雁默:黄帝代表“新中国”,也代表“兴中国”

来源:观察者网

2018-04-05 08:41

雁默

雁默作者

台湾自由撰稿人

【文/ 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雁默】

黄帝是一个问号。由于人类不喜欢问号,所以每一个问题都必须取得一个以上的解答我们才安心,不管答案多么荒诞。对中国人而言,关于黄帝的解答,在政治、种族、文化、宗教、考古、史学、哲学等各种领域,散布着各种意义,只是所有的解答,都仍伴随着一圈一圈的问号,到了今天,我们仍带着问号祭祀黄帝。

尽管如此,对今天的中国人而言,祭祀黄帝的意义不在于其人是否曾经真实存在,而在于其代表中华文明的开端,在黄帝之前的时代,则都属于中华文明的准备期,我们是拥有绵长历史的民族。

在黄帝这个大问号下,有两个问题的分支:1. 黄帝是什么? 2. 黄帝文化是什么?值此清明时节,让我们对自己祭拜的对象,做一点厘清。

图片来源:百度百科

黄帝是政治与文化的建构

3月25日,在四川盐亭召开的嫘祖文化论坛上,颁发了“第二届中华嫘祖文化奖”给历史学者李学勤与考古学者李伯谦。两位学者均以厘清5000年华夏文明史,找回中国远古记忆而获奖。李伯谦指出,要以科学的方法找到黄帝与其妻嫘祖其人其墓虽不可能,但借着厘清夏,商,周年代,与《史记·五帝本纪》的史料比对,仍可大致推论黄帝文化的事迹确实存在。

大部分读者看这段话的重点或许会集中在“黄帝文化的事迹确实存在”,但有心想追究真相的读者会将重点放在“不可能”与“推论”这两个关键字。简言之,黄帝不可考,最多只能推论,在此认知基础上,讨论黄帝才有实质意义。换言之,黄帝还是一个问号,但我们要从不同的问法里,寻找有意义的答案。

黄帝是什么?一个人?一尊神?一个部族?一个时代?没有确解,但黄帝二字第一次出现在“陈侯因兹敦”的铜器上,时代是战国。所以若我们假设黄帝其实是虚构的,其产生的年代比较可能是战国时期,顶多上至春秋末期。至于早期提及黄帝的文献,无论是儒典的《大戴礼》《国语》《尚书》或《山海经》《战国策》《孙子兵法》《吕氏春秋》《淮南子》《竹书纪年》,或各种纬书,都是战国时期到西汉时代的著作。必须特别说明的是,有许多古书虽被认为是早于战国时期的作品(如《尚书》),但经过长年来史学的检验,这些古书的成书年代,皆比较可能为战国时期以降。

孔子、墨子不提黄帝,是一条隐然的线索,说明黄帝是在他们时代之后的产物,因为若黄帝是那么重要的华夏文明开端,何以孔子不言,不见于《论语》?而众所皆知,儒家祖述尧舜,非黄帝。

即便假设孔子时代即有黄帝传说,则此传说的起源也不应早于周朝以前,为什么呢?因为从黄帝与炎帝的姓氏,我们会发现另一条明显的线索,将黄帝传说指向周文化。

黄帝姓姬,炎帝姓姜,周天子姓姬,周之始祖后稷之母姓姜,周文王之祖母为太姜,在在说明了姬姓与姜姓源远流长的联姻关系,那么黄帝与炎帝或传为兄弟,或传有姻亲关系,其建构的脉络也就很明显了。

整个黄帝世系,经过司马迁的整理,一脉相承的颛顼、喾、唐尧、虞舜、夏禹、商契、周后稷,皆黄帝子孙。这么重要的源头,孔子不说,老子不说,墨子不说,不见于甲骨文,金文也只见于战国时期的“陈侯因兹敦”,岂不奇怪?

故而黄帝之谜,关键时代在于战国,那么,对此文明源头的研究路径,转向考察战国时期的历史,才是能掌握实质意义的方向。

春秋与战国时期,是中国的一个巨变时期。在政治面,封建贵族原先所掌握的各方面优势与特权,逐渐崩解并下放至平民阶级。在军事面,春秋时期是各国争霸称雄,争老大的位置,战国时期则是以灭国独尊为目标,争统一的可能。在文化知识面,王官之学转变为平民之学,以至战国时期诸子游士大量涌现创造新时代。在经济面,随着税制的变革与土地私有制萌芽,原本处于底层的农商阶级兴起。

整个东周末期,是中国脱胎换骨的关键阶段,而值此封建崩解的大时代,大一统思想成为战国历史的主要表征,新的国族认同也就应运而生。在此背景下,建构一个上古时代象征大一统政治格局的王者,顺理成章,这就是政治与文化面的“黄帝起源”。也就是说,黄帝是一个在时代需求下的当然产物,他同时兼具正义,战争,创造,与各种制度制定者的神圣象征与理想,以协助内战不止的中国,催生一个统一的新秩序。

如此才得以解释,为何各种托名黄帝的论述,在战国时期大爆发,成为一种潮流。为了实现新的统一政治格局,各家重要学说相互竞争,彼此同中有异,异中求同,其中,黄老之学以老子思想为底蕴,重新整合其他学说,托名黄帝发展新论述,成为政治上的显学,并在两千多年的历史长河里,占有重要份量。

黄老学为何能取得政治青睐?

