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扬之】

一段时间以来，西方一些国家，特别是美国，对中国的华为“谈虎色变”，死死咬定华为有政府背景，产品有所谓的“后门”。到目前为止，美国迟迟拿不出针对华为的实证，而西方情报机构进行非法窃听的行动，却时不时见诸于媒体报道中。

2013年夏，美国中情局（CIA）前职员斯诺登（Edward Joseph Snowden）在香港向英国的《卫报》（The Guardian）和美国的《华盛顿邮报》（Washington Post）披露了美国国安局（NSA）的监听项目——“棱镜计划”（PRISM）。

斯诺登曝光的细节令整个世界震惊哗然。当时，默克尔在获悉自己的手机也是被窃听的目标时，说了一句至今余音缭绕的名言：“窃听朋友，这可不行”（Ausspähen unter Freunden, das geht gar nicht）。

最近，德国电视二台（ZDF）的背景调查专题节目“直击21”（Frontal21）、美国《华盛顿邮报》（Washington Post）和瑞士广播电视台（SRF）联合推出了有关又一起“窃听丑闻”的调查报告。

“卢比孔行动”和“密涅瓦计划”

笔者承认，猛一听到“卢比孔行动” （“Operation Rubikon”）这个名称，首先联想到的是德国作家普吕格（Andreas Pflüger）的侦探小说和据此改编的电影。

真有同名小说，但现实比小说更精彩，图片来源：bucher.de

其实，“卢比孔”（英文：Rubicon，德文：Rubikon，意大利语：Robicone）是意大利北部一条约29公里长的河的名称。在古罗马时期，该河是意大利本土和山南高卢的分界线。

那么，这个河名与情报机构的窃听又有什么关联呢？

看了德国电视二台的报道才知道，“卢比孔”不仅是一个河名，还有一个典故。

西方有句成语叫“渡过卢比孔河” （英文：crossing the Rubicon/德文：den Rubikon überschreiten），此话的背景是古罗马时期凯撒和庞培之间进行的内战。

按照当时的法律，谁率军向南越过此河，即被视为挑战罗马的“叛变”行为。有鉴于此，当时任高卢行省总督的凯撒在公元前49年决定越过卢比孔河前，一直非常犹豫，但最后还是扔下那句名言：“骰子已经掷下”（Alea iacta est）。

在当时的语境下，这句话翻译成中文，大概就是“破釜沉舟”的意思。但在西方文化和语言中，这条河的名字从此便含有“越界”和“破戒”的意思。

由此可见，德国联邦情报局（BND）当年给那次与美国中央情报局的合作冠以“卢比孔行动”代号时，非常清楚自己如此规模地在全球进行窃听是严重的“越界”和彻底的“破戒”。

如果说德国人做此事时还有些“良心不安”的话，那么，美国人的表现却相当的不以为然。他们给自己的行动取了个听似很“古典”的雅名：密涅瓦。“密涅瓦” （Minerva）是古罗马神话中的智慧女神和战神，相当于古希腊神话中的雅典娜（Athena）。

如此取名，可以想象美国中情局对该项目的构思和效果是相当自豪的。他们一直将其称为“世纪妙招”（der Aufklärungscoup des Jahrhunderts）。

有趣的是，与密涅瓦女神密不可分的是她肩头那只猫头鹰。在古希腊文化中，猫头鹰象征着智慧，敏锐和警觉。德国电视二台这次启动调查时，故意给自己的项目取了个代号：“猫头鹰”

在数月的采访过程中，三家媒体的记者走访了欧洲、北美和南美的不少当事人和专家学者。

出于可以理解的原因，他们中的许多人不愿意暴露自己的真实身份，但也有人首次公开谈论德国联邦情报局和美国中央情报局的这个多年合作项目。

德国总理府前情报总管施密特鲍尔（Bernd Schmidtbauer）至今依然认为，当年的“卢比孔行动”让世界变得稍加安全了些。

英国考文垂华威大学（Universität Warwick）的国际安全政策教授奥尔德里奇（Richard Aldrich）甚至称“卢比孔”可能是情报史上“最大胆，最丑陋，也是最重要的行动”。

而这个窃听行动的成功，离不开中立国瑞士的一家公司的存在。

神秘的“克里普陀公司”

“克里普陀集团”（Crypto AG）是一家生产加密仪器的瑞士公司，创办于二战时期，总部设在瑞士楚格州（Kanton Zug）的小城市施泰因豪森（Steinhausen）。

