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扬之】

根据官方公布的数字，截至4月7日，德国的新冠病毒感染人数破10万，累计达到103228例，死亡1861人。

衡量疫情严重性的一个重要参数是“翻倍所需天数”。德国开始采取“禁足”措施时，平均3天翻一倍，情况并不是很妙。根据专家的说法，翻倍时间必须远远高于十天以上，方可避免医疗挤兑。

最近这两天，德国的情况略有缓和，但尚不稳定。

在这抗疫的关键时刻，大部分百姓虽然还在遵守各级政府的限制性法规，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的耐心也在慢慢耗尽，特别是经济界的“耐力”正在接受严峻的考验。此起彼伏的要求逐步放宽限制的呼声不仅来自企业和政界，连部分病毒学家也认为必须考虑如何尽早部分“解禁”。

人间的这场“瘟疫”毫不影响春天到来的脚步：这几天，春暖花开，阳光普照德国全境，北非的热气流给德国带来20度以上的初夏温度。这宜人的气候，更加吸引着在家“憋坏”的人们走出家门。

但联邦政府还是认为目前尚不能放松限制措施。默克尔表示，目前传染和死亡人数的增长速度有所放慢，给人带来少许的希望，但此时谈“解禁”绝对为时过早。总理府部长布劳恩（Helge Braun）在接受《周日汇报》（Allgemeine Sonntagszeitung）采访时也再次警示道：“感染最高峰尚未到来。”

危机时，执政党容易得分

自然灾害会给个人和家庭带来不幸，也会对社会、经济等领域产生很大的冲击。这时候，百姓对政府的期待值往往很高，也是政治家展示勇气和才能的机会。

譬如，2002年德国大选中，施罗德（Gerhard Schröder）的“红绿组合”选情不佳，相反，联盟党的候选人斯托伊贝（Edmund Stoiber）在民调中则遥遥领先。可恰在此时，德国东部地区和捷克开始绵绵不断地下雨，导致易北河水位持续上涨，多处决堤，农田被淹，房屋被冲，灾情相当严重。

施罗德抓住这个“天赐良机”，多次赶赴灾区，穿着雨衣和雨靴，在电视上频频亮相，充分展示了自己的行动力。

2002年，时任德国总理施罗德在易北河抗洪最前线（图片出处: picture-alliance/ ZB/wg/hg）

竞争对手斯托伊贝对此不以为然，他反对这种“洪水旅游”（Hochwassertourismus）的作秀方式，认为靠萨克森州的自然灾害来捞取政治资本“太悲催”（schäbig）。

斯托伊贝说的并非没有道理，大选首先看的是政治纲领，但百姓的逻辑和感知显然不是这样的。对他们而言，此时更需要政府的帮助和慰问，包括各种赈灾承诺，更需要政治家与民同在，出现在灾区现场。

结果，施罗德仅以数千票的优势赢得了那次大选。

这次的新冠病毒疫情虽然尚未结束，但也已改变了德国的政治态势：

默克尔2005年以来连续组阁四次，其中三次是“大联合政府”（GroKo），也就是联邦议会中第一和第二大党团联合执政。这种形式的政府好处是稳定，坏处是弱化议会的作用。因而，“大联合”在过去数年中几乎成为“僵硬政治”（Starre Politik）和“暮气民主”（Demokratiedämmerung）的代名词，在选民中的“名声”并不好。

前年，执政党在数州选举中丢票严重，导致默克尔不得不辞去党魁一职，从此成为“跛脚”总理。到疫情爆发之前，她本人很少亮相，淡出的意味很浓。

她曾领导了18年的基民盟（CDU）在民调中一直走低，默克尔的继承人克兰普-卡伦鲍尔（Annegret Kramp-Karrenbauer）上任一年多即宣布辞职，党内狼烟再起。按照原计划，将于四月召开特别党代会，选举新的党主席。

当了三届默克尔“陪衬人”的社民党（SPD）更是危机不断：2017年大选以来，面对日益下降的民意，党主席换了三拨，但均无“回天之力”，这个“百年老店”大有沦为二流政党的可能。