现在我们说道家乃“老庄”哲学,是魏晋时代以后的事,在此以前,言“道家”乃言“黄老”,也就是黄帝之学与老子之学的总称。

在《汉书·艺文志》里,道家类有“黄帝四经”,“黄帝铭”,“黄帝君臣”,“杂黄帝”,“力牧”。阴阳家类有“黄帝泰素”,“黄帝”,“封胡”,“风后”,“鬼容区”,小说家有“黄帝说”,天文有“黄帝杂子气”,历谱有“黄帝五家历”。五行有“黄帝阴阳”,“黄帝诸子论阴阳”,杂占有“黄帝长柳占梦”,医家有“黄帝内经”,经方有“泰始黄帝扁鹊俞拊方”,“神农黄帝食禁”,房中有“黄帝三王养阳方”,神仙家有“黄帝杂子步引”,“黄帝岐伯按摩”,“黄帝杂子芝菌”,“黄帝杂子十九家方”等等。

这么多跨流派论述都托名黄帝,可见黄帝象征着各种文化源流,按上黄帝二字就代表该论述想建立的权威性,以致形成了一种“泛黄帝文化”。那么,道家为何要区分“黄”与“老”呢?

诸子学说在战国末期,秦汉初时期进入了一个大融合的阶段,各种学说互相借用,攀附,故而学术的性质也发生了不小变化,要严格区分各家差异,甚为困难。以司马谈“论六家要旨”看道家,一般咸认为其说明就是指黄老学。“道家使人精神专一,动合无形,赡足万物。其为术也,因阴阳之大顺,采儒墨之善,撮名法之要,与时迁移,应物变化,立俗施事,无所不宜,指约而易操,事少而功多。”

从司马谈的说明里,我们可发现道家门徒在老子学说基础上,兼采阴阳家,与儒墨名法各家的说法,融会而自成一家,代表原始老子学说“不够用”,所以要将许多推演自老子思想的衍生论述,另外托名于黄帝。

所谓“不够用”,是指在政治论述上的不足,而托名黄帝,则是在与祖述尧舜的儒家别苗头,诉求道家比儒家更新颖,又更有悠久历史。因为“黄帝”是战国时尚,所以新颖,是尧舜之前,所以历史更长。再者,其“与时迁移”的高度适应性,则展现在战国时期法家的代表人物大都“学本黄老”。

简言之,在道家内部,黄学是老学的延伸或说“新创”,黄老成了宇宙论与政治伦理相契合的理论,使得其政治论述更细腻完整,更有可能取得政治上的指导地位,并终于在汉初取得了皇室的青睐。之后董仲舒所建立的新儒学,其实是复制了黄老学的成功模式。

黄老学在政治面重“无为”,也重“法”,也就是刑治,但与法家比起来相对温和,又因其讲究君权至上,故而能取得汉政权的采纳。黄学著作虽然大都佚失,所幸在马王堆里发现了珍贵的“黄帝四经”(十六经、经法、道原、称),让今人得见何谓黄学思想。限于篇幅,在此仅列一条说明之。

一年从其俗,二年用其德,三年而民有得。四年而发号令,五年而以刑正,六年而民畏敬,七年而可以正。 (《经法·君正篇》)

见此具体的治理步骤,就能恍悟汉政权为什么用黄老。第一年要让人民自由发挥,别管太多。第二年要以德教民,政策要宽容,人民就会努力生产。第三年政府少赋税,人民就能收获他们此前努力开发的结果,累积财富。第四年政府就要以法令引导人民进入国家所希冀的秩序。第五年就要严格执行法治,让人民知道犯法的严重后果。第六年人民就会因畏惧刑罚而井然有序。第七年政府就能得到忠诚守序,容易驱使的人民,国家就会富强,即可对外征伐扩张领土。

这就是黄老的治国要诀,从宽到严,循序渐进地培养有用而忠贞的国民。换言之,政府要做的,即务求减少对政权有害的国民,方法就是从“不治”到“德治“再进入”刑治“,如此也能明了汉政权重刑法的来由。直到武帝独尊儒术以后若干年,汉宣帝仍说“汉家本以霸王道杂之”,而所有政府基层官吏ㄧ律都要熟习法令,以“刑治”为主,“德治”为辅。这个基本路线是从元帝开始,才逐渐转向儒家的德治宽政,对基层官吏的律法要求才逐渐松弛的。

从春秋以来的政治剧变,是直到上述这种黄老政治思想的指导后,中国才终于建立了一个可长可久的大一统帝国秩序。但是到了想要对外扩张的汉武帝时期,黄老学又不够用了,董仲舒那专门针对黄老学而建立的新儒学,才得以取代之。但虽独尊,却也直到元帝时,汉政权才转向儒家德治路线,这个时候,距离王莽将儒家路线玩到坏的时候,也不远了。

结语

从郭店楚简里我们发现,原始的老子思想与孔子思想其实非常相近,后来两者渐行渐远,道家甚至以黄帝为名发展新论述,以与儒家针锋相对,并衍生出法家,充分显示了战国时期思想的丰富多元性。而黄帝的文化建构,又是战国时期在政治上趋于一元性的里程碑,所以无论黄帝是否真实存在,他都是影响深远的中国元素,无可取代的祖源,具有珍贵的历史价值。

要说黄帝是纯然的虚构,倒也不一定,即便黄帝是“五行”文化里的产物,也不能排除上古确实有这么一位君王或部族,开了中华文明的头。至于其名是否为黄帝,是否姓姬,是否就是裴李岗文化、磁山文化、仰韶文化,即便不可考,也不必过度在意。

祭祀黄帝,是因为他代表“新中国”与“兴中国”,是因为我们需要一个国族的认同基础,凝聚彼此,中国境内各族群都是黄帝子孙,即便,他是个永恒的问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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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陈轩甫
黄帝 清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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