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姚祺】

位于台湾新竹县尖石乡的司马库斯（Smangus，泰雅族语）是今日台湾旅行的一个重要景点。每个周末，自驾前来的本地客和乘坐大巴的外来客熙熙攘攘，使坐落于群山间的部落分外热闹。除了独特的部落风光外，不少去过的朋友都会惊叹地说：“共产主义在司马库斯实现了！”

然而，当时光回到1970年代，彼时的司马库斯却是一个用电灯都属于稀罕事的“黑暗部落”。是什么让这个落后的部落在短短40年时间从原始落后的代名词，转变为“共产主义社会”呢？它又是否真的是“共产主义“呢？本文就试图带大家一探究竟。

风光秀美的司马库斯

地处偏乡的传统部落

司马库斯所在的尖石乡可谓不折不扣的台湾偏乡，以大陆的话说，就是“老少边穷”地区。此地群山环绕，与世隔绝，即使在现代化的今天，乘坐汽车沿钢筋水泥的盘山公路从尖石乡集镇到达部落，仍然耗时超过2个小时。泰雅族的祖先之所以会选择这片区域定居，盖因其为林地采拾民族，依靠渔猎为生，往往追随猎物迁徙而不断迁移所致。18世纪，陆续有一些泰雅族人落户于此。

日据时期，日本殖民者为便于控制分布在山峦河湖的众多不同原住民群体，制定所谓“理番政策”，强迫各族离开原有居住地，迁徙聚居到几个指定定居点。司马库斯因此一度荒废，族人搬迁至山下定居点。与此同时，同样出于便于控制的目的，日本殖民当局用强迫和利诱等多种手段，使泰雅族先民逐渐放弃传统生活方式，改事农桑。

1945年台湾光复以后，国民政府改变日本殖民当局政策，允许原住民返乡居住。部分泰雅族人回到司马库斯，重建部落。此时的部落族人已经适应农业生活，回到部落以后也不再以狩猎维持生计，种植农作物之余间或采集野生灵芝、香菇或竹笋作为主要收入来源。然而，山地的农业生产环境无法与平地相比，司马库斯部落的总体生活状况堪称赤贫。

70年代，部落开始专事香菇种植，经济状况有所好转，但与同时期起飞的台湾经济相比，仍然落后许多，难怪被偶尔到此的台湾媒体人冠以“黑暗的部落”之名。根据部落头目回忆，当年20岁不到的他想要给家里添置一台冰箱，走了2个多小时山路下山，却没有一家商店愿意送货。不得已他只能自己背着冰箱，步行4个多小时回家，其艰辛可见一斑。更为严峻的是，部落中的年轻人眼见山下城市发展日新月异，纷纷决定“进城打工”并扎根下来，部落人口不断萎缩。而在留在部落的人中，酗酒等社会问题愈演愈烈，使部落前景日渐暗淡。

民族与基督教信仰的合作共生

泰雅族的先民们在长期的渔猎采拾生活中，确实一度有过类似原始共产主义的社会组织形态。但这与我们所熟知的科学社会主义所描绘的共产主义社会实际还是想去甚远。其集中体现为对“Utux”(祖灵)的崇拜与对“Gaga”（规范与祖训）遵守两个方面。

Utux是一种精灵崇拜，泰雅族相信有生命的世界即有“灵”存在，而Utux即为这些灵的合称。在古代狩猎活动中，每一次的行动都需要巫师进行祈祷仪式，询问此次行动是否触犯Utux。对于Utux的共同信仰凝聚了部落认同，完成了族人“我是谁”的社会化任务。

泰雅族祖灵祭

而Gaga则是形成部落认同后，规范部落日常运行及族人彼此关系的具体规定。Gaga为Utux留下的训诲，需要族人在日常行为中谨守。由于不同的Utux会产生不同的Gaga，因此Gaga实际上成为了帮助部落族人形成特定部落认同的重要工具。Gaga的内容从祭祀Utux方式，狩猎采集的方法、对待部落老人孩童的态度，族人之间互相关系，乃至个人的言行举止等等都会有着明确规定，成为维系部落运行的重要支柱。

