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扬之】

上周日（8月15日），塔利班控制了阿富汗首都喀布尔的总统府，宣告胜利结束这场持续了20年的战争。

此时，美国驻阿使馆上空直升机盘旋，紧急疏离各类人员；美军管制喀布尔机场和空中交通，以确保最后撤离万无一失；阿富汗总统加尼（Ashraf Ghani）已逃往国外，路上还不忘通过脸书声明自己这么做是为了“避免流血”；美国总统拜登逗留在戴维营，让国务卿布林肯（Antony Blinken）出面表示喀布尔的这一幕绝非“西贡再现”（This is manifestly not Saigon）。

加尼之后还在网上露面讲话，再次辩解，并声称要返回阿富汗，图片来源：视频截图

此前，美国情报部门预测阿富汗的政权更迭还需要数周至数月的时间，拜登7月还胸有成竹地表示“塔利班不太可能占领全国”。如今，面对 “措手不及”的局面，美国官方没有认真反思前因后果和自己的失误，而是把责任一味推给阿富汗政府和军队。

塔利班这次能“不战而屈人之兵”，当然与政府军无力或不想抵抗有关，但最关键的原因是拜登政府在没有向对方提出严格条件的情况下就明确了撤退日期。这给塔利班发出了可以“趁虚而入”的信号，也让一向严重依赖北约的阿富汗政府军失去了精神和军事支柱。

政治家的误判和失算经常发生，但他们却能“巧舌如簧”，“颠倒因果”，化不利为有利，把死的说成活的，把失败说成胜利。

譬如，头天还在宣布要进行兵力“再动员”以抵抗塔利班挺进的加尼总统，第二天却冠冕堂皇把自己带领亲信家属仓皇出逃说成是为了“避免流血牺牲”。

又譬如，美军明明是为了确保紧急疏散而临时增兵数千人前往喀布尔，却被布林肯美化成是拜登总统对有序撤退准备充分的“佐证”。

再譬如，美军的“草草收场”和“仓促撤离”导致西方20年的投入成为名副其实的“烂尾工程”，布林肯对此的评价却别出心裁，令人无语。他说，不管怎么说，美国在阿富汗坚持的时间要比当年的俄国人多出一倍。

目前，西方国家的救援撤离行动仍在继续，阿富汗机场的混乱场景似曾相识，极具象征性。

对这场美国参与的最长战争，特别是它的最后结果以及终结方式，已成为一周来德国新闻的头条。

德国总统施泰因迈尔（Frank-Walter Steinmeier）表示，德国对这个灾难性结局“同样负有责任”；国防部长克兰普-卡伦鲍尔（Annegret Kramp-Karrenbauer）日前宣布，将汲取阿富汗行动的教训，重新审视联邦国防军的外派任务。

但德国各阶层提出最多的一个问题是：这20年的流血流汗和巨资投入真的值得吗？

辛辛苦苦20年，一朝回到“解放前”

美国当局可以对塔利班复辟的原因“鸵鸟埋头”“避实就虚”，但国际舆论的看法是一致的，认为眼下的结果是“西方的失败”。

对于这样的结果，德国政界在两个层面“有苦难言”：1）当年参与“阿富汗行动”基于北大西洋“盟约”第五条（一国遭袭，群起反击的“集体防御”条款），是无奈之举。

2）拜登政府不顾联盟内的反对声，也未经充分协商便宣布立即撤军，导致驻阿兵力第二位的德国军队不得不紧急撤退，难以“善终”。

这些天，德国政界和媒体反思的声音不少，对白宫的决策失误也不乏怨言。

对于美国来说，军事介入阿富汗“师出有名”，那就是，要不惜代价为“9.11”雪耻，对幕后策划者“基地组织”及其头目本·拉登“虽远必诛”。

那么，对德国而言呢？

以实际行动支持盟友固然“义不容辞”，但是，为说服厌战和反战的国内舆论，德国政府很长时间一直避谈这次军事行动的“战争”性质，而是强调任务的“维和”宗旨。

德国第二电视台驻阿富汗记者埃根多富（Katrin Eigendorf）证实，被派往阿富汗的德国士兵在很长时间内一直以为自己是去“挖水井，建学校”的，直到部队后来遭到袭击和参与作战并出现伤亡，政府才不得不公开承认这次行动的残酷性。

