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扬之】

历史有着自己的发展轨迹，并不以有些人的意志为转移。这次疫情再次告诉世人：过早下结论容易走入歧途，陷入被动，就像“历史终结论”与“中国崩溃论”被屡屡“打脸”那样。

人类的进化过程中，许多现象其实一直在重复和循环出现，从未停息过，而人性也在周而复始地展示着善恶两面，从未改变过。阴谋论的“生生不息”，就是这样一种人类现象。

五花八门的“阴谋论”

上周末，德国一些大城市出现了规模不同的“反限制措施”示威游行。一般情况下，抗议活动的意识形态和利益之分浊泾清渭，彼此对立，但过去数日中的示威者成分颇乱，混杂其中的极右、极左、反犹分子竟然破天荒地“联合”上街了。他们利用油管视频来进行动员，在脸书群里相互交流，通过即时通讯（Messenger Telegram）工具组织和协调行动。

德国的反封城示威得到了不少报道，有媒体指出其极右、新纳粹等背景，图片来源：推特截图

在网络时代，社交平台不仅为人们相互交流和传播信息提供了方便，也聚拢了成千上万为生存担忧、对现实不满、甚至包括百般无聊和无事生非的人。他们在这里为个人的不幸和社会的不公寻找“责任者”，在无助和迷茫中寻求答案和出路，但缺乏或拒绝理性思考和分析，只是在“知音”和“同道”中感受“自我证实”带来的快感和力量。这里是各种“阴谋论”滋生的最佳土壤。

这些天在德国议会和政府门口集会的抗议者们，坚信某些有权有势的人意欲通过传播病毒来限制人的基本权力和破坏民主。这些“理论”偏离事实，充满成见、偏见、敌视和猜忌，其中最典型的就是有关微软创始人盖茨（Bill Gates）的各种“传说”，譬如，盖茨欲将世界置于“卫生专政”（Health dictator）之下，以便将芯片植入人体；盖茨为了兜售疫苗而故意培植病毒等。

2018/19年，盖茨的基金向世卫组织（WHO）的项目捐赠了3, 68亿美元，德国却有人批评他利用大金主的身份对该国际组织施加影响。对于上述针对他本人以及他的基金的种种“说法”，盖茨5月11日在接受《华尔街日报》采访时表示：“我们所作的一切，无非就是出钱和表达我们的看法。”他感觉“很糟糕”，因为此前没有更有力地警告大瘟疫的危害，不然全球的抗疫或许能做得更好。

不只是德国，澳大利亚也有这样的集会，而在推特上，各路“阴谋论”会互相串联，捍卫本方观点。图片来源：推特截图

为了控制疫情，各国的科学家们目前正在紧锣密鼓地加紧研制有效疫苗。但是，这种努力很可能在各种“阴谋论”的围攻下被打折扣，因为反对打疫苗（不仅针对新冠病毒疫苗）的人早就存在，数年来也一直在传播各种说法。专家们担心，如果一部分人因相信这些说法而拒绝接种疫苗，这次新冠病毒的传播将很难得以控制。

围绕新冠病毒还有以下“理论”：1）这个病毒是资本主义的一个发明，2）政府想以此转移视线，3）没有病毒，只有5G辐射，4）制药业为了推销疫苗，5）新冠病毒没那么可怕，6）病毒是在武汉某实验室培植出来的。

据此间媒体分析，这次仇视盖茨和反疫苗的人之所以能与反犹主义和“帝国公民运动”（Reichsbürgerbewegung）串联在一起，也与俄罗斯海外媒体、“第三立场”杂志（das Querfront-Magazin Rubikon）和极右博客等的作用分不开。