老板哈格林（Boris Hagelin）是位俄裔瑞典籍发明家。他制造的体积较小的加密装置获得美军的青睐，挣了第一桶金，也奠定了他与美国情报机构几十年的合作关系。（CIA和NSA分别在1947年与1952年才正式成立，哈格林与美国情报机构建立“交情”应该比这两个著名机构本身还要早。）

哈格林，图片来源：www.cryptomuseum.com

无论是热战还是冷战期间，世界各地对克里普陀加密器的需求很大，客户遍及五大洲。

上世纪六十年代末，准备退休的哈格林打算出让自己的公司。消息传到德国总理府，当时的勃兰特政府认为这是个千载难逢的好机会。最后，总理府总管恩姆克（Horst Ehmke）批准了德国联邦情报局与美国中情局合作，双方各出一半购买金（850万美金）。

如何掩盖公司背后的真正大股东，双方的确费了一番周折。为了掩人耳目，全盘由列支敦士登的一家信托公司操作，慕尼黑的西门子公司在头些年派人担当董事会主席。

除董事长之外，公司里只有一两个高管知情。他们的任务是，为加密仪器设计和安装“后门”，在计算方法上做手脚，以便德美两国的情报机构能够解密全球使用者的交流信息。

克里普陀公司的产品声誉颇佳，譬如，“CX52”型加密仪被称为“不可破解”的皇牌产品，卖得非常好。1970年，它给公司带来的收益为1500万瑞士法郎，五年之内翻了三倍多，高达5100万。

公司的客户遍及五大洲，黄金时期的订单来自全球130多个政府、军方和情报部门。

其中包括，中东的沙特、伊朗、伊拉克、叙利亚、约旦、科威特、黎巴嫩、阿曼、卡塔尔和阿联酋；非洲的埃及、阿尔及利亚、利比亚、摩洛哥、突尼斯、埃塞俄比亚、象牙海岸、尼日利亚，坦桑尼亚和南非；拉美地区的阿根廷、智利、巴西、哥伦比亚、墨西哥、秘鲁、乌拉圭、委内瑞拉等。

欧洲国家也在其列，包括爱尔兰、西班牙、葡萄牙、意大利和土耳其这样的友邦和盟国。此外还有南斯拉夫这样的不结盟国家。

这些客户不知道的是，他们的外交和军事交流信息一直被“第三只手”大量截获和破译。

而包括苏联和中国等社会主义阵营国家之所以能“幸免于难”，纯粹因为当时世界正处于冷战时期。这些国家警惕性高，使用的是自己研发的加密系统，不会从西方的瑞士公司进口相关产品。

“卢比孔行动”硕果累累

这个持续很久的德美情报机构联合行动究竟有过多少斩获，我们从这次披露出来的例子中可见一斑：

1）巴拿马

梵蒂冈据说非常信任中立国瑞士的产品，但它万万没想到，德美的情报机构连天主教教宗也不放过。

1989年，美国总统老布什下令美军突入巴拿马，实施代号为“正义之师作战”（Operation Just Cause）的军事行动。通过克里普陀的加密器，监听者掌握了军事强人诺列加（Manuel Noriega）藏匿在梵蒂冈驻巴拿马大使馆内的信息。

1990年1月3日，曾和美国关系非常密切、后来又跟“主子”叫板的诺列加将军向美军自首，后来因所谓的“毒品买卖”被判处40年徒刑。

2）阿根廷

上世纪七十年代，阿根廷尚处于军事独裁时期。军政府任意绑架、虐待和谋杀反对派人士。数以千计的不同政见者被军用飞机带到空中，然后将他们生生抛入大西洋。

德国北海沿岸有个叫胡苏姆（Husum）的小地方，联邦情报局在那里设立了一个监听站，取名“响板”（Kastagnette），对外挂的牌子是“联邦电讯统计局”（Bundesstelle für Fernmeldestatistik）。

德国联邦情报局在这里能侦听到阿根廷的外交和军事交流内容（譬如，军政府杀害了三万多人）。当时的德国总理施密特也知悉那里发生的“空中抛人”行为，但没有提出抗议，德国照样参加1979年在阿根廷举行的世界杯足球赛。