德国陆军退役将军、曾在北约中担任要职的拉姆斯（Egon Ramms）也抱怨，政府对介入阿富汗军事行动的“舆论公关”做得不够，直接影响到民众对行动的理解，也让前线的战士难以真正了解行动的目的和意义。

Egon Ramms，图片来源：wiki

德国联邦议会外交委员会主席吕特根（Norbert Röttgen）日前在接受德国一台（ARD）采访时表示：“现在一切都太晚了，这次撤军太早了，它是美国当局作出的一个影响深远的错误决定。我不得不说，这是西方在20年后的政治失败，是场灾难。”

的确，这一切来得太快，任何回旋已为时太晚。

德国《商报》（Handelsblatt）在喀布尔“沦陷”前发表评论指出，美国在阿富汗虽然没有遭受当年在越南那样的军事惨败，但这次的撤军决定却成就了塔利班的胜利。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西方军事介入阿富汗源自“9.11”恐袭，可就在“9.11”20周年前数周，反恐联军却把当年本·拉登的主要策划地拱手让给了塔利班。

文章一方面承认塔利班的复辟是西方的“破产声明”（Bankrotterklärung），同时却提出以下问题：一个极端伊斯兰统治的阿富汗对西方的安全以及整个中东地区的稳定意味着什么？如果神学士们在全国对妇女以及所有与西方合作过的阿富汗人实施恐怖，欧洲是否会面临巨大的难民潮？最后，西方应该承担什么责任？柏林在20年军事介入阿富汗后应对这些人承担何种责任？”

从这些“问题”的内容中可以看出，西方的“反思”是非常有局限性的。他们会问这二十年的投入是否“值得”，却不问“值得与否”的标准是什么；他们坚信介入阿富汗是为了打击国际恐怖主义，却不问“国际恐怖主义”的根源是什么；他们担心又一波难民潮的到来和中东局势的进一步动荡，却不问难民潮和中东乱局是否也与西方的“民主干涉主义”有关。

更有意思的是，西方媒体的“反思”最后会落到中国身上。《商报》在前面那篇评论中称中国是这个结局的“最大赢家”，并道出以下两个理由：

1）“美国撤军将带来巨大的地缘政治和经济风险”。美国无疑将失去在阿富汗这样一个充满未开发地藏资源（铜、锂、钴、煤、石油和稀土等）的国家中的影响力，而中国可能会从中获利。

2）“有摧毁就有重建”。美国在摧毁阿富汗之后被迫撤军，中国可能成为“饱受战争蹂躏的民族的希望”，“一带一路”可以趁虚而入，满足阿富汗战后巨大的基建需求。

实际上，拜登当局并不隐讳这次撤军的真正原因，那就是，为了应对中国的“威胁”，美国不想在阿富汗“恋战”，牵扯过多精力。如果美国真的是为了对付中国才撤军，那么，为何又要让中国从中获利呢？

《商报》评论中表达的这一逻辑真是太“别致”了。

还有，众所周知，在习惯用各种借口对他国进行武装干涉的西方国家中，德国鉴于自己在两次大战中不光彩的历史，的确一直不愿意像英法那样打头阵，更多是提供后勤保障、情报搜集和资金援助，但对“摧毁后”的重建却是一直非常热衷的。

所以，德国一些媒体也来对中国致力于战后重建的所谓“动机”品头论足，真让人有些哭笑不得。

德国如何被绑上美国在阿富汗的“战车”

历史上，阿富汗被称为“帝国坟场”。

19世纪，与俄罗斯在中亚进行“大博弈”的大英帝国两次征战阿富汗。第一次，英军全军覆没，只剩布莱登医生（Dr. Brydon）一人回到贾拉拉巴德；第二次，英国虽然获得了阿富汗的外交权，但英军同样损失惨重。直到一战后的第三次英阿战争（1919）中，英国才成功确立了阿富汗与英属印度之间的“杜兰线”（Durand Line）。

1979年，苏联也试图控制阿富汗。结果，进去容易出来难，这次原本计划3个月就结束的行动最后拖成长达9年的“持久战”。这一错误决策甚至被认为是苏联由盛转衰以致最终解体的主要原因之一。

