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扬之】

最近两三个月里，新冠病毒在全球的演变，有时给人一种“穿越剧”的感觉。

病毒在各地区流传的先后次序不同：中国不幸首当其冲，独自面对这“飞来横祸”，紧接着是东亚地区，现在已扩散至全球，而欧洲竟成为新的“重灾区”。

换而言之，昨天你或许还是个遥远的“观望者”，今天突然就有可能已是“剧中人”。

尽管疫情在各地的发展阶段不同，但却有着不少相同的轨迹，所以，人们似乎有了某种“预测”未来的能力：昨日的中国、韩国、日本，就是今日之意大利、西班牙、法兰西；而今日疫情明显好转之中国，已成为欧美企盼的明天。

现在有些华人判断欧美的疫情，甚至到了“能掐会算”的地步，为何？

因为中国刚刚经历了一波，而且是在无所借鉴的情况之下。也就是因为这个原因，当华人前一段看到德国政府在疫情防控中，以惯有的冷静和谨慎，三思后行地迈着小步时，会心急如焚，甚至心慌意乱。

德国政府此前“不紧不慢”的防疫节奏，其实也是因为其国内感染和死亡人数还没有高到“火烧眉毛”的地步。如果感染和死亡人数在短期内已经或预期将快速飙升，那么，公共健康制度再优越，国家提供的资金支援再丰厚，恐怕都难以避免程度不同的医疗挤兑现象出现。

生活在德国的笔者，愿将自己在这里的所见所闻，陆续用“夜话”的形式记载下来，和观察者网的读者聊一聊。

3月17日（周二）

默克尔（Angela Merkel）在其15年的总理生涯中看似顺风顺水，其实却经历了两个“大坎”：第一次是2015年夏末的“难民潮”，让她从此戴上了“难民总理”的帽子；第二次无疑就是这次由新冠病毒引发的“大瘟疫”。

此前，在党务上已经退居二线的她，出镜率大不如前。除了年初的“利比亚问题”柏林峰会外，几乎没有什么大的建树。疫情开始初期，站在第一线指挥的一直是德国卫生部长施帕恩（Jens Spahn）和他的专家组。

直到上周末，默克尔才“千呼万唤始出来”。她要么不出来，一出来就频频亮相，几乎天天召开新闻发布会。这意味着德国的疫情不容乐观。

默克尔：新冠肺炎是德国二战以来的最大挑战

本周末以来，德国政府开始采取大范围的严厉措施，让人真切感觉到德国的疫情正在发生变化，防控到了关键时刻。联邦内阁与各州政府和专家顾问日前协商后达成一致，决定采取以下措施：

除了维持日常生活必需的行业（食品超市、医疗机构、司法警务、钱庄银行和货物运输等）之外，其他所有领域都进入“休克”状态。

出入德国的航运停止，与法国、瑞士、奥地利、卢森堡和丹麦的边界关闭，各州的学校、幼儿园、图书馆、博物馆、影院剧院、游艺场所和旅游景点等统统关闭，养老院禁止或大幅缩短亲友探视，所有的餐馆酒吧缩短营业时间，就连德国人最为钟爱的足球比赛也已告停，电视播报中几乎每天都有的体育新闻全部消失……

关闭边界，停止航空客运，这无异于“封国”；社会生活全面压缩，个人自由大打折扣；每天早上醒来，周围的世界仿佛已变了样；打开手机电脑，有关疫情的各种信息跃入眼中。

根据最新统计，中国以外地区的感染者人数已超过中国本土的感染人数。到今天为止，德国的感染人数已达6012，比前一天增加了1100例。

德国正经历着二战以来从未遇到过的紧急状态。

有鉴于此，德国罗伯特-科赫研究院（Robert-Koch-Institut）已将德国的疫情风险调至“高危”，并警告局部地区有可能达到“极高危”。它要求各地医院最起码要加倍提高重症监护能力，并提醒国民目前采取的强力措施必要时将维持两年。

