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扬之莱茵日记:我们离意大利的局面有多远?

2020-03-23 08:24:30

【文/ 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扬之】

最近两三个月里,新冠病毒在全球的演变,有时给人一种“穿越剧”的感觉。

病毒在各地区流传的先后次序不同:中国不幸首当其冲,独自面对这“飞来横祸”,紧接着是东亚地区,现在已扩散至全球,而欧洲竟成为新的“重灾区”。

换而言之,昨天你或许还是个遥远的“观望者”,今天突然就有可能已是“剧中人”。

尽管疫情在各地的发展阶段不同,但却有着不少相同的轨迹,所以,人们似乎有了某种“预测”未来的能力:昨日的中国、韩国、日本,就是今日之意大利、西班牙、法兰西;而今日疫情明显好转之中国,已成为欧美企盼的明天。

现在有些华人判断欧美的疫情,甚至到了“能掐会算”的地步,为何?

因为中国刚刚经历了一波,而且是在无所借鉴的情况之下。也就是因为这个原因,当华人前一段看到德国政府在疫情防控中,以惯有的冷静和谨慎,三思后行地迈着小步时,会心急如焚,甚至心慌意乱。

德国政府此前“不紧不慢”的防疫节奏,其实也是因为其国内感染和死亡人数还没有高到“火烧眉毛”的地步。如果感染和死亡人数在短期内已经或预期将快速飙升,那么,公共健康制度再优越,国家提供的资金支援再丰厚,恐怕都难以避免程度不同的医疗挤兑现象出现。

生活在德国的笔者,愿将自己在这里的所见所闻,陆续用“夜话”的形式记载下来,和观察者网的读者聊一聊。

3月17日(周二)

默克尔(Angela Merkel)在其15年的总理生涯中看似顺风顺水,其实却经历了两个“大坎”:第一次是2015年夏末的“难民潮”,让她从此戴上了“难民总理”的帽子;第二次无疑就是这次由新冠病毒引发的“大瘟疫”。

此前,在党务上已经退居二线的她,出镜率大不如前。除了年初的“利比亚问题”柏林峰会外,几乎没有什么大的建树。疫情开始初期,站在第一线指挥的一直是德国卫生部长施帕恩(Jens Spahn)和他的专家组。

直到上周末,默克尔才“千呼万唤始出来”。她要么不出来,一出来就频频亮相,几乎天天召开新闻发布会。这意味着德国的疫情不容乐观。

默克尔:新冠肺炎是德国二战以来的最大挑战

本周末以来,德国政府开始采取大范围的严厉措施,让人真切感觉到德国的疫情正在发生变化,防控到了关键时刻。联邦内阁与各州政府和专家顾问日前协商后达成一致,决定采取以下措施:

除了维持日常生活必需的行业(食品超市、医疗机构、司法警务、钱庄银行和货物运输等)之外,其他所有领域都进入“休克”状态。

出入德国的航运停止,与法国、瑞士、奥地利、卢森堡和丹麦的边界关闭,各州的学校、幼儿园、图书馆、博物馆、影院剧院、游艺场所和旅游景点等统统关闭,养老院禁止或大幅缩短亲友探视,所有的餐馆酒吧缩短营业时间,就连德国人最为钟爱的足球比赛也已告停,电视播报中几乎每天都有的体育新闻全部消失……

关闭边界,停止航空客运,这无异于“封国”;社会生活全面压缩,个人自由大打折扣;每天早上醒来,周围的世界仿佛已变了样;打开手机电脑,有关疫情的各种信息跃入眼中。

根据最新统计,中国以外地区的感染者人数已超过中国本土的感染人数。到今天为止,德国的感染人数已达6012,比前一天增加了1100例。

德国正经历着二战以来从未遇到过的紧急状态。

有鉴于此,德国罗伯特-科赫研究院(Robert-Koch-Institut)已将德国的疫情风险调至“高危”,并警告局部地区有可能达到“极高危”。它要求各地医院最起码要加倍提高重症监护能力,并提醒国民目前采取的强力措施必要时将维持两年。

