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扬之】

近几日，美国国内再度发出矛盾的信号。

先是特朗普表示中美“不是贸易战”，只是“小冲突”，和中国官方“贸易摩擦”的说法相合；美媒也透风称中美领导人将在G20峰会上再度会晤。

然而，美国国家安全顾问博尔顿又威胁要退出《中导条约》，明面上冲着俄罗斯去，但分析人士都指出，也是针对中国在中程导弹方面的优势。更有甚者，前美国国防部长办公室中国事务主任博思科竟在“国会山”网站上扬言，中美第三个联合公报“应该废除”。

面对美国的各种信号，中国应当保持定力，既推动任何可能的缓和，也要继续做好长期斗争的准备。在笔者看来，这场其实早已不只是“贸易战”的争端，现在还未到出现转机的时候，原因有二：1）造成这次冲突的美国国内因素并未消除，如中期选举、白宫智囊团组成情况等；2）特朗普要通过所谓“贸易战”或“小冲突”达到的目的，明显超越了北京所能接受的底线，这一局面并未改变。

美国坚持错误认识，还怎么谈？

纵观这场贸易摩擦的来龙去脉，美国特朗普政府强调最多的是中美贸易不公平，具体表现在中国国内市场不够开放（如高关税和非关税壁垒等），以及有大量侵犯知识产权（IPR）行为。

那么，美国政府作出的这个分析和评介是否公平公正呢？中方此前的白皮书已经正面回应了美方长期以来的论调，我们不妨再用具体例子从反方向来说明：

假设中美贸易失衡是美方说的上述原因造成的，那么美方又如何解释以下两个现象呢？

第一，德国和美国之间基本应该不存在上述原因，可为何德国对美贸易也存在顺差，数额甚至已超过中国？

第二，面对同样的市场准入条件及IPR保护水平，为何德、日、韩等国对华贸易取得大幅顺差？而制造业比例较低的美、英、印等国的对华贸易却出现贸易逆差？

实际上，中国的高关税和壁垒部分与当年加入世贸组织（WTO）的协议有关。根据这些协议，中国虽然是以“发展中国家”的身份加入该组织，但由于美国的坚持，最后中国不得不做出让步，同意某些产业按照“发达国家”的标准来要求（譬如制药领域，这么做的后果在此前热播的电影《我不是药神》中得到了充分反映）。

图片来源：新华社

除某些特定产业之外，中国在其他领域提高关税，符合一个发展中国家的合法权益，并未违反“入世”协议（WTO的报告中也肯定了这点）。至于如何界定一个国家是否是“发展中国家”，WTO有自己的衡量标准，并不是按国内生产总值的排位来决定。印度这1995年加入WTO前，国内生产总值多年排在15、16位，80年代末期甚至高达11、12位，但它是以百分之百的“发展中国家”身份加入的。

很长时间内，欧美一直把中国视为世界“最大加工厂”，也希望这种状态能继续保持下去。中国的外贸额虽然很大，但出口产品中却有相当一部分属于加工和组装类，也就是说，这些产品的关键技术零件和核心组件均来自欧美发达国家，最后只是在中国组装而已，如iPhone手机等。

业内专家普遍认为，中美贸易不平衡与全球化带来的产业分工有关。美国占据了国际产业链的中高端，中国目前在很多领域尚处于低端。这是由两国的不同发展阶段和水平决定的。因此，中国出口量虽然很大，但其中低端产品占很大比例，单件利润并不高，多数是靠量取胜。

中国针对某些进口产品的高关税和技术壁垒，基本未跳出入世谈判最终协议的框架，即“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的不同标准。而且，中国在中美“贸易战”开始前后，为营建良好的谈判气氛，已经在关税等领域作出了很大的调整。

综合中外专家的观点，美国对华贸易产生巨额逆差的重要原因是：1）美国坚守产业链高端并禁止或限制高端技术的对华出口；2）在中国市场遇到其他先进国家（日、德、韩等）制造业产品的竞争；3）“中国造”产品本身的竞争力在不断提高。

既然造成逆差的原因不只在一方，那么解决贸易不平衡时就不能用高压和霸凌的手段要求一方做成改变和让步。由于美方不提改善自身产品的竞争力以及合理放松出口限制（高端技术领域），中方觉得这种态度无益于问题的解决。

中国认为，逼迫对方“就范”“投降”和“服软”，这种方法既不公允，也不可能达到目的。特朗普“你输我赢”的思维模式以及“出尔反尔”的行为方式在很大程度上破坏了谈判应有的气氛，而美国这次背后深藏的战略动机更是导致中美贸易战不断升级的根本原因。

当今世界，何为“公平”？

欧美自工业革命后有个一脉相承的认知：我们代表文明、进步和正义，我们民主、自由和强大，因此有权制定国际游戏规则，你们其他地区和国家只能按照这个规则玩，如果不守规矩，就要受到惩罚。

只要美国认为你威胁到了他的地位，它可以用各种理由来说你“违规”；自己订立的规则如果不够用或不能为自己所用，它可以启动国内的法律来制裁对方；什么都可以扣上“危及美国安全”的帽子，对自己的盟友加征钢铝税时也不例外。

