扬之:德国大选——三人一台戏,结果难预料

来源:观察者网

2021-08-12 08:09

扬之

扬之作者

德国时政专栏作者

【文/ 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扬之】

还有不到7个星期,德国就要举行大选了。目前,各政党正紧锣密鼓,为最后的冲刺各显其能。

鉴于现任总理默克尔两年多前便宣布不再谋求任何政治职位,今年的选举不仅会带来一般意义上的“政党轮替”或“政府更迭”,而且还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将大大影响和改变德国的政治面貌和政策走向。

德国联邦议会(Bundestag)每四年举行一次选举,今年9月26日将选出二战后第20届联邦议会。

德国《基本法》(Grundgesetz)在第38条中明确了选举的一般性原则性,具体的细则由专门的《联邦选举法》(Bundeswahlgesetz)来规定。这里特别需要注意以下两个德国选举制度中有别于其他西方国家的地方:

1)“一人两票制”

根据规定,德国每个选民可投两票。

第一票投给所在选区(Wahlkreis)内自己中意的候选人。按照“相对多数”原则,在本选区内得票最多者,将获得进入联邦议会的资格,即所谓的“直选议员”。第二票投给自己信任的政党。各党在联邦议会中占多少席位,除通过第一票获得的“直选议席”外,首先取决于它们在第二票中所占的比例。

该规定增加了选民的选择余地,譬如,某选民希望未来的政府由联盟党和自民党组成,那么,他可以把第一票投给选区内联盟党籍的候选人,再把第二票投给自民党。如果某选民是绿党的“铁杆粉丝”,那么他可以把第一票投给绿党籍的候选人,第二票投给绿党。

2)“5%门槛”

这个限制规定始于战后第二届联邦议会选举(1953),1957年被再次严格化。根据此规定,只有那些至少获得5%选票和3个“直选议席”的政党方能进入联邦议会,少数民族所选代表除外。

联邦德国的制宪精英们之所以设置了这道“门槛”,是汲取了魏玛共和国时期的教训。当时议会内党派林立,难以形成稳定多数,政府运作几度瘫痪,最后导致纳粹这样的极端政党上台。

籍此大选之际,笔者将结合德国的选举制度、主要政党历史、未来政坛的关键人物、大选的重要看点、各种组阁可能性以及可能产生的对外(华)政策影响等信息,陆续报道、介绍和分析相关政情的发展。

本文先从本次大选的主要看点说起。

看点一:三位“总理候选人”并驾齐驱

上届联邦议会中共有7个独立政党。它们分别是:基民盟(CDU)、基社盟(CSU)、社民党(SPD)、选项党(AfD)、自民党(FDP)、左翼党(die Linke)和绿党(Bündnis 90 / die Grünen)。其中,基民盟和基社盟联合参选,共组议会党团,可算一个政党,被称为“联盟党”(Union)。

与美国的选举制度不同,德国的政府首脑不是选民直选,而是由议会选出来的。也就是说,选民选政党,政党推举总理人选,然后由议会多数来决定。有鉴于此,往届大选中一直由联盟党和社民党这两个最大党推举“总理候选人”(Kanzlerkandidat)。

今年情况有所不同,出现了三个总理候选人并存的局面。除联盟党和社民党之外,绿党也提出了自己的总理候选人。

这个局面的产生主要有以下两个原因:1)社民党在左营中的“老大”地位很有可能被绿党取代,2)各主要政党支持率相对平均,增添了组阁谈判中的变数。

眼下三位“总理候选人”分别是联盟党的拉舍特(Armin Laschte)、社民党的朔尔茨(Olaf Scholz)和绿党的贝尔波克(Annalena Baerbock)。

他们性格不同,履历有别,但都是经历了程度不同的党内“磨难”后被筛选出来的。拉舍特今年初刚当选为默克尔之后的第二位党主席,在“总理候选人”竞争中勉强胜出;朔尔茨在争当社民党主席中败北,之后却高票获得“总理候选人”资格;绿党的贝尔波克虽然没有经过激烈的党内公开竞争,但与另一位党主席哈贝克(Robert Habeck)进行内部协商时据说也发生了“并非不激烈”的讨价还价。

三人中,贝尔波克最年轻,属于80后,从政经历相对薄弱,特别是缺乏政府工作经验,基本上一直活跃在党内的不同岗位上。或许正是出于这个原因,心高气傲的她为弥补不足和给自己“加分”,做了两件让她“肠子都悔青”的事:1)对自己的履历做了程度不同的“美化”、“务虚”和“谎报”处理,;2)竞选中出书宣传自己的政治理念,却多处“剽窃”。事发后,加上自己未向联邦议会及时申报党内职务津贴,她一度高涨的政治声望滑坡式下跌。