德国此前“不紧不慢”和“步步为营”的做法,很多人将其归于民族性格中的理性成份,其实,它也与其“联邦制”的政体有关。

德国由16个州组成。各州有自己的宪法和政府机构,除了外交和国防这两个领域外,其他均为“州事务”,譬如,教育,卫生,警务等。联邦和各州之间,不是传统意义上的“中央”与“地方”,而是一种平等协作的关系。

正是出于这个原因,德国的决策体系具有“平等协商,各司其职”的特点。具体到政治架构中,德国的各个领域都有“联席会议”这样的机制。譬如,联邦的内政部长与各州的内政部长会定期召开“内政部长联席会议”,协商涉及全国内务部门的各类问题。同理,其他领域职能部门,如卫生,教育等,也设置了同样的机制。

有人或许会担心德国这种体制在危机中是否能保持足够的行动力,毕竟“协商”比中央发布指令需要花费更多的时间,而且,决策完全有可能因为各地的“本位主义”而拖延,效率不是很高。在2015年“难民潮”中,这个协商机制暴露出不少“软肋”,当时的协调工作就不是很成功。

尽管如此,我们不能笼统地说德国的联邦制缺乏行动力。譬如,同样都是危机,这次面对“新冠病毒”,德国的行动力与“难民潮”时期相比,真是云泥之别。这里有一个特殊的情况不能忽略:

2015年,各州面对的是分摊难民问题,也就是谁付出更多的问题,这时候人们思考权衡的基础更多的是利益。这次的疫情则不同,因为它涉及的是“生存”问题(生命以及公共卫生、经济、金融、社会等各种体系),所以,面对病毒这一“共同敌人”,各州还是能精诚团结,迅速达成共识并采取行动。

具体到现实中,由于卫生属于州事务,因此,在处理公共卫生问题时,第一线的地方卫生部门经验丰富,行动力强,不需要等待“上方”指示就能灵活主动地进行处理。

这个特殊情况,在这次的疫情防控中反而显示了联邦制的优越性。联邦政府虽然无法对各州“发号施令”,但“联席会议”一旦达成共识,各地的执行是相当有效的。

德国各州的发展水平不等,富裕程度也不同,但独立性是相同的。

昨天,巴伐利亚州宣布进入“灾难事件”(Katastrophenfall),将防控权力集中到州府手中。为何?因为惟有宣布启动这种应急机制,信息的收集才能集中,政令的下达才能通畅,资源的分配才能不混乱。

今天,州长徐德(Markus Söder)再次召开内阁会议,他在随后的记者招待会上说:面对目前的疫情,我们“没有理由恐慌,但有理由担忧”。他呼吁民众不要抢购,不要去银行过度提款,虽然行动受到限制,但要尽量维持正常生活。

的确,如此规模的疫情,对每个国家和地区都是考验“动员力”和“行动力”的时刻。

徐德对巴伐利亚的防控措施作了新的补充,其中包括从其他政府机构紧急调配四百名工作人员给卫生部门;各大学医院放缓科研任务,承接一线医治工作;各医院将紧缩或推迟执行非紧急医疗业务(如整容、换关节等),紧急“征用”五百至五千名医科学生来支援各医院,各康复中心将提供更多重症病床。

联邦卫生部将在医疗物质方面(口罩、呼吸机和检测仪)提供帮助,警务部门将加大打击偷盗医疗物资的犯罪行为。

鉴于全球对口罩等物资的需求激增,州府将支持国内厂家生产,摆脱对国外供货的依赖。此外,州府还将对各经济领域进行财政支援,包括注资和减税等措施。

巴伐利亚州府在德国16个州里实力最强,也一直自诩是德国的“火车头”,它的作为在全国具有一定的模范表率作用。此外,该州也是这次新冠病毒在德国的“首发地”,而且又与欧洲“重症国”意大利很近。