3）智利

1970年，左翼的阿连德（Salvador Allende）当选为智利总统。右翼军人想在美国的支持下推翻他。瑞士公司的加密仪此时也帮了大忙。

负责全球电子监控的美国国家安全局（NSA）能在第一时间读到阿根廷和智利这两个国家内的交流信息，对那里的情势一目了然。

1973年9月11日，皮诺切特在CIA的大力支持下发动流血政变，推翻了阿连德总统。

在皮诺切特之后长达17年的独裁统治时期，有三万人被监禁，其中很多遭到了残酷的刑讯，三千人被杀害或被失踪，一百万智利人不得不逃亡。

4）马尔维纳斯战争

1982年4月，阿根廷军队占领了大西洋中的英管“福克兰群岛”（Falkland Islands）。

倒霉的是，阿海军使用的正是瑞士的加密器，所以军方的内部信息全部被德美解密并转给了英方。

当时的英国首相撒切尔本来可以依据获取的情报阻止那场战争的发生，但她面临的国内压力太大。最后，大英帝国的最后“尊严”在决策时占据了上风：撒切尔没有用获取的情报来进行外交斡旋，而是将其变成了军事软实力。

阿根廷的“贝尔格拉诺号”巡洋舰就是在英国获取情报后被击沉，在千余舰员中，有三百多人阵亡。

“贝尔格拉诺号”巡洋舰沉没，图片来源：medium.com

5）柏林舞厅袭击事件

1986年4月5日，颇受美军大兵喜欢的柏林“美人”（La Bella）迪斯科舞厅遭到袭击，造成3人死亡，200多人受伤。

事件发生的第二天，美国总统里根不顾智囊圈的反对，直接披露掌握了利比亚驻东柏林使馆与其国内外交部的加密通讯，认定利比亚为幕后凶手。他说：“我们的证据非常精准和无可辩驳。”

的确，卡扎非当时是瑞士克里普陀公司的大客户，因此，德美的情报机构能毫不费力地监听利比亚政府的内部交流信息。

根据三家媒体的调查，在“美人俱乐部”事件中，德国联邦情报局起着关键作用。既然是全程监听，自然就不能排除德方提前知道袭击计划的可能性。如果是这样，德方为何没有制止袭击的实施？

6）德黑兰“人质危机”。

1979年伊朗革命发生后不久，伊朗学生冲进美国驻德黑兰大使馆，并绑架52名使馆人员作为人质，以此来要挟美国引渡流亡在那里的前国王巴列维。

美国国家安全局前局长和中情局前副局长英曼（Bobby Ray Inman）在接受《华盛顿邮报》采访时证实，那些被做过手脚的加密器在此事件中起到了重要作用。据他透露，卡特总统当年几乎每天都要了解监听的最新情况。

结合当下紧张的美伊关系，伊朗似乎是老天派来对付美国的“克星”：以往，密涅瓦肩头那只猫头鹰传来的破译信息每每都奏效，可偏偏在对伊朗的行动中处处碰壁。卡特总统虽然每天看情报，但解救人质的军事行动还是在恶劣天气中大漠折戟，最后导致他本人在连任竞选中败给了里根。

7）“九头蛇事件”（“Affäre Hydra”）

13年之后，发生在伊朗的又一事件（在秘密档案中被称为“九头蛇事件”）导致德美情报机构合作的终止。

1992年3月，克里普陀公司商务代表汉斯·布勒（Hans Bühler）在德黑兰家中被捕，罪名是“涉嫌间谍”。此后，他在非常恶劣的条件下被囚禁了292天之久。

布勒蹲了9个月的监狱之后获释，外人都以为是公司出了一百万瑞士法郎保释了他。其实，这笔钱是德国联邦情报局一家出的。

德方走出这步纯属无奈，因为美国中情局以没有为“人质”付赎金的传统为由拒绝介入。而担心事情可能败露的BND想赶紧息事宁人，所以在CIA袖手旁观的情况下只好动用国库。

受尽折磨的布勒出狱后才一个月即被公司解雇，加上他还在狱中时就被要求签署一份公司对他被捕一事不负法律责任的文件，这位当年的金牌销售员于是对此事产生了怀疑，并开始自行调查。

后来他在接受《瑞士杂志》（Schweizer Illustrierten）采访时说：“我掌握了新的信息，能证明我以前的公司常年为情报部门服务。”

克里普陀公司因公司名誉受损而起诉布勒。这场“闹剧”最后得以庭外解决，布勒拿到一笔钱，作为交换，他答应保守秘密。

德国“见好就收”

德美瑞三家媒体调查后发现，不仅德国联邦情报局和美国中情局卷入丑闻中，中立国瑞士的情报机构也是知情者，而且还帮助德国和美国保守秘密。

德国总理府前情报总管施密特鲍尔在接受德国电视二台采访时，依然认为“卢比孔行动”是德美安全部门成功合作的典范。他说，直到有人开始管不住自己的嘴了，这个行动才受到干扰。