贝尔波克(图/wiki)

拉舍特的个人履历相当丰富:他不仅担任过人口最多的北威州(Nordrhein-Westfalen)州政府部长和州基民盟党部的主席,2017年以来还当选为该州州长。此外,他还有欧洲议会的工作经验。也就是说,他同时具备党务、地方政府和外交领域的从政经验,唯一的“软肋”是未在联邦政府中任过职。

可惜,比较低调的他最近也经历了两次令其“无地自容”的“滑铁卢”:1)在陪同总统施泰因迈尔(Frank-Walter Steinmeier)访问灾区时,他不合时宜地“开怀大笑”,造成恶劣影响;2)他十二年前出的一本书中也被曝有“剽窃”之嫌。事发后,加上他“温吞”的竞选策略受到党内诟病,致使他本来已有所上扬的支持率急剧下降。

拉舍特被拍到在施泰因迈尔受访时说笑(图/德媒)

为了挽回影响,贝尔波克和拉舍特不得不在不同场合向公众反复道歉,形成本次大选的一道“特殊风景线”,被公众嘲讽为“道歉竞选”(der Entschuldigungswahlkampf)。有些媒体更是“看热闹不嫌事儿大”,盯着第三位“总理候选人”戏谑道:现在就差朔尔茨还没道歉了。

在这样“万人紧盯”的情势下,可以想象朔尔茨也会感觉“如履薄冰”。但稳重老道的他到目前为止尚未明显犯错,也没有什么令人难堪的历史“污点”被人挖出。这或许与他的个性与行事作风有关:既没有贝尔波克的张扬,也没有拉舍特的温吞;去灾区“送温暖”时知道避免产生“党争”和“助选”之嫌,更汲取拉舍特“开怀大笑”的教训,面对灾民时始终保持“忧国忧民”的沉重表情。

与其它两人相比,朔尔茨的从政经历无疑是最“过硬”的:他担任过社民党汉堡地区的党部主席、汉堡市(州级)内政部长、劳工社会部部长和首席市长(2011-2018)等职务,2018年至今执掌权力很大的德国财政部,具有地方和联邦、党务和行政的多重经验。

朔尔茨(图/wiki)

根据目前的民调,他被认为比拉舍特和贝尔波克更适合当总理。可惜,德国总理不是直选产生的,而是要看所属政党的得票率。朔尔茨虽然“无懈可击”“众望所归”,无奈社民党的选情尚未走出低迷。

不过,由于拉舍特和贝尔波克个人的连续失误,社民党与绿党之间的距离已经缩短拉近,仅差一两个百分点。所以,原本无望的朔尔茨和社民党最终未必会出局,甚至还有逆转的可能。

看点二:各政党的民意支持率 “平均化”

迄今为止,德国联邦议会的政党结构经历过四个发展阶段:

在1953年至1983年的30年间,联邦议会主要有三党(联盟党、社民党和自民党)组成;1983年绿党首次进入联邦议会,“三党格局”随之成为历史;1998年后,原东德执政的“统一社会党”(SED)在两德统一后经过更名(“民主社会主义党”)和重组,成功跨越5%门槛,打破了之前的“四党格局”;2015年夏“难民潮”之后,极右的民粹政党“选项党”首次进入联邦议会(2017),不仅开启“六党议会”阶段,还一举成为议会第三大党。

每次议会政党组合的变化均与当时的社会发展背景有关。譬如,绿党的诞生源自上世纪60/70/80年代大规模的“和平”、“生态”和“女性解放”运动;左翼党进入联邦议会则与德国统一这一历史事件有关;选项党的“拔地而起”则离不开默克尔颇具争议的“难民政策”。

理论上说,议会中的各党为民众及国家利益计,在竞争的同时,也应该彼此合作,包括联合执政。毕竟,参选的政党都受到宪法的认可,或最起码未被宪法禁止和取缔。但是,无论是绿党、左翼党还是选项党,它们作为新党入席后无不遭到议会中老党“在民主框架或名义之下的非民主式”排挤。

绿党长期被视为议会中“反传统和反规则”的“极端异类”,被保守阵营排斥在联合执政的可能性之外,直到上届大选才出现松动;同样,左翼党因“政治成分不好”(东德共产党继承者),选项党因其“反欧疑欧”和“排外”的立场,至今都遭到其他主要政党程度不同的排斥和拒绝。

以往这种“政治挑剔”之所以还能成气候,是因为联盟党和社民党在左右阵营中的老大地位非常突出(从民意支持率上看)。它们只需要在自民党和绿党这两个议会小党中挑选一个相对“志同道合”的,便能形成议会多数,完成组阁。如,1998-2005年施罗德的“红绿”内阁,2009-2013年联盟党与自民党组成的“黑黄”内阁。