德国的一些公众人物也成为“阴谋论”的有力推手：德国著名流行歌手沙维尔·奈杜（Xavier Naidoo）否认新冠病毒的存在，声称这是“凭空捏造”出来的瘟疫；德国土裔素食菜谱作者和电视烹饪明星希尔德曼（Attila Hildmann）公开指骂卫生部长施帕恩（Jens Spahn）：“没有人想要你肮脏的应用程序（Drecksapp）、没有人想要你引入的盖茨投资的疫苗接种义务（Zwangsimpfung），没有人想要你计划中的监控之国（Überwachungsstaat）”；多名德国天主教主教响应梵蒂冈前驻美大使维迦诺（Carlo Maria Vigano）发出的倡议，在一封联名信中呼吁警惕“出现一个不受任何控制的世界政府”，质疑新冠病毒的传染性和危害性，认为这是一些势力在故意制造恐慌。

希尔德曼与沙维尔·奈杜成了典型，图片来源：推特截图

2015年的难民危机曾撕裂过德国社会，这次的新冠病毒恐怕又将是一个新的考验。

研究“阴谋论”的德国心理学家拉姆贝蒂（Pia Lamberty）表示，8%的德国人相信政府决策受到“秘密组织”的影响；认为艾滋病毒和打疫苗是一种阴谋的人分别占9%和20%；四分之一的人相信医界和政界会沆瀣一气地进行有目的的“掩盖”。

虽然政府发言人塞伯特（Steffen Seibert）认为参加这类游行的人在8300万德国人中只占极少数，但也有各界人士担心极端势力会利用民众的不满来操控抗议活动。德国犹太人中央理事会（der Zentralrat der Juden in Deutschland）在5月10日发表的一份声明中指出，反犹阴谋论在新冠危机中卷土重来，在二战结束75年后的今天，德国社会必须认真对待“绝不重演”（nie wieder）的誓言。

鉴于纳粹德国杀害数百万犹太人的历史、以及犹太人上千年来遭受的种种迫害，德国犹太人组织发出这样的警告一点都不奇怪。

犹太人：阴谋论最著名的受害者

反犹主义历史悠久。早期的原因是，坚持信仰一神教的犹太人因不接受新的宗教与文化，而被地中海沿岸地区信仰多神教的征服者们视为对统治者的反抗，并遭到镇压。后来，古老的犹太教与新兴的基督教因教义和诠释等方面的分歧而交恶，随着基督教于西元391成为罗马帝国的国教，犹太教的“千年厄运”便由此拉开了帷幕。

此后，在基督教文化占主导地位的国家和地区中，每遇天灾人祸，犹太人都会被当作“罪魁祸首”，遭到排斥、驱赶和迫害。

历史上针对犹太人的主要阴谋论有以下四个：

1）“儿童献祭”

1144年，英国发生了一起儿童谋杀案。随后流言四起，有人称遇害孩子是被犹太人掳走的，为了给“逾越节”的秘密仪式献祭；也有人说这个罪行是当地的犹太人遵照拉比教义（Rabbi）的指示犯下的，以嘲笑救世主的受难。总之，此事件之后，每次针对儿童的犯罪，都会与所谓的“献祭”挂钩，并引发一波波反犹的诬告、暴乱和屠杀。

2）“井中投毒”

据传，1321年的夏天，一位麻风病人在法国南部某贵族领地内被捕，他供认是一个犹太人给其一个有毒的包裹，里面装着人的血、尿和三种神秘草药，以及从神圣的主那里获得的粉末，并指示他把这个包扔到一口井里。这一事件在当时的“黑死病”期间持续发酵，最后，那场大瘟疫被说成是犹太人井中投毒的结果，目的是要消灭基督教。

3）“犹太-共济会合流”

“共济会”本是一个产生于十四世纪的工匠行会，属于非宗教性质的“兄弟互助会”，后因其“神秘”的色彩而被指控恶魔崇拜（撒旦主义），具有建立“世界新秩序”的野心。二十世纪初，沙俄出现一本反犹主义的书籍《锡安长老会纪要》，其中描述了犹太人通过加入共济会来“征服世界”的具体计划。这个理论在欧美国家中一直流传至今。

4）“犹太-布尔什维克主义”

由于“国际工运”和“国际共运”的许多领导人具有犹太血统，如马克思、托洛茨基等，所以，有理论宣称“1917年俄国革命”的思想主张源自犹太人，布尔什维克背后的最大金主也是犹太人。这个“犹太人支配国际共运”的阴谋论后来被纳粹党及其支持者广泛运用，1920年代，希特勒宣布纳粹的使命就是摧毁“犹太-布尔什维克主义”。

