莱茵日记:“自由”与“生命”之间的平衡与抉择

来源:观察者网

2020-03-25 07:45

扬之

扬之作者

德国时政专栏作者

【文/ 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扬之】

3月21日(周六)

病毒不认国界,感染不分年龄。

慕尼黑市施瓦宾区传染病医院(Klinik für Infektiologie in der München Klinik Schwabing)主任医师温德纳(Clemens Wendtner)证实,他所在的医院收治的最年轻患者才20岁出头。他认为,无论是政界还是科学界,开始都低估了新冠病毒的危害性。

世界卫生组织(WHO)总干事谭德塞(Tedros Adhanom Ghebreyesus)昨日提醒年轻人:对新冠病毒而言,你们并非不可战胜。

病毒不仅不认国界,不分年龄,也不会因为你经历过磨难和面对过死神而手下留情。以色列传来消息:该国第一位新冠病毒死者是纳粹大屠杀的幸存者、88岁的阿里·埃文(Arie Even)。

有“观察者网”读者提出这样的问题:在本次疫情中,德国是否也可以做到“一方有难,八方支援”?还是“全国有难,各自为战”?

鉴于各州的发展不平衡,以及存在“贫富”差别的事实,德国的联邦制在太平年代的确有 “周急济贫”的设计安排,譬如《财政平衡法》(Gesetz über den Finanzausgleich zwischen Bund und Ländern)就有这种相互帮衬的功能。

在防疫工作中,联邦和各州虽然在“联席会议”机制中协调行动,但在疫情全面爆发,各州医疗人力和物资又都短缺的情况下,各方首先会想到“自保”(这也是一种生存本能),而很难做到“八方支援”。

这也是目前德国面临的“窘境”:由于德国人(特别是年轻人)对政府这几天采取的严厉措施重视不够,联邦和各州本周末集中商讨是否应该进一步扩大对出行的限制。

从现阶段的情况看,德国会把精力集中在“限制措施”,而非“八方支援”上。

写到这里,笔者想起一个有关“文明标志”的故事:

曾有一名学生问美国人类学家马格丽特·米德(Margaret Mead)文明的标志是什么。对此,米德阐述道:古代文化中文明的第一个迹象是股骨(大腿骨)骨折的愈合。因为在动物界,如果摔断腿,就会死亡,就意味着无法逃避危险,不能去河边喝水或狩猎食物,也很快会成为四处游荡的野兽的盘中餐。一般情况下,没有动物在断腿的情况下还能存活足够长的时间来等待骨头的愈合。如果断裂的股骨能愈合,说明有人花了很长时间与伤者呆在一起,为其绑住了伤口,并将其带到了安全场所,直到其慢慢康复。因此,米德认为,在困难中帮助别人才是文明的起点。

帮助他人是文明的起点和做人的美德,德国虽然无法做到忘我地支援他人,但也在力所能及地提供援助,譬如,与法国接壤的巴符州已接受了法国阿尔萨斯地区(Elsass)的病毒重症患者;当中国疫情严重的时候,德国也向中方提供过物资援助;以往世界各地遇到任何灾情,德国的机构和个人捐款都名列前茅,因为他们有这个传统。

国情不同,体制不同,传统不同,人们的行为也不尽相同。

受到西式民主和联邦体制的制约,政府在宣布措施时措辞谨慎,经常使用诸如“建议”、“应该”、“希望”等非命令式的语句。为了给民众示范,默克尔本人甚至亲赴超市购物,希望通过这种以身作则的行为来提醒民众不要抢购,同时起到一定的镇定作用。

虽然人们都知道这是“宣传”,但在推特上还是收获了不少好评,截图自推特

再譬如,目前口罩和呼吸机紧缺,联邦卫生部正在紧急增购调配,但德国“联邦制”这个政体决定了联邦政府无法“下达命令”,特别是“行政命令”,惟有形成法律才对各方具有约束力。

通过这次疫情,我们可以看到,危机处理与战时措施有类似之处,要求一定程度的“集权”,而权力的集中又是西式民主体制的一大“忌讳”。

因此,目前德国围绕是否应该实行全民“禁足”(Ausgangssperre)的讨论,引发了另一个“双重”自相矛盾的问题:1)民众一方面要求政府的执行力必须强大,同时又担心权力过于集中;2)政府一边要求民众服从和遵守限制措施,同时又担心违背自由和西式民主原则。

