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杨渡】

一

“我是来换国旗的人，被抓到，要打掉，我没话说。如果革命成功，国旗换了，我一样抓他们。清算他们对人民犯下的罪行。”

这是我访问陈明忠，问他会不会恨那些刑求他、关押他的人，他给我的回答。“打掉”，就是枪决。

这个走过日据时期、“二二八事件”、白色恐怖，两度入狱的“台湾最后一个政治死刑犯”陈明忠，一生活得铁铮铮、响当当的一条汉子，在11月21日清晨过世。告别他奋斗九十年的人生，走上他早已无畏的旅程。

有一次我跟侯孝贤聊起陈明忠，他说：

“陈明忠是天生的领袖，不管走到哪里都一样。政治上就是领导者，就算是去混黑道，也必定是老大。人有一种气质，是天生的。”

他说得非常准确。陈明忠的性格中，有一种非常迷人的领袖气质，那就是正直率真，从不拐弯抹角，充满勇气，发起狠来，有时近于杀气；要对抗，从来就是直球对决，一无所惧。不管是对同志还是对敌人，他的性格，始终如一。

但他却是一个充满智慧与自省精神的人。

他出生在地主家庭，从小就是少爷，有人侍候着。放学回家，家里的仆人就会对着他说：“你回来了啊？少爷。” 态度恭谨。他看到他们卑屈的态度，想到在学校里日本同学高傲的态度，而台湾同学卑躬屈膝的样子，那不就是主子和奴仆的写照？他因此感到愧疚，而有了一种觉醒，觉得人不应该这样活着。

由于当少爷当惯了，陈明忠有一种天生的桀傲不逊、调皮叛逆的性格，愈是压迫，就越要反抗。

陈明忠出生于1929年，那时台湾的农民组合已经被取缔，社会运动也被镇压，许多领导者被捕。事实上，在他的成长过程中，一些左派的书、反对帝国主义的理论，都已经被查禁下架，日本已经走向了军国主义。因此，他只能在叔叔的书架或者长辈的藏书中，寻找思想的解答。

对他刺激最大的是中学时，有一次和日本同学起冲突，结果他打赢了。后来，下课的时候，老师走了，全班的日本同学把前后门都关起来，让他逃不了，围起来集体殴打，打得眼睛都睁不开，然后狠狠地告诉他：“你不是不可以跟日本人打架，但是你不可以打赢。”

这一点让他彻彻底底地觉悟，自己无论如何都不是日本人，什么教育都比不上这一课。为什么日本人骂他“清国奴”，为什么如此鄙视他、欺负他，至此了然于胸。那时日本殖民政府采取教育歧视政策，中学生的比例是日本人占五分之四，台湾人只能居五分之一，能考上中学就很不容易。作为少数者，台湾人根本不可能有打赢的机会。

陈明忠少年照

所以在日据时期，他只能消极抵抗，例如当兵的时候，不认真执行勤务，或者面对压迫，忍着挨打，却不认真做事。但这些增加的压迫却增强他抵抗的承受力。

直到光复后，他到台中农学院读书，参加了“二二八事件”，生命才有了彻底的改变。

二

“二二八事件”发生于1947年，陈明忠十八岁。1945年国民政府来台接收后，由于陈仪政府的贪污腐败、国军的军纪败坏，经济的严重失业、通货膨胀等原因，导致民怨四起，终因一桩取缔私烟事件，引起台北市暴动。抗议者到行政院示威，军警架设机关枪在行政院楼上扫射，抗议者逃去包围电台，占据电台，对全台湾广播，整个暴动就开始了。

1947年2月28日上午10时，在圆环缉烟事件后包围台湾省专卖局台北分局的抗议群众。（资料图/维基百科）

“二二八事件”是他生命的转折点。本来他只是有一点平等的思想，反抗权威与专制的正义感，但事件一爆发，他就去参加群众大会，攻打教育会馆，为了怕学校老师被本省人殴打，他赶紧回到台中农学院，叫同学林渊源先保护好外省老师。他的英雄主义与领袖气质显露无遗。

他显然善于带领群众，采取行动。当台中情势已经由谢雪红控制，他听到高雄的反抗行动被彭孟缉镇压而死伤惨重时，就决定去埔里找赛德克族的战士，一起去高雄参加作战。他招到了二、三十个战士愿意跟随，正要回台中找车子来载人时，谢雪红等人已因国军从基隆登陆，展开强力镇压而退到埔里。他又组织了人马，成立“敢死队”，在埔里狙击国军。

