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姚祺】

2月10日，被韩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称为“31号病人”的61岁女性新冠病毒感染患者开始出现持续发烧症状。而就在新冠肺炎疫情出现至她被确诊之前，这位女性先后四次参加韩国本土基督教派别“新天地教会”的集体聚会。

2月24日，与她一同参与活动的37名信徒已经被检测出新型冠状病毒阳性，另有52名信众也出现感染症状。25日，韩国官方决定对所有新天地教会成员进行病毒检测，并要求教会立刻提供信徒名单。

据推测，该教会现有信徒规模约有21.5万之众。韩国是与中国关系非常紧密的邻邦，在关注其疫情发展之余，探究一下所谓新天地教会究竟为何物，为何会在韩国大行其道，也是颇有意义的。

新天地教会究竟是什么

新天地教会全名“新天地耶稣教证据帐幕圣殿教会”，是由韩国人李万熙在1984年创办的以基督教为名的新兴宗教团体。

“新天地耶稣教证据帐幕圣殿教会”的会徽

李万熙，1931年出生于韩国庆尚北道清道郡丰角面的一个普通基督教家庭，“万熙”这个名字在韩语中即为“真光”之意。由于战乱，李万熙自幼没有接受过完整的基础教育，更遑论宗教教育。1948年，寄宿于首尔哥哥家的李万熙在没有接受过基本的基督教教义教导的情况下，就在首尔领受了一位外国传教士的洗礼，随后回到家乡务农打工，同时参加家乡丰角长老教会的宗教活动。

根据李万熙自述，他在1957年多次看到“异象”，先于自家后院野地看见星星在空中盘旋，之后因生后困顿意图自杀之时，有男子凭空出现并对其说：“从今天开始我将引导你，你要跟从我”，自此使得李万熙了解到自己的“使命”。

李万熙早期传教的照片

以上这些当然是李万熙自我标榜而鼓吹的一套故事。事实上，李万熙是在1960年代赴首尔，居住在当时活跃于韩国境内的一支同样以基督教为名的新兴宗教团体“天父教”经营的“信仰村”。在此期间，李万熙又接触到了另一支名为“帐幕圣殿”的团体，并很快与其教主柳在烈相熟。在柳在烈的支持下，李万熙很快成为核心骨干。

然而，短短几年后，1970年，李万熙就与柳在烈的另一位重要部下洪钟孝一道加入另一支名为“再创造教会”的宗教，并担任骨干，成为所谓“十二使徒”成员。因此，李万熙很快与柳在烈决裂，1971年以诈骗罪状告柳在烈。

“黄袍加身”的李万熙

1980年，李万熙与洪钟孝出走“再创造教会”，并拉拢了其中一部分信徒，在一个名为“安养飞山洞”的地方创立了自己的团体“新证据帐幕的新天地中央教会”。此时，李万熙自称圣经旧约中的摩西，而洪钟孝则是摩西的弟弟亚伦。不久后，从韩国最为知名的基督教异端派别“统一教”中出走的骨干金建南加入新天地，并为其编撰《神诞》一书，进一步将李万熙和洪钟孝二人神格化。

1987年，李万熙与洪钟孝两人因为各自领受了互相冲突的“启示”而决裂，洪钟孝出走另组新团体“证据帐幕圣殿”，自称“真耶稣”。李万熙则留在原团体，并改名为“新天地耶稣教证据帐幕圣殿”，自称“再临耶稣”。2000年后，李万熙将团体总部迁至京畿道果川市别阳洞碧山大厦5楼，活动至今。

新天地教会总部

从以上回顾不难发现，所谓“新天地耶稣教证据帐幕圣殿教会”，完全是一个披着基督教外衣，用若干圣经词汇包装的新兴宗教团体，本质上跟基督宗教完全不同。李万熙本人连基本的基础教育背景都不具备，神学训练也仅仅是在柳在烈旗下经历的短短几年见闻而已。新天地教会的成功，完全是建立在李万熙个人的神格化基础之上，通过不断编造他的履历和奇闻异事，比如自称“李氏王朝后代“、”当代摩西“、”万有大主宰“、”天上总统“、”肉身不灭“的”再临耶稣“等等，鼓吹信奉他个人后的神奇效果来吸引信众。

新天地教会的发展方法

拨开萦绕在新天地身上的层层面纱，很容易就看清其本质是建立在何等荒谬的教义基础之上。然而就是这样一个团体，在近50年内，从几十个人的小团体，发展成为韩国规模最大的所谓基督教新兴团体，光在韩国境内就有超过20万信众，海外分支机构更是遍布亚洲、非洲、北美洲和大洋洲多个国家或地区，信徒不计其数，规模绝不小于全盛时期的韩国第一大基督教异端团体“统一教”。

