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扬之】

今年三月，舒尔茨在社民党（SPD）党代会上被全票推举为默克尔的挑战者。对其个人而言，既是荣耀和信任，又是挑战和压力；对社民党来说，此举与其说是出于无奈，倒不如说是一种挣扎。

其实，挑战默克尔，舒尔茨从一开始就胜数不大，无论是国内的从政经验，还是在德国选民中的威望，他都很难望默之项背。但社民党真心（侥幸）希望他的这两个弱项能在这场政治竞赛中成为取胜的筹码：没有丰富的国内从政经验，也意味着他个人无须为上届大联合政府的政策失误承担责任；在国内知名度不高，也可以被视为鲜有政治“负资产”，俗话不是说么：一张白纸，好画最新最美的图画。

舒尔茨（图/推特认证账户@Martin Schulz‏）

可过去几个月的实践证明，社民党这个如意算盘肯定要落空。那么，“舒尔茨效应”为何注定只是昙花一现？SPD这个百年老党为何在短期内看不到重振雄风的希望？要回答这两个问题，以下几个因素至关重要。

第一，“大联合政府后遗症”

所谓“大联合政府”（GroKo），就是两个最大的政党联合执政。这种组合有利有弊：好处是，由于两党在议会中占据绝对多数，所以容易推行改革，特别是那些争议和难度颇大的计划；坏处是，议会中的反对党过弱，无形中大大削弱了政治平衡和有效监督机制。还有，对大联合执政的参与方来说，政绩容易被“老大”据为己有，而失误则少不了让“小弟”来分担。久而久之，后者的作用和声望会被弱化，落得个“陪衬人”和“配角”的地位。

默克尔2005年以来执掌的三届内阁中，有两届是与社民党组成的大联合政府（2005-2009，2013-2017）。社民党一厢情愿地认为，只要留在政府中，就能确保自己的政治影响力，但它低估了自己作为政府“老二”被“老大”逐渐取代和淘空的危险。

不得不说，默克尔是一个化解政治对手的高人。在政绩面前，她习惯含蓄地突出本党和本人的作用和贡献；在麻烦面前，则不失时机地抓人来当垫背。这个特点，默克尔在与舒尔茨的电视辩论中表现得淋漓尽致：每次被问及最让她头疼的难民问题时，她都会巧妙地强调，当时的决策是和社民党同僚商量后共同做出的。

默克尔和舒尔茨电视辩论（图截自辩论视频）

实践证明，大联合政府已成为社民党的“政治原罪”，而且时间越久，社民党对权力的依赖会越发严重，独立性和创新力越发衰弱。当然，GroKo也并非一定对政府中的小党不利。1966年，当时的“黑黄联盟”（CDU/CSU和FDP）因在财政预算上出现不可调和的分歧而告解散，之后便诞生了德国战后历史上的首次大联合政府。三年后（1969年9月），德国重新大选。CDU虽然得票最多，但没有赢得绝对多数，无法单独组阁，与自民党又因前嫌而难以破镜重圆。大联合政府中的“老二”社民党于是抓住了机会，抛弃“老大”，自立门户，与自民党开启“红黄组合”时代。

第二，缺乏具有个人魅力的政治家

1969年，社民党之所以能在大联合政府的“阴影”中脱颖而出，除了当时国内外的一系列因素之外，还有一个原因至关重要：当时的社民党拥有一批诸如勃兰特（Willy  Brandt）、魏讷（Herbert Wehner）、施密特（Helmut Schmidt）、巴尔（Egon Bahr）等具有人格魅力的政治家。上世纪九十年代末，施罗德能当选为总理，同样离不开他的个人光环。

舒尔茨常年就职于欧盟，虽然口碑不错，个人能力也不是没有（据说会说多种语言），但他明显缺乏吸引选民的特殊魅力。再看社民党整个团队，自施罗德离开政坛后，纵使上下求索，也再难觅“星光级”的人物。

其实，在人才青黄不接方面，基民盟同样如此：当年那些既有能力又有人格魅力的“少壮派”，如基民盟议会党团主席梅兹（Friedrich Merz）、黑森州州长科赫（Roland Koch）等，最后都在党内斗争中败给看似平庸、然而福星高照的默克尔，最后不得不纷纷转行，弃政从商。但社民党在后续人才方面的问题比基民盟严重得多，这也是这个百年老党在短期内很难主导德国政坛的关键原因之一。

