扬之莱茵日记:德国医疗企业的预警邮件,卫生部已读不回

来源:观察者网

2020-03-29 08:41

扬之

扬之作者

德国时政专栏作者

【文/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扬之】

3月25日(周三)

近日有一个标题为“谢谢你,新形冠状病毒”(THANK YOU, CORONAVIRUS)的英文短视频,从另一个角度诠释了这次的“全球灾难”。

其中有一段台词说:谢谢你让我们去感恩有富足的生活,丰富的产品、自由、健康……终于明白,我们以为这一切都是理所当然。谢谢你让我们停下来,让我们看见如何迷失在“忙碌中”,没有时间去做最基本的事情。谢谢你允许我们把所有问题放一边,那些我们原本以为很重要的,但你让我们看到什么才是最重要的……

的确,德国人平时很少把“英雄”这个词挂在嘴边,但这次,那些最平凡最普通的人却被誉为“日常英雄”(Helden des Alltags):

在不久前的“告同胞书”中,默克尔专门感谢坚守岗位的超市员工们;劳动部长海尔(Hubertus Heil)在采访时首次提出“日常中的男女英雄们”;财政部长朔尔茨(Olaf Scholz)宣布,将给那些疫情“奉献者”获得的特别奖金予以免税。

德国汉堡的日用品超市(Drogeriemarkt )图片出处:Christian Charisius / DPA

疫情中,许多企业商家损失惨重,但也有像食品超市这样的少数行业收入可观。据说,雷弗连锁超市(REWE)总共发放了2000万欧元的奖金,南部奥乐其(Aldi Süd)听说也在考虑采取类似的奖励措施。

根据联邦统计署的信息,上述行业的员工均属于社会低收入群体(只有医院职工情况稍好些),其中收入最差的当属零售业员工。他们当中即便教育水平较高的,月收入也要比德国平均工资少750欧元(20%),更不要说没有受过职业训练的那部分人了。另外,零售业中,非全职员工比例较高,因此员工的实际收入比上述还要低。

因此,对于这些人来说,发奖金当然好,但提高工资或许是更实惠的“奖励”办法。社民党籍的劳工部长海尔认为,对他们的赞美不应只停留在口头,而应长期落实到工资单上。他说:“这个社会的栋梁不只是西装革履的人,还包括超市收银员、在医院加班加点或继续清理垃圾的那些人。”

不要提前乐观

德国的感染人数在持续增加,但死亡人数(149)似乎还不算太高。对此,“罗科所”所长魏勒尔提醒大家不要被这个“假象”所蒙蔽,因为“我们尚处于开始阶段,疫情的发展走向不可预测。”

与以往不同的是,作为抗疫专业的最高官方机构的代表魏勒尔,首次为口罩“正名”。他明确表示,具有其他病史的高危人群和确诊者应该佩戴口罩,因为“口罩能够在病人打喷嚏或咳嗽时阻挡飞沫,从而有效阻止病毒的传播。”

虽然他这次只说“有病史的高危人群和确诊者”应该佩戴口罩,但既然肯定了口罩阻止病毒扩散的“功能”,就等于承认人人佩戴口罩的必要性。问题是,在“一罩难求”的今天,即便官方正式鼓励和支持百姓们戴口罩,恐怕也难以实现,因为眼下连保证医院的需求都做不到。

德国人(专家和百姓)一直对本国的医疗体系感觉笃定,颇为自豪,习惯用病床和呼吸机的人均高配率以及高检测率来说事,可是,堤坝再坚,溃于蚁穴。病床和呼吸机这些“大硬件”固然非常重要,但如果医护人员缺乏口罩,就等于为病毒敞开了医院的大门。

很多人(特别是华人)不明白为何德国人如此抵触口罩,其实我们从中也可以看出,德国人是相对容易管理的族群,因为他们非常相信本国“权威”的话,“权威”包括领导、专家、媒体等。对口罩功效的质疑,恰恰来自这些“权威”。