德国此前“不紧不慢”和“步步为营”的做法，很多人将其归于民族性格中的理性成份，其实，它也与其“联邦制”的政体有关。

德国由16个州组成。各州有自己的宪法和政府机构，除了外交和国防这两个领域外，其他均为“州事务”，譬如，教育，卫生，警务等。联邦和各州之间，不是传统意义上的“中央”与“地方”，而是一种平等协作的关系。

正是出于这个原因，德国的决策体系具有“平等协商，各司其职”的特点。具体到政治架构中，德国的各个领域都有“联席会议”这样的机制。譬如，联邦的内政部长与各州的内政部长会定期召开“内政部长联席会议”，协商涉及全国内务部门的各类问题。同理，其他领域职能部门，如卫生，教育等，也设置了同样的机制。

有人或许会担心德国这种体制在危机中是否能保持足够的行动力，毕竟“协商”比中央发布指令需要花费更多的时间，而且，决策完全有可能因为各地的“本位主义”而拖延，效率不是很高。在2015年“难民潮”中，这个协商机制暴露出不少“软肋”，当时的协调工作就不是很成功。

尽管如此，我们不能笼统地说德国的联邦制缺乏行动力。譬如，同样都是危机，这次面对“新冠病毒”，德国的行动力与“难民潮”时期相比，真是云泥之别。这里有一个特殊的情况不能忽略：

2015年，各州面对的是分摊难民问题，也就是谁付出更多的问题，这时候人们思考权衡的基础更多的是利益。这次的疫情则不同，因为它涉及的是“生存”问题（生命以及公共卫生、经济、金融、社会等各种体系），所以，面对病毒这一“共同敌人”，各州还是能精诚团结，迅速达成共识并采取行动。

具体到现实中，由于卫生属于州事务，因此，在处理公共卫生问题时，第一线的地方卫生部门经验丰富，行动力强，不需要等待“上方”指示就能灵活主动地进行处理。

这个特殊情况，在这次的疫情防控中反而显示了联邦制的优越性。联邦政府虽然无法对各州“发号施令”，但“联席会议”一旦达成共识，各地的执行是相当有效的。

德国各州的发展水平不等，富裕程度也不同，但独立性是相同的。

昨天，巴伐利亚州宣布进入“灾难事件”（Katastrophenfall），将防控权力集中到州府手中。为何？因为惟有宣布启动这种应急机制，信息的收集才能集中，政令的下达才能通畅，资源的分配才能不混乱。

今天，州长徐德（Markus Söder）再次召开内阁会议，他在随后的记者招待会上说：面对目前的疫情，我们“没有理由恐慌，但有理由担忧”。他呼吁民众不要抢购，不要去银行过度提款，虽然行动受到限制，但要尽量维持正常生活。

的确，如此规模的疫情，对每个国家和地区都是考验“动员力”和“行动力”的时刻。

徐德对巴伐利亚的防控措施作了新的补充，其中包括从其他政府机构紧急调配四百名工作人员给卫生部门；各大学医院放缓科研任务，承接一线医治工作；各医院将紧缩或推迟执行非紧急医疗业务（如整容、换关节等），紧急“征用”五百至五千名医科学生来支援各医院，各康复中心将提供更多重症病床。

联邦卫生部将在医疗物质方面（口罩、呼吸机和检测仪）提供帮助，警务部门将加大打击偷盗医疗物资的犯罪行为。

鉴于全球对口罩等物资的需求激增，州府将支持国内厂家生产，摆脱对国外供货的依赖。此外，州府还将对各经济领域进行财政支援，包括注资和减税等措施。

巴伐利亚州府在德国16个州里实力最强，也一直自诩是德国的“火车头”，它的作为在全国具有一定的模范表率作用。此外，该州也是这次新冠病毒在德国的“首发地”，而且又与欧洲“重症国”意大利很近。