而能够取得这样的“成绩”，与新天体教会严密的组织模式分不开关系。

新天地教会在全球主要国家或地区的分布情况

新天地的所有岗位皆套用圣经中的一些名词，设有四名部长，即旧约中的四活物，也代表新约中的四部福音书，负责团体的高级决策；七名教育长，即旧约与新约启示录中的金灯台上的七盏火灯，负责团体的各项神学培育工作；十二支派长，即旧约中以色列的十二个支派首领，也代指新约中耶稣的十二位门徒，负责团体的十二支传教团队，以及在十二支派长手下分管具体工作的二十四长老。团体内具体工作的人员，则分为教育类、传教类和基层管理类三种职务，每种职务中又包含若干等级。教育类职务分为讲师和教师；传教类职务包括传教士和传道士；基层管理职务则包括元老长老、长老、劝士、执事、门徒等职。

从传播方法来看，早期新天地同其他新型团体类似，都是通过将自己包装成为免费的神学教育机构，吸引一般基督教会中渴望接收神学教育，而又苦于经济上没有办法负担的年轻人。在本土发展时期，新天地就曾化名为“锡安基督教神学院“、”基督徒宣教学院“、”异象圣经学院“等数十个名称，吸引慕道者。规模扩大后，团体则正式注册了300多间神学培训机构吸引信众。负责招募信众的十二个支派，原本针对韩国全国而设置，将韩国全境划分为十二块，每个支派负责一块。

随着规模扩大，各支派更被分配前往世界各地传教。这些支派会指派成员以“谋略传教”的名义，隐瞒自己的新天地教会信徒身份，进入当地一般基督教会结识其中的信众。随后，这些成员将认识的信众按可招募程度分为A、B、C三类，着力拉拢对经济社会条件优渥，对信仰有兴趣，但缺少良好的神学背景知识的人士。虽然标榜”救人“，但实际上却将残障人士、低收入人群等社会弱势群体排除在外。

该团体在英国发行的一份报纸

对于重点拉拢对象，团体成员会邀请其参加一对一的“福音房”学习，一方面建立亲密关系，另一方面进行拉拢。一旦被其拉拢，新天地会积极鼓励这些人离开原本参加的聚会，隐瞒身边的亲友，秘密接受为期6个月的“福音班“训练，从一般基督教神学教义学习的“初级班”，逐步过渡到只有参加新天地团体才能得救的教义“中级班”和“高级班”，最终进入到信奉只有信李万熙才能得救的“启示班”。学习班每天至少要学习4小时，一周至少学习3次。学习期满，还需要参加严苛的考试，考试通过方能“毕业”，否则必须重修。

通过这种艰辛的学习过程，特别是看到同期不少人还不得不重修，顺利“毕业者”很容易产生自己是“被选中”的感觉，进一步加深自己是能够最终“被拯救”的114.4万人中的一员。

一旦从福音班中“毕业”，信徒基本就已经很难离开团体。团体遂开始对其下达指标任务，不仅包括更加频繁和繁重的神学学习任务，还要求其每个月都能发展若干新的“慕道者”。同时团体还会以各种理由鼓励这些信众搬离原来居住的地方，辞去原本的工作，搬到隶属于团体的物业，为团体开办的公司工作。如此一来，信众不仅可以全身心为团体服务，经济和社会连接更是几乎完全被团体掌控，再难脱身。

2019年该团体神学院的神学毕业生多达10万人

为了进一步吸引社会中上层人士和受过良好教育的人加入团体，自2000年开始，新天体开始成立各类社会公益团体，如“国际青年和平组织”、“世界女性和平组织”、“玛那志愿者协会”等，以公益慈善的名目招募培训信众。不管以什么名目加入，一旦入会，接受的仍然是新天地的一整套洗脑式培训。

此外，新天地还通过自建出版社出版宣教书籍、举办大型活文艺活动和体育赛事、开办多种社会服务活动，以及在一般基督教媒体或者大众报纸杂志购买半年进行宣传等活动，使得一般社会大众更加难以将之与一般基督教团体相区别。

2014年在首尔举办的“宗教和平大会”

在中国，该团体也一度发展迅猛。中国境内积极活动的团队，按片区分别有分管内蒙的”马太支派“、华北和华东的”安德烈支派“和东北的”雅各支派“。这些支派一度发展到成立100多个分会、实际控制5万余名信徒的程度。

通过迷惑性宣传、洗脑式培训和身心与社会生活的全方位控制，使得新天体教会在50年时间内快速发展，且信徒群体极为稳定。尽管团体经历了1987年团体“二号人物”洪钟孝出走、2013年教主李万熙因性骚扰少女被家属报复打断双腿、2017年团体“二号人物”李万熙情妇金南熙出走等丑闻冲击，依然持续增长屹立不倒。事实上，1990年代以后，韩国基督教世界整体从高速增长转入缓慢增长期，新天地团体在这一时期能够“逆流而上”、爆发式发展，确实令人侧目。