如今,口罩成了“洛阳纸贵”般的紧俏产品,原先几毛钱的东西现在价格翻了十多倍。德国人抱怨目前口罩贸易中不守约不规矩的行为太严重,谈好的价钱和供货到最后关头都会变卦。办事“死板”的德国人并非不知道,这种时候应该先把钱拍那儿才更有可能拿到货,也许他们是不想改变习惯性的“货到付钱”做法。

面对疫情,各种失误在所难免

除了目前求大于供的市场因素外,有人也将造成德国口罩短缺的责任归咎于现任卫生部长施帕恩的“疏忽和渎职”。

施帕恩是位“80后”政治家,学历普通,高中毕业后经过职业培训成为银行柜员。从政后利用业余时间上了函授大学,拿到政治学学士和硕士学位。2002年后被选入联邦议会,2015至2018年曾任财政部国务秘书(相当于副部长)。本届大联合政府中,他担任卫生部长,并先后两次竞选基民盟党主席,一直被认为是未来总理的热门人选。

他在这次疫情中的表现相当出色,获得了包括反对党在内的一致好评。但这两天,他在一次访谈节目中被问及是否没有及时对某些企业的“提醒”作出回应,施帕恩坦率承认了此事,并对此表示遗憾。

事情经过是这样的:

3月19日,德国《明镜周刊》发表文章,严厉批评施帕恩的疏忽。文章写道:不久前,卫生部长就新冠病毒一事还在信誓旦旦地对媒体说,“我们已经准备就绪”。用他的话说,似乎一切尽在掌控之中,即便大流感到来,德国也有足够的隔离站、病房,以及充足的装备和储备。现在真相大白了:不仅超市中面粉、罐头和手纸被抢购一空;数周来,医生、护士和护理人员工作所需的基础物资同样短缺。

《明镜》继续写道:数周前,联邦政府答应提供帮助,但至今没有下文。法定健康保险医师协会(die Kassenärztliche Vereinigung)主席普拉斯曼(Walter Plassmann)抱怨道:“什么都没兑现,我们连一只口罩都没见到。”他警告称:“如果我们的防护物资用完了,那我们大家也就都完了。”

针对施帕恩的直接指责,是来自一家专门生产和销售口罩、防护服等医疗产品的德国企业“弗朗兹·门施(Franz Mensch)股份有限公司”的总经理泰勒先生(Achim Theiler),他对《明镜》说:”我们早就发出过预警,但无人理会”,并认为相关部门数周内无所作为,“这是严重疏忽,不必要地加剧了危机。”

根据泰勒的描述,早在2月5日,他就给卫生部长施帕恩写了邮件,指出不久将出现医用口罩供不应求的局面,呼吁要为此提前做好准备,检查各医院、急救中心以及其他相关部门的医用物资储备情况,必要时赶紧向生产厂家订购。

泰勒这么呼吁并非没有原因:1月底,正值中国疫情严峻之时,来自中国的订单(口罩、呼吸机和防护服等产品)非常多,而且多数都是受中方之托的新客户,一个月的存货一天之内即被“吃掉”。泰勒在给施帕恩的邮件中写道:“不仅我们这里如此,所有其他我们联系过的欧洲进口商无一例外。”

通常,像口罩这类简单的医疗产品,医院平时不会储存过多,而97%的口罩又都产自中国,再加上中国政府在1月中旬禁止该类产品出口,所以泰勒预见德国将面临医疗物资短缺。他在邮件中写道:“我呼吁您,千万不要低估病毒带来的这个问题。”

但是,邮件发给卫生部长后,杳无音讯。2月10日,泰勒再次给施帕恩发邮件,并附上《明镜》1月7日刊登的消息:世卫组织负责人警告全球将出现防护物资,特别是口罩的短缺现象,多家德国厂家已无法供货,譬如斯图加特的“Gehe Pharma Handel GmbH”公司也证实,目前对各种型号口罩的需求特别高,即便他们储备再多,也已无法满足需求。