州长徐德年轻有为,能力超强,其地位在执政的联盟党(Union)中似乎越来越重要,也是未来德国总理的热门人选。这次疫情为他提供了展示能力的极佳机会。

说到这里,我们不妨可以谈一下这次疫情对德国政治的侧面影响。

前不久的“图林根危机”导致基民盟(CDU)党主席克兰普-卡伦鲍尔(Annegret Kramp-Karrenbauer)宣布辞职,引发党内争夺党魁的斗争。参与竞争的有前联盟党议会党团主席梅兹(Friedrich Merz),年轻有为的卫生部长施帕恩,党内实力最强的地方党部、北威州州长拉舍特(Armin Laschet)以及联邦议会外交委员会主席吕特根(Norbert Röttgen)。

常言道,乱世出英雄,危机见能人。可惜,梅施二人似乎没有等到“疫情红利”:

与施帕恩一样,梅兹也是第二次竞选党主席。可是,在这次疫情中,他还没怎么发声,即被病毒击倒。今天传来消息,他的检测结果呈阳性,故而不得不在家自行隔离,大有“出师未捷身先死,常使英雄泪满襟”的感觉。

施帕恩这次虽然是抗疫“红人”,也充分展示了自己的能力,并受到包括政敌在内的社会各方的褒赞,可是,在竞争党主席这件事上,他似乎也是个“倒霉蛋”。不久前党内报名竞选时,“新冠病毒”的威胁离德国还相当遥远,施帕恩再机灵,也没想到展示才能的机会即将来临,所以过早宣布以“副手”的身份与拉舍特联袂竞争。君子一言,驷马难追,估计他现在为自己当时的决定悔青了肠子。

当然,危机也是淬炼人心的时刻。

这次疫情中,特别是社会生活严重受限的情况下,同事之间,邻里之间,主动出手相助的人越来越多。网络上,海报中,常能看到各种提供免费服务的广告。

这应该是病毒激发出来的正能量吧。

3月18日(周三)

根据德国《每日镜报》(Der Tagesspiegel)的报道,为了更好地掌握疫情传播的情况,德国电信(Deutsche Telekom)决定将手机信息免费交给这次抗疫的技术指导机构“罗伯特-科赫研究所”使用。首批信息5千兆(5 Gigabyte )已经提交,后续还将不断跟进。

虽然德国电信提供的是匿名信息,但对于非常重视保护私人隐私的德国来说,此举非同小可。据说,奥地利的手机供应商A1也向政府提供了类似服务,但遭到了数据保护人士和反对党的批评。

以上趋势反映了两点:第一,收集信息对各类监控非常重要,必要时也可以突破法规的束缚;第二,欧洲疫情已经发展到必须穷尽技术手段的地步,新冠病毒危情可见一斑。

截至今日10点30分,德国已证实的感染人数达到8198,死亡人数为12例。罗伯特-科赫研究所所长魏勒尔(Lothar Wieler)宣布:“我们已经进入疫情快速增长期,这个状态将持续数周和数月。”

德国人好旅游,目前约有十万人不幸赶上各地区针对疫情采取的禁航令。面对散落在海外无法回国的德国游客,外长马斯(Haiko Maas)宣布政府将注资五千万欧元,租赁汉莎等航空公司的飞机,前往各地接人。

德国外交部首次发出全球旅行警告,外交部危机事务特派员哈特曼(Frank Hartmann)在接受《明镜周刊》采访时说,这次采取行动有两个主要原因:第一,很多地方开始禁航,全球旅游业几乎崩溃;第二,相关旅游地政府要求来自高危地区的德国游客本周末前离境。