但是,随着大党支持率收缩和议会六党格局的形成,这种可能性大大减少了。为了保证施政稳定,默克尔的四届内阁中有三届选择了第一和第二大政党之间的合作,即所谓的“大联合政府”(GroKo)

如今,德国的政情再次发生变化:社民党在左营中的“老大”地位很有可能会被绿党超越,“选择”和“被选择”的地位或许发生逆转。保守阵营的“老大”联盟党虽然还保持第一大党的地位,但离传统的“35%+”支持率还相距甚远。

根据德国不同民调机构8月9日和11日的调查结果,联盟党的支持率在23%至25.5%之间摆动,而绿党则徘徊于17.5%至20%,社民党在16略有回升(19%),自民党(FDP)12%和选项党(AfD)11%,只有左翼党(die Linke)比较落后,仅获7%。

从以上结果看,目前选情的另一个看点就是联邦议会6大党的支持率相对“平均化”:除联盟党稳定在20%以上之外,其他政党均在10%-20%之间徘徊。如果这个格局不变,选后的组阁将会变得比以往复杂。

最新民调还呈现了另一个有趣的结果,那就是大部分选民(55%)希望更迭政府。这个数据让人联想到1998年和2005年大选前的情况。当时,民调也展示了类似的结果,并在大选中得到了应证:1998年,施罗德的红绿政府把执政了16年的科尔(Helmut Kohl)拉下马;2005年,执政不到两届的施罗德被默克尔取代。

这次选民求变心切又会带来一个什么样的结果呢?

中国俗话说,“打铁还须自身硬”,可目前德国左右营中的“老大”显然自身都不够硬,加上其它政党支持率相对“平均化”,所以,传统的“两党联合执政”格局恐怕难以为续,下届德国政府很可能要由三个政党(“一大二小”)组成。除非联盟党和绿党在成为议会第一第二大党后能自成多数,学习默克尔时期的“大联合政府”模式,重演“强强联手”。

如果这样,德国将再次出现并不利于民主政治的“强政府、弱议会·”局面。

看点三:“世纪瘟疫”和“大洪水”阴影之下的政治抉择

一年多来,波及全球的“新冠病毒瘟疫”深深影响了德国社会的个个层面。在“抗疫持久战”中,人们不得不重新思考彼此应如何相处,各级政府和政府精英也程度不同地经历了一次“炼狱”之旅。

从某种意义上说,各党在这次疫情中的表现是决定它们今年票仓亏盈的最重要因素之一。

德国实行的是联邦制,共有16个州。这次的疫情令德国现行的政体架构陷入一个非常尴尬的境地:一方面,病毒不识国界,更不用说州界,所以,抗疫需要政府部门作出跨州的迅速反应;另一方面,德国的公共卫生领域,与教育、文化、警务等领域一样,主要是州事务,联邦授权有限,干预的可能不大。

为了解决这个政治设计“漏洞”,原本为维护各州利益而设置的“州长联席会议”被赋予了新的使命:与联邦政府一起,共同协调并制定抗疫措施。

在第一波疫情(去年3月至5月)中,德国政府在抗疫战略物资储备方面暴露了明显的不足,但联邦与各州的这个临时抗疫机制却成效卓著:疫情在政府采取了停摆措施之后很快得到控制,德国因此成为欧盟内的抗疫“模范生”。

在朝的各政党以及第一线政治家获得很大的政治红利:默克尔的个人威望再次如日中天,抗疫政治新星(如卫生部长施帕恩、巴伐利亚州州长索德尔等)冉冉升起。如果此时举行大选,联盟党(Union)笃定大胜。

然而,进入6月后,虽然也有个别科学家和政治家警告病毒还在,不可掉以轻心,但随着第一轮防控措施的凑效,加上夏日度假期的到来,政府此时即便对疫情未来的发展不敢过于乐观,也无法继续要求民众继续放弃个人权利和自由。

就这样,德国人开始到处旅游度假,返回时带回了新的感染源。随着秋天的到来,病毒开始“秋后算账”,第二波冲击开始了。

这时人们发现,防控措施一旦放松,再收紧就不那么容易了。

这里有两个因素至关重要:1)第一波抗疫成功后,官民中的“轻敌”思想比较普遍,对病毒的“恐惧感”减弱。2)各州政府认为已积攒了足够的经验,出于各自政绩的考虑更愿意独收抗疫红利。

所以,“联席会议”虽然照常定期举行,也形成各种决议,但每次会商的时间越来越长,达成一致越来越艰难。如此“博弈”出来的决议必定是妥协后的结果:看似面面俱到,照顾各方,实质不痛不痒,收效甚微。