州长徐德年轻有为，能力超强，其地位在执政的联盟党（Union）中似乎越来越重要，也是未来德国总理的热门人选。这次疫情为他提供了展示能力的极佳机会。

说到这里，我们不妨可以谈一下这次疫情对德国政治的侧面影响。

前不久的“图林根危机”导致基民盟（CDU）党主席克兰普-卡伦鲍尔（Annegret Kramp-Karrenbauer）宣布辞职，引发党内争夺党魁的斗争。参与竞争的有前联盟党议会党团主席梅兹（Friedrich Merz），年轻有为的卫生部长施帕恩，党内实力最强的地方党部、北威州州长拉舍特（Armin Laschet）以及联邦议会外交委员会主席吕特根（Norbert Röttgen）。

常言道，乱世出英雄，危机见能人。可惜，梅施二人似乎没有等到“疫情红利”：

与施帕恩一样，梅兹也是第二次竞选党主席。可是，在这次疫情中，他还没怎么发声，即被病毒击倒。今天传来消息，他的检测结果呈阳性，故而不得不在家自行隔离，大有“出师未捷身先死，常使英雄泪满襟”的感觉。

施帕恩这次虽然是抗疫“红人”，也充分展示了自己的能力，并受到包括政敌在内的社会各方的褒赞，可是，在竞争党主席这件事上，他似乎也是个“倒霉蛋”。不久前党内报名竞选时，“新冠病毒”的威胁离德国还相当遥远，施帕恩再机灵，也没想到展示才能的机会即将来临，所以过早宣布以“副手”的身份与拉舍特联袂竞争。君子一言，驷马难追，估计他现在为自己当时的决定悔青了肠子。

当然，危机也是淬炼人心的时刻。

这次疫情中，特别是社会生活严重受限的情况下，同事之间，邻里之间，主动出手相助的人越来越多。网络上，海报中，常能看到各种提供免费服务的广告。

这应该是病毒激发出来的正能量吧。

3月18日（周三）

根据德国《每日镜报》（Der Tagesspiegel）的报道，为了更好地掌握疫情传播的情况，德国电信（Deutsche Telekom）决定将手机信息免费交给这次抗疫的技术指导机构“罗伯特-科赫研究所”使用。首批信息5千兆（5 Gigabyte ）已经提交，后续还将不断跟进。

虽然德国电信提供的是匿名信息，但对于非常重视保护私人隐私的德国来说，此举非同小可。据说，奥地利的手机供应商A1也向政府提供了类似服务，但遭到了数据保护人士和反对党的批评。

以上趋势反映了两点：第一，收集信息对各类监控非常重要，必要时也可以突破法规的束缚；第二，欧洲疫情已经发展到必须穷尽技术手段的地步，新冠病毒危情可见一斑。

截至今日10点30分，德国已证实的感染人数达到8198，死亡人数为12例。罗伯特-科赫研究所所长魏勒尔（Lothar Wieler）宣布：“我们已经进入疫情快速增长期，这个状态将持续数周和数月。”

德国人好旅游，目前约有十万人不幸赶上各地区针对疫情采取的禁航令。面对散落在海外无法回国的德国游客，外长马斯（Haiko Maas）宣布政府将注资五千万欧元，租赁汉莎等航空公司的飞机，前往各地接人。

德国外交部首次发出全球旅行警告，外交部危机事务特派员哈特曼（Frank Hartmann）在接受《明镜周刊》采访时说，这次采取行动有两个主要原因：第一，很多地方开始禁航，全球旅游业几乎崩溃；第二，相关旅游地政府要求来自高危地区的德国游客本周末前离境。