当年才十八岁的陈明忠，受到谢雪红欣赏，让他跟在身边，因而他得以听到谢雪红与中共地下党人讨论战事布局、组织事宜。那就是将台中的反抗者组成“台湾民主联军”，而嘉义张志忠与简吉领导的反抗者则组成“台湾民主联军”。“民主自治”正是后来在香港成立“台湾民主自治同盟”的根源。

在陈明忠的叙述里，“二二八事件”的起因，固然是一场偶发性的群众暴动，然一旦发生，原有的地下组织系统就会发动起来。当时中共地下党在台湾虽然只有七十多个党员，但趁着台湾民心激昂，群情激愤，在某一些地区，确实起到了领导的作用。而这些领导者，也并非无因，而是从日据就开始了反抗的社会运动家。

像“台湾民主联军”的张志忠与简吉，是从1920 年代台湾农民运动一开始，就是积极的组织者。简吉曾组织了台湾农民组合，连结日本劳动农民组合、日本共产党等，互为声援，在台湾有两万四千多名会员，影响力巨大。

所以当1945年日本一投降，这些当年敢反抗日本人的社会运动家，就成为台湾的领导者，维持了日本战败后逐渐失序的社会治安，维护了台湾的安定。也正是这些人，让国民政府得以顺利接收台湾。偏偏，国民政府的腐败，让这些人失望，终归在“二二八事件”中，起而反抗。

“二二八”之后，原本的反抗者纷纷流亡，谢雪红等人去香港组织了“台湾民主自治同盟”（即现在大陆的“台盟”），而张志忠、简吉等农民组合的干部则因为有广大群众基础，奉命留在台湾，持续进行地下反抗。

怀着“二二八”被镇压的不平之心的台湾人，开始认知到中国不是只有一个“白色祖国”，还有另一种“红色祖国”，因而纷纷透过读书会等方式，组织了起来，参与地下反抗。中共地下党迅速建立，从1947年的七十几人扩展到1949年已有一千两百多人。

台湾“二二八”运动的领导者，共产党员谢雪红（前排左一）与杨克煌（后排左一）

陈明忠在“二二八”之后，并未流亡，而是留在台湾，参加了地下党，在1950年代白色恐怖时期，被逮捕入狱，关在狱中。这一段时期，他终得遇见被逮捕的一千多名地下党人。包括了日据时代的反抗者、知识分子、社会运动家。

那一年他才二十岁，像一个学生一般，在狱中修习着他的“革命大学”。他眼见一个个英挺的青年，挺直了腰杆，送走自己的物品，唱着歌，走上刑场。他像一个时代的记忆者那样，记住他们的故事，保留时代的印记，了解历史的来龙去脉，等待有一天故事可以重新述说。

我曾问他，怎么看待这一段历史，会不会想报复？

他反而很坦然地说：因为有这一段经历，心中没有恨。“我是来革命的，是来换国旗的人，革命不成，杀了头是应该的。我求仁得仁，一生无悔。只是可惜，本来革命要成功了，却因为朝鲜战争而失败。所以我不怪国民党，而是怪美国阻挡了最后的一步。”

相较于我采访过的许多政治受难者家属，他的果决和坚毅，他对情势判断的清醒冷静，“英雄不流泪”的精神，让我见识到革命者的气度。

第一次坐牢出狱后（1950年7月被捕）

三

陈明忠的“革命大学”，也为断裂的历史续上了“血脉”。

台湾在白色恐怖下戒严38年，基本上，所有关于日据时代的社会运动、农民运动、文化运动，都已经失去真貌，特别是1920年代是全世界左翼运动风起云涌的时代，那些精彩的历史，几被清洗一空。甚至只要与社会运动有关的历史，都从课本、图书馆、出版品、新闻报道、研究主题中，被彻底清除了。

