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扬之莱茵日记:德国在疫情中纪念“战败日”

2020-05-08 08:11:50

【文/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扬之】

75年前的今天(1945年5月8日),纳粹德国在投降书上签字,第二次世界大战欧洲战区的战事宣告结束。

对大部分德国人而言,5月8日不仅是“战败日”,也还是某种意义上的“解放日”。这几天,忙于走出疫情限制的德国,并未忘记纪念这个给德意志民族打下深深烙印的历史事件。

如今,能回忆起那场造成6000多万人丧生的全球战争和满目苍夷贫困交加的战后日子的,都是八十以上的老人。他们在二战中劫后余生,有些却未能躲过眼下新冠病毒的冲击。

生长在战后的德国人,虽然未曾经历过过狂轰滥炸、地窖生活和饥寒交迫,但是,这次疫情让他们体验到了此前从前辈们的口述中或书本上才了解到的“紧急状态”(Notlage, Ausnahmezustände)以及这种状态带来的不安全感(Unsicherheit)和自由受限(Einschränkungen der individuellen Freiheit)。

这些天,爱思考的德国人开始讨论新冠疫情与战后状态到底有什么相同和不同之处。

斯大林格勒战役前,纳粹军队几乎所向披靡,大部分德国人对希特勒勾勒的“千年帝国” 之梦充满向往,坚信日耳曼民族的“不可战胜性”。随着战线的不断收缩和战争的最终失败,德国人发现自己其实非常脆弱。

对这种“脆弱感”,疫情中的德国人再次有了切身的体会。正如德国总统施坦因迈尔(Frank-Walter Steinmeier)在“复活节”讲话中所说的那样:“这场世界大瘟疫告诉我们:是的,我们很脆弱。也许,我们长久以来都以为自己是无敌的,只会发展得更快,更高,更远。但这是错的。

还有一个体验笔者也感同身受:疫情期间,如果不看媒体报道,或不去空空荡荡的市区,你几乎感觉不到自己正身处一场大瘟疫中;在家读书追剧,或去田间散步,丝毫不觉得这个世界与之前有何不同。

经历过二战的人也提及这样的经历:柏林或其他大中城市的居民几乎每天都需要去地窖躲避轰炸,可乡间的百姓却闻不到任何枪炮声,身在田园风光中的他们对那场旷世之战毫无感觉。

德国刚施行限制措施的那几天,曾出现过短暂的“抢购风”,面粉、手纸等产品脱销,这多少也让人想到战后生活的拮据或商店里空空如也的货架。

4月28日,在德国杜塞尔多夫一家快餐店,工作人员戴着口罩为顾客制作披萨

“一罩难求”等防护物资的短缺局面造成贸易常规被颠覆,黑市繁荣,医疗物资价格飙升,违规乱象频发;虽然程度和范围不同,但反应的都是身处“不安”之中的人会失去理性思考和行为的能力,现在这样,二战后亦如此。

当然,这次的信息透明度以及市场稳定性与战后的情形不可同日而语,但那种对未来不可知、只能走一步看一步的节奏,以及紧急状态造成的不安和不适,对生命无常的担心和害怕,与战后还是有一定的可比性。默克尔在疫情暴发后的第一次电视讲话中说:“二战后,我们的国家还未经历过这样绝对需要我们团结行动的挑战。我们对常态、公共生活和社会共存的理解,前所未有地统统受到重新审视。”

在疫情的日子里,还有一个问题也经常被提起:新冠瘟疫带来的大规模生死体验,程度不同地影响了人们的社交和生活方式,那么疫后会不会和战后一样出现一个崭新的体系(System)呢?