第三，左翼口号失灵

社民党传统上是一个代表广大劳工阶层的政党，建立和保持“社会公正”一直是其施政纲领的重中之重。但这个口号的含金量如今已所剩无几，原因有以下几个：

第一，为了与基民盟/基社盟争夺中间选民，特别是施罗德执政期间推行削减福利的“2010议程”（Agenda 2010）之后，其左翼意识形态基本上名存实亡；而默克尔率领下的保守政党CDU反倒对左翼的主张采取灵活和开放的态度，严重压缩了社民党的传统空间。

第二，在德国政治光谱中，传统上属于左翼党的社民党，其左边还活跃着两个“专业”左翼政党：绿党（Die Grünen）和左派党（Die Linke）。前者始于德国版文革的“六八运动”，后者的前身是原东德共产党（德国统一工人党，SED）。这两个党由于没有争取中间选民的政治抱负，所以反倒能把左翼理念打造得更为专业，譬如生态环保、和平外交、劳工保护等，收拢了德国国内真正意义上的左翼人士。

这种来自左右两边的挤压，导致社民党的传统口号失去了原有效应。如今，选民已很难辨别社民党与基民盟/基社盟之间的区别。既然如此，相对保守的中间选民情愿选择基民盟/基社盟，或更加右翼的“选项党”（AfD）；左倾的选民中，不少干脆抛弃在他们眼里已经变质的社民党，把选票投给绿党或左派党；剩下来继续支持社民党的是部分中间偏左的选民以及它的党员和忠实信众（约占选民的20%至25%）。

第四，德国民族个性：凡事求稳

德国民族个性中，除了求精、理性、敬业这些特质外，最突出的是他们对安全感的超常需求。所以，保险公司在德国经久不衰，许多德国家庭都有各种名目繁多的保险，德国人因而被称为“安全保险迷”（Sicherheitsfanatiker）。

这个特质的具体反应就是稳中求稳，不轻易改变现状，等有把握后再往前走，权衡利弊后再做决定。所以，德国社会相对稳定，百姓即便有不满，但只要不到万不得已，能不变则不变；如果不得不变，也选择代价最小的方式。铤而走险，勇于冒险，这不是德国人的行为方式。

举个例子：德国人以前去吃中餐，通常每次都点同样的菜，为何？不是因为他们不好奇，不想品新尝鲜，而是因为怕自己在做出新的尝试后失望，所以他们宁愿选择那些已经熟悉的菜肴，这样既能饱口福，又不会浪费钱。直到后来中餐馆推出自助餐后，德国人才有了“尝鲜”的勇气，反正费用固定，碰到不合胃口的还有再做选择的机会。

自助餐（资料图）

求稳加上理性，决定了德国不可能出现诸如特朗普当选总统那样的“黑天鹅”事件。在大选中，面对一个熟悉的和一个陌生的候选人，大部分德国人会选择熟悉的。因此， 这次选举前，基民盟甚至都没有十分重视竞选纲领，因为默克尔就是最好的纲领。默克尔也的确抓住任何机会利用自己的知名度，她的口头禅是：你们都认识我（“Sie kennen mich”）。这说明，CDU成功利用了德国人求稳高于一切的心态。社民党推出新人舒尔茨，一方面因为党内没有更好的人事选项，当然也是为了摆脱大联合政府给自己带来的“政治原罪”，另一方面也说明它没有充分顾及到德国人“无把握，毋宁守旧”的特点。

笔者始终认为，在当前的情势下，有可能“逼迫”德国人思变的唯一有效因素就是伊斯兰极端主义的恐袭事件。这会引起德国人的极大不安，也会让他们联想到默克尔2015年失败的难民政策，因此，安全（Sicherheit）在基民盟的竞选纲领中占据了首要位置。

难民问题的确是默克尔不愿意谈而又不得不面对的问题，舒尔茨试图利用默克尔的这个“软肋”，可社民党作为联合政府的一员，很难撇清自己的责任，因而这张“王牌”不得不作废。

第五，国际大环境

在外交话题方面，作为挑战方，舒尔茨容易出的牌有两张：反美和反土耳其。他的确也打了这两张牌，但收效不大。

反美言论为何容易赢得德国选民的相当认同？这里有诸多原因，譬如，“六八运动”对德国社会的精神影响、德国民众对美国“世界警察”角色的质疑等。由于篇幅有限，恕笔者不就此作深入分析。