另一方面，基督教构成了司马库斯部落近现代精神基底的重要组成部分。基督教进入司马库斯部落的历史相对较短。1948年，司马库斯族人余国进巧遇同为泰雅族人的基督教长老会宣教士叶廷昌（Silang-Twalu）牧师，从其手中得到日文版《约翰福音手册》并带回部落。部落族人对其中道理感觉新奇，遂邀请叶牧师进司马库斯布道。就这样，基督教信仰在部落扎根。目前，司马库斯部落的教堂已经传至第五代，主任牧师为亚拉.比呼（Yarah-Pihu）。部落所有族人均信奉基督新教，隶属于台湾基督教长老教会泰雅尔中会。

司马库斯部落教堂

一般来说，基督教作为一种一神宗教信仰，往往被视为具有强烈排他性。但在司马库斯，基督教却和泰雅传统极好的融合，互相强化补充，共同构成了部落精神遗产。具体来说，首先，部落的Utux信仰在基督教内被容忍了下来，祖灵的保佑和帮助被诠释为上帝恩赐与帮助的一种管道。甚至于泰雅族“裂石而生”和大洪水的创世神话，也被与基督教创世纪的故事相结合起来，成为泰雅族人与上帝从起初就有关联的证据。这当然与长老教会从19世纪入台后就一直采取本土化的自由神学主张和宣教策略有关。

第二，Gaga的规范随着台湾社会和经济生活整体的变迁，原本已经不再具有生命力。事实上，在不少平地原住民部落中，Gaga早已被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中人与人的关系所替代。而在司马库斯，由于所有族人同属一个教会，不仅每周共同参加礼拜，而且也共同组织主日学、家庭聚会、教会节庆等活动，从而继续实践着Gaga中族人彼此之间扶持互助资源共享的规范。

第三，国民党当局大力推动”国语教育“以后，不少原住民本民族语言在年轻一辈中消亡殆尽。反而司马库斯部落由于教会积极推动母语布道，不仅在日常讲道中使用泰雅族语，更帮助泰雅族设计了用罗马字母书写的书面语言，使得部落语言得以保留，更通过主日学的管道让部落子孙都能掌握。

第四，随着越来越多年轻人离开部落接受现代教育和进入职场，部落狩猎传统有消亡危险。教会此时又承担起传授狩猎文化传统的职责，每年寒暑假举办营队，教授青少年制作捕猎工具、追踪猎物、祈祷等的习俗。虽然年轻人并不会因此真的重拾狩猎生活，但通过这种活动，部落的精神传统却得以传承。

就这样，泰雅族传统与基督教信仰在互相扶持下互利共生，构成了司马库斯部落的精神基底。至于社会主义或者共产主义，不难想象，在日本殖民者和国民党当局的威权高压统治下，深处山间的司马库斯部落实际是很难接触到的。

精神遗产与部落开发

“黑色部落”的称呼让司马库斯人倍感耻辱。1980年代，部落开始谋求经济上的发展。如前文所述，香菇种植是部落族人首先想到的方法。不久后，族人又发现种植水果收入不错，于是引进水蜜桃种植技术。然而，由于种种原因，经济作物种植并没能够从根本上扭转部落的窘境。就在此时，部落的精神遗产开始发挥作用，逐步支持部落走上了以“共同经营”为模式的旅游观光业发展道路。而这种模式的产生，是受到部落原始共产主义时期的精神遗产启发，并在部落传统和基督教信仰的双重精神遗产支持下发展而来。

首先，基督教信仰的号召力让司马库斯部落形成发展旅游观光业的共识。1991年，时任邻长曾振川忽然在梦中听到了“上帝的指引”，告诉他司马库斯部落领域内也有所谓“神木林”。