德国历史学家黑瑟(Thorsten Heese)认为不会。他说:危机属于“非常态”,面对这种突如其来的变化和打击,当人们发现无处也无法躲避时,就会正视现实。经历一段时间的恐慌之后,人们会本能地作出应急反应,并尽快适应新的状态和环境。这个学习过程,无论是战后还是疫情中都能明显观察到。但是,一旦恢复常态,人们还会回归此前的生活和思维方式,所谓“新体系”更多是权力结构的变化,但人们从小养成的和祖祖辈辈传承下来的传统习惯是很难从根本上被改变的。

就如同德国的“民族主义”,在经历了那么多的失败和挫折之后依然生生不息地存在着,虽然它在战后、特别是战胜国实施的“去纳粹化”(Entnazifizierung)之后一度被认为彻底消失了。

籍此战败75周年纪念日,笔者以魏玛和布痕瓦尔德集中营为例,讲讲德国的民族主义以及野蛮与文明的“一步之遥”。

从魏玛历史看德国人的民族主义情结

提到魏玛,自然会让人想起德意志历史上第一个民主政体:魏玛共和国。

对德意志来说,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结束与1918年的“十一月革命”互为因果。德皇威廉二世(Wilhelm II)及其儿子普鲁士威廉王子(Prinz Wilhelm on Preußen)被逊位后,第二帝国寿终正寝。之所以说“被”逊位,因为此决定非德皇亲自宣布,而是由当时的宰相马克西米连·冯·巴登(Prinz Maximilian von Baden)出面公布的。个中的原因非本文重点,在此省略。

1919年2月至9月,德意志制宪国民会议(Verfassunggebende Deutsche Nationalversammlung)在魏玛举行。

与“古典魏玛”时期不同,这座优雅的小城这次偏离了其“文化首都”的传统定位,在命运的捉弄下被动地成为决定德意志命运的政治中心。

魏玛这次之所以被选作国民会议的会址,除了 “避开政治动乱之柏林,在安静的环境下从容议政”的原因之外,还有更重要的因素:一战失败后,德意志对内对外都亟需一个新的开端、新的象征。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德意志的政治精英们意欲打造一种代表共和新政的“魏玛精神”,以此来取代此前象征普鲁士武力崛起的“波茨坦精神”。

魏玛国民议会最困难的课题,并非在于制定宪法,而在于决定是否在苛刻的《凡尔赛和约》上签字。如果签,德国将被解除武装、失去大片国土、支付巨额赔款、放弃海外殖民地,这是朝野官民都很难接受的结果;如若不签,战事将继续,最后德意志或许会从欧洲版图上消失。面对这两难抉择,国民议会最后决定接受《凡尔赛和约》。就这样,新生的魏玛共和国虽然实现了民主共和,却从一开始便难以得到民心。因此,有人将签署《凡尔赛和约》称之为魏玛共和的“原罪”。

历史上的魏玛共和国(1919-1937)

15年之后,这个民主政体最终孕育出纳粹这样的独裁政权:当时的德国人普遍认为自己正身处一个伟大的时代,相信希特勒及其纳粹理念能使德意志民族再次伟大。这种强大的民意使希特勒能按照魏玛宪法顺利当选为德国总理,并很快收拢权力,取缔反对党,建立了“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个领袖”的专制政权。

更具讽刺意味的是,希特勒的“千年帝国”之梦比“魏玛共和”更加短命,在“轰轰烈烈”存在了12年后便彻底破碎了。这让笔者想起德国小说家维克多·克莱姆佩勒(Victor Klemperer)的那句话:“一切就如此轻而易举地崩溃了”。

从某种意义上说,“魏玛共和”生于原罪,死于民主。

纵观当前世界上的选民政治,我们不难看到当年魏玛的影子:土耳其的埃尔多安、俄罗斯的普京、匈牙利的奥尔班·维克多、菲律宾的杜特尔特、甚至还包括美利坚的川普,他们都是民选出来的领导人,均凭靠选票走入权力中心,可他们身上的专制特色丝毫不弱。我们虽然有理由相信民主体制的坚韧和强大,但“魏玛共和”的历史告诉我们,民主同样可以孕育独裁。

十七世纪及十八世纪的“启蒙运动”(Aufklärung)强调理性和敢于求知;十八世纪晚期的“狂飙突进”运动(Sturm und Drang)主张个性解放和回归自然。歌德席勒代表的魏玛古典主义(Weimarer Klassik)则试图克服这两场运动的极端因素,关注不同力量之间的和谐与平衡,追求恢复古希腊艺术中提倡的完美以及内容与形式的统一,推崇人道和宽容。

历史就是这样一直在不断的自我修正中螺旋式发展着。那么,这样的一个“古典魏玛”最后怎么会成为德意志民族主义的象征呢?又怎么会沦为极端种族主义的工具呢?

