钩的游戏规则。这个风气开始后一发不可收拾，每一届的大选（除了卡特当选那次没有太多的竞争以外），金钱参与大位追逐，无所不用其极。

最近这一次，也就是特朗普击败希拉里的2016年大选，双方各自投下以亿计的金钱支援，拉开大选阵仗。在这种以金钱来比赛的游戏之下，纯粹依靠理念说服选民的桑德斯，根本就没有机会进入政党初选。

特朗普与希拉里在总统候选人电视辩论

回顾上面所说，在这种依附强者的情势下，力量薄弱的第三党不可能得到大财团和巨富的支持。至多在若干州级或市级的初选，有些第三党的意见能发出微薄的声音。可是他们的主张通常是为了弱者的选民，例如贫穷阶层或是外来的新移民，没有财团会愿意将自己的资本投入这个不可能获胜的候选人身上。美国政党政治的败坏，从特朗普时代开始，大概就只有愈走愈偏向财富决定的“富人政治”，也就是当年柏拉图指称的五种不良政治体制之一。

特朗普当选是划时代的现象

特朗普的当选也是划时代的现象，这一位总统无知、乖张，可以说是史无前例。可是，他能够得到40%铁票；虽然第一年的执政可说一无可取，而他的铁票支持率屹立不能动摇。这40%的支持者，即是阶层分异：美国社会下层正在出现的一批将要永远沉沦在贫穷无靠中的群众。在高度竞争的美国，他们的财力和才力都无法将自己提升，没有机会进入中产阶层的下端。这些人满腹愤怒，对未来一无指望，却对过去曾经有过的安定岁月和美国的伟大眷念不忘。这些不幸的贫穷无知者陷在无法自拔的泥沼里，将要成为美国式的印度种姓制度的底层。

这一股力量的涌现，是社会败坏的后果，不是这些人的过错——他们乃是牺牲者，不是造孽者。这种力量支持出来的政权，也是柏拉图五种政体之一：民粹政治。美国开国元老麦迪逊早就担忧：如果社会底层大众心有不满，这一群知识程度较差的“群众”可能冲动之下，拥护出“僭主”，凭借大位胡作非为。今日美国的情形，被麦迪逊不幸言中。

在希腊古代城邦史上，民粹政治曾经将雅典最优秀的政治家放逐出境，而致使雅典本来领袖诸邦的地位拱手让出。

我们可以预见，特朗普不会是最后一位言行不适任的国家领袖。如果有两三次同样的民粹政治出现，美国在文化上和经济上的优势大概无法再维持。在那个时候，如果一直仰仗军事力量维持霸权，对世界、对美国都不是好事。

美国的政治体制，自从独立宣言和宪法以来，重视的是人民自治，而且由于历史的发展，美国是由十三州形成联邦结合而壮大的。这两项理念，在人民自治方面，就产生了立法权和行政权之间的紧张。而在联邦制度之下，也因为顾忌到各州的独立主权，又出现了地方与中央的关系紧张。

当美国建国成功不久，一位法国的学者专程访问美国，此人即是著名的托克维尔。他回去以后，将所见所闻撰述为旅美的见闻录。托氏向欧洲报告：这个新兴的共和国，具备了不起的构想，落实人民自由民主，其理想之高超，目标之远大，值得欧洲知识界钦佩，也盼望美国的实验能够成功。然而，他也指出了美国如此设计的构想，将会留下一些后遗症。首先，一个民主社会的隐忧，乃是极端的个人主义，或引向以个人主义来代替自由—可能终于因为强烈个人主义导致的散漫，造成国家共同体的崩解。其次，在强大的国家公权力之下，可能会产生个体无法抗衡国家公权力的问题。最后，这种政治体制下，完全以数量来计算民意之所向，公民本身的素质参差不齐，有智慧的高低、知识的有无，也有是否能控制私欲的修养问题。

这些条件一旦失控，纯粹按多数表决送进一批不够格的代议员，以及不适任的总统，国家可能沦入无可挽回的境地。这些公职人员代表的是数量庞大的群众，他们凭借意气行事，或是过分地考虑私利；他们的种种行为选民们不能判断，也无法监督——如此一来，依托民意选出的政府，可能会产生多数专制的危机，也就相当于民粹主义的暴政。

托克维尔的预言果然逐渐应验。美国近三百年历史中，凡此紧张关系的拉扯，让出了空间，使得财富阶层和政治家族都介入体制内的冲突，而获得操纵国家大政的机会。

到了今天，财富能够决定政权所向，也将指挥公权力采取种种有利于发展财富的政策和法案。这使得在国家支撑之下，财富愈来愈向上层集中。各种大财团合而为一，全盘指挥政治；若干矛盾和对立的利益集团，为了利益又彼此抵制和拉扯，使得一些良法美意无法在国会通过，也无法在行政权上顺利地执行。再加上政坛人物一方面依赖财富的支持，另一方面财富和权力合二为一的时候，一定会出现一些掌权的人物，类似世袭地延续他们的政治地位。这两个方向，时而交叉，时而平行，势必将美国立国的原则—个人自由、人与人之间的平等，逐渐消解殆尽。眼看着一个人类历史上难得出现的伟大实验政体产生、发展，其目的在使人人能够决定自己的命运，聚合在一起能共同获得全体的福祉，如此伟大的实验，经过近三百年却是逐渐变质，沦落到如此地步。言念及此，能不感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