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3月22日，欧盟总部所在地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突然遭受系列恐怖袭击，目前总死亡人数已达34人。比利时首相查尔斯·米歇尔(Charles Michel)称：“这是一个黑暗的时刻。”法国总理曼纽尔·瓦尔斯（Manuel Valls）则表示：“我们正处在战争中。”此时此刻，整个欧洲充满了惊恐、愤怒和不安。与之同时，伊斯兰国（ISIS）如“胜利者”一般，高调宣称对此次恐怖袭击负责。正是这个恐怖组织，去年11月13日刚刚在法国巴黎成功策划实施了一场同样举世震惊的恐怖袭击。

伊斯兰国为什么要在此时此刻发动恐怖袭击？德国联邦议会内政委员会主席安斯卡·赫文林（Ansgar Heveling）指出，这是伊斯兰国对于巴黎恐怖袭击案主谋萨拉赫·阿卜杜勒-萨拉姆（Salah Abdeslam）3月18日在比利时布鲁塞尔被捕的报复。赫文林同时也指出：“伊斯兰恐怖活动已经到了新的阶段，其反应能力惊人地迅速。”

当然，比利时本身也是恐怖袭击的“理想场所”。布鲁塞尔西北的莫伦贝克区（Molenbeek）是穆斯林的聚集地，也是刚被逮捕的阿卜杜勒-萨拉姆的藏身地。由于比利时经济不景气，莫伦贝克区居民整体的失业率高达25%，青年人的失业率高达40%，其中尤以穆斯林为甚。很多年轻的穆斯林因为看不到生活的希望，所以日益走向极端主义的道路。于是，莫伦贝克区不仅成为毒品和抢劫等犯罪的高发地，而且成为宗教极端分子大量滋生的温床。

莫伦贝克区的问题只是比利时整体安全形势恶化的一个缩影。据欧洲安全部门分析，有500至600名左右的比利时人目前已参加伊斯兰国的“圣战”活动。同时据英国《卫报》2015年的一项调查显示，在社交网络“推特”（Twitter）上，全世界31%支持伊斯兰国的“推文”（Tweet）来自比利时。

然而进一步必须严肃思考的问题是：除去旨在报复阿卜杜勒-萨拉姆的被捕，伊斯兰国先后在巴黎和布鲁塞尔发动这一场场屠杀的根本原因是什么？对此，德国作家亚欣·穆沙巴斯（Yassin Musharbash）指出：“伊斯兰国希望改变欧洲，他们正在消除所谓的‘灰色区域’（Grauzone）。”

所谓“灰色区域”的说法来自于伊斯兰国所属的英文刊物《达比克》（Dabiq）2015年的一篇文章《消灭灰色区域》（The Extinction of the Grayzone）。作者宣称：世界只能分为两大阵营，即由伊斯兰国为代表的伊斯兰阵营和由“十字军联盟”组成的异教徒阵营。当下的欧洲正是穆斯林和西方人杂居的灰色区域。当前伊斯兰国的任务是促成两大阵营的明确界分，彻底消灭这一灰色区域。伊斯兰国给身处在欧洲的穆斯林两条道路选择，即要么主动投奔伊斯兰国，要么灰溜溜地被赶出欧洲。为了让后一种选择成为可能，伊斯兰国必须在欧洲发动一系列恐怖袭击，让西方世界更加仇视和排斥欧洲的穆斯林。

由此可见，伊斯兰国所发动的恐怖袭击带有清晰的政治目标。很显然，伊斯兰国的这一政治目标似乎正在一步步实现。眼下的欧洲，以“反欧盟（欧元）、反移民、反穆斯林”为立场的民粹主义政党正在以二战后罕见的速度崛起。

2015年4月的芬兰大选，极右翼政党“正统芬兰人党” （Perussuomalaiset）成为芬兰议会第二大党并参与执政。6月丹麦大选，奉行民粹主义的丹麦人民党（Dansk Folkeparti）在议会新增15个议席，一跃成为丹麦第二大政党。10月瑞士大选，右翼保守的瑞士人民党（SVP Schweiz）成为国民院第一大政党。12月法国地方选举，极右翼政党国民阵线（Front National）在第一轮投票中，总得票数曾位居于法国各政党之首（不过仍然不幸地在第二轮决选中落败）。即使在对穆斯林相对宽容的德国，以反穆斯林著称的德国另类选择党（Alternative für Deutschland）在巴登-符腾堡州、莱茵兰-普法尔茨州和萨克森州的2016年地方议会选举中获得历史性的胜利，并成为巴登-符腾堡州和莱茵兰-普法尔茨州的第三大政党与萨克森州的第二大政党。

在比利时恐怖袭击发生之后，欧洲民粹主义势力必将进一步壮大，穆斯林在欧洲的社会处境必然进一步恶化。如果任由这一形势的发展，那么今日标榜“民主、自由和平等”的欧洲可能将因为对于穆斯林的仇恨和恐惧而沦为明日奉行“民粹、保守和歧视”原则的“黑暗大陆”（Der dunkle Kontinent）。这无疑将削弱欧洲，壮大伊斯兰国。