泰勒的公司向卫生部长指出问题紧迫性,并表示愿意提供帮助。他在2月5日的那封邮件中写道:为了保证本国需求,他的公司不再对外出售储备的150万只口罩和20万套呼吸面罩。他请求将这个信息转交给相关部门,但“无任何反馈”。

在《明镜》的追问下,卫生部证实收到了泰勒的邮件,并回复称:“由于防护物资的采购由联邦国防军的采购局统一协调,所以这些信息都转交到那里去了。这种做法符合正常程序。鉴于我们在特殊情况下对各种任务作出了优化处理,因此没有回答众多的供货提议,而且,当时卫生部已经与一些厂家和国家就供应情况进行磋商。”

《明镜》在文章结尾时引用了施帕恩3月4日发表的抗疫施政声明中的一段话:“……医护人员是最早发现问题和知道如何解决问题的一批人,所以他们及时反映问题非常重要。”

显然,泰勒的邮件石沉大海,并非因为他不属于“医护人员”,而是官僚办事作风的一个体现。正如笔者在此前的“日记”中曾指出的那样,“一旦关注防疫细节,就很容易发现许多疏漏和错误,无一国例外。”

德国卫生部长施帕恩3月24日接受兰茨采访 图片出处:德国第二电视台ZDF

德国电视二台(ZDF)访谈节目主持人兰茨(Markus Lanz)对受访者一向以“不依不饶、穷追不放”而著称,但这次对施帕恩,他没有这么做。或许是因为他知道,疫情中,形势变化多端,千头万绪,一个部级单位无法处理每天进来的每封邮件,也在情理之中吧。

德国人比较讨厌两种人:事后诸葛亮(Klugscheisse)和凡事他人过(Schuldzuweisung)。追究责任是必须的,但追究责任不能变成寻找替罪羊,因为“寻找替罪羊”本身,就是不愿承担责任的表现。

德国这次抗疫中做得最成功的地方是,及时告诫民众不要恐慌,不要遇到不适就往诊所跑;如果出现症状或去过“感染危险地”,先在家里自行隔离,然后与家庭医生和卫检部门取得联系,再采取下一步行动。这种做法,很大程度上帮助医疗体系避免了过早承压。

当然,德国也有德国的问题。譬如,今年一、二月的时候,疫情虽重,但毕竟远在中国。德国的有关部门(政府和科研单位)应该是密切关注中国疫情的,但还是低估了疫情的传播速度以及危害性,同时又高估了本国的防疫能力。

这次出现口罩短缺,还有一个原因是没有将这个“不起眼”的产品当作“战略物资”来储备。另外,全球化带来了更加细致的生产分工,市场起的作用过大,没有充分考虑到“风险分摊”,生产过于集中在少数地方,一旦这些地方出现问题,很快殃及全球。

施帕恩在采访中也抱怨称,生产口罩的材料很多来自德国,生产口罩的机器很多也来自德国,但口罩的产地却在别国他处,一旦需要,德国鞭长莫及,望洋兴叹。也正是这个原因,德国政府开始采取措施,鼓励和支持这些产品的生产尽量“德国化”,省得到时“抓瞎”。

目前,中国国内的疫情有所好转,开始逐渐增加对国外的援助。但是,欧洲总有一些“敏感”声音,质疑中国“慷慨解囊”背后的真实动机。所以,为了避免“好心当成驴肝肺”,中国最好不要介入那些无谓的争执(譬如“新冠病毒”的源头问题)以及与美国打口水仗。不然,欧洲人会认为中国的援助并非人道当先,而只是为了和美国较劲,把美国比下去。

德国人是非常理性的,他们有自己的原则,更有自己的观察力。虽然难免存在傲慢与偏见,但总体还是比较客观的。无论在这两年的贸易战中,还是美国对盟友的态度上,德国人对特朗普的表现相当不齿。因此,中国要避免与美国不必要的纠缠,让德国和欧盟感受到中国是可以依托的朋友。