那么，美国发动的这场针对阿富汗的“反恐战争”（War on Terror）又是如何开始的呢？德国又是如何上了这辆赶赴“坟场”的战车的呢？

二十年前，人类刚进入21世纪，当时的世界和德国与今天完全不同：

政治上代表劳动阶级利益的社民党总理施罗德，喜欢口叼雪茄烟来展示自己的踌躇满志；新任俄罗斯总统普京被西方视为俄民主化进程的“希望之星”；处于“韬光养晦”阶段的中国在战略上尚未引起欧美的真正“关注”；萨达姆·侯赛因、卡扎非、穆巴拉克等中东强人在国内的地位貌似稳如泰山；土耳其正在努力亲近欧盟，把“入盟”视为自己的主要国策；欧元还是个透着“稚嫩和无辜”的货币 “新生儿”；刚当上基民盟（CDU）主席的默克尔普遍被认为只是个“过渡性的、随时会下台”的“可笑人物”；没有多少人真正重视所谓的“气候变化”问题；手机也不过是个可以发发短信的“新鲜物件儿”；有些政治学家们正迫不及待地认定西方是历史的最终赢家……

2001年的科尔与默克尔，图片来源：jumpradio.de

就在西方高歌一统天下的“主旋律”时，一串被欧美政府和公众“忽略不计”的音符正在穆斯林世界逐渐汇成低沉的“副旋律”。

上世纪八十年代得到美国支持并在阿富汗经过抗苏战争淬炼的本·拉登（Bin Laden）及“基地组织”（Al-Qaida），在“库特布主义”（Qutbism）的影响下，逐步把斗争矛头转向欧美国家以及西方的生活方式和文化传播。

2001年9月11日，十几个疯狂的伊斯兰极端分子劫持4架民航客机，其中两架撞塌象征资本力量的纽约世贸大楼，另一架撞向美国军事指挥中心五角大楼，最后一架若不是机组人员和部分乘客的反抗，难保不会在政治中心华盛顿造成巨大伤亡。

这是二战后美国本土首次遭到如此规模的攻击。

“9.11”恐袭改变了美国，改变了北大西洋关系，也改变了世界。

事发后第二天，北约理事会首次（也是迄今为止唯一一次）宣布启动“集体防卫”条款，10月4日正式形成决议。

时任德国总理施罗德（Gerhard Schröder）在第一时间代表德国政府向美国总统小布什表示愿提供“无限支持”（uneingeschränkte Solidarität），用中文来说就是：愿为朋友“两肋插刀”。

10月9日，他在访问华盛顿时重申将以“实际行动”来兑现这份承诺。

根据法规，德国军队的任何对外行动，都必须经过联邦议会（Bundestag）的批准，因此，联邦国防军（Bundeswehr）亦被称为“国会军”（Parlamentsarmee）。

施罗德向议会保证，行动将是短暂的和有针对性的。用他的话来说，“无论是执行的任务还是地点以及时间，都是一次有限的行动。”但他并不知道，迈出这一步之后对德国最终将意味着什么，更没想到原本计划只是6个月的“反恐使命”最后会演变成一次长达20年的军事介入。

实际上，当时左翼政府中的“红绿”两党存在不小的分歧。为了得到议会中其他政党的支持，施罗德将11月16日的联邦议会表决与对他本人的“信任案”捆绑在一起。结果，议会以微弱多数批准德国派遣“小批”特种部队（100人左右）参加美军在阿富汗清剿恐怖组织的所谓“持久自由”军事行动（Enduring Freedom - OEF）。

这次行动因“过度使用暴力”（unverhältnismäßiger Gewaltanwendung）遭到广大阿富汗民众的抵制和反抗，也引发了德国国内舆论的分歧和争论。

圣诞节前两天（12月22日），联邦议会根据联合国安理会第1386、1383、1387等决议，就国防军加入“驻阿富汗国际援助部队”（ISAF）进行表决。在581名议员中，主要来自红绿两党、联盟党和自民党的538名投了赞成票，35张反对票主要来自左翼党的前身——民社党（PDS），8票弃权。

从这个表决结果可以看出，ISAF“维和使命”之所以能得到德国政界的支持，因为它基于联合国决议，比较“名正言顺”；其次，与此前的OEF“追凶行动”相比，它没有那么“血腥”，主要任务不再是纯军事意义上的“反恐”，而是扶持阿富汗过渡政府和稳定该国政局。