从以上针对犹太人的各种“说法”中，我们可以发现“阴谋论”的演化过程和常用手段：面对天灾人祸，或为了争夺利益（宗教、政治、经济等），或为了转移视线和嫁祸于人，人们会先找出一个“替罪羊”或“假想敌”（用现代语言来说就是“甩锅对象”），以此来解释灾难的根源；继而用谎言、传说、真假参杂的信息来对其“污名化”，让民众相信“恶人恶行”之间的必然联系。

到中世纪结束时，犹太人在经年不断的“污名和泼墨”之后，已被妖魔成丧失人性、十分邪恶的“人渣”形象和“万恶之源“；在民间，犹太人就是“无处不在、神秘而邪恶力量”的代名词，仇犹于是被视为“美德”和“虔诚”的体现。

因此，后来纳粹政权对犹太人的灭绝，既与基督教中根深蒂固的排犹传统和一些著名历史人物（如马丁·路德、瓦格纳等）的反犹思想密切相关，也是种种“犹太阴谋论”作祟的结果，而希特勒所做的只是用“血统论”和“人种论”来诠释、佐证并实践这些“传统”和“理论”而已。

纳粹德国战败后，排犹仇犹似乎与希特勒一起被钉上了人类的耻辱柱，任何反犹言行都会受到主流社会的抨击或法律的制裁，犹太人也终于有了属于自己的国家（以色列）。从这个意义上说，历史（或权力？）似乎已给犹太人“正名”了。

然而，每遇灾难来袭，沉渣还会泛起。不仅如此，随着国际格局的变化，“阴谋论”也在寻找新的对象。从19世纪的“黄祸论”到近年来喧嚣尘上的“中国威胁论”，其演变过程再次证明，“阴谋论”虽然难入庙堂（也未必？），却能广传江湖，其蔓延的速度以及导致的创伤面甚至不亚于生物学上的“病毒”。而且，任何针对族群、理念和国家等对象的大规模迫害、打压和围剿，加害者往往都依托或寻求“主流意识”、“价值体系”和“强大权力”的支持。

这个“循环”和“现象”从未也不会终结和改变。

浅析“阴谋论”

阴谋论走的是“简单因果”线，也就是说，把某个社会现象或历史事件简单归于某个“阴谋”，在不加阐述和说明的情况下便笼统地认定：世界的所有发展后面都藏着一个计划，没有什么是偶然发生的，所有事件彼此都有某种关联。

学界对“阴谋论”的对象没有一个统一的定义。有些学者认为，“阴谋论”虽然被称为“论”，但其实并不构成一个科学理论体系，所以，为了消除误解，他们建议不要使用“阴谋论”这个概念，而用“阴谋假设”（Verschwörungshypothese）、“阴谋意识形态”（Verschwörungsideologie）、“阴谋神话”（Verschwörungsmythos）或“阴谋叙述”（Verschwörungserzählung）等。

概念清晰后，解释相对会容易一些。如果我们称其为“假设”，就可以用科学的手段去进行验证，如果论据不足，在上升到“论”之前，即可将其抛弃；如果科学手段无法证伪，而人们依然相信“阴谋论”的推断，那就可以将其归为“阴谋意识形态”的范畴。

一般而言，“阴谋意识形态”喜欢自我认定为“真理”，并设定可辨认的敌人，倾向于将世界和人类划分为“好的”和“坏的”，“阵营意识”强烈，习惯将“我们”和“阴谋者”对立起来。我们常说的“阴谋论”其实是指“阴谋意识形态”，这是一种强迫症式的、带有宗教情结的迷信。

“阴谋神话”则是“阴谋意识形态”的升级版。两者的区别是，后者一般会具体指认现实中谁是“阴谋者”，前者则不指名点姓，而是泛泛而论，笼统述之。

那么，为何有人相信“阴谋论”？实际上，信者的理由是不尽相同的，但他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极度质疑国家以及国家机器。根据英国肯特大学的研究，这些人相信的倒不一定是某个世界观理论的内在逻辑，而是“官僚主义的本质恶意”，似乎 “总有什么不对劲，不对头”。这种基本判断给阴谋论者的认知和理由打上了深深的烙印。

