雁默:西方学者发明了“司马迁陷阱”,但看不懂《史记》

来源:观察者网

2022-02-09 09:07

雁默

雁默作者

台湾自由撰稿人

【文/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雁默】

偶读来自埃及学者(Dr.Nadia Helmy)的一篇文章“司马迁陷阱 vs 修昔底德陷阱”,觉得挺有意思。有鉴于其简历上写着中国政治/中东/中以/亚洲事务专家,在中美关系紧张的当下,态度比较中立,故而值得一说。

该学者在欧洲媒体上敦促西方以中国人的思维看“中国问题”,这不新鲜,但提出“司马迁陷阱”对照“修昔底德陷阱”,再辅以“塔西佗陷阱”补强其论述,这就比较少见。

从中国共产党的几次公开谈话内容中,Helmy博士明智地看出了中国想摆脱“修昔底德陷阱”,其参考的是如下宣言:无论中国发展到什么阶段,中国都不会称霸,也不会扩张。中国奉行防御性国防政策,在此呼吁各国人民携手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Helmy博士借此呼吁西方别太强调“修昔底德陷阱”,因为那不是“中国思维”。

相对地,她论断美国陷入“塔西佗陷阱”,也就是:当政府失去信誉时要小心,无论是说真话还是说谎话,做好事或坏事,都不可避免地被视为骗子(Be careful when the government loses its credibility, it will inevitably be seen as a liar, whether it is telling the truth or lying or doing the good or the bad),以此形容信誉破产的拜登政府,阻挠北京冬奥却力不从心的窘境。

以上看法大致是正确的,只是,“司马迁陷阱”是什么?其说法就令我感到困惑。

关于“司马迁陷阱”,Helmy博士取材的是“汉帝国与匈奴帝国的故事”,并认为司马迁在面对敌对力量时的因应“理论”是:建立一个永久性的敌人,让每个人都聚集在这个敌人周围,团结全国人民来消灭它。“to build an enemy permanently, so that everyone gathers around this enemy and unites the citizens of the country to eliminate it”。

咦?这不是我认识的司马迁,也不是我读过的《史记》。

建立一个永久性的敌人以促成内部团结,这是美利坚传统,不是中华文化,不知Helmy博士在《史记》中的哪一段叙事得出了这个论断?然而,她就这样将中美竞合现状置于其个人认知“司马迁陷阱”里面了。

事实上,司马迁在匈奴问题上是“主战”还是“主和”,历来都有争议,因为《史记》在许多方面仍承袭了“春秋”微言大义的传统,以致于解读空间很大。相较之下,班固的《汉书》与司马光的《资治通鉴》就相对明确,前者倾向“主战”,后者倾向“主和”。我说“倾向”而未敢论断,是因为这个看法也一定有人不同意,这就是中国史艰涩之处,非读透不能得知作者的某些立场与叙事意图,因此不能要求一个埃及学者能透彻了解中国史。

比较合适的论点是,司马迁在匈奴问题上的立场,不能以“战和二元论”看待,尤其考虑到他身处那个时代,超然性与畅言度不能与班固和司马光相比。但是,《史记》仍被视为难以超越的中国史经典,乃因其在思想上与叙事上的自由度,不是东汉与北宋能比的。

正是这个高自由度与低畅言度,使得我们必须从散落在《史记》中各处的线索里,拼凑出比较完整的答案,只读《匈奴列传》是不够的,还需从其他相关的部分取得旁证。在史学研究方法上,这叫做“互见”。

汉武帝与匈奴开打的初期,对他个人与汉民而言,是场“复仇之战”,以全面反击的气势血洗自汉高祖以来的四代屈辱。当匈河将军赵破奴打到匈(奴)河水,不见匈奴一人后,汉匈之战光辉的上半场画下了句点,中场休息,汉匈展开了为期六年的调停谈判;之后又展开了狼狈的下半场,至公元前90年李广利兵败投降匈奴为止。

40多年的汉匈之战,汉军前盛后衰,司马迁的总结是:

太史公曰:……世俗之言匈奴者,患其徼一时之权,而务谄纳其说,以便偏指,不参彼己;将率席中国广大,气奋,人主因以决策,是以建功不深。尧虽贤,兴事业不成,得禹而九州宁。且欲兴圣统,唯在择任将相哉!唯在择任将相哉!