施罗德2002年访问阿富汗，图片来源：http://www.garbsenreport.de

头一年（2002），“维和使命”主要集中在阿富汗首都及其周边地区。德国媒体呈现的画面也充满“和平性”：联邦部队的军车在喀布尔大街上巡逻，帮助当地老百姓挖水井，建学校等。

尽管如此，施罗德开始信誓旦旦宣布的“有限行动”在延长，而且看不到头，这让高举“和平主义”大旗的“红绿”政府相当纠结。毕竟，“9.11”之后的群情激昂渐渐退去，恐袭的直接影响有所淡化。

2002年3月6日，两名德国士兵在喀布尔拆弹时不幸牺牲。这让德国公众真正意识到阿富汗“使命”的危险性。这一年又逢德国大选，任何“风吹草动”都有可能引发“政治地震”，更别说自己的士兵在遥远而陌生的国度丢掉性命了。而且，当时的德国经济持续低迷，厌战和反战的德国人更关心自己的福祉。

与此同时，“9.11”之后本来就打算在阿富汗和伊拉克同时开战的美国政府，开始把目光从阿富汗转向萨达姆·侯赛因，一意孤行地要推动并扩大“无限反恐”战争。对此，国际舆论异议不少，西方盟国中也出现严重的分歧。

在那两名德国士兵阵亡后，施罗德表示不会参加美国主导的、没有联合国授权的伊拉克军事行动。同年夏天，竞选中的他表示“德国道路”是美国“好战”的另一个选项，称德国是“和平之邦”。

就这样，开始高调宣布要为盟友“两肋插刀”的施罗德，在阿富汗插了第一刀之后，最终在军事干涉伊拉克问题上没再插第二刀。他的政府已意识到，被美国不断拖进战争泥潭必将在国内失去民心，并严重影响他的连任以及经济和福利改革计划。

在这样的背景下，阿富汗那边的局势也发生了不小的变化：1）2003年春，原先由多个参与国轮流指挥的“维和部队”被置于北约麾下，行动范围也从喀布尔及周边地区扩大至阿富汗全国。2）美国开始积极准备伊拉克战争，对阿富汗的“兴趣”减弱，那里的清剿和维和任务更多地由其他国家承担，德国部队成为阿富汗使命的主力。

原先比较“太平”的喀布尔，此时也变得充满风险：2003年6月，德国车队在前往机场的路上遇袭，4名士兵阵亡，29名受伤。这是首起针对德国军人的恐怖行动。

同年秋，德国从美军手中接管北部昆都士地区（Kundus）和“省级重建队”（Provincial Reconstruction Team）任务，管辖范围差不多有半个德国那么大。

与喀布尔比，这里的局势相对平和。可是，从2006年德军巡逻队多次遇袭开始，昆都士从“稳定之洲”（Insel der Stabilität）变成“冲突热点”。

之后，德军不断有伤亡，但国内媒体的关注度并不高。

2009年9月4日，昆都士“省级重建队”德国指挥官克莱恩上校（Oberst Georg Klein）下令对两辆在基地数公里外被塔利班劫持并搁浅在昆都士河畔的油罐车实施空中打击，没想到这次行动造成正在那里哄抢车中汽油的不少平民（包括儿童）的伤亡。

有意思的是，该事件发生时又逢德国大选，所以立刻引起轩然大波。

由于德国国防部和军方在事发后有“掩盖真相”之嫌，防长和国防军总监双双辞职。之前，德国官方一直不承认阿富汗处于“战争状态”，以此回避德军参与阿富汗使命属于“战争行为”这个事实。这点在“克莱恩事件”后发生了转变：法庭在衡量时不再以德国刑法为基准，而是国际法。

德军在昆都士那里一呆就是十年。

2013年10月，德军将昆都士军营移交给阿富汗方，保留了在马扎里沙里夫（Masar-i-Scharif）的基地。2014年末起，德军加入北约的“坚定支持”使命（Resolute Support），不再介入阿富汗政府军与塔利班之间的战事，而是执行警察和军队的“培训、协助和咨询”（Train, Assist, Advise）任务。

与美军在当地留下的“杀手”印象相比，德军的低调风格以及积极参与当地建设（水井，铺路，建校等）得到了阿富汗人的认可。但是，由于受到美国这种“猪队友”的牵连，德军的“德行”和“口碑”再好，也难以被当地人视为“正义之师”。