神木林由树龄超过百年的苍天巨木构成，自古是泰雅族人敬奉森林的象征。而到了现代，随着旅游业兴起，神木林成为了重要的旅游资源。果然不久之后，曾振川就带领族人发现了位于司马库斯东南方的神木林。这份“上帝的恩赐”坚定了族人开发旅游业的决心。很快，部落中有两家人家兴建民宿开门营业。1995年，随着山下直通司马库斯的公路竣工，部落旅游业井喷式发展，各家不仅纷纷开办民宿，相配套的餐饮、纪念品销售也应运而生。

奇伟的神木

第二，部落传统启发共同经营（Tnunan）模式。随着旅游观光业的发展，部落中各家之间开始出现贫富分化，特别是从事相同业态，彼此之间的竞争使得部落矛盾迭起。一些家族为了竞争，故意压低房价，挖走其他民宿的客源。另一些则扩大经营规模，挤占别家生存空间。随着竞争日趋激烈，族人彼此之间传统的互惠互换关系，也被现代资本主义的竞争与雇佣关系替代。更有甚者，为了扩大规模，不惜与外来资本洽谈，试图出售部分林地以换取资金进行大规模旅游项目开发。

面对此情此景，部落头目开始呼吁重拾传统，唤醒族人Gaga中关于niqan共同体的Trunan（共存共融共享）部落生活方式。以Gaga规范中“祖先留给我们的东西怎么能卖”信念和“同守禁忌共负罪责”的原则，制止族人出售土地，号召观光从业者签署合作经营协议。1999年，在头目的带领下，有8家族人率先加入共同经营模式。随着该模式不断取得成功，逐渐吸收了部落绝大多数家户。

第三，部落传统与基督教信仰支持共同经营日臻完善。共同经营开始伊始，各家彼此之间矛盾尖锐。根据族人回忆，每每冲突激烈，部落头目和长老苦心调解，总有一家会说“如果不是因为信仰，我决不会同意”而后妥协，而不愿意参加协商的人则会被称为“没有inlugan”（没有良心，一种基督教进入泰雅族部落以后才有的表述）。

如前文所述，基督教的各类活动为族人提供充分的相聚时间，彼此共同合作与进行信仰生活的过程即拉近了彼此距离，也为冲突方在脱离经营情境后进行沟通协商提供了空间。而Gaga中尊重自然，特别是给予自然环境喘息恢复时间的狩猎规范，也被转化为开发旅游项目时充分保护生态，禁止私自改动部落周边生态环境的约定，并形成了“生态即生计”的共识。

2001年，部落制定《司马库斯部落共同经营守则（草案）》，共同经营模式正式走上制度化发展轨道。2003年，部落教会主任牧师雅福.夏德（Yabu- Syat）争取到长老会总会支持，带领部落众位长老共同赴以色列考察集体农场，成为部落共同经营从简单的合作经营走向“共存共生”的契机。雅福牧师常以基督教的爱与包容劝慰族人新来传统的Trunan，定期组织祷告会，带领族人共同为平息纷争祈祷，增强部落的凝聚力。

连台湾媒体也感叹司马库斯实行“社会主义”

随着时间推移，共同经营逐渐形成盈余共享、共同工作、土地共有和共食制度四个部分。其中盈余共享是指福利分配，部落除了给予参加劳动的族人每月16000台币（合人民币3700余元）的补贴外，族人婚丧嫁娶、就学学费、建造新房、失去劳动力后的养老金均有部落全部承担或者部分补助。共同工作是指部落成员凡具备劳动能力的都要参加日常劳动，维持部落经营，即使是头目长老也不例外。土地共有即部落土地、农业资源和旅游观光资源均由部落统一开发，私人不得擅自处置。共食制度则是指每日午餐由部落大食堂统一供应，以减轻各家妇女负担。