不过在意图壮大自我的政治目标之外，伊斯兰国之所以发动如此残忍的恐怖袭击，更是源自一种宗教狂热。

伊斯兰国头目阿布·巴克尔·巴格达迪（Abu Bakr al-Baghdadi）甚至自封为“哈里发”，宣称要恢复阿拉伯帝国的荣光，重新占领历史上阿拉伯帝国曾统治的地区。然而有趣的是，昔日阿拉伯帝国的缔造者穆罕默德和历代哈里发都奉行较为开明的社会文化政策。当时的西方尚处于混沌愚昧的中世纪，但是阿拉伯帝国在文学、哲学、历史学、艺术和科学技术领域曾取得了非凡的成就。阿拉伯文学的代表《一千零一夜》至今仍是世界文学的明珠。尤为值得注意的是，阿拉伯帝国当时对西方文明采取的是兼容并包的态度。阿拉伯学者翻译了大量古希腊著作，中世纪西方学者阅读的柏拉图著作的拉丁文译本正是转译自阿拉伯文的二手翻译。

可是历史的车轮前进至十九世纪下半叶，西方世界与阿拉伯世界的力量对比彻底逆转，西方世界强势主导世界格局，阿拉伯世界逐步沦为欧洲列强的殖民地。阿拉伯世界不仅在政治和经济上受制于欧洲列强，而且在文化上被咄咄逼人的西方文明日益边缘化。

前南斯拉夫作家伊沃·安德里奇（Ivo Andrić）笔下的人物阿里霍扎觉得伊斯兰价值因为西方文明的入侵而日趋崩溃，所以决定与代表伊斯兰传统文化的“德里纳河大桥”同归于尽（参见小说《德里纳河上的桥》）。阿里霍扎的悲剧正是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伊斯兰知识分子精神幻灭的普遍写照。也正是在这一背景下，阿拉伯民族主义全面兴起，其旨在复兴阿拉伯民族文化、争取阿拉伯民族解放，反对西方世界的殖民压迫。

此时领导阿拉伯民族运动的政治精英大多是接受西化教育和西方理念的知识分子。他们以“伊斯兰”为口号进行群众动员，借此获得革命的正当性，但是在革命成功后，他们所建立的却是深受西方模式影响的世俗政权（John L. Esposito语）。二十世纪七十年代，阿拉伯世界的世俗政权普遍面临官僚系统腐败、社会财富分配不均、失业率激增、治安环境恶化等严重的社会危机。

与之同时，标榜“回归宗教”的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开始蓬勃发展。伊斯兰原教旨主义认为，西方文明导致阿拉伯世界的腐朽和堕落，其与伊斯兰教义不可兼容，所以阿拉伯各国获得重生的方法唯有重新回归伊斯兰固有的价值和信念，并且彻底摒除西方世界对伊斯兰世界的一切影响。1979年在伊朗建立的霍梅尼政权、 1989在苏丹建立的巴希尔政权和1996年在阿富汗建立的塔利班政权便是伊斯兰原教旨主义路线忠诚的实践者。2010年，中东各国爆发要求民主自由的社会运动（即所谓的“阿拉伯之春”），其反抗的对象大多是阿拉伯世俗政权，比如利比亚的卡扎菲政权、埃及的穆巴拉克政权、叙利亚的阿萨德政权。

在阿拉伯世俗化政权裂解和政治权力出现真空之际，奉行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的伊斯兰国趁势做大，占领了中东地区大片土地，成为当下拥有数万武装力量的政治实体。伊斯兰国主张阿拉伯世俗政权是西方世界殖民化的产物，而自身统治的正当性来自对伊斯兰教“虔诚”的信仰和对异教徒（西方世界）无情的打击。正是在这一背景下，伊斯兰国对世界进行了“非黑即百”的划分，并且要迫不及待地消灭所谓的“灰色区域”。

通过对历史的回顾和现状的分析，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伊斯兰文明曾经是开放的、包容的。二十世纪先后建立的阿拉伯世俗政权曾经一度试图引入西方的制度和文化，但是没有办法解决腐败、贫困、失业等严重的社会危机。对此，极端的伊斯兰原教旨主义者认为，西方的制度和文化是阿拉伯世俗政权一切社会危机的根源，所以必须彻底拒绝西方世界。正因为如此，奉行伊斯兰原教旨主义伊斯兰国才会发展出所谓的“灰色区域”理论，并且先后在巴黎和布鲁塞尔发动如此骇人听闻的恐怖袭击。这一恐怖袭击将加速欧洲民粹主义政党的崛起、加深欧洲社会对穆斯林的歧视，并且伴随着欧洲深层次经济危机的加剧，欧洲本土居民与穆斯林居民的矛盾也会进一步恶化。未来可能出现的局面是“伊斯兰世界更加敌视西方世界，西方世界更加排斥伊斯兰世界”。

当然，欧洲可能会联合美国，透过武力消灭伊斯兰国。然而如果欧洲不能深刻认清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兴起的根本原因，并且有效地克服自身的经济危机和遏制不断崛起的民粹主义势力，那么欧洲或许会赢得战争，却必将失去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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