结语

回头看，德国介入这场战争并坚持到最后一刻，一方面是为了履行北约的“集体防御”义务，另一方面也多少怀着对美国人的某种“歉疚”，因为参与攻击纽约世贸大楼等目标的恐怖分子是“汉堡恐怖小组”（Hamburger Terrorzelle）的成员，其头目穆罕默德·阿塔（Mohammed Atta）在德国生活多年，并完成了学业。

在反恐方面，华盛顿其实有两个说不出口的“心结“：第一，参与组织策划“9.11”的基地组织当年是被它自己“喂大”的，本拉登偏偏又生长于美国在中东的铁杆盟国沙特阿拉伯。第二，阿塔团伙在德国生活了差不多十年，他们的极端化思想转变和所有恐袭行动的筹划几乎都在德国这个北约主要盟国内完成，等于也是被盟友“喂养”大的。

施罗德当时提出的“无限支持”无疑给华盛顿开了张“空白支票”，唤起了它对德国这个援手的巨大期待，最后又因柏林拒绝参战伊拉克而大失所望，难再信任。

此外，塔利班这次在极短的时间内几乎“不战而胜”地完成复辟，西方（特别是美国）把责任一古脑推给“无能的”阿富汗政府和军队。显然，他们还是没有弄明白，大量的资金和装备并不能造就一个廉洁有为的政府和骁勇善战的军队。

历史上，美国扶持和帮助腐败政权并非第一次，当年对蒋介石政府，后来在越南，拉美一些国家，它都有过类似的“不良”记录。

德国蹚这趟“浑水”固然事出有因，但付出的代价是高昂和惨痛的：在过去20年（7119天）中，德国先后向阿富汗投入了15万兵力，59名战士身亡。据德国电视一台今年四月援引国防部发言人的统计数字，德国撤军前的军事总耗资为125亿欧元，不包括政府提供的4.25亿人道援助。

目前，处于大选最后阶段中的各政党开始就阿富汗“烂尾”结局相互攻击和推卸责任，最受争议的当属社民党籍的外长马斯（Haiko Maas）。

马斯也承认严重误判了局势，但把责任推给了德国情报部门。他说：“所有决策本身都是尽心尽职作出的，但决策依据的信息却是有误的，因此造成了灾难性后果。”

情报业内人士对此不以为然。德国联邦情报局前局长辛德勒（Gerhard Schindler）抱怨说，如果司法给情报搜集工作设置了一个又有一个的绊脚石，那就不要奇怪结果不尽人意。

德国的“问责”常常闻雷不见雨，大家都在问是谁的责任，但最终是无人出来担责的。抗疫中如此，这次“阿富汗灾难”中同样会如此。

那么，德国军事介入阿富汗的教训又是什么呢？

1）在动荡的国际局势中，军事同盟具有相当的“危险性”。西方在中东等危机地区采取偏袒立场和不合时宜的“民主干涉主义”，很容易招致不同程度的恐怖袭击，而盟约第五条的“集体防御”等于将成员国绑在一列着火的“战车” 上。

2）战争有自己的逻辑和节奏。一旦介入，很难全身而退；一旦失控，人财损失难以估量。

3）战争目标模糊，政府要么“口是心非”，要么“模棱两可”。从反恐行动到人道援助，从挖井建校到打击毒贩，从帮助建政到捍卫民主……官宣的说辞一直在“酌情”改变。时间越久，政府越难交待，民众无从理解。

4）国际秩序需要重构，冷战思维需要抛弃。塔利班复辟后，人类更应反思恐怖主义出现的深层原因，重新认识何谓“民意”（民主）、并学会国与国之间真正的“相处之道”。

5）“战争与和平”这个话题不应成为一次次大选中的“政治筹码”。在过去20年中，为了争取“民意”，捞取“选票”，政党和政客在公开表述中有多少是真正以“生命”与“和平”为出发点的？

这些天，伴随着喀布尔机场“有失体面”的撤离场面，以及欧洲舆论对今后难民潮再起和恐怖组织“死灰复燃”的担心，德国人真的很难放下“在阿富汗付出如此代价是否值得”的问题。

的确，这也是一个必须认真回答和面对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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