结果,“限制”措施实行了数月,病毒照旧在泛滥,感染人数和死亡率居高不下。民众被限制得精疲力尽,虽然还在勉强配合,但已怨气滔天,渐渐失去耐心。

第一波中相当成功的抗疫政治机制也因此失去了公信力,此前的抗疫政治新星几乎尽数失去光泽,加上联盟党中若干政客被曝利用自己的关系做“口罩”生意,以及在订购疫苗和快速检测剂过程中存有严重失误,所以,在朝各党在民调中纷纷折戟,反对党的威望大幅回升。

最后,总理默克尔不得不弱化甚至搁置原有的“联席会议”机制,通过联邦议会立法的方式将抗疫指挥权收归联邦政府。

目前,德国的疫情通过数周的“硬核”限制措施已明显好转,但秋天大选的结果如何,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疫情在夏日休假之后是否会像去年一样出现大规模反弹、以及疫苗的接种是否能顺利进行等因素。

还有就是最近德国西部等地发生超级洪水。灾后的重建和纾困措施是否奏效,也将影响到大选的结果。

看点四:现任总理默克尔在执政了16年后首次缺席大选

受2015年“难民潮”余波的影响,联盟党内的基民盟(CDU)和基社盟(CSU)之间曾出现严重不合。2018年10月,基社盟在巴伐利亚州议会选举中丢掉10.5%的选票;基民盟在之后的黑森州选中失票更多,高达11.3%。

两次州选惨败后,党内反对默克尔的力量再次壮大。

面对这种局面,默克尔以攻为守,做出两大决定,亲手拉开“后默克尔时代”的帷幕:1)当年10月,她宣布在年底的汉堡党代会上不再谋求连任党主席;2)12月,她又宣布本届总理任期结束后不再谋求连任,彻底退出政坛。

默克尔的这个“丢卒(党权)保车(政权)”决定深谋远虑,一举两得:既摆脱了党内的纷争和压力,成功避开了联盟内针对她个人的火力攻击,又保住了最后的政治体面,依然可以从总理府对外施加影响。

果然,党内反默力量在失去攻击目标后,开始致力于“后默克尔时代”的权力斗争。

这场博弈经历“基民盟党主席之争”和“联盟党总理候选人之争”两个阶段。

在第一阶段的前期,有三位候选人出来竞选党魁一职。经过14天的竞选活动,时任党总干事的克兰普-卡伦鲍尔(Annegret Kramp-Karrenbauer)以50多票的微弱多数胜出,成为默克尔之后的又一位女性党主席。可是,有望成为下届总理候选人的她,在位刚过一年便因图林根州选中未能阻止本党与极右的德国“选项党”暗通款曲而宣布辞职。

在第一阶段后期,群龙无首的基民盟不得不再次启动新一轮党魁选举程序。由于“新冠病毒”的流行,计划中的党代会在被拖延了两次之后,最终于今年年初以视频会议的形式举行。结果是拉舍特在第二轮选举中胜出,成为默克尔之后的第二任党主席。

今年4月,“后默克尔时代”的内部权斗进入第二阶段:确定联盟党的总理候选人。只不过,与第一阶段不同,这次的斗争范围扩大了,波及基民盟和基社盟两个政党。

最后的结果是,民望并不很高的拉舍特借助基民盟在联盟党内的“大姐”地位强势拿到了出线权,而在两党内基层和高层均有大量支持者的基社盟主席、巴伐利亚州长索德尔(Markus Söder)不得不接受这个在他眼里“并不十分民主”的结果。

从那之后,索德尔虽然口头表示将在大选中积极支持拉舍特,实际上却一直从旁“敲边鼓”,抱怨或批评拉舍特竞选“不给力”, “太拖沓”。两党合力的局面并未真正打开,这也是联盟党支持率平平的一个原因。

结语

无论在党主席选举还是在总理候选人问题上,默克尔本人在两年多前宣布逐步退出政坛后,始终恪守“置身事外、不介入党内纷争”的诺言,也未参与任何一方的竞选活动。

面对联邦德国1949年以来首次现任总理不谋求连任的大选,一个没有默克尔参选的联邦大选究竟会如何?目前民调结果依然不佳的拉舍特是否能在最后阶段翻身,完成自己的夙愿,并带领联盟党赢得本次大选?绿党最终能否超越自己,走出目前的低潮,真正成为左营的新“老大”,甚至赶超联盟党?社民党是否能借助朔尔茨的个人威望,扭转长期低迷的状态,保持或恢复第二大党的地位?大选日之前,是否还会有新的“政治丑闻”或“突发事件”发生?

这些问题均让9月26日的大选变得更加扑朔迷离和不可预测。

但是,如果不出意外,在未来四年中(或更长),中国政府面对的德国政府首脑必定在拉舍特、朔尔茨和贝尔波克这三人中产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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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陈轩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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