要回答这两个问题,我们就不能不了解歌德席勒所处的时代:十八世纪末,法国大革命爆发。代表自由主义的第三等级宣布法兰西新民族的诞生,并把贵族和教士等级排除在外。市民阶层成为推动历史的动力,并通过民族主义来动员农民、手工业者和产业工人。因此,法国民族意识的形成或重生从一开始便带有浓重的阶级色彩。

而此时的“神圣罗马帝国”刚刚成为历史,德意志内外交困前途渺茫;战乱导致哀鸿遍野,经济凋敝。资产阶级力量相对薄弱,难以具有民族感召力。在这样的背景下,语言和文化便成为链接德意志各邦的唯一纽带,官僚和知识阶层成为民族振兴唯一可以指望的力量。

十九世纪初,强大的法国军队飓风般横扫欧洲,包括散沙一盘的德意志各邦所在的中欧土地。1806年的10月27日,法兰西帝国的皇帝拿破仑·波拿巴以征服者的身份进入柏林。十五年前由普鲁士国王“胖威廉”(Friedrich Wilhelm II)为纪念致使对手法国衰落的“七年战争”胜利而建造的勃兰登堡门,此刻见证了拿破仑的复仇和雪耻,门上的那尊驾车的胜利女神雕像也被拆下运往巴黎。

德意志当时的破落,与民族成型、帝国巍巍的法兰西和大不列颠相比,形成很大的反差。这深深刺激了德意志的精英,兴族强国的愿望与日俱增(此情此景,让笔者想起五四时期的中国):诗人们用诗句探寻民族的未来,音乐家们用音符抒发抗争的激情,哲学家们则用理念激发至高无上的国家崇拜。

因此,德国19世纪历史的主要课题就是民族的统一和自由。回首当年,我们也可以说,德意志的民族主义其实是民族悲观主义的产物。

在这样的背景下,倍受德意志知识精英崇拜的“古典魏玛”代表人物歌德和席勒被民族主义运动推为“伟大的旗手” 。用德国戏剧家海因里希·劳勃(Heinrich Laube)的话说:两位文豪秉性迥异,反应了德意志民族内在既矛盾又统一的特性;两人珠联璧合,体现了德意志最完美的组合。

与法国不同,德国的民族主义并非启蒙运动的产物,而是浪漫主义的结果,所以它从一开始便带有浓重的非理性情绪。国土沦丧滋长了人们对法国占领者的仇恨,民族主义逐渐走上一条极端化和种族化的道路,最后甚至发展为宗教的替代品(Ersatzreligion)。

1806年,第四次反法同盟结成,对法战争爆发。哲学家费希特(Johann Gottlieb Fichte)担负起宣扬爱国主义的任务。1807年,他回到被法军占领的柏林,发表了著名的《对德意志民族的演讲》(Reden an die deutsche Nation)。此外,在历史学家阿恩特(Ernst Moritz Arndt)和有“体操之父”之称的教育家亚恩(Friedrich Ludwig Jahn)等的作品中,也能找到纳粹的思想理论根源。

德国古典哲学家费希特

这些带有极端主义思潮的文人都喜欢引用古罗马执政官塔西佗(Tacitus )在其著作《日耳曼尼亚志》中对日耳曼人的溢美之词:“我个人倾向于把日耳曼尼亚的居民视为未曾与异族通婚、因而依然还保持自己纯净血统的种族”。从这个意义上说,德意志民族主义从一开始就染有“种族主义”和“血统主义”(Blutrecht)的病毒。纳粹开除犹太人国籍以及后来的大屠杀只不过是这些理论的可怕延续和具体落实而已。

笔者发现,关于这一时期的民族主义运动,人们习惯将其分为“积极的”和“消极的”。譬如,被压迫民族争取独立、自治或平等的斗争属于前者;而突出本民族的优越,鄙视和压迫其他民族则属于后者。放到德国的语境中,前期抗击拿破仑占领的民族主义被认为具有积极意义,而后期威廉时代的扩张式民族主义则具有消极意义。