1980年代初，我开始研究日据时代历史时，除了日据下的旧报纸与旧杂志中有断简残篇的文字，几乎找不到有关社会运动的记载。

台湾的反共恐共无所不在。即使2000年之后，台湾史成为显学，但那只是非关左翼的历史，一旦与社会主义拉上关系，就变得敏感而噤声。

2003年，我在制作记录片《还原“二二八”》的时候，最大的困难即是无法找到真实的故事。唯有陈明忠和林书扬先生，坦率地出面受访，并协助安排后来的采访。他们仿佛是一部活的字典，人性的字典，历史的鲜活见证。从光复初期到“二二八”，从白色恐怖到党外运动，他们用生命见证了真实如初、人性如实、温暖而情义的世界。

因此陈明忠有一个最特别的意义在于：延续了台湾被中断、被抹灭、被消除了的左翼史。有这左半部历史，台湾史才算完整起来。

而那一段历史，与政治宣传都不同的是，它充满人性与温度。像谢雪红在雾社邀请赛德克族人参加“二二八”反抗军，雾社乡长反对时只说，我们“雾社事件”时死了大半，高砂义勇队又死去大半，现在好不容易有了下一代孩子，就不要再参加了。

这是陈明忠后来去雾社工作，想为地下党组织赛德克人时，才知道的事。而在地下党的计划里，雾社若组织好，北有角板山，南有阿里山，中有雾社，整个中央山脉合为一体，就是台湾红色游击战的延安。

由于简吉负责山地委员会，地域遍及桃园角板山、台中雾社竹山一带、嘉义阿里山，原住民涉及白色恐怖案件的人数，就比例上来讲，算是非常之高。但了解内情的陈明忠说，山地委员会的组织绝对不止此数，许多人——包括“雾社事件”中花冈二郎的妻子高永清——都曾加入地下党，但简吉与农组的人都未供出，尽量保护了他们。

若非陈明忠说出来，这么隐秘的历史亦将淹没了。这也成为我后来写作简吉传的重要来源。

四

1950年陈明忠入狱，被判刑十年。出狱后，他不改其志，一边做生意，一边与党外人士黄顺兴、康宁祥、余登发等人时相往来，出钱出力，赞助党外运动。1976年，因黄顺兴女儿黄妮娜赴大陆访问，见到过杨斯德等中共高干，回台被逮捕后，被问及她受到谁的影响最深时，供出陈明忠，他二度被捕。

1981年8月8日父亲节，陈明忠家人到绿岛探视

这次受尽各种最残酷的刑求。有人说，刑求逼供有四个阶段，能通过第一阶段的人很少。到第二阶段，就全部供了，连他逼你承认去偷了古井，你也会认。到了第三阶段，己经无人能挡了。而陈明忠却通过了第四阶段，不仅未供出其他人，也保护了许多党外人士。

所以刑求他的人问他：“你到底练了什么武功，能抵得住？”陈明忠回答：“决定求死，就不再害怕了。”

这一场大刑求，在他身上烙下各种伤痕。脚部因老虎凳而受伤，背部中枢神经受损。后来是在海外保钓运动人士与国际特赦组织的奔走救援下，才得以免于一死。所以他一生都笑称自己是“最后一个政治死刑犯”。

陈明忠一生信念未曾改变。出狱后经商有成，帮朋友不遗余力。他二度入狱前一天，才把筹办党外杂志《夏潮》的经费交给陈映真，被捕后，即使被打得死去活来，也未曾供出陈映真和其他党外朋友。1987年，经蒋经国秘书马英九的帮助，他得以保外就医。其后数十年，他参与筹组“夏潮联谊会”、“政治受难者互助会”、“中国统一联盟”、“劳动党”等团体。

一九九七年陈明忠夫妇宴邀刚卸任“法务部长”回政治大学任教的马英九，感谢他当年协助安排保外就医。

2005年2月27日，为了改变国民党对“二二八事件“的认知与禁忌，他受邀赴国民党中央党部演讲，还送给当时党主席连战一把象征“和解之钥”的钥匙，希望他开启两岸和平。这为后来连战的大陆之行打开先声。

陈明忠一生带着理想主义色彩，致力于两岸和平统一的志业，像一个古典的人格者，正直敢为，英雄无畏，为公理说话，为历史见证。

在深秋时节，他的辞世，让人不禁想起这几年相继辞世的苏庆黎、陈映真、王津平等，从某一种意义上来说，那种带着理想主义的典范人物，正在走入历史。而新的一代，将要如何从这历史映照里，看向未来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