所以,疫情不仅考验着医疗体系的抗压能力,也考验着西式民主体制的应变能力。

人们发现,“民主”似乎不是为“紧急状态”,起码不是为较长时期的“紧急状态”设计的。“民主”的要素是质疑和启蒙,可质疑和启蒙均需要时间,而面对新冠病毒这样的疫情,时间绝对是生命。

因此,病毒侵害的不仅是人的健康和生命,而且也将“民主”的瓶颈暴露无遗。意大利的情况告诉我们,到了关键时刻,人们面对的选择往往不是“民主”or“集权”,而是要“民主”还是要“生命”。

目前的德国各级政府,实际上正行走在这个“雷区”内,稍有不慎,就会引爆舆论的抨击和民众的反弹。

根据美国约翰·霍布金斯大学的统计,德国今日感染人数已达21828,昨天为19848,增加了1980个新例。与周四到周五的新增病例(4500)相比,德国的感染人数虽然略有减少,但无人敢乐观。

在政府出台新的措施之前,德国利奥波第那科学院(Deutsche Akademie der Naturforscher Leopoldina)的16位科学界领军人物集体上书政府,要求在全国范围内实行三周的“停摆”(Shutdown),以免医疗挤兑导致整个体系的瘫痪。

在跟踪疫情、感受措施的过程中,笔者有以下两点体会:

1.大规模的疫情实际上就是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考验的是每个国家的动员能力和执行能力,体现的是所在国的综合国力和把控能力。

2.一旦关注防疫细节,就很容易发现许多疏漏和错误,无一国例外;只要聚焦每个患者和亡者,就会被他们后面的各种惨剧所牵动。我们当然应该关注和珍惜每个生命,但也不应忽视大局的走势和整体防控的效果,因为这是保护更多生命的根本标尺。

目前,全球范围内的疫情虽然还在蔓延,但各受灾国到目前为止的考试成绩,大家有目共睹。

3月22日(周日)

在我第一篇《莱茵日记》后面,有位读者调侃道:默克尔不出来则已,一出来就隔离了。仔细想想,还真是那么回事,呵呵。

背景情况是这样的:联邦卫生部长施帕恩呼吁60岁以上的人打肺炎球菌免疫针(Pneumokokken-Impfung),因为该菌对肺的侵害很大,如果加上目前的新冠病毒,老人会很难抗住。

66岁的默克尔自然也属于需要打疫苗的对象。不料,昨日给她打针的大夫被确诊为病毒感染者。所以,默克尔今日宣布“禁闭”自己,在家办公。

这事也引起笔者对德国要人安保的思考:作为一个平民百姓,如果我去打疫苗,自然无法、也无权去了解给我打针的医务人员是否健康无恙,可作为政府首脑的默克尔,安保部门在此疫情之下,事先调查如此靠近她的人是否带有病毒,应该是最起码的吧?

关键是,该医务人员据说是在默克尔(周五)打完疫苗,且(周日)开完新闻发布会之后才确诊的。

在德国,一般三种情况会去检测:第一,自己有症状,第二,身边有确诊的,第三,去过风险地区,虽然没有症状,但为了心安去检测。如果这位医生是这三种情况,从安保角度看无疑风险很大,为何还是要选择他?

如果这位医生是打针后才检测,这无疑是安保的重大失职。如果事前出于安保原因检测过,照理说,不可能在没有确认阴性时就安排给默克尔打针。当然,这位医生也可能是前后检测了两次,病毒依靠潜伏期就轻易“突破”了德国总理的安保。

不管怎样,默克尔在进入“Home Office”模式之前,还是促使联邦政府和各州就如何进一步实施“禁足”达成了一致。各方协商的结果如下:

1.原则上禁止两人以上的聚会,家庭成员和同居人员除外。

2.尽量减少与他人的接触。

3.在公共场所,人与人之间的距离保持1.5米。

4.餐饮业全面停业,但允许送餐业务。

5.之前被允许继续营业的服务性行业(如理发馆、美容院等)停止营业。

6.违者将受到监管机构和警务人员的惩罚。

7.企业应恪守卫生条例,为员工和客户提供必要的卫生条件。

8.上班,帮助他人、锻炼身体,野外活动等不在禁止之列。

9.以上措施暂定为期两周。

以上措施显然是各方妥协的结果。根据媒体披露,有些州对巴伐利亚、萨尔、巴符等州的“超前”做法表示不满,担心德国正在出现某种“比学赶超”极端措施的局面。

也正是这个原因,决议除淡化了“戒严”的意味之外,还在最后加上了“为期两周”的限制,它表明国家很清楚自己的决定已涉及到了公民自由的若干领域。

这次各方的争论主要集中在“是否允许公民出户”这点上。

以巴伐利亚州长徐德为首的一方认为,鉴于意大利的局面,除个别情况以外,应该让民众留在家里;以北威州州长拉舍特为主的一方则认为,应该允许民众出门,不然规定很难持久生效,也不利于民众的身心健康,但在外期间,大家必须遵守相关规则。