为使制度顺利运行，部落成立部落议会，下设总干事，统领人事、工程、卫生福利、农业土地、财务、教育文化、生态环境、研发，以及民宿餐饮9个部门。总干事与9个部门部长从族人中产生，设定任期，任期届满不得连任。所有干部均不脱产，仍然要承担生产劳动。根据笔者调查，目前司马库斯部落95%的族人已经签署协议参加共同经营。参与者中常驻居民占80%，适龄劳动力占40%。随着共同经营制度的成功实施，部落收益逐年上涨，分配给族人的盈余也逐年增加，越来越多年轻人放弃城市生活，重新回到部落，给部落的未来带来生机。

可以看出，“共同经营”模式确实有其“共产主义”的一面，来自大陆的朋友很容易将其与过去的“人民公社”相联系。但事实上，司马库斯部落的共同经营是为了应对市场经济竞争中大资本的觊觎而采取的一种深度联合经营策略，其高度的灵活性和自主性与人民公社僵硬执行生产计划的特征大相径庭。它可能与大陆近几年涌现的南街村、华西村这样的农村集体经济发展样本更接近，但相较之下决策机制要更为民主，发展方向更注重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更具有可持续性。

第四，精神遗产成为部落文化观光的重要产品。随着部落旅游观光业的升级发展，神木林的单一旅游资源越来越不能满足需求。因此，部落从精神遗产中不断发掘资源，开发新产品，这其中即包括有泰雅族传统的民宿歌舞表演、传统音乐CD、单簧琴等，也包括在地化的基督教圣乐表演。每周六晚上，部落教堂都会邀请游客参加别开生面的“分享会”，部落头目与长老会穿着民族服装，用民族语言讲述部落的历史；教会主日学的孩子们则会表演部落传统歌舞与单簧琴演奏；教会青年团会表演融入泰雅族特色和当代流行音乐特色的各类教会歌曲。种种表演将泰雅传统与基督教信仰有机融合，丰富了部落旅游观光的深度与内涵，增强了部落旅游吸引力。

教堂中的儿童民俗表演

部落认同造成的张力

司马库斯部落的族人将自己部落翻天覆地的改变归因与“上帝的力量”，在部落门口建造巨大牌楼，上书“上帝的部落”。事实上，正是部落民族传统与基督教信仰共同支持下的共同经营模式，帮助部落走出了一条人与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发展道路，使“黑暗部落”成为了“上帝部落”，实现了让外人艳羡的“共产主义”生活。

如上文所述，部落的精神财富固然对部落旅游观光业的开发与经济发展起到莫大的支持作用。但是另一方面，一些张力也在不同层面出现。

首先，不愿加入共同经营的两户族人被严重边缘化，生活处于相对困难状况。

第二，随着部落认同不断加深，其与外界的张力也开始凸显。特别是部落与当地林业局之间的矛盾尤为显著。

笔者在当地采访时，无论长老、头目还是部落族人都称自己才是最了解这片土地的人，林业局的所作所为都是在破坏，他们才是真正的“山老鼠”（盗取林地资源者）。林业局在部落上方建筑的一个防灾用的直升机机场也被部落毫不犹豫用作了民宿停车场。此外，部落与尖石乡和新竹县的矛盾也时有发生。笔者上山路上发现，从集镇通往部落的公路有很长一段已经破损。部落族人告诉笔者这些破损已经发生很久，但县政府始终不肯修复。而部落则只愿意修复与部落相近的一部分道路。长此以往，恐怕对司马库斯旅游业的未来并不有利。

司马库斯“国小”

最后，部落的泰雅族认同随着近几年台湾社会整体风气的变化，逐渐上升为“南岛语族”认同。泰雅族人将自己归类为“南岛语族”固然并没有错，但司马库斯的族人却将这个概念与“中华民族”对立起来，认为两者只可选其一。以至于笔者由衷赞叹其美食可称“舌尖上的中国”时，对方却颇为不满，认为这与中国无关。近年来，在部落争取下，部落子弟小学1至3年级的教育也由山下的新光小学转移到部落小学，以从小为部落后代子孙打下部落认同的基础。若任其发展，恐怕问题多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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