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扬之】

回顾历史，我们可以知道，民族情结和民族主义并非完全随着现代民族国家的诞生（1648年的韦斯特法利亚合约）才问世。此前的 “德意志民族神圣罗马帝国”、西班牙和葡萄牙全球帝国、“日不落”大英帝国，多民族的哈布斯堡王朝、或俄罗斯沙皇帝国都给自己的臣民带来过程度不同的民族自豪感和优越感，民族情结和民族主义当时就已存在了。

但是，帝国疆域的辽阔也带来内部的种族和宗教群体问题，如十五世纪末被西班牙人驱逐出伊比利半岛的塞法迪犹太人（Sephardi Jews）、法兰西的胡格诺派（Huguenot）等。这些问题，有的在法国大革命中得以解决，有的则继续存留下来，并成为历史后遗症，如现在加泰罗尼亚和巴斯克地区的地位问题等。

由此可见，民族、民族国家和民族主义的形成与欧洲列强的扩张、立国与殖民历史密不可分，这其中还参杂着诸多“种族歧视”和“宗教排斥”等内涵。从18世纪晚期开始，各种独立运动（美利坚合众国、加勒比地区、中美洲和南美洲）、民族运动（意大利、波兰、德意志）和去殖民化运动（1940年代和1960年代的印度和非洲），使传统的民族和国家概念得以超越和发展。

二战后，新兴国家以及集团（美国和苏联、华沙条约组织，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等）形成，旧国体残余（如英联邦）还存在。在这些国家和集团内，民族、种族、宗教等问题随着新移民的到来变得更加错综复杂。不仅国与国、集团与集团之间互为竞争，一国内的各民族和各民族主义势力之间也会为争取权益而彼此倾轧。

因此，民族主义、殖民主义、帝国主义和非殖民化不仅在政治层面密切相关，也显示在经济、社会和文化等其他领域。它们之间的所有矛盾——不管是在一个民族国家或一个帝国内，还是民族国家或帝国之间——归根结底都是围绕特权和资源的斗争。譬如，加泰罗尼亚首先追求的就是财政独立，而非国体独立。

有人把“不断全球化”及其带来的不安定视为当今西方区域主义和分离主义（特别在欧洲）日益强大的原因。还有人干脆把“全球化”（globalization）和“本土化”（localization）叠加在一起，创造出一个新词来：“全球本土化”（glocalization）。虽然英国的脱欧和加区的求独都离不开历史上形成的彼此隔阂和怀旧情结，但这个时髦概念却从另一角度解释了全球化给西方社会带来的意想不到的冲击效应。

Glocalilsation是一个商业术语，但似乎越来越有社会意义，图片来源：见水印

的确，全球化起到了对国际社会进行分化和重组的作用。在全球化的驱动下，民族国家一方面加紧推动区域经济和政治一体化进程（欧盟、拟议中的东亚共同体、各种多边自由贸易区等），另一方面，民族国家以及区域联盟内部却出现了分离和独立现象。（加泰罗尼亚、苏格兰、英国脱欧等）。

这种“外联内分”的逆向态势给西方社会造成不小的压力，拿欧盟作为例子：欧洲诸国若要与美国、中国、俄罗斯抗衡，除了单一市场和货币外，还必须加快政治一体化进程。同时，英国却选择了“光荣孤独”的道路，退出欧盟，另谋出路；苏格兰、加泰罗尼亚、巴斯克地区都没放弃分离或独立的目标。

这过程中常见的问题是：如果欧盟能确保外部边境的安全，加泰罗尼亚干吗还需要西班牙？如果欧盟能接管苏格兰的财政，苏格兰又何必非要留在大不列颠王国内呢？仔细观察，我们可以发现，欧洲境内地方分离主义之所以得以加强，与欧盟迅速东扩有关：原东欧各国（包括原波罗的海沿岸三国、南斯拉夫解体后的诸国）纷纷加盟，无形中也助长了西欧有些地区追求独立地位和摆脱强势中央政府的欲望。

民族主义在西方的回潮，也可以被理解为是人们对生活环境不断变化的一种本能抵触。人们内心不仅需要通过某种团体同一性的架构（国家、联盟、价值观共同体等）来区别和排除其他种性和文化，而且也希望以此来使本已非常复杂的世界简单化。因此，西方世界日益高涨的民族主义，既是西方人对自我存在感受到威胁以及社会和资源遭到外来冲击和损害的一种反应，也是他们在面对世界变化目不暇接时所表现出来的茫然和迷失。

从这个意义上说，民族主义（包括宗教极端主义，或种族主义）与普世主义，其实就是我们称之为“全球化”的这个历史发展进程中彼此对立又互为补充的两个方面。

在以 “地球村公民”为荣的现代社会里，提到“家园”或“故园”，许多人会觉得这个概念已经过时，让人联想到的更多是闭塞、狭小和陈旧。人们向往的是大都市的繁华和行遍天下的自由，哪里有朋友，哪里有亲人，哪里就是家。

谁曾想，在2017年的今天，在普世价值盛行和自由开放的西方，“家乡”和“故园”正在成为新闻和政治的时髦词汇。在德国政坛，这个词汇不再是保守政党的专利，连左翼政党（譬如绿党）也开始强调“乡情”了。

