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北大教授晏智杰批评贾康有关“新供给经济学”的著作：“新供给经济学”学说存在严重缺陷，若以此作为政策基础，必将带来严重后果。对此，全国政协委员、中国财政协会顾问贾康于10月29日深夜发微博回应：晏智杰无中生有，构陷论敌，逻辑混乱，学养失落，文风不良，乱搬政治。】

批评贾康的北大教授是晏智杰，1939年出生，今年已77岁高龄，于1993年到2002年期间曾任北京大学经济学院院长。

晏智杰在第一财经日报上发表了题为《“新供给经济学”存在严重》缺陷的文章，“经济学家圈”将要点整理如下：

晏智杰在文章开篇明确指出：“新供给经济学”这种学说及其政策主张，存在着严重的缺陷和偏差，如若真的以其作为决策的依据和基础，必将带来严重不良后果。

文章分析到，贾康可能没有想到，至少在该书中没有指出，对中国经济从总体上进行供求分析，并进而得出类似该书这样的结论，应当暗含一个前提条件，即认定当前中国经济从总体上来说已经是一个统一的完整的市场经济。就我国经济体制的整体而言，还远未完成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型。

在市场经济之外，还存在着统制经济，而且市场经济在很大程度上受到这种统制经济的制约和支配。所谓统制经济，实质上就是以往计划经济在新条件下的某种变形，或者说，它是尚未得到根本改革的旧体制或旧模式，它表现在政府行政管理制度、大型国企的产权制度和经营管理制度、国家的财税和金融体制，以及城乡土地制度等各个方面，其基本特征就是国家对经济权力和经济资源的(基本)垄断，包括生产等经济活动在很大程度上服从于政府行政命令，而不是遵从市场规律或市场需求。

这说明当前我国经济制度的基本矛盾，还不是一般的市场供给和需求之间的矛盾，而是正在成长中的市场经济同尚未得到根本改革的统制经济之间的矛盾。只有我国经济基本实现了市场经济转型之日，才是一般市场供求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之时，此时才具备了从总体上对之进行一般供求分析的前提。

进一步说，当前中国实际存在的是与上述两种经济相适应的两种市场，一种是竞争市场，另一种是垄断(或寡头垄断)市场，两者的并存和交叉正是当前中国经济的一大特点。如果一定要从市场供求关系的角度切入分析并得出有意义的结论，就应该承认这个现实，并将其作为深化改革的基本出发点。民营经济、中小型国企等，大体上属于竞争市场经济范畴，而尚未完成市场化改革的大型国企等则基本上处在独家垄断或寡头垄断的地位。

晏智杰

支配这两种市场的供求规律是不同的，不应混同。在不同供求规律支配下，这两种经济所带来的社会经济后果也截然不同，不应视而不见。例如，同样是产能过剩，对于融入市场经济的竞争性行业企业和对于处于垄断地位的行业企业来说，其成因、表现和消除办法就有原则的区别。

前者同市场竞争相关，后者则与其垄断地位密不可分。另一方面，诸如贪腐盛行和效率低下这类特征，同民营经济从根本上来说格格不入，而对垄断性企业来说则是其难以克服的“本质特征”。事实说明，继续破除这种垄断，实施国企股权多元化，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应是深化改革的主攻方向。当然，如果这样如实地分析问题，而不是从某种虚幻的完整统一的市场条件出发，作者也就很难得出他们想要的结论了。

除了上述质疑之外，另外一个就是需求管理是不是已经过时了的问题。关于此，文章的观点是当前强调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现实存在的矛盾和问题使然。但需明确，解决这些矛盾问题的目标应当是追求和实现市场供求的新均衡，而不是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以至于造成新的失衡。从宏观调控的角度来说，遵循的原则应该是从需求和供给两端共同发力，而不是顾此失彼。

第三个方面，晏智杰从学术方面对贾康进行了批评。他说，古典经济学，从亚当·斯密、李嘉图、萨伊到小穆勒，都是市场供求论者，既重视需求，也重视供给，不存在忽视供给的问题。所以，贾康说西方经济学不重视供给是不对的。

尤其对于凯恩斯经济学，晏智杰指出凯恩斯经济学被作者看作只强调需求管理的典型，受到着力批判。在我看来，这是一种肤浅之见。凯恩斯主义的本质不是片面的“需求管理”，而是追求市场供求的均衡。除了“纠正”上述所谓“失误”，作者称，他们还要继承和发展西方经济学中所谓强调“供给侧”的传统，并且认为这是他们新供给经济学的一大创新。我看这种说法同样也要落空，因为不存在这样的传统。