今天传来消息,英国查尔斯王子被确诊;默克尔总理第二次检测也出结果了:还是阴性。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Antonio Guterres)当天则表示,新冠病毒是对全人类的威胁,所以需要全人类共同抗疫,各国单独应对已经不够了。可是,某国仍然坚持对病毒做错误的“冠名”,甚至为此不惜致使G7联合声明的流产。

3月26日(周四)

德国进入全民“禁足”的第四天,总体情况平静安好。

德国人是个精于计算(不是算计)和未雨绸缪的族群。譬如,休假的话,会提前好几个月、甚至一年做计划,计划确定了一般不喜欢再改动;请人来家吃饭,主人会先确定来客的人数(这个正常),但在采购时的计算却比中国人“精确”得多——如果来五个人,主人会备足六个人的食材,更多就没有了;如果临时加人,场景或许就会比较尴尬。这不是因为德国人“抠门”,而是他们秉持不能浪费的新教传统。

反映到防疫措施中也是如此:根据模式评估风险,采取相应措施,但不会冒进,一般是到什么时候说什么话。这一方面显得很从容,但也容易让百姓无所适从,毕竟百姓是需要引领的。

这次疫情中,笔者对两件事情始终不能理解:第一是抢购手纸(为何偏偏是手纸,逻辑在哪里?),第二是规定禁止1000人以上的聚会(999人和1000人的传染风险究竟有多大区别?)。

关于第一点,至今仍无人能理解;至于第二点,恐怕是因为,任何禁令都有“副作用”。政府可以一声令下禁止,但直接承担损失的是活动举办者;限制措施、经济损失,当然还有生命安全,这些都是政府决策的权衡关键。

德国政府前一阵子之所以“一步一回头”,就是在权衡这三者的利弊得失:防控如果失败,生命健康就会成问题,经济也会崩塌;但如果措施过度,同样会影响经济,继而直接威胁到百姓和国家的生存。

现在,德国政府还在“精打细算”:通过空前的限制措施放缓疫情发展的速度,以免挤兑医疗体系;以空前金援规模扶持大中小企业,以确保经济能安度未来几周。政府希望限制措施14天左右能明显见效,但这种计算是否又一次体现了德国式的过度“精确”呢。

专家说,目前的措施如果持续两个月,会对经济造成7%的损失;如果超过两个月,损失说不定会达到20%以上。问题是,两个月疫情即便好转,也无法保证不会有随之而来的第二波,到时候又该怎么办?

施帕恩今天说:“现在还是暴风雨之前的平静,没人知道几周后的情况会如何。”

德国决策者的沉着冷静一方面给人安全感,同时也让人时不时捏把汗。但是,作为外行和普通百姓,或许相信专家和自己的直觉是最好的选择。写到这里,笔者又想起德国人的另一个特质:听天由命, 随遇而安。有句德国名言说:下雨了,我很高兴,因为如果我不高兴,老天照样会下雨……

世界医学专业杂志《柳叶刀》(The Lancet Public Health)今天公布研究结果,确认武汉采取的“封城”措施有效制止了疫情蔓延,为医疗系统争取了宝贵的时间。一句话:武汉封城惨烈,但势在必行。

英吉利海峡彼岸,英国查尔斯王子的检测引起了争议。他的症状很轻,而比他症状严重的病人却因试剂盒有限都没有轮上,为此英国政府不得不派卫生部国务秘书出面解释,称查尔斯本人并没急着要求检测,但没有透露具体细节。

欧洲的“重灾区”目前基本还是在南欧的意大利、西班牙等国,不过据数字显示,瑞士的情况也不容乐观。仔细想想也不奇怪,意大利北部是疫情“震中”,连不与之接壤的德国巴伐利亚都遭到重创,与之直接相邻的瑞士恐怕更难以脱身。

那么,欧洲之外的重灾区在哪里呢?各种迹象表明,美国将成为世界疫情的新“震中”。美国准备好了吗?特朗普有妙招吗?我们拭目以待。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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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朱敏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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