但许多研究表明,这样的区分法难免片面和简单。民族主义其实一直象罗马神话中的双面门神(Januskopf),积极和消极因素存于一体,很难区分。至于民族主义最终究竟是“神性”还是“魔性”的抬头,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当时的政治局势。纵观世界历史和现实,被压迫者变成压迫者、受害者变成作俑者的例子比比皆是。究其原因,并不复杂,因为引领民族运动的精英本身就在不断变化着。

德国的民族主义相当复杂:一次次失败,一次次崛起;一代代人为此付出了惨痛的代价,也给周边民族带来了巨大的痛苦。多数时间里,它与自卑、压抑、失望和悲伤相伴,这反过来又助长了扬眉吐气后的狂妄和轻慢。德国人以理性著称,可似乎至今都没有学会如何与自己的民族情感相处。

文明与野蛮,有时只有咫尺之遥

回到魏玛这个虽然仅有六万人口、却是一种充满历史的文化古城:这里不仅有各种各样的博物馆和地标建筑,如,安娜-阿玛丽亚-图书馆(Anna-Amalia Bibliothek)、市政厅(Rathaus)、魏玛城市宫殿(Stadtschloss)、包豪斯博物馆(Bauhaus-Museum)、德国国家剧院(Deutsches Nationaltheater)、圣彼得和保罗教堂(St. Peter und Paul) 等,还有许多名人故居,如,歌德故居、席勒故居、李斯特故居、尼采档案馆等。

魏玛象一座“历史有余,现实不足”的城市。说它“历史有余”,是因为这里的很多旧房别墅都有自己的故事:某某在此用过餐,某某在此住宿过,某某在此写作过……名人的名字可以拾一箩筐:德国浪漫主义文学先驱让·保罗(Jean Paul)、戏剧家奥古斯特·冯·科策波(August von Kotzebue),当然更有那些如雷贯耳的文化大师在此生活和创作过:歌德、席勒、李斯特、巴赫、尼采、瓦格纳……这座城市在德国历史上留下三个重重的印记:“古典魏玛”(Klassik Weimar)、“魏玛共和”(Weimarer Republik)和“布痕瓦尔德集中营”(KZ Buchenwald)。

说它“现实不足”,是因为魏玛给自己的定位就是“对文化如痴如醉,对政治敬而远之”。它很少因为现实中的重大事件进入人们的视野,前来魏玛的人,绝大多数也都是因为它的历史氛围和文化传统。

这里的许多建筑古色古香。就在你抬头之际或转身之间,就可能在某个房屋的墙上发现某句名人名言,如,“不渴而饮,不喜而学,不诚而祈,皆无用功也 / 宗教改革家马丁·路德”、“家乡就是那个让你不言而喻的地方”/ 德国哲学家约翰·戈特弗里德·赫尔德、“假如你认识生活,请告诉我它的地址” / 法国小说家散文家儒勒·雷纳尔、“面对沉默和咆哮,我发明了语言 / 墨西哥诗人奥克塔维奥·帕斯。

作为一座文化古城,魏玛既保持着气宇轩昂、风姿卓著的不凡气质;又为古今的迁客骚人们提供着一份与世无争的恬静优雅。魏玛之所以成为德国历史上第一部民主宪法的诞生地,并非因为这里是政治重镇,而是因为当时的政治精英们想远离明争暗斗暴力频仍的首都柏林、需要一块宁静之地为德意志的未来勾画蓝图。

两德统一后,埃尔夫特(Erfurt)成为图林根州的首府,而魏玛却默默地继续扮演着它早已驾轻就熟的传统角色——文化首都。

魏玛接待着来自世界各地的客人。据说,美国人是慕“包豪斯”(Bauhaus)之名而来,吸引法国人的主要是哲学家尼采,日本人多来瞻仰歌德,而以色列人则会说:魏玛?哦,就是布痕瓦尔德附近的那座小城。笔者今夏前来魏玛,首先迷上的却是那扑鼻而来的椴树花香;当然,还带着始终挥之不去的问题:一个享誉世界的文化名城,为何能孕育出令人发指的人间地狱:布痕瓦尔德集中营。