信徒在礼拜时被禁止坐在椅子上

2014年以来，韩国基督教界再次发起对新天地的警告，其中监理会在全国大会上认定其为打着基督教幌子的邪教；2015年基督教电视台CBS播放8集纪录片《掉进“新天地”的人》系统揭露新天地团体的本质和危害；2016年，韩国基督教联合会发布公告要求各宗派教会必须警惕新天地的侵蚀，并认定其为异端；同年，英国圣公会向英格兰500个教区同时发布警告警惕新天地；2017年，新西兰媒体《新西兰先驱报》发表《各教会要对“危险邪教”新天地教会吸纳成员保持高度警惕》。这些措施一方面显示了世界各地的主流教派已经对新天地团体提高了警惕，另一方面却不得不让人感慨即使主流教派如此警惕，却依然抵挡不住该团体在全球的蔓延。

为什么韩国总诞生“邪教”

新天地教会目前是我国官方认定的邪教组织。上文提到的“统一教”，以及另一支名为“世界以利亚福音宣教会”，亦来自韩国，也为我国官方认定的邪教组织。其实，从世界范围来看，源自韩国的这类团体非常之多；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与基督新教在韩国的活跃有关，也与韩国本土的文化土壤密不可分。

基督新教在韩国的影响力非常巨大。19世纪末朝鲜半岛沦为日本殖民地后，基督教团体积极投入到韩国的民族独立和解放运动之中，因而颇受一般公众的认可。1945年后，韩国事实上受到美国的庇护，第一任总统李承晚实际为美国所挑选的政治人物，李承晚本人不仅是基督徒，还利用韩国的基督教会为自己造势，巩固影响力。作为交换，他大力支持基督教会发展，使得韩国基督新教在战后迅速迎来发展高峰。

到了李承晚后期，基督新教中的改革派开始不满其恋栈权力，纷纷走上街头抗议，因而遭到拘捕镇压。此后近40年，基督新教中的改革派一直走在对抗军事独裁专制斗争的最前列，不少基督教牧师、神学生和信徒为此坐牢、甚至牺牲，韩国第一任民选总统金泳三即为其中代表人物。这使得基督教获得了韩国社会极大的同情与认可，持续在韩国发展壮大。

在朝鲜民族独立运动中发挥重要作用的曹晚植是一名长老会基督徒

众所周知，基督新教是16世纪自天主教分离而来。为了对抗天主教的建制化和统一性，新教从诞生之初就以“挑战权威“的姿态活跃，早期的所谓“改教家”皆是以发现旧教会的”错谬“，掌握真正的“真理”名义而自立门户。这里的旧教会不仅仅指天主教会，也包括新教教会自己。正因如此，新教在诞生之初很快就分裂为路德宗、改革宗、圣公会、浸信会等诸多宗派。时至今日，新教的宗派总数恐怕在一千支以上。

对于严谨的神学研究和神学训练，即使每一代神学家都会有所创见，终归要因循一定的规则和原则。但自立门户就意味着要”独树一帜“、”别出心裁“，因而越来越多新兴团体远离传统的圣经解释和神学原理，仅仅依靠创立者个人的一些观点看法建构自己的教义。缺乏如天主教或者东正教这样整齐划一的教会团体的宰制，这些”创新者“只要积累一定人气和资源，就完全可以离开原团体自力更生，不受任何外力节制，这就成为了异端邪教诞生的温床。

而现代国家几乎通行宗教信仰保护政策，除非这类团体酿成了重大人员财产伤害，否则非但不会面临法律限制，反而在不少国家还能享受免税资格，成为教主们的敛财工具。正因为基督新教的这种特征，使得新教特别发达的韩国，也成为了披着基督教外衣的邪教异端的策源地。

振臂一呼就可聚拢人气的基督新教领袖在美国独立运动中同样作用巨大

但是，如果仅仅将韩国邪教异端多的原因归结为基督新教的特点，未免有失偏颇。事实上，韩国在基督教以外的其他宗教之中，也同样存在这各种以原本宗教为名的所谓新兴团体。如依附佛教之名的“圆佛教“，以儒学自我标榜的”更定儒道原教“，以道教之名活动的”太极道“等等，不一而足。韩国的这种”自创宗教“的行为，从源流来看与中国古代民间宗教的发展恐怕密不可分。如自元代起流行的白莲教，清末开始流行的一贯道等，亦是这类现象的表现。

韩国在接受基督教后，表面上放弃了这种被西方人称为“萨满”的信仰，但却将这种信仰方式带入到基督教之中，很快出现了各类自立团体。加上战后韩国经济在70年代快速起飞，但个人工作强度亦非常巨大，同时政治上持续处于高压状态，使普通大众极易陷入心境上的苦闷状态，转而希望从宗教中获得慰藉。这类人群往往希望在宗教生活中获得心灵慰藉，却无心也无力真正认真研究神学。相比较为古板的正统宗教团体，新型团体的各类新奇体验更符合他们的需求，这就为这些新兴团体的快速壮大提供了条件。

自称基督教的新天地其实颇有韩国“古风“

走向极端的信仰，无论套用何种冠冕堂皇的名目，终将给全人类带来灾难。韩国新天地教会在此次新冠肺炎疫情肆虐期间制造的一场横祸，再次为全人类敲响警钟，尤其值得中国社会多加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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