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雁默:外行“出征”专家,人权践踏人权

雁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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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自由撰稿人 来源:观察者网 2021-03-29 07:59:37

【文/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雁默】

一如预料,新疆问题成了大型政治战场;没有例外,成了政治战场后,是非与真相必然是第一批牺牲者,只剩两造声量的比拼。

此类“价值战役”不会有一翻两瞪眼的胜败,遭受攻击的一方社会,幸运的话,反而能借此孕育出更强固的独特价值,不幸的话,则会产生新的问题,因此得慎重以待。

台湾在政治层面尚未正式“出征”新疆问题,但民进党侧翼传播西方语境下的“新疆地狱”,早已行之有年。将共产党与纳粹混为一谈,视为同类,是“反中叙事”基本结构的一部分,关键字是“新疆集中营”,内容是“新疆集中营”,结论也是“新疆集中营”。

因此,谁敢将标签改为“新疆再教育营”,就是“为匪宣传”,就是“中共同路人”。近日,台湾就发生了一例相关事件。

外行“出征”专家

非商业电视台公视,最近推出纪录片“新疆再教育营”,其中穿插了专家访谈,因谈得太“中立”,遭绿网民出征,最后被迫下架影片,公视将专家访谈片段全数删除后,再以纯纪录片的形式上架。

该专家是学者吴启讷,台湾稀有的新疆问题专家,也是中共族群政治研究者,属于学术色彩高于政治色彩的学人;该节目邀请吴启讷谈新疆,在知识高度上,算是十分恰当的人选。不过,在台湾谈大陆的事,高度知识正确的,通常政治不正确。

吴启讷正确地指出,“新疆再教育营”是西方创造的名词,正确名称其实是“学习班”与“职业教育训练班”。里面有两类人,一是受宗教极端主义影响的人,另一类是汉语能力和职业技能不足,真正需要职业训练的人,而后者才是多数。

光是解释名称,吴启讷被出征的理由就很“充分”了,遑论其他关于新疆事件的持平看法。

吴启讷(资料图/台湾“中央研究院”)

“再教育营”这词汇本来就已是一种“阴间滤镜”,而绿网民连这标签也不满,嫌西方标签还不够毒。这是因为绿媒即便在引述外媒内容时,于“新疆再教育营”后面都还要括号标注“集中营”,置入性丑化,以满足纳粹式的想象。

不少网民有一种特性特别为学人所不齿,就是爱装内行显摆,在留言处复制贴上几个专业关键字,好像自己才是专家,而其实他们对相关议题很无知,连“维吾尔”与“穆斯林”都傻傻分不清,也敢装内行。在网络舆论场上,这已然是一个普遍的现象,尤其在网军盛行的台湾。

于是,被外行“出征”的专家,越来越多,而捧着显赫学历的“伪专家”,其特征就是与假内行的网民共享关键字。在80%绿媒,99%“反共恐共媒体”的舆论环境里,伪专家与假内行利益共生,不在队伍里的,要不就闭嘴,要不就等着被“出征”。

而西方群起对新疆问题尖叫,大抵也是类似状况。

所以才说,当议题成为政治战场,是非与真相必然是第一批牺牲者,真专家失语,假内行横行,最终只剩下胜负。这是我们在新疆问题里学到的第一课:如何清理伪专家与假内行路障,让真专家掌握话语权,有效降低议题里的政治化成分。

因此,当西方想组考察团走访新疆时,成员当然要受中国政府审查;让伪专家赴疆,等于引狼入室,人家箭都射完了,就等着去新疆画靶子。

人权践踏人权

大陆舆论场,现在应该对NGO与各种民间团体的本质有很高的警惕性了,知道只要从权力的光谱里,摸索内在利益结构,就能揭穿国王的新衣、海水下的光屁股,以及慈眉善目的绵里针。

只是,要做到知根知底地搜证,毕竟很费工夫,需要对追求真相的坚持,需要时间与细心,一般人做不来。社会得借助媒体的力量,鼓励记者深度调查,掌握问题的本质,以作为多维度分析的基础。

观察者网发布的一篇对“良好棉花发展协会”(BCI)的背景调查,我们能一窥西方的人权价值如何在权力光谱中的利益结构里运行。

BCI官网页面

BCI以生产过程的环保与劳工权益概念,作为消费者选购的参考,这不是不可以,但消费者更需要辨别的是产品材料的好坏。如果BCI标准排挤了其他判断产品质量的国际标准,混淆了消费者对产品的认知,甚至决定了供应商的取舍,那也等于是损害了消费者的权益。

更糟的是,若BCI审查标准的尺度是政治风向与未经核实的谣言,对生产端、供应链与消费者权益都是莫大伤害。

最糟的是,BCI审查背后的“藏镜人”,根本就是政治利益团体。

当西方政媒证据不足甚至毫无根据地说新疆违反人权,BCI这类组织发动反认证,真正被惩罚的是他们口中“被欺负”的新疆人,以及新疆人的工作权、生存权。难道,工作权与生存权,不属于人权吗?

说到棉花,令人直接想到印度。这个全球第二大棉花生产国,多年前也获西方人权组织关切“童工”问题——棉花田里有40万童工,且薪资不到成年人的一半。国际人权团体联合多家跨国成衣企业对此现象展开供应链监督,但问题解决了吗?

印度政府的解决方法是通过修法,禁止雇用14岁以下儿童,但仅限于18种危险事业。灰色地带是允许儿童在课余时间协助家庭(或在家族企业)工作的。简言之,印度根本没有解决童工问题,因为童工问题的背后是赤贫,而印度政府无力解决贫困问题的根源。

对赤贫户而言,工作权才是最紧要的人权,而上述法令,在去年新冠疫情肆虐,大量底层劳工失业的状况下,完全失效。

换言之,国际人权团体在许多时候不是救世,而是坏事,因为他们只对某些表面议题展现兴趣,输出自我感觉良好的“大爱”,却缺乏对整体问题应有的关注。以至原来在阳光下还能监督的现象,全数没入了黑暗里,大家还是偷偷干。赤贫家庭要面对的是生死问题,若有钱供孩子上学,怎会选择送孩子出去工作?

印度棉童,资料图:印度媒体

人权践踏人权,就是这么回事儿,而这档事,他们称之为“软实力”。

那么,回过头来,BCI有没有切实认证印度棉花田的童工制品呢?像H&M这样的企业,真会有效监督印度童工的生产线吗?当然是不可能的,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对于在生死边缘挣扎的家庭而言,有的是法令漏洞可钻,印度政府当然也是睁一眼闭一眼。

西方要不要组一个考察团,也去印度检查实况呢?按照中国的方法,印度现实需要的恐怕是“职业教育训练班”。说不定印度已经有了,但西方不会称之为“集中营”,在他们眼里现在只有中国够分量“丧尽天良”。

结语

崛起的亚洲,迫切需要建立“亚洲价值”以对冲西方价值,不该让中国独自面对西方说教。许多亚洲经济体正在努力脱贫,而西方的人权标准对开发中国家而言太昂贵,更别说根本就是“双标”了。

建立共同的价值,并不是拉帮结派,而是选择更适合亚洲文化与经济实况的概念,借此向西方国家表达自身的独立性,在彼此尊重的立场上,也可以检讨到底什么才是“普世价值”,不是西方说了算。国际人权团体,根本就不“国际”,因为在那利益结构里,一点都不多元,只充斥着霸权身影。

香港闹完了,闹新疆,新疆闹完了,还有下一个,反正没完没了,光是被动反制也不是长久之计,亚洲国家要在价值层面,多累积点共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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