和法国不同，德国目前还没有动用国防军。据哈特曼介绍，军队将用于从危机地区撤侨的任务。

这两天，德国天气转暖，外面春暖花开。走在田埂上，听着周围的鸟叫声，根本感觉不到疫情带来的“风声鹤唳”。

目前，德国的防控节奏在迅速加快，力度也相应增强。所有措施是否见效，两周后即见分晓。

这个世界正在经历着角色轮换。中国不仅不计成本地防控疫情，并独立取得了抗疫的阶段性胜利，而且还正在积极为全球做出贡献，向有些国家输出物资和专业人士。

反观美国，特朗普不仅把国内疫情的严重化怪罪到别人头上，以掩盖自己的误判和行动不力，日前更是做出了令人瞠目的事情来：他试图以高资买断一家德国研制新冠病毒疫苗的公司，想让产品只服务于美国。该公司已经拒绝了美方的购买尝试，德国政府也已介入。外长马斯在电视节目中谈论此事时，用词中表现出了相当的“鄙视”。

本次疫情对经济和金融领域的冲击非常大。刚刚进来一则消息，欧洲央行行长拉加德（Christine Lagarde）预计欧元区内的经济增长将骤降百分之五或者更多，损失多少，取决于目前欧洲范围内采取的“休克”措施需要持续多久。

其实，现在任何举措都有“牵一发而动全身”的效应。

德国前一阵迟迟不采取关闭学校幼儿园的措施，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孩子尚小的家长需要工作，而这次孩子又不能交给属于高危人群的祖父母们代管。家长无法工作，就会影响收入，也影响经济和社会的正常运作。为此，政府已作出反应，在劳动法和财政方面采取特殊政策，以减缓个人和单位的压力。

的确，我们正在见证一场席卷全球的大灾难。

今晚，默克尔在电视上发表了其总理任期内的首个“告全国同胞书”。她字斟句酌，娓娓道来，宗旨就是呼吁全民共同积极参与防控措施。

按理说，德国人属于比较好管理的族群。他们传统上敬畏权威，尊重知识，崇尚理性，在动荡和危机中比较听从指挥；但是，二战结束后，他们一直生活在自由自主的体制中，不习惯被束缚；加上这次疫情开始时官方和半官方都传递着“每年的流感病毒造成的死亡都比现在多”的信息，影响了一些民众对新冠病毒的重视程度。

所以，在此防疫关键时刻，政府和专家不得不反复苦口婆心地告诫民众积极配合。现在最流行的一句话是：“保持距离即是最大的关爱”（der Abstand ist die größte Fürsorge）。默克尔在“告全国同胞书”中也说：“局势严峻，切莫轻视”（Es ist ernst,  nehmen Sie auch ernst）。

网上流传的德国硬核防疫标语，什么意思就不翻译了

3月19日（周四）

意大利又一次传来“噩耗”：新冠病毒造成的死亡人数（3405）首次超过中国。人们一直在问，为何偏偏是意大利受灾最重。归纳起来大概有以下几个原因：

第一，意大利属于“长寿国”，国民的年龄中位数为46.3，人口总数六千多万，其中两千一百万人超过65岁。老人抵抗力较弱，属于高危人群。

第二，意大利感染密集区在北部，那里是工业重心，空气污染严重，属欧洲之最，很多老人患有呼吸系统疾病；加上人口密度大，40%的意大利人生活在那里，病毒容易传播。

第三，意大利人原本一直为本国的医疗保障感到骄傲，但是，以往的金融和经济危机使该国债台高筑，政府不得不紧缩开支。在过去十年中，科研经费减少了21%，不少科学家移居国外，人才流失严重。

第四，意大利的家庭不少多代同堂，老少成员生活在一起。这无疑增加了老年人被感染的风险。

第五，意大利是首批对中国实行全面禁航的国家之一。现在看来，这个措施有一个很大的缺陷，那就是失去了防控的主动权：来自风险地区的游客转道巴黎、法兰克福和苏黎世，不经检测就进入了意大利。

据报道，摩纳哥国王阿尔贝二世（Albert II）确诊感染新冠病毒，成为全球首位被感染的国家元首。

疫情尚不严重的荷兰也决定封闭边界，禁止非欧盟公民入境。首相吕特（Mark Rutte）的“群体免疫”政策在议会中遭到批评，社民党主席阿舍尔（Lodewijk Asscher）表示，许多国民感觉自己成了某个大试验的对象。