和法国不同,德国目前还没有动用国防军。据哈特曼介绍,军队将用于从危机地区撤侨的任务。

这两天,德国天气转暖,外面春暖花开。走在田埂上,听着周围的鸟叫声,根本感觉不到疫情带来的“风声鹤唳”。

目前,德国的防控节奏在迅速加快,力度也相应增强。所有措施是否见效,两周后即见分晓。

这个世界正在经历着角色轮换。中国不仅不计成本地防控疫情,并独立取得了抗疫的阶段性胜利,而且还正在积极为全球做出贡献,向有些国家输出物资和专业人士。

反观美国,特朗普不仅把国内疫情的严重化怪罪到别人头上,以掩盖自己的误判和行动不力,日前更是做出了令人瞠目的事情来:他试图以高资买断一家德国研制新冠病毒疫苗的公司,想让产品只服务于美国。该公司已经拒绝了美方的购买尝试,德国政府也已介入。外长马斯在电视节目中谈论此事时,用词中表现出了相当的“鄙视”。

本次疫情对经济和金融领域的冲击非常大。刚刚进来一则消息,欧洲央行行长拉加德(Christine Lagarde)预计欧元区内的经济增长将骤降百分之五或者更多,损失多少,取决于目前欧洲范围内采取的“休克”措施需要持续多久。

其实,现在任何举措都有“牵一发而动全身”的效应。

德国前一阵迟迟不采取关闭学校幼儿园的措施,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孩子尚小的家长需要工作,而这次孩子又不能交给属于高危人群的祖父母们代管。家长无法工作,就会影响收入,也影响经济和社会的正常运作。为此,政府已作出反应,在劳动法和财政方面采取特殊政策,以减缓个人和单位的压力。

的确,我们正在见证一场席卷全球的大灾难。

今晚,默克尔在电视上发表了其总理任期内的首个“告全国同胞书”。她字斟句酌,娓娓道来,宗旨就是呼吁全民共同积极参与防控措施。

按理说,德国人属于比较好管理的族群。他们传统上敬畏权威,尊重知识,崇尚理性,在动荡和危机中比较听从指挥;但是,二战结束后,他们一直生活在自由自主的体制中,不习惯被束缚;加上这次疫情开始时官方和半官方都传递着“每年的流感病毒造成的死亡都比现在多”的信息,影响了一些民众对新冠病毒的重视程度。

所以,在此防疫关键时刻,政府和专家不得不反复苦口婆心地告诫民众积极配合。现在最流行的一句话是:“保持距离即是最大的关爱”(der Abstand ist die größte Fürsorge)。默克尔在“告全国同胞书”中也说:“局势严峻,切莫轻视”(Es ist ernst,  nehmen Sie auch ernst)。

网上流传的德国硬核防疫标语,什么意思就不翻译了

3月19日(周四)

意大利又一次传来“噩耗”:新冠病毒造成的死亡人数(3405)首次超过中国。人们一直在问,为何偏偏是意大利受灾最重。归纳起来大概有以下几个原因:

第一,意大利属于“长寿国”,国民的年龄中位数为46.3,人口总数六千多万,其中两千一百万人超过65岁。老人抵抗力较弱,属于高危人群。

第二,意大利感染密集区在北部,那里是工业重心,空气污染严重,属欧洲之最,很多老人患有呼吸系统疾病;加上人口密度大,40%的意大利人生活在那里,病毒容易传播。

第三,意大利人原本一直为本国的医疗保障感到骄傲,但是,以往的金融和经济危机使该国债台高筑,政府不得不紧缩开支。在过去十年中,科研经费减少了21%,不少科学家移居国外,人才流失严重。

第四,意大利的家庭不少多代同堂,老少成员生活在一起。这无疑增加了老年人被感染的风险。

第五,意大利是首批对中国实行全面禁航的国家之一。现在看来,这个措施有一个很大的缺陷,那就是失去了防控的主动权:来自风险地区的游客转道巴黎、法兰克福和苏黎世,不经检测就进入了意大利。

据报道,摩纳哥国王阿尔贝二世(Albert II)确诊感染新冠病毒,成为全球首位被感染的国家元首。

疫情尚不严重的荷兰也决定封闭边界,禁止非欧盟公民入境。首相吕特(Mark Rutte)的“群体免疫”政策在议会中遭到批评,社民党主席阿舍尔(Lodewijk Asscher)表示,许多国民感觉自己成了某个大试验的对象。