由此可见，随着民族主义的回潮和民粹主义的兴起，以“国际主义”为传统理念的左翼阵营已经很难对民众中的“思乡”情结熟视无睹了。鉴于极右政党“德国选项党”（AfD）在大选中异军突起，社民党籍的德国总统施坦因迈尔（Frank-Walter-Steinmeier）在今年德国统一日（10月3日）致词时强调指出：“思乡者并非只是那些活在过去的人”。担心失去家园的那种感觉，容易使人陷入民族主义者和排外势力设下的宣传陷阱。这种现象不仅在德国存在，在其他西方国家和地区同样如此。

AfD的崛起，图片来源：见水印

对政治、经济和文化精英们以及事业有成和行遍世界的人来说，全球化和欧洲化或许是一条通达世界、实现自我、充满机遇和不可逆转的发展之路。但对普通百姓而言，全球化带来的变化是充满危机的。他们会担心自己的生存和发展前景，担心自己的工作能力和就业机会，担心自己的家庭和安全。一句话：他们担心的就是自己赖以生存的“乡土”（heimatliche Scholle）是否还安然无恙。

在这个背景下，大量难民和移民的涌入，自然会增加他们的担忧和恐惧。“难民潮”等于把全球化的负面结果赤裸裸地带入了人们的现实生活中。原先只是有些国内企业把生产外移到劳动力便宜的发展中国家，因此，本地人对失业的担心似乎还比较抽象；如今，那些与他们抢饭碗的人就站在他们家门口或身边。

不错，西方产品是敲开了第三世界国家的大门，但全球化却把那些向往富裕的人带入了西方社会。西方国家那些难民营里，蛰伏着一支庞大的廉价劳动力队伍，随时都可以充斥当地的厂矿企业和服务行业。本地百姓的担忧应该说非常现实。

有这些担忧的人，无论如何都不会发自内心地拥护所谓的“欢迎文化”，更何况，难民营一般都不会被安排在高档区，而是穷人区。穷人对穷人，竞争何惨烈。这也就是难民潮给西方社会带来的切身问题。而且，这种对现状的担忧和对未来的迷茫，不仅弥漫在工人、失业者这些下层民众范围内，越来越多的中产阶级也感到自己的生存岌岌可危。因此，许多选民开始背离传统主流政党，转向民粹主义势力，也就不足为怪了。

难民问题若得不到合理的解决，不仅民族主义和民粹主义力量将进一步得到加强，连人道主义恐怕都会被越来越多的人抛弃。这也就是为什么德国大选九周后，四党联合执政的试探性会谈依然没有突破性进展的原因之一。

无可否认，无论是民族主义的回潮，还是分离主义的抬头，它们的背后似乎都与“全球化”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它似乎是当下许多问题的土壤和根源，可同时又给我们这个世界带来了诸多实实在在的好处和变化。

殖民时期，全球化的参与者被分为两种：宗主国和殖民地；冷战时期，全球化参与国之间的关系大致也被分为两种：朋友或者敌人。如今的全球化，所有参与者之间的关系只有一种：竞争者。

全球化有不同的形式，但不管是当年的殖民主义，还是当下的自由贸易大势，其驱动力无一例外都是资本，而资本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一直是西方的专利和强项。

西方国家之所以充满信心推动全球化，那是因为世界现行的主要体系都源自于它们。只不过，这次的全球化结果出乎他们的预料：中国的迅速崛起。

中国自近代以来，有过两次打开国门的经历：鸦片战争时被西方的坚船利炮轰开，结果是沦为半殖民地；冷战时期，在内外交困中主动打开，并走上一条励精图治、改革复兴的道路。这条变革之路的根本就在于：“深入虎穴”，“以夷制夷”。中国通过加入世贸组织（WTO），进入西方建立的体系，学会他们的运作方式，用其人之道站稳脚跟，最后成功地“反客为主”，一跃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中国意识到旧有的地缘政治已经过时，在吸取了国际关系中的经验教训后，提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务实互惠理念，用“双赢”来取代“零和”。可是，西方主流显然还无法摆脱冷战思维和意识形态阴影：一方面把所谓的人权、自由、民主等视为衡量一切的标准，另一方面坚持“没有永恒的朋友，也没有永恒的敌人，只有永恒的利益”（丘吉尔）的单边利益论，忽略了各国发展的不同轨迹和人类面临的共同挑战。

习近平主席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不仅取自中国的人文智慧，也符合西方古典思想中的哲学精髓（对立统一）。如，文艺复兴时期的神学家尼古拉斯·冯·库思（Nikolaus von Kues）就曾提出用高层次的理性去解决低层次的矛盾，用中文来表达，即以“高屋建瓴”来应对“盘根错节”。

面对全球化，为什么有些人看到的是希望和机遇？而有些人经历的却是失落和危机？物竞天择适者生存，这是西方人达尔文在其《进化论》中的名言。其实，任何世界大潮中，机遇和挑战都是并存的，就看人们如何去把握。过去如此，现在如此，将来亦将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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