在戴口罩上街被视为“异己”的欧洲，口罩如今成了“紧俏商品”。捷克政府做出决定，不戴口罩者不得出行。为了照顾老人，政府还将上午10点至12点定为65岁以上人员的专设购物时间。

截至今日13点45分，德国的感染者首次逾万。罗伯特-科赫研究院院长威勒尔发出警告，如果不立刻有效减少人员接触，感染人数到5月或6月时有可能达到一千万。这将严重威胁本国的医疗体系。

南欧和北欧人的民族个性区别，我们可以从以下例子中体会出来：意大利市民会用“阳台音乐会”的方式来自娱自乐，缓解“封城“带来的郁闷；德国人虽然也打开临街的窗户或站在阳台上，但他们不会用歌声，而是发出掌声和欢呼声，他们不为自娱自乐，而是感谢医务人员的付出。

这次德国采取的防控措施，最终拍板的虽然是联邦和各州政府，但所有决策都离不开专业部门提供的咨询和建议。联邦卫生部下有以下几个重要的研究机构：

罗伯特-科赫研究所（Robert-Koch-Institut），保尔-埃里希研究所（Paul-Ehrlich-Institut），德国医学文献和信息研究所（Deutsches Institut für Medizinische Dokumentation und Information ），联邦健康教育中心（Bundeszentrale für gesundheitliche Aufklärung）和联邦药品和医疗器械研究所（Bundesinstitut für Arzneimittel und Medizinprodukte）。

其中，“罗科所”和“保埃所”最重要。前者是德国的传染病研究和咨询中心，出现“大流感”情况时负责信息提取分析相关信息，并提出预防、诊断和技术措施建议；后者负责引购和使用疫苗以及评估药物不良反应等问题。

除了这些机构之外，独立的病毒学家也是政府的重要“参谋”。这次有三位学者的出镜率较高：柏林夏利特医院的德罗斯滕（Christian Drosten），哈勒威滕堡大学的凯库勒（Alexander Kekulé）和汉堡大学的施密特-卡纳斯特（Jonas Schmidt-Chanasit ）

德罗斯滕由于其冷静、专业和客观的分析而成为“网红”，他的言论也会引起争议，但他本人始终保持不介入纷争的姿态。后两位学者则有点“针锋相对”的味道：凯库勒较早提出诸如关闭学校等建议，也因政府没有马上采纳而一直抱怨颇多；施密特-卡纳斯特则对这位同行颇有微词，并认为他的有些言论颇有“危险性”。

总之，这次危机凸现学术精英的作用。面对复杂的疫情，专家们有不同意见也很正常。

譬如，内科大夫沃达克（Wolfgang Wodarg）近日在网上和采访中发出不同声音，认为冠状病毒早就存在，并会不断变异，产生新型病毒，但这不等于新型病毒就一定比其他类似病毒更危险。他批评目前采取的防控措施“太夸张”（völlig übertrieben）。

专家就采取何种措施意见不同，但疫情在日趋严重是不争的事实。

由于担心新冠病毒在本国蔓延，沙特阿拉伯今日宣布停止信众前往圣地麦加和麦地那朝拜。美国总统特朗普也开始紧张了，为了防止病床短缺，他考虑将邮轮当作海上医院来使用。

周三是德国疫情爆发第16天，全国感染人数为12327；意大利疫情爆发第16天时的感染人数却只有10149。这说明，德国感染人数的增长速度从周三开始已超过意大利。

鉴于目前的紧张局势，德国国防部长克兰普-卡伦鲍尔已宣布国防军将提供必要的援助。

3月20日（周五）

原本在防疫措施方面比较“从容”的英国也开始沉不住气了。首相约翰逊（Boris Johnson）今日宣布，从午夜开始关闭所有俱乐部、酒吧、影院、健身房和餐馆。

病毒无情人有情。今年的戛纳电影节因新冠病毒而宣布取消，但当地政府决定为无家可归者提供电影节场馆，以此作为“团结象征”。

面对医疗必需品短缺的局面，各方施以援手。据报道，世界第一汽车制造厂“大众”打算用3D打印机为医疗技术制造和提供组建件。公司发言人今天表示，大众在获得相关参数和要求之后即可开始生产。