“阴谋论”是一种危机症状。在冷战结束后以及全球化进程中，我们的世界无论在政治、科学还是金融领域，都变得越来越复杂。面对某些新问题，经验丰富的德国议员们尚且离不开专家们的咨询服务，更不用说普通百姓了；他们中的许多人难以理解眼下纵横交错的发展及彼此之间的关联，感觉非常无助。

危机则是阴谋论“有所作为”的时刻，因为人们无法“透视”各种事件发生的背景和原因（如，“9.11”恐袭、2008年的金融风暴、2014年的乌克兰危机、或2015年的难民潮）；政府和媒体给出的答案又流于简单笼统，或老生常谈，所以难以让人理解和信服。一般的规律是：国际事件越难以参透，人们对“外来威胁”的感觉就越强烈，“阴谋论”在社会上流传得就越疯狂。

“阴谋论”是某种“替代宗教”（Ersatzreligion）。这与“阴谋论”的另一个功能有关，那就是人的自我身份认同。

2017年，法国的一个研究团队发现，人们相信“阴谋论”，不仅仅是为了赋予事件某种意义，而且也是为了满足个人主义的欲望（自我存在感）：认同“阴谋论”意味着某种“与众不同”，因而会给人“众人皆醉，唯我独醒”的满足感，继而发展出某种“唤醒和拯救浑噩无明众生”的“使命感”。他们相信自己掌握了超前于他人的“独家知识”，比别人都更了解世界到底是怎么回事。

在这方面，“同侪压力”，或称“同辈压力”“朋辈压力”（英语：Peer pressure，德语：Gruppenzwang）无疑起着重要作用。

早在1961年，发明“六度分隔理论”、著有《服从权威》（Obedience to Authority）一书的美国心理学家米尔格拉姆（Stanley Milgram）就发现，凡事相信的人越多，就越容易被认为是真理或真相。

他做了以下实验：让一个人站在街上盯着天空看60秒（虽然空中或天上啥都没有），此举引起旁人关注并模仿的概率并不大；但是，如果这么做的不是一人而是一众人，那么引起关注并加入“莫名观天”的人数就会很多。也就是说，一个理论的“社会依据”要远比“事实依据”更有效果。

一般情况下，人更倾向于相信被多数人接受、又能证实自己观点的数据（有选择性），而那些有道理、依据充分、但信者不多的事实却往往被忽略。这个现象虽然不只出现在“阴谋论”的信众中，却颇能解释用事实说服信众为何这么难。

那么，哪些人比较容易相信“阴谋论”呢？

如果你以为“阴谋论”的信众多是一群患有狂想症和偏执症的怪人，那就太过简单了。实际上，关于这个问题的答案，学界并没有一个统一的看法。

对于心理学家来说，容易相信“阴谋论”甚至属于稳定的人格特质。按照心理学中的“阴谋心态”概念，相信某个“阴谋论”的人，往往也容易陷入其他“阴谋论”中；这类人对权力（如官方机构或高位人物等）有着本能和根本的不信任。比较典型的观点就是：银行家、企业高管、政治家、制药业或所有“上面”那些人只顾自己的利益或只追求利润的最大化。心理学家发现，面对社会上存在的很多弊端，“阴谋论”的信众不善于或不屑于分析和区别对待。还有心理学家认为，大多数情况下，产生这种“阴谋心态”与幼时受到比较严苛和专制的家教有关。

社会学家则认为，阴谋论是“边缘化”（Marginalisierung）和社会不安全感（soziale Unsicherheit）的结果。所谓“边缘化”是指某些人群被隔离和排斥在“主流社会”（Mainstream）之外，对经济、政治和文化生活的参与度较低。1994年，美国罗格斯大学（The State University Rutgers）心理学教授戈泽尔（Ted Goertzel）通过研究发现，少数民族比其他族群更容易相信“阴谋论”，因为他们生活相对贫困，对现状的不满度高，感觉被政府遗忘了。