也有媒体报道,徐德和拉舍特均为联盟党下届总理候选人的热门人选,两人现在的分歧其实是在为各自的政治仕途较劲竞争。由此可见,利用任何逆境来为自己造势,是政治家的“本能”之一。

今日德国的感染人数已达23921,死亡人数为92。

3月23日(周一)

德国暂时松了一口气。

总理默克尔的首次检测结果出来了:阴性。至于14天内是否还有变化,目前不得而知。政府发言人透露,总理状况良好,未来几天还将接受进一步的检测。

最近这些天,“紧急状态”这个概念相当热门,口语中,它意指一种非同寻常的情况,默克尔在五天前发布的“告全国同胞书”中正是如此描写当前局势的。但这个概念含义复杂,使用起来一定要慎重。

对于政治学者来说,“紧急状态”意味着给国家机器“松绑”或“释放”,换言之,国家权力必要时可以超越法律的束缚,一切都为这个“紧急状态”服务。

这里的危险伏笔在于,把国家权力放出“笼子”容易,但要把它再送回去就会很难。在世界历史中,要恢复“非紧急状态”,也就是“常态”,往往需要借助特别的力量:要么外部力量介入,要么内部变动。

当然,现在的德国距此还很遥远。放眼四顾,尚无迹象表明国家权力正在步出“笼子”,但随着“紧急状态”这个话题的热议,譬如,巴伐利亚就已宣布进入“灾难事件”状态,人们突然发现,关住权力的笼子并不严实牢靠。

太平年代,所谓的《警察法规》和《感染保护法》被人束之高阁,知之者寡;但危机中,特别是这次瘟疫到来后,人们惊讶地发现,这些法规是可以合法大幅度限制个人自由的;而且,此时一旦发现法律不符合“紧急状态”的需求,便可以“惊人”的速度加以“改变”或“补充”,虽然这些“加急”行为目前涉及的都还是对经济、社会和百姓有益的部分。但是,又有谁能保证,走出或有可能走出笼子的权力,只会“为民服务”呢?

据说,鉴于这次疫情防控出现的问题,联邦政府打算在今后几天内修改现有的《感染保护法》。根据修改草案,联邦卫生部今后在确定出现疫情的情况下,被授权可以不经联邦参议院(Bundesrat)的同意,直接通过颁布“条令”来确保药物、康复物资和人力资源。

由此可见,修改现有法规不仅是“与时俱进“的做法,也暴露出一个问题:联邦制虽然有协商平台,但存在着难以及时和有效抗疫这个较为严重的短板,包括联邦与各州的权力之争,各州之间的利益之争等。

本来,这种“制衡”机制,是当初联邦制的设计者们刻意安排的,它在和平年代或许能促进良性竞争,但在危机中却“贻害”有加。所以,该草案意在加强联邦在“紧急状态”中的权力,也就是要实行一定程度的集权。

这种给国家权力逐渐“松绑”的迹象和趋势,对德国政治体系的整体影响究竟有多大,目前尚不可测,但这个被标为“新冠病毒与国家政体”的话题已经引起了媒体和学者的“警觉”。

换一个话题。

经过联邦政府与旅游公司和汉莎航空公司数日的共同努力,目前已有十二万散落在世界各地旅游的德国人被接回国。

这次有史以来最大的“接人”行动始于上周二,总共出动了40架次客机,前往这个季节德国人喜爱的度假地,如:埃及、阿尔及利亚、阿根廷、智利、哥斯达黎加、多米尼加共和国、厄瓜尔多、冈比亚、印度、摩洛哥、墨西哥、新西兰、秘鲁、菲律宾和突尼斯。

“罗科所”根据电信公司提供的个人手机信息进行了分析,发现人们的外出活跃度虽然减弱,但与防疫要达到的目标相比还不够。所长魏勒尔表示,希望联邦和各州周日颁布的“规定”能起到更好的效果,他本人对此持乐观态度。

到今天为止,德国的感染人数在22672至26000之间(结果出处不同)。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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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陈轩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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