对于美国总统特朗普来说，这场波及全球的疫情或许是他谋求连任的最大“障碍”。但他依然保持着“奇葩”风格，把抗疟疾的药物当作抗新冠病毒的药物，遭到药管局（FDA）局长福熙（Anthony Fauci）的否定。

当记者问及此事时，他显得有些语无伦次：“我相信人们会感到惊讶，该药或许有用，或许没用，我感觉不错。”当记者继续追问他有什么话要对害怕病毒的美国人说时，特朗普突然失态，认为该记者不怀好意，释放“很坏的信号”，要他为自己的做法感到羞愧。

美国对伊朗的制裁丝毫没有放松，所以，这次的疫情对伊朗而言可谓雪上加霜。据伊朗官方媒体报道，伊朗总统罗哈尼（Hassan Rohani）呼吁美国人民能促使特朗普政府对伊朗解禁。从目前的情况看，华盛顿方面尚无松动的迹象。

与其他国家相比，德国的死亡率还不算高，所以国民中的“轻敌”思想还有市场。对此，“罗科所”所长魏勒尔在今日的记者发布会上再次告诫全社会不能掉以轻心。他说：“我们只有遵守游戏规则才能减缓疫情的蔓延。”

到目前为止，全球感染新冠病毒的人数已经超过二十万，数千人死亡。那么，为何每个国家公布的受灾程度不同呢？死亡率究竟是多少？这也是世界各国的科学家正在试图解答的问题。

要知道死亡率多高，首先要知道真正有多少人被感染。而这恰恰是问题的难点所在。

罗伯特-科赫研究所的研究表明，实际感染人数要比记录在案的人数高出4至11倍。目前能肯定的就是，检测越多，发现感染人数越多；发现感染的基数越大，实际死亡概率就越小。

根据3月18日的数据，意大利此前一共检测16万5千例，其中包括上周的9万例；德国每周就能检测16万例，相当于千分之一点九；韩国是中国以外检测率最高的国家，达到千分之五点六，因此死亡率才1.1%。

各国数据以及结果的不同还有其他原因。再以意大利为例：有专家认为，新冠病毒在该国的传播早于公布的时间数天甚至数周，这就能解释为何意大利的死亡人数那么高。根据科学研究结果，从初现症状到死亡大概需要18.5天。这意味着，三周前发现疫情的德国，死亡人数不久将大幅提高。

意大利和德国的疫情区别还有一个现象比较特别：意大利被传染的更多是年龄较大的“高危”人群，患者的年龄中位数为63岁；德国被传染的相对年轻，根据“罗科所”的数据，患者的年龄中位数为47岁。这也是意大利死亡率较高的另一个可能的原因。

欧洲的感染高峰还没到，但对医疗体系的考验现在就显现出来了。德国最早处于 “准封城”状态的海因斯贝格镇（Heinsberg）行政主管称，口罩和防护服短缺为德国疫情重灾区的“阿喀琉斯之踵”（Achillesferse）。

德国目前面临的另一个问题是，部分居民的不配合导致疫情防控收效不高，这反过来又迫使政府采取更加严厉的措施，其中一个选项就是所谓的“宵禁”。譬如，巴伐利亚已在全州内实施“宵禁”，除了上班、食品采购和就医，其它一律不能离家外出。