抛开族群因素，社会不安全感的确是“阴谋论”生根发芽的重要土壤。谁感觉自己的社会地位受到威胁，或对未来忐忑不安，或感觉怀才不遇，或缺乏成功经历，或物质生活贫瘠，或经历了什么人生挫折，谁就比较容易相信“阴谋论”。这些人觉得，相信“阴谋论”能给人带来某种“同属感”和“归属感”，可以此来疗化“自卑感”，并把自己的不好境遇归咎于指定的敌意对象。

学者们还发现，持极端政治立场的人越多，相信“阴谋论”的人就越多；很多“阴谋论”也与少数派族群和宗教团体受到歧视有关。此外，有信仰或对灵性和神秘主义感兴趣的人也容易相信“阴谋论”。研究还表明，“阴谋论”并非只是心理缺陷的一种表现，而是因人而异、背景复杂的现象，与教育程度、职业和性别并无必然的联系。

“阴谋意识形态”意义上的“阴谋论”是一种难以溶解和非常固化的世界观。一旦进入“阴谋论”的圈子，理性和据理的讨论几乎没有可能。具有“阴谋心态”的人，容易质疑权力，习惯将专家意见和观点一概归于“精英的宣传”。对他们而言，所有来自科学界、媒体或政府机构的信息统统都是谎言。最典型的例子就是，面对事实依据，依然怀疑载人登月是假的。

“阴谋论”产生的疑惑、猜忌和恐慌对信者自身和他人均会带来不同程度的后果，这点经常被低估。具体而言，假如你一直坚持认为骗子无处不在，那么到了关键时刻，你很难再相信媒体的报道、警方的警告或医生的建议。最典型的例子就是眼下示威者们对“打疫苗”的质疑态度。

那么，“阴谋论”背后的政治利益是什么？从历史的角度看，阴谋论其实一直是政治家屡试不爽的宣传、鼓动和辩论的手段。例如，在18世纪的法国大革命期间，雅各宾派就利用“阴谋论”来把政治对手推上断头台的做法合理化；一战后在德国广为流传的所谓“背后捅刀说”（Dolchstoßlegende）则被用来把战败的责任推给社民党人、其他民主人士和犹太人。

在“假新闻”大行其道的今天，“阴谋论”在国内和国际政治中的作用也越来越重要，在有些事件和领域中，甚至大有成为主流意识的可能。这个趋势很危险，而且还看不到改观的前景。

下面回到眼下的德国疫情：

默克尔的联邦政府上周在解禁问题上放权给各州之后，德国各地加大了“恢复常态”的步伐。有些人利用重新获得的“权力”，开始对政府此前采取的限制措施进行“反攻倒算”，谣言、假新闻和阴谋论纷纷登场。

对此，德国“明星”病毒学家德罗斯滕（Christian Drosten）深表不安。他抱怨说：“社交媒体上流传的信息让人无所适从。不少视频一派胡言，缺乏常识，却被数百万次地点击、下载和传播，因为这些始作俑者中还包括医生和教授，虽然他们此前从未研究过病毒课题，但他们的头衔和医学背景却增加了其观点的可信度。”

有些人甚至把早在此次新冠病毒问世之前就存在的、与流行病毫无关系的阴谋论内容也生搬硬套过来，这让德罗斯滕感到很头疼，因为澄清、解释和驳斥这些谣言花去了他本人不少精力。

目前舆论中针对“罗科所”（Robert Koch-Institut）的批评更让德罗斯滕无法忍受。他说，罗科所此前每天（包括周末和节假日）都举行发布会，其所公布的信息，无论是深度和广度，都是欧洲任何一个国家望尘莫及的。但对有些人来说这都不算什么。德国似乎被“宠坏”了（Luxusproblem）：因为这里的重症病室并没有人满为患，所以就可以罔顾疫情的存在。他无奈地表示：“但愿我们还能继续拥有这份奢侈，也希望德国人能珍惜这份奢侈。”

- 未完待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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