用白话说就是:大官们在对匈奴的问题上,都为谋自己的权势而给武帝片面观点,说穿了只是凭借中国地大人多与高昂士气,但缺乏对汉匈两方务实的考虑,天子以此做决策,所以建功不深,虎头蛇尾。就像尧虽贤明,但若没有禹是不行的,所以要成功干大事,要用对人啊,再强调一次,要用对人啊。

司马迁在汉匈问题上,并未显示自己的立场是战是和,但对这场长期战争的结果是失落的,若说总结里面能看出什么“司马迁陷阱”,那就是:用错人就完蛋。

若这么看,拜登用了稚嫩的苏利文,平庸的布林肯,与名不符实的“印太沙皇”坎贝尔,对中国在战和之间的分寸拿捏经常性失准,确实掉入“司马迁陷阱”。

看司马迁在汉匈问题上的真实意向,可从其他部分找旁证,限于篇幅,这里只举我偏好的一例,酷吏张汤。

匈奴被打到怂而向汉朝求和亲时,武帝找群臣共议。博士狄山主张和亲,论据是从高祖以来,汉朝虽然屈辱,但钱能解决的是都是小事,用财货与和亲来换取和平,不兴兵,天下富贵;反观皇上您的抗匈战争,搞的民穷财尽,因此不如和亲。

张汤在旁边冷不防呛一句“此愚儒,无知”。狄山闻言光火了,细数张汤的恶行恶状事例,反呛其“诈忠”。

武帝的反应有趣了:我若派你守一郡,你挡得住匈奴烧杀掳掠吗?狄山说,不能;那守一县呢?不能;那守一座要塞城堡呢?狄山心知有点不妙,为保命连忙称“能”。于是武帝派他去守一座城堡。一个多月后,狄山的头被匈奴砍了,扬长而去。

司马迁在这故事的最后补了一句:自是以后,群臣震慑。意思是说,再也没有鸽派了。

然而,然而,这故事的生动之处就在于武帝的一连三问,质问那些鸽派于大敌当前时,在保家卫国上能起多大作用?守一郡不行,守一县也不行,守一座城堡还是不行,武帝的言外之意是,若没有实力怎么跟敌人谈和呢?反证张汤的“无知愚儒”之讥,正切合了武帝对鸽派的不满。

如果司马迁主和,不需要将这段羞辱鸽派的情境描写得丝丝入扣,直接写一句“于是武帝派狄山守边”即可。而这“一连三问”的叙事法,也呈现了司马迁本人对主和一方并不苟同。反过来说,最后一句“自是以后,群臣震慑”,则向读者透露,为何此后大官们都只敢“谄纳其说”,揣度上意了,这是直接了当对主战立场亦不苟同的笔法。

按此理解,那所谓的“司马迁陷阱”就是:君王昏暴,群臣唯诺,保证完蛋。用对人也没用。

和也不喜,战也不爱,那司马迁都没立场吗?非也,从上述三个阶段来看,光荣的上半场,已经透支了民力,理应在敌人求和的中场休息时,给双方都留下喘息空间,找一个大家都能接受的和平路径。

但这只是空泛的理想,鹰派不愿寻求和解是因为根据经验,匈奴是说话不算话的,今天和解,明天再来抢劫你,因此只能用敌人听得懂的“语言”来沟通,不断武力压制才行。问题在于,当自己体力透支的时候怎么办?

司马迁总结中的关键字就是“参彼己”。和与战的务实条件是要知己知彼,深刻了解双方现下的处境来作为决策依据,战,不是不行,但得有补血的空间才能战;和,也不是不行,但要取得强化自己实力的时间才能和。

无论用哪种角度看武帝时期的汉匈战争,“惨胜”才是实况,人民付出了巨大的代价,而其所得,必须靠接下来两代的休养生息,才能逐步兑现。现在回头看,若非“昭宣之治”,前汉的寿命恐怕没这么长。

没有“文景之治”,容不得武帝挥霍,没有“昭宣之治”,武帝就是亡国之君。这场汉匈战争是靠前后两个大治世才得以功德圆满的史诗,司马迁看不到昭宣时代,关于战争总结,其史笔只能留下模糊与问号;但班固看得到,因此仍给予武帝正面的历史评价;司马光是北宋精英,时代性重文轻武,因此痛批武帝穷兵黩武。

张汤那一段侧写,深刻呈现了司马迁与他那一代精英在战和选择上的挣扎,这种深沉的历史思考,复杂度远远高于“修昔底德陷阱”,而《史记》之后的历史著作也都承袭了这样的传统,在治与乱之间打磨思想的锋利度。

中国向来就不好战,物质层面上的理由是,中国(尤其是统一的中国)可以自给自足,不需要向外掠夺;在思想层面上的理由是,兵者,凶器也,圣人不得已而用之,因此我们与西方的野蛮传统不一样。但也是直到我们的文明被蛮人彻底超越,遭受空前屈辱,回头再看《史记》,才能切肤体会“参彼己”的重要。

因此,若要我选“司马迁陷阱”,我会选:不参彼己,绝对完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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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朱敏洁
司马迁 中美关系 拜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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