在戴口罩上街被视为“异己”的欧洲,口罩如今成了“紧俏商品”。捷克政府做出决定,不戴口罩者不得出行。为了照顾老人,政府还将上午10点至12点定为65岁以上人员的专设购物时间。

截至今日13点45分,德国的感染者首次逾万。罗伯特-科赫研究院院长威勒尔发出警告,如果不立刻有效减少人员接触,感染人数到5月或6月时有可能达到一千万。这将严重威胁本国的医疗体系。

南欧和北欧人的民族个性区别,我们可以从以下例子中体会出来:意大利市民会用“阳台音乐会”的方式来自娱自乐,缓解“封城“带来的郁闷;德国人虽然也打开临街的窗户或站在阳台上,但他们不会用歌声,而是发出掌声和欢呼声,他们不为自娱自乐,而是感谢医务人员的付出。

这次德国采取的防控措施,最终拍板的虽然是联邦和各州政府,但所有决策都离不开专业部门提供的咨询和建议。联邦卫生部下有以下几个重要的研究机构:

罗伯特-科赫研究所(Robert-Koch-Institut),保尔-埃里希研究所(Paul-Ehrlich-Institut),德国医学文献和信息研究所(Deutsches Institut für Medizinische Dokumentation und Information ),联邦健康教育中心(Bundeszentrale für gesundheitliche Aufklärung)和联邦药品和医疗器械研究所(Bundesinstitut für Arzneimittel und Medizinprodukte)。

其中,“罗科所”和“保埃所”最重要。前者是德国的传染病研究和咨询中心,出现“大流感”情况时负责信息提取分析相关信息,并提出预防、诊断和技术措施建议;后者负责引购和使用疫苗以及评估药物不良反应等问题。

除了这些机构之外,独立的病毒学家也是政府的重要“参谋”。这次有三位学者的出镜率较高:柏林夏利特医院的德罗斯滕(Christian Drosten),哈勒威滕堡大学的凯库勒(Alexander Kekulé)和汉堡大学的施密特-卡纳斯特(Jonas Schmidt-Chanasit )

德罗斯滕由于其冷静、专业和客观的分析而成为“网红”,他的言论也会引起争议,但他本人始终保持不介入纷争的姿态。后两位学者则有点“针锋相对”的味道:凯库勒较早提出诸如关闭学校等建议,也因政府没有马上采纳而一直抱怨颇多;施密特-卡纳斯特则对这位同行颇有微词,并认为他的有些言论颇有“危险性”。

总之,这次危机凸现学术精英的作用。面对复杂的疫情,专家们有不同意见也很正常。

譬如,内科大夫沃达克(Wolfgang Wodarg)近日在网上和采访中发出不同声音,认为冠状病毒早就存在,并会不断变异,产生新型病毒,但这不等于新型病毒就一定比其他类似病毒更危险。他批评目前采取的防控措施“太夸张”(völlig übertrieben)。

专家就采取何种措施意见不同,但疫情在日趋严重是不争的事实。

由于担心新冠病毒在本国蔓延,沙特阿拉伯今日宣布停止信众前往圣地麦加和麦地那朝拜。美国总统特朗普也开始紧张了,为了防止病床短缺,他考虑将邮轮当作海上医院来使用。

周三是德国疫情爆发第16天,全国感染人数为12327;意大利疫情爆发第16天时的感染人数却只有10149。这说明,德国感染人数的增长速度从周三开始已超过意大利。

鉴于目前的紧张局势,德国国防部长克兰普-卡伦鲍尔已宣布国防军将提供必要的援助。

3月20日(周五)