埃特斯山(Ettersberg)海拔并不高,还不到五百米,但却是图林根盆地和魏玛市的最高点。登高望远,美丽优雅的魏玛尽收眼底。

1933年5月纳粹焚书

1706年,威廉·艾恩斯特(Wilhelm Ernst)公爵委托建筑师约翰·米策(Johann Mützel)在原奥古斯丁修道院的残垣根基上建一座简约的狩猎行宫(Jagdschloss),耗时六年,具有巴洛克风格的新行宫(Corps de Logis)则完成于1740年。

公爵夫人安娜·阿玛丽亚(Anna Amalia)在其子卡尔·奥古斯特(Carl August)上位后选择埃特斯山行宫作为自己的夏宫。这里曾经高朋满座名人云集,如,大文豪歌德、哲学家约翰·赫尔德(Johann Gottfried Herder)、女歌唱家克洛娜·施略特(Corona Schröter)、作家翻译家克里斯托托夫·马丁·维兰特(Christoph Martin Wieland)、匈牙利音乐家李斯特、丹麦童话家安徒生(Hans Christian Andersens)、德国剧作家兼诗人弗里德里希·黑贝尔(Friedrich Hebbels)等。宾主聚集在此,或演奏、或读诵、或跳舞、或相爱,或对同行的作品评头论足,激烈辩论。

埃特斯山的这个艺术家圈子当年被誉为魏玛的“缪斯庭院”(Musenhof Weimars)。安娜·阿玛丽亚还让人在旧宫的宴会厅里建了剧场。歌德在此指导过《普龙德维勒年市》(Jahrmarktsfest zu Plundersweilern)、《在陶丽思的伊菲革尼亚》(Iphigenie auf Tauris)等剧目。多才多艺的歌德甚至亲自担纲俄瑞斯忒斯(Orest)一角,他的挚友克洛娜·施吕特出演伊菲革尼亚。

1800年,德国的另外一位大文豪席勒也慕名而来,并在此完成了他的作品《玛丽·斯图亚特》(Maria Stuart)。1808年,沙皇亚历山大一世和拿破仑来此参加盛大的狩猎活动。

由此向西,距离这个“缪斯庭院”不远处,纳粹在“古典魏玛”一百多年之后用囚犯的血泪建起了一座人间地狱:布痕瓦尔德集中营。它一开始叫“埃斯特山集中营”(KL Ettersberg),由于这座山与歌德的名字密切相关(他的作品中多处都提到过它),所以,即便魏玛属于纳粹重镇,但这个名称最后还是被否决掉了,改为后来为世人熟知的“布痕瓦尔德集中营”(KZ Buchenwald)。

著名的犹太流亡者、后来又回到德国的语言文学家理查德·阿尔温(Richard Alewyn)曾说过一句名言:我们与魏玛之间横卧着一个布痕瓦尔德(Zwischen uns und Weimar liegt Buchenwald.)。游览完“古典魏玛”,再沿着那条当年的“血路”(Blutstrasse)来到集中营旧址,笔者真有从文化圣殿坠入人间地狱的感觉。

集中营入口处的铁门上,用铁血色镶着三个赫然大字:JEDEM DAS SEINE。翻译成中文就是“罪有应得”的意思。站在门外,看这三个字是反着的,只有站在门内,它们才是正的。很明显,这句话是给囚犯们看的,是为了每天提醒他们清楚自己的处境,接受眼下的事实。

为了加深犯人的罪感,纳粹还在铁丝网外,用从囚犯们那里搜刮来的金钱修建了一座小型动物园,一方面供党卫军“骷髅队”(SS-Totenkopfverband)官兵们及其家属消遣,一方面也是为了告诫囚犯:你们是一群连动物都不如的“渣滓”。

德国人喜欢有条不紊井然有序,其享誉世界的“工匠精神”不仅体现在“德国制造”上,也反映在种族灭绝和消灭异己上。无论是折磨屠杀,还是消尸灭迹,他们样样都能做得近乎“完美”。魏玛和“布营”证明了德国人可以把文明和野蛮双双落实到极致。