但不争的事实是：特朗普在德国人心目中的印象的确很糟糕；另外，自施罗德政府以来，德国的主要外交立足点始终是在保持北大西洋联盟的同时力求不盲从美国。在这方面，默克尔在特朗普当选后有过足够的展示，作为“局外人”的舒尔茨很难在此得分。

在笔者看来，舒尔茨唯一的攻击点是默克尔迫于美国压力答应把军费增加到国内生产总值2%。可惜，社民党和舒尔茨虽然对此提出了反对意见，但没有抓住这个问题做足文章，导致“反美”这张牌基本失效。

显然，舒尔茨把外交攻击的目标瞄准了埃尔多安，这也的确是默克尔的一个“软肋”。

问题是，默克尔与安卡拉达成的“难民交易”（Flüchtlingsdeal）虽然有强化埃尔多安专制之嫌，但“难民潮”与2015年相比毕竟已大幅回落。所以，舒尔茨强调，鉴于安卡拉的专制趋势越发明显，德国应该力促欧盟立刻终止与土耳其的入欧谈判。

默克尔反唇相讥：“我历来就是土耳其入盟的最坚定反对派，并曾因此而受到社民党的抨击。与安卡拉达成‘难民交易’，是不得已而为之，而且符合德国和欧洲的利益”。

默克尔振振有词，但内心却很担心舒尔茨对土耳其的强硬措辞能帮其赢得选票。于是，她在电视辩论中立刻跟进表示：如果社民党现在主张终止土耳其入盟谈判，她也不是不可以在欧盟内为此做斡旋和说服工作。虽然默克尔的这一立场转变显得非常唐突，但却有效地弱化了舒尔茨在这个问题上的攻击力。

德国外交的另一个支柱就是德法轴心和欧洲一体化。与法国的关系，默克尔已经驾轻就熟。爱丽舍宫虽然几经易主，但无论是保守派的萨科奇、社会党的奥朗德，还是中偏左的现任总统马克龙，默克尔都能与之很好相处。

舒尔茨在这里的得分机会并不多，他的“主场”应该是欧盟，因为他担任过欧洲议会议长，对欧盟机构了如指掌，也具有相当的人脉关系。但众所周知，欧盟事务的主调基本还是由各成员国政府来定，因此，作为欧盟第一强国的德国，默克尔自然一言九鼎，舒尔茨很难超越她的影响力。

默克尔和舒尔茨电视辩论（图截自辩论视频）

在对俄关系方面，社民党前总理施罗德多年任职于俄罗斯能源公司，使舒尔茨颇为被动，很难让选民相信社民党政府会对俄采取强有力的政策，而默克尔主导的“明斯克协议”虽然成效不明显，但她对莫斯科的态度起码始终如一。在对华立场上，社民党外长加布里尔不久前公开敦促中国“不要分裂欧洲”，相比之下，默克尔的做法更为亲和稳健。

第六，国内小环境

默克尔执政期间，德国经济稳步增长，财政收入和产品出口连年创新高。另外，就业成绩颇为显著：默克尔在任12年，失业人数减少了一半。她的这些内政政绩当然与她本人稳健的执政风格有关，但更重要的原因是受益于施罗德当年大幅度削减社会福利和改革劳动市场的“2010议程”。

很遗憾，舒尔茨当选为社民党主席和总理竞选候选人之后，采取的第一个步骤却是高调宣布要收回施罗德改革的某些措施。他本意是想以此重新赢回因“2010议程”而背离社民党的选民，却忘记老施当年的那些改革措施已被德国社会广泛视为成功的典范。舒尔茨不仅没有利用这个本来应该属于社民党的政治资本，反而对此做了部分否定，这无异于把自己手中的王牌拱手让给对方。按理说，前人栽树后人乘凉，可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乘凉者”并非施罗德的党内同志舒尔茨，而是政敌默克尔。

总体来说，德国目前国泰民安，社会保障和社会公平方面也没有特别明显的问题。所以，舒尔茨提出的“社会公平”口号，给许多选民留下了“无的放矢”和“过于空泛”的印象。另外，难民危机虽然还没有完全解决，但只要不爆发严重的恐袭事件，默克尔已经成功地控制住了局势。

根据以上六点，舒尔茨这次击败默克尔的可能性几乎等于零。笔者认为，社民党如果没有卧薪尝胆勇于下野的胆识，依然离不开“大联合政府”，估计很难在短期内恢复元气，再创“勃兰特时代”的辉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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