原本在防疫措施方面比较“从容”的英国也开始沉不住气了。首相约翰逊(Boris Johnson)今日宣布,从午夜开始关闭所有俱乐部、酒吧、影院、健身房和餐馆。

病毒无情人有情。今年的戛纳电影节因新冠病毒而宣布取消,但当地政府决定为无家可归者提供电影节场馆,以此作为“团结象征”。

面对医疗必需品短缺的局面,各方施以援手。据报道,世界第一汽车制造厂“大众”打算用3D打印机为医疗技术制造和提供组建件。公司发言人今天表示,大众在获得相关参数和要求之后即可开始生产。

对于美国总统特朗普来说,这场波及全球的疫情或许是他谋求连任的最大“障碍”。但他依然保持着“奇葩”风格,把抗疟疾的药物当作抗新冠病毒的药物,遭到药管局(FDA)局长福熙(Anthony Fauci)的否定。

当记者问及此事时,他显得有些语无伦次:“我相信人们会感到惊讶,该药或许有用,或许没用,我感觉不错。”当记者继续追问他有什么话要对害怕病毒的美国人说时,特朗普突然失态,认为该记者不怀好意,释放“很坏的信号”,要他为自己的做法感到羞愧。

美国对伊朗的制裁丝毫没有放松,所以,这次的疫情对伊朗而言可谓雪上加霜。据伊朗官方媒体报道,伊朗总统罗哈尼(Hassan Rohani)呼吁美国人民能促使特朗普政府对伊朗解禁。从目前的情况看,华盛顿方面尚无松动的迹象。

与其他国家相比,德国的死亡率还不算高,所以国民中的“轻敌”思想还有市场。对此,“罗科所”所长魏勒尔在今日的记者发布会上再次告诫全社会不能掉以轻心。他说:“我们只有遵守游戏规则才能减缓疫情的蔓延。”

到目前为止,全球感染新冠病毒的人数已经超过二十万,数千人死亡。那么,为何每个国家公布的受灾程度不同呢?死亡率究竟是多少?这也是世界各国的科学家正在试图解答的问题。

要知道死亡率多高,首先要知道真正有多少人被感染。而这恰恰是问题的难点所在。

罗伯特-科赫研究所的研究表明,实际感染人数要比记录在案的人数高出4至11倍。目前能肯定的就是,检测越多,发现感染人数越多;发现感染的基数越大,实际死亡概率就越小。

根据3月18日的数据,意大利此前一共检测16万5千例,其中包括上周的9万例;德国每周就能检测16万例,相当于千分之一点九;韩国是中国以外检测率最高的国家,达到千分之五点六,因此死亡率才1.1%。

各国数据以及结果的不同还有其他原因。再以意大利为例:有专家认为,新冠病毒在该国的传播早于公布的时间数天甚至数周,这就能解释为何意大利的死亡人数那么高。根据科学研究结果,从初现症状到死亡大概需要18.5天。这意味着,三周前发现疫情的德国,死亡人数不久将大幅提高。

意大利和德国的疫情区别还有一个现象比较特别:意大利被传染的更多是年龄较大的“高危”人群,患者的年龄中位数为63岁;德国被传染的相对年轻,根据“罗科所”的数据,患者的年龄中位数为47岁。这也是意大利死亡率较高的另一个可能的原因。

欧洲的感染高峰还没到,但对医疗体系的考验现在就显现出来了。德国最早处于 “准封城”状态的海因斯贝格镇(Heinsberg)行政主管称,口罩和防护服短缺为德国疫情重灾区的“阿喀琉斯之踵”(Achillesferse)。

德国目前面临的另一个问题是,部分居民的不配合导致疫情防控收效不高,这反过来又迫使政府采取更加严厉的措施,其中一个选项就是所谓的“宵禁”。譬如,巴伐利亚已在全州内实施“宵禁”,除了上班、食品采购和就医,其它一律不能离家外出。

可是,这里就涉及到了法律问题:虽然其他欧洲国家(意大利、法国、西班牙等)都已全面或部分实行,但在德国这么做合法吗?