对还不是统一的市场经济从总体上做出统一的市场供求分析，这的确是一大发明，然而，如上所说，这种分析的科学性应该受到质疑;而作者拿来对照的西方经济学中所谓强调“供给侧”的分析传统，却与作者的分析不具有可比性：除了历史背景各不相同之外，各自分析的前提和研究对象也截然不同。

该书作者研究的对象是当前的中国，是一个从计划经济正向市场经济转型的经济体;而西方经济学的供求分析，或者作者属意的所谓“供给学派”传统，研究的对象却是市场经济本身，这些市场经济的发展和成熟程度在各国有所不同，但可以断定，没有一个属于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

不存在作者所谓“供给侧”学说的两轮否定之否定，也不存在所谓“‘供给侧’学派的螺旋式上升”，既然如此，所谓新供给经济学实现了新的历史性飞跃之类的说法也就失去了依托和根据。

最后文章提出了最为关键的问题。老先生用鄙夷的眼光说作者所用的这些“舶来之词”尽管半生不熟、含义模糊，但又非常明确的指出贾康弱化(如果不是取消的话)体制改革的的意图还是很明确的。比如贾康所称“供给侧的结构性改革”，包括人口结构、产业结构、消费结构、区域结构、要素投入结构、增长动力结构、收入分配结构等。在这个长长的“结构性改革”菜单中，唯独没有了继续实施“转轨”和“制度供给”这一条，这不是淡化甚至取消了深化体制改革的任务吗?至于作者说还要构建经济增长的新动力机制，其中包括工业化、城镇化、市场化、国际化、信息化等，同样也不见了体制改革的踪影。

根据贾康的这些涉及“结构性”的理由，简政放权，转变政府职能；深化大型国企改革，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真正实施以股权多元化和经营管理现代化为中心的改革等等，不是被完全取消，至少也是被推迟了。

老先生针对此大吐心中不快，应否以这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取代经济体制改革？要知道，经济体制的核心问题是谁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政府还是市场?能否以及如何解决这个问题，决定着经济体的性质、效率及前途;各种结构性问题的核心则是相关构成要素的相互比例，例如供给与需求的比例，三个产业的比例，人口中的性别比例、劳动人口与非劳动人口的比例等，我们的作者所列举的那些结构和比例也包括在内。

这些结构(比例)的调整是重要的，它们本来也应该是经济改革的题中应有之义和不可或缺的内容。然而，与体制改革相比，结构改革是从属的，是受体制改革制约并服从于体制改革的。离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这个中心，离开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同时更好发挥政府作用这个根本原则，结构改革的方向何在?动力又何在?

在大篇幅批评完贾康后，老先生指出，总之，在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在适度扩大总需求的同时，着力加强供给侧改革，这是完全必要的，但是，我认为，应当切忌将这个正确的决策解读为单纯的供给侧改革，还要切忌以结构性改革冲淡甚至取代体制改革。就基本理论依据和指导思想来说，应当基于当前我国两种经济和两种市场并存，而非统一竞争市场经济的现状;应当基于市场供求均衡发展论，而不应是单纯的供给管理论。同时，坚持市场化改革方向不动摇，真正实现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作用，同时更好地发挥政府的作用，仍应是新决策的核心要求，这个要求不应随我们经济工作侧重面的变化而被冲淡、弱化或推迟。

贾康

贾康则深夜发微博回应称晏智杰无的放矢，无中生有，逻辑混乱，学养失落，文风不正，扣政治帽子。贾康微博回应如下：

一、无中生有，构陷论敌。

我们在书中和各种场合从未说过“为中央决策奠定理论基础”和“提供了权威解读”的话，晏何处看或听来的“宣称”？我们反复强调对“供给管理”的深化认识决不否定“需求管理”的意义和作用，怎么会成了否定它？完全是无的放矢无中生有——晏文不长，此类构陷之说却比比皆是。

二、逻辑混乱，学养失落。

“供给侧改革”与“体制改革”都是改革，怎么可解释成相互排斥关系？体制改革必然就是解决制度结构、制度供给问题，这属于学理常识，表述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正是使之更淸晰化、聚焦化以利攻坚克难；市场经济转型基本实现才具备总体进行一般供求分析的前提？那么转型之前倒不需、不能作供求研究分析了？匪夷所思啊，是真的读过这本书吗，没看见我们所强调的“非完全竞争”前提？还说不能“从某种虚幻的完整统一的市场条件出发”，这是说晏教授自己呀！

三、文风不良，乱搬政治。

经济学研究成果不可能定于一尊，思想与学术的活跃创新，需要人文环境，一个正常社会，政治家决策参考的选择对象，必应是“百花齐放”的研究成果——对自己不同意的他人思路、观点，动辄以政治有害大帽子施以压力和批判，如成风气，将是何种结果于中国社会呢？！

贾康回应微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