可就在这个节骨眼上，出现了新冠病毒。

“深居简出”的默克尔开始频频出镜，冷静坚定地领导着抗疫工作：她隔三差五召开新闻发布会，请求民众理解政府的限制措施；不戴口罩亲自去普通超市购物，安定民心，示范不要抢购；发现身边有人检测阳性后，立刻进行自我隔离，继续在家指挥抗疫。她的方式深得人心，有望摆脱2015年以来的“难民总理”标签， 而成为“抗疫总理”。

默克尔就新冠疫情进行电视讲话，呼吁民众团结应对“二战以来最严峻的挑战”（视频截图）

内阁中的主要职能部门长官也都不同程度地收获了“疫情红利”：80后的基民盟卫生部长施帕恩自不必说，还有基社盟（CSU）的巴伐利亚州长许德（Markus Söder），两人在这次抗疫中表现出来的干练和成熟，有助于他们成为未来德国总理的热门人选。

就连上次在竞选党主席中败北的社民党副总理兼财长朔尔茨（Olaf Scholz），以及经常以意识形态主导对外关系的外长马斯（Haiko Maas）也令人瞩目。前者打破成规，广开财源，给政府机构以及企业工厂大量注资；后者因为排除万难接回了近二十万滞留海外的德国游客而赢得广泛喝彩与好评。

疫情爆发之前，德国的左营中，绿党一路飙升，一度将社民党甩在后面。最新民调显示，社民党首次反超绿党。这个成绩并非因为该党两位新主席治党有方，而是本届政府中战斗在抗疫第一线的几位社民党部长们大放异彩。

本届议会最大反对党“选项党”（AfD）前一阵一直忙于如何与党内“纳粹”组织——“Flügel”切割，以避免国家宪保局（Bundesverfassungsschutz）对该组织的监督扩展至整个党。多个民调显示，靠着反欧疑欧以及2015年的难民潮“发家”的选项党在疫情中鲜有作为，颓势渐显。为了扭转这个局面，该党利用目前存在的“解禁”的呼声，开始与政府的“坚持限制”做法唱反调。

自民党（FDP）和左翼党（die Linke）也难有突出表现：代表富人和经济界利益的自民党呼吁政府多考虑企业的困境，但此呼声在默克尔内阁推出的强大的“扶持计划”之下，显得微不足道，甚至多此一举；代表“贫下中民”利益的左翼党除了大加赞誉普通员工的坚守以及提出富人要为整治新冠病毒“后遗症”多作贡献之外，也没什么更好的建议和作为。

政治中有一个说法：“灾难时，谁执政谁出彩”（In der Krise glänzt, wer regiert）。此话在这次的“战疫”中再次得到证实。

德国如此，奥地利和意大利亦复如是，执政党无一例外地获得了民众的广泛认同和支持，而此前势头颇劲的民粹政党，则缩水不少。

由此可见，危机能让执政党充分展示行动力，而行动力则是重新赢得选民信任的最大筹码。

“新冠债券”，Yes or No

在制定疫情防控措施时，德国政府这次对专家们的意见表现出最大程度的信任；但在发放“新冠债券”（Corona-Bonds）问题上，政府对经济学家们的意见就不那么在乎了。

目前的局面是，欧元区的大部分国家要求所有成员国共同应对新冠病毒带来的这场危机，具体说，就是在时间和额度上做出限制的情况下共同贷款集资。这样做的好处是能为债台高筑的国家减负，体现“富帮穷，强扶弱”的原则，以及共同应对挑战和危机的决心。

但是，德国、奥地利、荷兰等国表示反对。他们认为，这个被冠以“新冠”的债券，其实是欧盟内，特别是欧元区内的一个旧话题。

2008年爆发全球金融危机。两年后，若干欧元国家由于基础和管理较差（譬如耽误和拒绝改革），导致财政信誉度下降，进而难以或必须付出极高代价方能从市场上获得资金。这些国家金融体制一旦崩溃，必将动摇欧元区的稳定。为了避免出现这种情况，欧元区建立了一个稳定机制（European Stability Mechanism，简称ESM）。有困难的国家可以在满足一定条件的情况下从中获取贷款。目前，这个机制的借贷能力差不多在4100亿欧元的水准上。