根据德国《感染保护法》(Infektionsschutzgesetz)中明确规定,为了抗御公共危险,《基本法》中确保的以下基本权利可以受到一定程度的限制:

生命与身体之不可侵犯(Recht auf körperliche Unversehrtheit);个人自由不可侵犯(die Freiheit der Person);集会自由(die Versammlungsfreiheit);书信和邮件秘密(das Brief- und Postgeheimnis);迁徙自由(die Freizügigkeit);住所不得侵犯(das Grundrecht der Unverletzlichkeit der Wohnung)等。

德国《基本法》(宪法)中虽然没有“宵禁”这个概念,但在有些特殊情况下不排除采取限制人员活动自由的可能性。战时宣布此类措施的权限在联邦,和平时期在各州政府。

问题是,“禁令”一旦发布,谁来监督执行?如果有人违反,会受到惩罚吗?如果有,会是哪些惩罚?

根据《感染保护法》的规定,违反政府特殊时期颁发的“禁令”属于“轻罪”(Ordnungswidrigkeit)。但是,罪虽轻,罚款是免不了的,譬如,巴伐利亚的罚金可以高达两万五,情节严重的可以处以两年以下的监禁。

疫情能阻止犯罪吗?据说“伊斯兰国”前不久宣布疫情期间不实施恐袭。前几天,网上还传播一则消息,说美国盐湖城的警局发了个公告,提醒犯罪分子在疫情期间不要犯罪,如果可以犯罪了,警方会另发通知(这后半截也许是警局的“黑色幽默”吧)。

今天德国媒体报道,黑森州警方成功破获一起袭击列车未遂案,有人在科隆至法兰克福的高铁路段某座桥梁上松动了80米导轨的螺丝。如果作案成功,后果不堪设想。看来,指望罪犯顾及疫情而不动手,是个天方夜谭。

疫情不能制止犯罪,倒能暴露平时难以发现或视而不见的问题。譬如,学校的数字化设施。

据说,中国疫情期间,学生们虽然在家,但不耽误上课。老师通过网络进行授课,现实中的课堂搬到了网上,也算是新的体验和新的可能。中国尚能如此,科技发达的德国按理说更应该不在话下。

可惜,这次疫情把德国数字化设施的“落后”暴露无遗。根据德国“教育协会”(Verband für Bildung und Erziehung)今年一二月(也就是在疫情爆发前)对全国1300多名校长的调查,许多地方的情况相当糟糕:

大约三分之二的校长反映,他们学校的无线网络尚无法覆盖所有教室,也不能保证宽带网络,关键是,与去年相比,情况丝毫没有改观。

不到三分之二的学校里,平板电脑和智能手机不在教具之列。只有三分之一的学校使用这些现代工具,而且也不是每个班都如此。

即便使用平板电脑和智能手机,也不是每个年级都有。每个年级都使用的学校只占2%。文理中学(Gymnasien)相比其他形式的学校装备要稍好些。

由此可见,德国学校的数字化的确是落后了。

这次疫情让网络显得更加重要。如今,许多人不得不呆在家里,实行宵禁后更将如此。那么,大家如何打发时间或继续工作?网络。

大家集中使用网络,给网络造成了相当大的压力。据说,上周意大利的网络流量增加了70%。据此,油管、亚马逊和奈飞等公司根据欧盟提出的愿望,宣布降低传输质量。尽管如此,局部地区和居民楼还有可能出现网速受阻的现象。

春天到了,春耕时节也来临了。

原先,德国农民这时候都雇用东欧人来帮农,可是,疫情导致国界封锁,劳动力无法到位。怎么办?

危难之时会激发人的想象力和创造力。德国农业部长科吕克纳(Julia Klöckner)提出了一个“妙招”:让失业者和难民们来帮助农民度过此难关。她话音刚落,工会立刻群起攻之:农民的难处可以理解,但政府不能滥用危机,破坏社会福利的基本标准。农民可以雇人,但要比平时出钱更多才对。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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