人类发展至今，应该说已经文明进步了不少，比如现行国际秩序中无疑有照顾发展中国家的优惠政策，WTO对发展中国家的保护也不仅仅停留在纸面上，这点与殖民时代相比已有很大的进步。但在许多领域，依然无法抹去“丛林原则”的痕迹。

美国在二战后确立的 “布雷顿森林体系”（Bretton Woods system），根本上有两个目的：第一，确保国际竞争相对有序。第二，维护美元和美国在世界上无人企及和超越的地位。和以往的烧杀抢掠、甚至大战冲突比起来，前者当然体现了一定程度的公平，也确保了发展中国家在低端区域的生存和发展空间；但后者无疑反映了这份“公平”的局限和短板。

当然，绝对的公平和公正是不存在的。但人们在谈论国际秩序的“公平和公正”时，或抱怨其“不公平不公正”时，或许也不应该回避以下问题：

1）一个由西方制定并确保其地位不受威胁的“规则”从本质上能确保真正的“公平公正”吗？

2）既然现行的规则是以维护美国特权为前提的，那么任何对美国的赶超（不管是来自其盟友还是其他国家）是否从一开始就失去了“道义”制高点呢？

3）公平的竞争当然需要有“规则”来保驾护航，但如果这个规则从一开始就已经指定了赢者，那么对其他参与竞争的各方来说，公平又何在呢？

4）面对来自中国的“威胁”，欧美正在筹划改革“世贸组织”。但如果这个改革的目的是为了强化自身和削弱他人，那么，这样的改革是否等于在制造新的不公平呢？

5）从历史角度来看，殖民宗主国是有“原罪”的：现在的西方发达国家，有几个不曾剥削殖民地的劳力和剥夺他们的资源，并导致其在相当长时间内丧失发展的能力？

6）这些昔日的殖民宗主国在通过掠夺剥削致富后，再按照自己的需求和利益为全球制定规则。这难道不是当今世界“不公平”和“不公正”的根源之一吗？

面对这个“原罪”，今天的发达国家、当年的殖民宗主国首先应该做的是多扶持当年的殖民地和半殖民地，为世界创造一个能让这些当年被剥削致残的国家和地区成长和发展的国际秩序，这才是真正的公平和公正。

另外，所谓“公平”只有当各方差不多在同一个起跑线上时才有意义，一个让后来者和后起者永无翻身和出头之日的秩序基本无“公平”和“公正”可言。

有人认为中国是现有国际秩序和体系的最大获利者，因而应该“感恩”、“回报”和“反哺”。实际上，中国一直未忘自己的国际义务，它对国际组织和在第三世界的大量投入足以证明这点。在今年的中非论坛上，非洲领导人和学者也纷纷站出来，用本国的实际例子，证明中国对它们的巨大帮助，并驳斥了西方关于中非关系的种种谬论。

还有，中国改革开放后持续三十多年的高增长本身就是对全球经济稳定发展的最大贡献；在上世纪九十年代末的亚洲金融风暴和始于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中，北京的优良表现有目共睹。

不错，中国是“借鸡生蛋”了，但当这只“鸡”要求中国感恩的时候，它是否想过自己是如何养肥的呢？更准确地说，开放的中国经济，其与世界经济的关系是一体的，硬生生分出什么“鸡”和“蛋”，本来就是西方“鸡蛋里挑骨头”的话术。

如果我们真能做到相对的客观和公正，那么就不难得出以下结论：在现行“秩序”和“规则”之下，西方发达国家要赶超美国，即便可能也会被搞成不可能（日本和欧盟就是例子）；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要赶超发达国家已经非常不易，若要赶超美国则几乎没有可能。

现实一而再三地告诉世人：现行的“规则”和“体系”是围绕美国利益转的。

1947年7月“布雷顿森林”会议期间，据说英国代表曾建议，今后出现贸易不平衡时，“顺差国”和“逆差国”应共同采取恢复平衡的措施。这一颇为合理的建议却遭到美国的坚决反对，华盛顿坚持要“逆差国”单独修正自我。最后，当时已呈颓势的英国“人微言轻”，只得听命于新兴第一强国美利坚。

那么，美国为何坚持要“逆差国”单独修正自我呢？理由很简单：因为在当时的美英贸易中，美国是顺差国。

如今，中美贸易出现不平衡，美国不再要求自己这个“逆差国”修正自我，而是一味要求中国这个“顺差国”作出让步。为何？理由同样很简单：如今美利坚是逆差国了，而美利坚是不会承担修正自我的责任的。

由此可见，现行国际秩序最大的隐患就在于它表面公平之下的不公平，以及美国利益高于一切的的霸凌主义。

新加坡国立大学李光耀公共政策学院院长马凯硕（Kishore Mahbubani）在哈佛演讲时曾呼吁美国为自己“积点德，留后路”。他说，如果美国希望中国做老大时遵循国际规则，那美国现在就要以身作则，而非言行不一。

不管中美之后的领导人会面是否会带来积极的成果，有一点可以肯定：新的国际格局需要新的国际秩序，而新的国际秩序的制定既离不开美国，也少不了中国。任何没有中美参与制定的新秩序都不可能给未来世界带来稳定和繁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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