可是，这里就涉及到了法律问题：虽然其他欧洲国家（意大利、法国、西班牙等）都已全面或部分实行，但在德国这么做合法吗？

根据德国《感染保护法》（Infektionsschutzgesetz）中明确规定，为了抗御公共危险，《基本法》中确保的以下基本权利可以受到一定程度的限制：

生命与身体之不可侵犯（Recht auf körperliche Unversehrtheit）；个人自由不可侵犯（die Freiheit der Person）；集会自由（die Versammlungsfreiheit）；书信和邮件秘密（das Brief- und Postgeheimnis）；迁徙自由（die Freizügigkeit）；住所不得侵犯（das Grundrecht der Unverletzlichkeit der Wohnung）等。

德国《基本法》（宪法）中虽然没有“宵禁”这个概念，但在有些特殊情况下不排除采取限制人员活动自由的可能性。战时宣布此类措施的权限在联邦，和平时期在各州政府。

问题是，“禁令”一旦发布，谁来监督执行？如果有人违反，会受到惩罚吗？如果有，会是哪些惩罚？

根据《感染保护法》的规定，违反政府特殊时期颁发的“禁令”属于“轻罪”（Ordnungswidrigkeit）。但是，罪虽轻，罚款是免不了的，譬如，巴伐利亚的罚金可以高达两万五，情节严重的可以处以两年以下的监禁。

疫情能阻止犯罪吗？据说“伊斯兰国”前不久宣布疫情期间不实施恐袭。前几天，网上还传播一则消息，说美国盐湖城的警局发了个公告，提醒犯罪分子在疫情期间不要犯罪，如果可以犯罪了，警方会另发通知（这后半截也许是警局的“黑色幽默”吧）。

今天德国媒体报道，黑森州警方成功破获一起袭击列车未遂案，有人在科隆至法兰克福的高铁路段某座桥梁上松动了80米导轨的螺丝。如果作案成功，后果不堪设想。看来，指望罪犯顾及疫情而不动手，是个天方夜谭。

疫情不能制止犯罪，倒能暴露平时难以发现或视而不见的问题。譬如，学校的数字化设施。

据说，中国疫情期间，学生们虽然在家，但不耽误上课。老师通过网络进行授课，现实中的课堂搬到了网上，也算是新的体验和新的可能。中国尚能如此，科技发达的德国按理说更应该不在话下。

可惜，这次疫情把德国数字化设施的“落后”暴露无遗。根据德国“教育协会”（Verband für Bildung und Erziehung）今年一二月（也就是在疫情爆发前）对全国1300多名校长的调查，许多地方的情况相当糟糕：

大约三分之二的校长反映，他们学校的无线网络尚无法覆盖所有教室，也不能保证宽带网络，关键是，与去年相比，情况丝毫没有改观。

不到三分之二的学校里，平板电脑和智能手机不在教具之列。只有三分之一的学校使用这些现代工具，而且也不是每个班都如此。

即便使用平板电脑和智能手机，也不是每个年级都有。每个年级都使用的学校只占2%。文理中学（Gymnasien）相比其他形式的学校装备要稍好些。

由此可见，德国学校的数字化的确是落后了。

这次疫情让网络显得更加重要。如今，许多人不得不呆在家里，实行宵禁后更将如此。那么，大家如何打发时间或继续工作？网络。

大家集中使用网络，给网络造成了相当大的压力。据说，上周意大利的网络流量增加了70%。据此，油管、亚马逊和奈飞等公司根据欧盟提出的愿望，宣布降低传输质量。尽管如此，局部地区和居民楼还有可能出现网速受阻的现象。

春天到了，春耕时节也来临了。

原先，德国农民这时候都雇用东欧人来帮农，可是，疫情导致国界封锁，劳动力无法到位。怎么办？

危难之时会激发人的想象力和创造力。德国农业部长科吕克纳（Julia Klöckner）提出了一个“妙招”：让失业者和难民们来帮助农民度过此难关。她话音刚落，工会立刻群起攻之：农民的难处可以理解，但政府不能滥用危机，破坏社会福利的基本标准。农民可以雇人，但要比平时出钱更多才对。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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