此话所指明显，那就是克里普陀公司的商务代表布勒。他的言论，致使德国总理府的负责人认为本来天衣无缝的“克里普陀神化”出现了裂缝，外交风险太大。

重新统一后，欧洲邻国开始用警惕和质疑的眼光来看待德国。为了避免节外生枝，德方在科尔任期内决定终止“卢比孔行动”，把自己的那一半股份以1700万美金的价格卖给了CIA。

三家媒体掌握的秘密文件显示，公司每年的经济收益作为活动经费回流给联邦情报局，而议会预算委员会和审计署对此却毫不知情。按照法规，联邦情报局对此有通报义务。因此，这一暗箱操作行为一旦曝光，后果不堪设想。

施密特鲍尔说：“在权衡了风险之后，也出于对其他国家的公平，加上针对西方的危险正在明显减弱，我们作出了走新路和将来不再进行这类行动的正确决定。”

而另一半的真相是，克里普陀公司面对当时业内的技术进步，已无太大的经济收益。这也是德方想“金盆洗手”的一个原因。

德国电视二台和《华盛顿邮报》虽然报道的是同一件事情，但是，由于采访对象的国籍有所不同（德方采访更多的是德国和欧洲方面的人士，而美方肯定对美籍人士更加近水楼台），因此，三家媒体虽然同时播报，但字里行间还是能听到一些“异同”侧面的。

譬如，德美两家媒体的报道中都说美国与德国情报机构每年都会瓜分Crypto AG公司的巨额利润，但两家会经常因一些分歧而争论。至于两位“股东”的“分歧”究竟在哪里，报道中透露的细节就出现了“不同”。

《华盛顿邮报》写道：“对于中央情报局来说，德国人似乎总是一心想着赚钱。美国人不断提醒德国人，这是一次情报行动，不是赚钱事业。”

德国电视二台的采访结果是，德国人对美国人选择监听对象时表现的“任性”感到震惊，他们抱怨美国连友邦和盟友都不放过。

从这个例子中，我们可以看出德国人和美国人不同国民性的一个侧面，同时，它也反映了有过战败历史的德国对“作恶”的敏感，以及美国人作为西方世界领袖表现出的“肆无忌惮”。

在进行调查过程中，德国联邦情报局、总理府以及西门子公司都拒绝接受ZDF的采访。CIA、NSA和美国政府也对此事三缄其口，保持沉默。瑞士情报机构则干脆否认知悉克里普陀公司的真实背景。

现任瑞士情报局副局长尤尔克·布勒（Jürg Bühler）当年参与了对克里普陀公司的调查。他说：“无人能给我们提供加密器被做过手脚的证据……我们调查过公司股东的背景，但到了列支敦士登后就难以推进了……所以我们认为怀疑没有依据，也就没有立案……回过头来看，我们发现有些地方被人骗了，这当然让人不爽。”

克里普陀公司在2018年一分为二：只负责瑞士市场的“CyOne AG”和负责世界其他地区市场的“克里普陀国际”（Crypto International AG）。公司现任领导都表示对这段历史不了解。

三家媒体报道后，瑞士经济部暂时停止了克里普陀国际集团的所有出口业务。

据《华盛顿邮报》的调查，美国中情局在德方出局后还持续利用克里普陀加密器监听了很久，直到2017/18年才卖掉，获利5000万至7000万美元。

结语

整个事件显示，包括针对朋友的窃听，不是如默克尔抗议的那样“绝对不可以”，而是实践了几十年的国家行为。

“卢比孔行动”被曝光后，涉事部门自然保持沉默，但立法机构内的各党派则反应强烈。他们呼吁联邦政府进行彻查。

自民党（FDP）议员托梅（Stephan Thomae）说：“我们要知道联邦情报局究竟干了些什么？钱派了什么用？还剩下多少？哪些国家被监听了？哪些友邦被监听了？”

绿党（Bündnis 90/Die Grünen）议会党团副主席冯·诺茨（Konstantin von Notz ）认为这次窃听行动“毫无道德底线”（“ohne moralische Grenze”），并已经提请联邦议会情报监管委在下次会议上讨论此事。

“左翼党”（die Linke）表示，“最严重和最不可原谅”的是，联邦政府明知有些国家发生了大规模的违反人权行为而未作出任何反应。

瑞士议会已经开始着手进行调查，比利时的情报部门也在了解“卢比孔行动”是否也涉及到了本国。

但大家当下最关心的问题是：这类窃听行动只是“过去完成时”还是“现在进行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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