可是,高雅文化中怎么会孵化出令人发指的“兽行”?参观完集中营,了解了魏玛历史,笔者不得不承认:伟大的创造力和巨大的破坏力的确可以并存;高雅文化对野蛮不仅没有天然的免疫力,而且还有可能滋生野蛮。

譬如,魏玛并不是一个大城市,但当年纳粹在此地的文化社团却拥有三千会员,而且清一色的知识分子,不少还是颇有名望的歌德学家。直到今天,当地的文化精英们还在试图把好的与坏的脱钩。他们的惯用说法是:希特勒多次来魏玛,但从未去过歌德故居。如果他了解歌德的思想,兴许他的政策会是另外一个样子。

如今,当年集中营的木板房(Holzbaracken)已不复存在,留下的只是一片发人深思的空旷地带。当年的集中营“被服仓库和犯人钱财保管处”(Kammergebäude)如今是介绍“布营”历史的常设展览观。

展览入口处不远的大屏幕上,能读到德国小说家政治家维克多·克莱姆佩勒(Victor Klemperer)的一句话:“再次惊讶一切就如此轻而易举地崩溃了”(Wieder ist erstaunlich,wie wehrlos alles zusammenbricht)。这句话在提醒我们,无论是文化圣殿还是人间地狱,都有可能在瞬间坍塌断裂,灰飞烟灭。

与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相比,今日之世界自然开明进步了许多,以至于我们似乎难以相信历史的车轮还有可能会倒转。但文明和进步有时候其实是相当脆弱的,倒退随时都可能会发生。这也是魏玛和“布营”给我们的重要启示之一。


5月8日24时,在柏林卡尔斯霍尔斯特举行了德国无条件投降仪式


1937年,为建立“布营”,许多树木都被砍伐掉了,唯有一棵橡树在营内保留了下来。传统上,橡树是力量和自由的象征。纳粹让保留这棵树,自然是想择取其中“力量”这部分含义,但也因为另一个传说:这棵苍天古树若倒,预示着一个朝代的灭亡。在囚徒们眼中,它却象征着自由和希望,也让他们想到当年歌德在埃斯特山留下的足迹,故被亲切地称为“歌德橡树”(Geothe Eiche)。1944年8月,它被盟军的炸弹击中,那个古老的传说似乎被应验了。

魏玛是德国人的骄傲,“布营”却是他们的心病。如果你对他们说要去魏玛,他们会热情地为你介绍这座文化古城的不同景点;如果你说还要去看布痕瓦尔德,他们的表情瞬间就会凝重起来。有些会在顷刻犹豫之后低声说:“哦,应该去看看,那是我们历史上黑暗的一页”。在那一刻,你能感到他们内心挥之不去的耻感,也会察觉到他们非常不爱提及这个话题。

魏玛和“布营”很形象地诠释了何谓“善恶集于一身”。从这个意义上说,魏玛是古典的,但更是启蒙的。它告诉我们,文明和野蛮,有时候只有咫尺之遥。

下面回到眼下的德国疫情:

在疫情危机处理中,德国联邦制的“会商精神”在战胜第一波疫情中起到了很大的作用,使德国成为世界抗疫的典范之一。

开始时,新冠病毒带来的许多不确定和不可知,让一向谨慎的德国人更加循规蹈矩。他们一切行动听指挥,联邦和各州的联席会议作出的决议基本上得到了贯彻落实。现在,疫情出现持续缓解,如何解禁便成为政治角力的主要话题。这还真应了中国的一句老话:“上山容易下山难”。

为了赶紧收回疫情中被联邦收拢的权力,各州开始比学赶超“开禁速度和广度”。“两周一议”的节奏被打乱:4月30日刚结束一轮联席会议,5月6日又进行会商。

这次,联邦向各州“投降”了。

默克尔宣布,在防控措施得到基本保障的情况下,开禁措施将由各州自行决定。也就是说,德国恢复“新常态”的速度要比原先想象的来得更快。对企业和商家来说,这是个很大的好消息。

在禁足受限了数周后,人们太想回到过去的生活节奏中了。在这种情况下,露重飞难进,风多响易沉。科学家的种种提醒,多数被淹没在处处可闻的“复常”喧嚣声中。

但愿第二波疫情离我们不是仅有“一步之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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