可是，ESM应对小国危机还可以，但难以帮助大的经济体度过难关。为此，欧洲央行（EZB）为了稳定市场和避免欧元区解散，不得不于2012年作出无限收购“问题国”国债的保证。

其实，“共同举债”这个建议在2008年金融危机之前就有人提出，譬如前欧盟委员会主席德洛尔（Jacques Delors）和普罗迪（Romano Prodi）等，但由于阻力太大而未能实现。

2008年后，欧盟以及欧元区内有关发放共同债券的呼声再次高涨，主要是经济较弱的南欧诸国比较热衷；马克龙当选法国总统后，“欧盟债券”（Euro-Bonds）一直是他的欧洲政策中的主要目标。2012年，默克尔正式拒绝了这个建议。

在新冠病毒的冲击下，南欧诸国再次受到重创，于是，“欧盟债券”改头换面，在三月底的欧盟峰会上，以“新冠债券”（Corona-Bonds）的名义重新提到议事日程上来，但是没有达成一致。

为此，周一欧盟财长进行磋商，谈判至深夜，仍无结果，决定延期到本周四继续会商。由此可见这个话题的“难度”有多大。

反对这个建议的国家认为：我们愿意帮助重灾国，钱也不是没有，但如果界定不清晰，容易将“旧债”放进来。最好的办法还是重新启用ESM等现有渠道，附加条件可以再议。

但也有人认为，此次危机与上次的不同，新冠疫情冲击到几乎所有的国家，只是程度不同而已，这里不存在管理不善的问题，因为病毒的产生及其造成的后果与政府行为无关。

还有，申请ESM贷款会影响到国家财政信誉。有些南欧国家本来尚未完全从上次的泥潭中走出来，这次如果继续依靠ESM，将更加难以脱身。关键是，如果像意大利这样的欧盟第三大经济体出现金融危情，那么，眼下的“病毒危机”很可能转变成“欧元危机”。因此，“新冠债券”不仅是在帮助这些国家渡过难关，也是在倾整个欧元区之力避免更大的灾难出现。

德国政府对这类分摊债务的做法一直持怀疑态度，认为这是一条“不归路”，一旦踏上，很难再回头。财长朔尔茨目前正在想办法，试图用其他办法来绕过这个话题，譬如，利用和扩大欧盟预算、欧洲投资银行（EIB）以及ESM等现有机制。

这个话题非常敏感，极具争议性，弄不好还容易牵扯到宗教（天主教和新教）及意识形态（穷富不均）等其他领域。因此，德国政府希望各方就此进行内部斡旋磋商，避免公开讨论这个问题。毕竟，德国政府的钱也不是白来的，都是来自纳税人。

从目前的情形看，这次德国很难一口拒绝。本周内，各方将再次磋商，看能否找到一个折中方案。

回到疫情本身：

上一次日记中，笔者已经提到，奥地利的旅游地蒂罗尔是这次欧洲病毒的“源发和高危地区”之一。但是，由于人们开始时重视程度不够，加上当地政府没有及时采取防控措施，因此，去那里的不少人都被感染上了。

笔者有一位朋友，一个月前与一帮同事去那里滑雪。回来后，他告诉笔者，与他同车的其他四个人后来都被确诊；还有一个在酒店与他同住一屋，也被感染了。而他本人却安然无恙，检测结果阴性。目前，这五位已全部康复。

有些事情真的很难说清，似乎冥冥之中自有安排。这或许也是德国人比较“从容”和“认命”的原因吧。

德国人比较遵纪守法，所以相对好管理，但罗科所所长魏勒尔似乎对同胞这次的表现仍有不满。政府采取限制措施后，各地违规现象的确时有发生：慕尼黑2322例、汉堡1800例、柏林1360例……

不过，意大利日前传来悲惨的“好消息”：死亡人数525例，创两周以来新低。这会不会是欧洲疫情的新曙光？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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